二、跌宕起伏
●他掏出股票向证券公司询问，当证实这一切是真的，他的心跳得都快蹦了出来，他急忙冲到街头的电话亭，向老婆通报喜讯。
●随之而来的漫漫熊市也让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场加快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进程的暴风骤雨已经悄然形成了。
●延中实业公司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匆忙采取对策，秦国梁他们急忙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
猴年股市上蹿下跳
1992年猴年，可以说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股市充满风险和激情。
这一年的认购证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它创造了一级市场的暴富神话。
1992年放开股价，延中从100元暴涨到380元，展示出二级市场的魅力。
这一年豫园股价上万元大关，直到2000年狂炒网络股时才重现这一盛况；但是同样也是在这一年，股指从1400点狂跌到400点，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股市风险教育。
这一年，原野因造假被停牌4年，让股民品尝了来自上市公司欺诈的风险……所有股市里的问题在这一年全都碰上了。
正因为这些因素，这一年中国股民的队伍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就成立了，但更多的人是1992年这个猴年才知道股票的，从工人文化宫旁边人山人海的马路沙龙，到文化广场的股票超市，那年是中国股市的一次启蒙教育。
说起1992年，老姚依然有羽化登仙的感觉。正如认识他的人所说：“老姚老摇，老在那儿摇，他的财富都是摇出来的。”
1992年这个猴年，老姚单位效益不好，被外资兼并，像老姚这种年近50的职工，自然不会留用，给了两万元买断工龄的钱就把他打发了。
老姚怀揣着两万元钱和对余生的担忧去银行存款。“买一点认购证吧，这东西摇中股票，说不定能发个大财。”银行职工向他推荐股票认购证。
这时候股票还属于新生事物，老姚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信能发大财，但是由于他对未来充满忧虑，这就使他产生搏一下的心理，所以一咬牙花了3000元买下100张。
“那还不是把钱打水漂，摇号中签的概率，等于被鳄鱼咬住还能生还。”儿子小姚告诉他说。
老姚后悔不迭，急忙去银行退还。
“老先生，这可是好东西，政府原来只印了100万张，因为买的人多，又加印了100多万哩。”银行职工不让退，反而鼓励他持有。
当时老姚的心情格外沉重，200多万张，中签的概率恐怕还真像从鳄鱼嘴里生还呢。
后来，儿子告诉他，外面股票认购证已经从每张30元炒到了600元时，老姚的眼睛瞪得比鳄鱼的还大。
老姚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财富，他从箱子底层捧出封面烫金、封底上印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字样的认购证，仔细端详，轻轻抚摩。
在等待摇号的日子里，老姚每天把它们放在枕头底下才能安心入睡。
对许多老股民来说，那些摇号的日子早已淡忘，可老姚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每次摇号的前一晚，他都无法入睡，都会兴奋得失眠。
3月2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一次摇号仪式在上海联谊大厦举行，认购的上市的公司是众诚、异钢、浦东强生、嘉丰、轻机、联合、二纺机，中签率为10.3％。
6月5日第二次摇号，这次共向社会个人发行面值3.1亿元股票，中签率高达50％。
7月25日第三次摇号，中签率为11.6％。
8月10日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摇号，中签率又达10％。
当“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中签率差不多达到了100％。
摇号、中签、认购、抛售，随后就是滚滚而来的钱。辛勤工作一辈子的老姚，加起来的收入，只是摇出来的一个零头。
当上海认购证第三次摇号时，一直不看好认购证的儿子小姚，也按捺不住狂喜，听说深圳也要新股发行摇号了，他主动向父亲请缨南下深圳。
老姚一听是摇号，马上放行，并祝福儿子也摇出一个“财富人生”。上海股票认购证的4次摇号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当深圳发布将在8月10日与11日两天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消息后，全国各地的求购者大批涌向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早被抢购一空。
小姚到达广州后，不惜以高于原票10倍的价，从“黄牛”手中弄到车票。
一踏入深圳，他发现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流。据有人估计，当时扑进深圳的认购者多达150万人。
1992年8月9日，认购申请表发行前一天的17时，小姚挤在上百万认购者中间，杀向深圳300个认购表发售点，平均每个发售点的认购者高达5000人，如果一个发售点营业厅面积1000平方米的话，那么每个股民的空间只有10厘米。
时值盛夏，南方的气候闷热潮湿，扎在人堆里的小姚感到呼吸困难，汗水从头淌到脚，浑身湿热难耐。
8月10日到12日，深圳繁华地段的商业和娱乐场所如临大敌，全部关闭，以防不测。
原定10日和11日两天发售的500万张认购申请表，在10日16时30分，已全部发放完毕。
小姚排队的发售点发放得更快，仅一个多小时就宣告发售完毕。和大批两手空空的认购者一样，小姚没能拿到申请表。
他很快就发现，在人群中穿梭起一些“黄牛”，他们手持数以百计的申请表，以高出原价10倍、20倍的价格兜售起来。对“黄牛”手中真假不辨的申请表，小姚不敢买，他费了全身的气力才挤出人群透口气。
后来小姚听说申请表发售过程中，好像出现了作弊的行为，很多人去市政府讨说法了，逍遥觉得没意思，就没跟着去。
提起做股票和1992猴年，老余也很开心。他一直珍藏着1992年的香港《信报》，这上面有一篇题为《世界上最贵的股票》的文章，报道了上海1992年4月的股市情况：“至4月24日，14种人民币普通股的市盈率平均达170余倍，其中最高的爱使电子市盈率达501倍，说它是世界上最贵的股票并不过分。从股价上看，上海豫园商场股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价格最高的股票，目前每股高达5020多元。”
老余就拥有爱使的这些股票，而豫园是他老婆的股票。靠这两只股票，他们把自己和孩子的下半辈子都搞定了。
老余是一名中学教师，1992年以前对“股票”一词还不理解。
他的妻子是豫园的职工，1988年豫园成立股份公司时，妻子摊到10股内部职工股，根据当时面值，每股100元。妻子也没多想，当作是帮助单位解决困难，付了1000元，拿回来10张股票。
“我们家哪有闲钱买债券？”老余一看这种花花绿绿的纸片就来气。
“这不是债券，是股票。”
“还不是一样。”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吵了起来。
“就当我被人偷了1000块，好了吧！”最后妻子愤愤地拉开抽屉，把股票往里狠狠一扔，结束了这场争吵，当时老余还觉得自己挺有理。
渐渐地两口子忘了这事，后来老余的妻子调离了豫园商场，就更想不起抽屉里的那些股票了。
1992年的春节，同事们到老余家来玩，有人就提到股票暴涨的事。
“老余，你听说过股票没有？”那人问。
“股票？没有。”
“好像有这种债券，我们不是还买过嘛。”老余的妻子突然想起在老单位买过这种东西。
“什么债券呀。你手上有这玩意可发大财啦。”同事介绍道，“据人家统计，从上海证交所开业到上年12月6日，在拆细，即50元拆成10元，前7个月，股票的平均涨幅高达138％，拆细后到现在，还不到6个月，又涨了236％。也就是说，你在证交所成立那天买进股票，现在涨了近400％，一万变5万。”
“有这种事？”虽然老余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是“一万变5万”却让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他赶紧叫老婆把那10张票子找出来。
春节后的2月28日，老余怀揣着10张有些发黄带霉点的股票，第一次踏进证券公司。在他的眼前赫然显示豫园股票价位：3900元。
他掏出股票向证券公司询问，当证实这一切是真的，他的心跳得都快蹦了出来，他急忙冲到街头的电话亭，向老婆通报喜讯。
一张近4000，10张就是4万，那天晚上夫妻俩唠叨着这个数字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商量着把存款都取出来，去买这神奇的东西。
此时的股市僧多粥少，要买到股票很不容易，得起个大早到证券公司排队等编号，被编到号的人才有资格拿到委托单，委托的人能买到股票，等于中了头彩。因为当时的成交稀少，没人愿意抛出，而抛出的只是大户们为了抬价到涨停板的寥寥几手。有人统计，从上海证交所开业到1991年12月6日，共267个交易日，“老八股”平均60％的天数成交流量不足3‰，72％的天数不足5‰。
可困难没有吓倒老余这个勤奋有恒心的人，他不管风吹雨打，天天早起，天天排队等编号，天天委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买到了5手当时被人称为袖珍股的爱使。
“那个猴年是真正幸福的一年，天天看着自己的股票每天向涨停板飘然而去。”说起当时的感受，老余脸上依然会泛现出神往的表情。
的确，此时为了阻止股价过快上涨，股票盖着“盖子”。“盖子”就成了持股者的保护伞，涨停板助涨作用十分有效，久而久之，每天成交几股封杀涨停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走势。
持股者每天算着账面赢利，体味着虚拟化的财富。
对这种意外之财，老余有时候不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理亏感，毕竟他从小受的是“劳动致富”型教育。
被股民称为“皇家股票”的豫园突破万元大关的那天，老余原来的1000元已暴涨成了30万，这着实让老余又大吃了一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什么事情都会有个头。”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乐中人”，老余赶紧在万元关口把豫园都抛出去了。
1992年夏天，老余用从股市上赚来的30万，把中学毕业的儿子送到英国去留学。临行前老余再三嘱咐儿子：“好好学，你能到英国留学，这是中国股市给咱的机会，学成后得回来报效中国股市。”
股市刮起收购风
1992年至1993年中国证券市场进入第一轮扩容高峰期，“老八股”的时代迅速成为历史，投资人买卖股票难的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然而，随之而来的漫漫熊市也让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场加快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进程的暴风骤雨已经悄然形成了。
那是1993年的9月份，在大部分股票交易都极其清淡时，一向并不引人注目的延中实业股票成交量却在悄然放大，股价明显坚挺起来。
到9月下旬时，市场气氛开始活跃，人们风传南方某大机构在收购延中实业股票。
延中方面认为股价的涨跌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上市公司没有必要为此分心，重要的是要搞好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当有人问及，万一真有外来机构收购延中实业，公司方面是否有什么具体对策。
秦国梁很干脆地说：“没有。”
他认为，如果真有这种事，上交所和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应该保护上市公司。
9月30日，中国宝安集团上海公司从幕后走向前台，发布公告称其和关联公司已持有延中实业公司发行在外的5％以上的股份。
延中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股价不断上涨是因为深圳宝安偷偷在二级市场收集筹码。
稍后，宝安集团再度公告，其持股数已一跃增至近19％，一举成为延中实业的第一大股东，拥有相对控股权。
由于收购的刺激，上海股市为之沸腾，延中实业股价直线飙升，最高冲至42.20元。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等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控股大股东的“三无概念股”也都搭车上涨。
延中实业公司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匆忙采取对策，秦国梁他们急忙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秦国梁发现宝安违反了举牌制度，买延中超过5％的股票却没有及时公告，以后每增持2％也必须公告一次，但是宝安却置之不理，后来又增持了16％才公告。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就是明显的违规。
延中方面一方面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反映宝安违规的情况，另一方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宝安收购延中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重大违规行为。延中还扬言，要和宝安在法庭上见。
但是，半年之后，在监管部门出面调解下，最后双方没有在法庭相见。
证监会对宝安违规处以罚款，但是认定宝安收购延中股票有效，双方这才达成合作协议。
这是二级市场收购事件中当时唯一实现管理权交接的上市公司，这个举动表明人们开始逐步接受控股权的观念了。
“宝延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开天辟地首例在二级市场大举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尽管宝安集团在具体操作中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事后也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罚款处罚，但“宝延事件”的积极意义要远远的大于消极影响。
事后，许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挤出时间认真学习《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的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
这部刚刚于当年发布施行的法规，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上市公司的足够重视，其中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条文更是被许多人视为“超前”而不予理会。直到这时，上市公司的老总才发现，这些条文事关公司的生死存亡。
此后又相继发生了“万申”、“天飞”和“国爱”等二级市场参股事件，但都是有始无终。
深圳万科公司因为持有申华实业5％的股份而有两人入选申华实业董事会，但实际上并不能达到参与管理的目的。
万科公司耗巨资只是买了两个董事职位，10个月之后万科公司将所持股票一抛了之，退出了申华实业的董事会。
同样，来自深圳的天极光电技术实业公司，在大举购入飞乐音响股票时，意外地遭遇到了飞乐音响的大股东飞乐股份公司的坚决抵抗，飞乐股份公司连续增持飞乐音响股票，捍卫自己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面对强有力的对手，天极公司只好知难而退，结果连一个董事也没有当上。
万科公司因为持股5％而入选申华实业的董事会，尽管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但至少表明，其持有的股权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而飞乐股份公司以增持股份来回击对其控股地位的挑战，比起当初延中实业公司寻求行政保护的举动来，飞乐股份公司学会了市场总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的道理，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股权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1994年6月，辽宁国发集团宣布与辽宁东方证券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等共持有爱使股份总股本5.2％的股份。
辽国发大量购入爱使股份后，公司在业务经营上没有任何变化，但短暂进入的辽国发却在二级市场上赚了一大笔。
辽国发掌门人高岭兄弟是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大炒家之一，股票、期货、债券、资金拆借，哪里都有其身影。
辽宁国发集团及其5家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大举购入爱使股票时，他们却没有能入主爱使股份公司。
尽管后来加入辽国发的同盟军增至7家，合计持股数达到爱使股份股本总额的11.2％，但爱使股份公司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对辽国发的对话呼吁不予理会。
随后，辽国发逐渐减持，至1994年底辽国发持股比例降为3.74％。
后来，辽国发由于国债期货市场的“3·27事件”而东窗事发，自顾不暇，因此“国爱之争”遂不了了之。
万科实业的攻守战
1992年12月，海南新能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万科是发起股东之一。
手中拥有资金的陈氏三兄弟把地产业务扩展到三亚、石梅湾、成都，项目一个比一个大。新能源股价曾经窜升到70元，之前万科陆续售出新能源股票。
陈宇光认为万科售出股票是对他的不信任，是背弃朋友，闹得不太愉快。之后关系疏远，但王石还保留着董事职务。
1993年年底，警方带走了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宇光和其二弟，并押送北京。
当天王石就坐飞机赶往海口，因为他是新能源的董事。陈宇光在被带走之时，写下授权书，王石是3个被授权人之一。现在新能源出事，王石不得不挺身而出，协助经营管理。
1994年年初的一段时间，王石为新能源分心不少。
这一年，已经成功上市成为股份公司的万科麻烦不断。
1992年8月，万科在上海股市开设法人机构投资者，就准备以收购方式进入上海市场，想开创股市收购的先例，不料被宝安抢了头筹。
经过一番酝酿，他们终于选中与延中相同的“三无概念股”申华，而且当时申华总股本才2700万，属于典型的小盘股。
同时，万科最看重的是申华地处浦东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申华合作使其在浦东开发的浪潮中能抢先一步。
万科当时在深圳上市公司排位仅次于深发展和宝安，可称为“老三”，公司规范。
1993年上半年就参股了36家企业，对外投资总额达6829万元，尤其是它的“万科城市花园”，在全国几个城市销售势头非常好。
1993年11月10日上午收市后，深圳万科公司突然发布公告，其下属的上海万科房产等关联公司，已通过上证所购入申华实业公司股份流通股135万股，占其发行在外普通股2700万总股本的5％。
与此同时，万科公司将此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沪深证管办、沪深交易所及申华公司作了书面报告。
这时股民才明白，为什么申华股票早上以31.50元跳空开盘，于是，群情为之振奋。受收购的刺激，申华股票大升，股价最高达到70.99元，并创下20分钟内成交6亿元的股市纪录。
据说上海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按即时价买进1000股申华，由于飙升太快，成交时正好是最高价70.99元，交割时她账户上的3万多元根本不够，还欠证券公司4万多元，老太太闻听，当场晕倒在地。
因为在延中收购事件中，已经被高位套牢过一批狂热分子，所以这时的股民在狂热中已经有了一些警觉，在股价摸高后，不久就迅速回落，最后以45.8元收盘。不过，也有一批狂热分子落入套中，一些跟风者也栽了进去。
11月11日，上海申华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对万科持股一事进行了对策研究。
公司董事长瞿建国认为，对申华来说，有此合作伙伴的确是件难得的好事。
其后，瞿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神态豁达地表示，万科购股是一种投资行为，我们欢迎万科成为申华的大股东之一，申华公司将以友好姿态推动这次合作。同时，希望“申万”这次善意的合作，能够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个良好范例。
这番欢迎万科加盟的豁达表态，颇具大将风范，不过对抱着“申万”火拼的狂热分子却是一盆冷水，申华股价应声而落，连拉3根阴线。
真可谓退一步海阔天高，面对申华如此豁达大度的表示，万科反倒颇有羞涩之感，谁能推却“善意”呢？
1993年11月14日，深圳万科和上海申华在上海花园饭店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万科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石表示，他们持有的申华股票一股也不卖出去，万科的目的是参股经营。
申华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表示，申华欢迎万科加盟，并透露已邀请万科两名高层人士加入申华董事会。
新闻发布会上双方相敬如宾，充满了友好的合作气氛。自然这一结果被誉为“中国证券史上首宗善意参股经营的范例”。
万科最初收购申华股权时，申华非常主动，态度诚恳。董事长瞿建国说自己被查出肺癌，要移民加拿大静养并做慈善事业，他称把公司托付给万科他就放心了。
但当万科正式进入申华之时，却发现受到重重阻碍和限制。瞿建国又说，医生误诊，他身体没有病，不出国移民了，只是催促万科把答应捐给建国基金会的500万元款项尽快打入账户。
这次股东大会已经把事情讲得很明白。王石对瞿建国说：“瞿先生无意放弃控股权，万科不甘心陪衬当二股东，怎么办？为了成全瞿先生，万科知难而退，捐给建国基金会的500万元还请退还万科。”
10个月后，万科持有的申华股票锁定期结束，万科公告售出140.4万股。
至此，中国首宗以善意方式通过二级市场达到购股与经营的成功案例以失败告终。
1994年3月30日，君安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君安的掌门人张国庆来到万科的掌门人王石的办公室，告知王石，君安已联络了部分万科股东，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提出不信任，要求改组万科董事会，新闻发布会将在两个半小时后举行。
“我可以参加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么？”王石问。
“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只是因为要给万科提意见，事前通知一下。”
“既然给万科提意见，为什么万科的董事长不能参加呢？”
“你要参加也没有问题，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建议改组董事会。形式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些激烈，但这是为了万科好。改组后的董事会还是由你担任总经理。”张国庆一边说一边向王石告辞。
王石立即给股东们打电话联系，令他吃惊的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中创、海南证券3家的董事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还都是这次“意见会”的发起者。
王石出席了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一万多字，念了一个多小时。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弥漫起浓烈的火药味。
君安副总裁张汉生站起来，对“倡议书”进行了一番解释。
这时，记者们的目光全都落在了主席台下就座的万科公司人马身上。
万科董事会秘书郁亮先生站起来，要求宣读一份万科公司的声明。
主席台上的张国庆不无嘲讽地拒之道：“你们想声明的事情我知道，我现在就给大家解释清楚，原来4家委托我们发出倡议的股东中，中创，即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声明退出，可海南省证券公司却加入了。”
在记者们的抗议下，王石才获准在会上发言。
王石表示：“明天下午14时，万科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对《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的正式回应。”
王石看出君安的动机非常明显：实际上这是一次争夺万科领导权的“战争”。
万科在深市中是仅次于深发展的老公司，由于这家公司的股权极为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也只不过占总股本的6.5％，所以谁持股超过这个比例，谁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老大”。
君安证券公司不仅是万科的股东之一，而且是万科公司的财务顾问，这次代表万科的部分主要股东，即“新一代”公司、海南证券公司、香港俊山投资有限公司和创益投资有限公司，他们总共持有万科17.73％的股份。
以这个股份发出改组万科的“改革倡议书”，并散发了《告万科公司全体股东书》，倡议对深圳万科公司进行重大改组，要求对万科的产业结构和董事会进行重大调整。
可王石也非等闲之辈。
在分析完形势后，他迅速得出结论，这次所谓的要求改组万科，实际是对方想新闻炒作，拉抬股价。
来者之意明了之后，王石以最快的速度出招，他得利用这两个半小时来瓦解“敌军”阵营。
新闻发布会上，表面上万科领导层佯装对突如其来的挑战缺乏准备。仓促应战的万科总经理王石，在君安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不无嘲意地称这个“倡议书”很具专业水准，同时他对“倡议书”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并希望不要因此在市场中产生万科会被收购的印象，以免造成股价波动，给中小股东带来损失。
实际上，此时万科上下都已行动起来。
散会时万科董事会秘书郁亮突然在人群中高声宣读了一份由“新一代”公司法定代表张西甫签名的，宣布退出“君安倡议”的声明。
声明称，昨日万科董事会已对君安的倡议达成共识，而“新一代”公司对万科董事会的共识完全接受，认为没有必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因此决定退出。
即将散去的人们一片哗然，显然，万科从内部进行的瓦解已有成效。
这则声明的真实与否对君安可谓关键，因为“新一代”公司是万科的第一大股东，若“新一代”退出，君安倡议方将只有4.23％的万科股权，倡议将流产。
对此君安称，目前尚未收到“新一代”任何类似文件或声明。
同时，万科还宣布海南证券已来电，称其对万科3月29日董事会达成的一系列决议也无异议。
随后，万科又查出君安高层在万科股票上有200多万元的“老鼠仓”，这就更表明君安有炒作的意图。
王石分析：君安证券公司是要制造万科被收购题材。收购自然刺激股价上涨，只要万科股价上涨，君安就可以一举三得：
第一，可以抛售积压的万科股票，实现资金回笼；
第二，可以借小股东的支持达到控制万科董事会的目的，从而更方便地操纵股市；
第三，通过此举，还可以赢得维护小股东利益、市场创新的好名声。
王石迅速采取行动：
一是争取股东的支持，瓦解君安同盟；
二是以有建老鼠仓的证据，如果复牌股市出现异动，会出现蒙蔽小股东的情况产生为理由，从证监会争取到4天的停牌时间；
三是做政府和社会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3月31日，万科转入反攻阶段。深圳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在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召开情况说明会。
会上再次宣读“新一代”公司对王石的授权声明，重申了3月30日中午发表的声明，“新一代”公司认为没有必要召开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同时声明还称，君安在得知本公司不参与此次活动后，仍以“新一代”的名义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告万科公司全体股东书》和“改革倡议书”是不对的。
“新一代”公司再次声明，取消君安作为万科的财务顾问，并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宣读完声明之后，王石表示君安不同万科董事会打招呼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他还认为，君安建议推荐8至10人进入万科董事会，已超出了倡议的范围。
王石的发言彻底否决了君安公司起草的改革倡议，他还向与会者出示了“新一代”公司的两份文件，一份是“新一代”公司撤销对君安的授权委托，另一份是“新一代”公司委托万科董事长王石全权负责此次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在情况说明会之后，当天万科公司就发布公告，称万科董事会在与专业顾问联系后，尽早就君安倡议做出公开回应。
同时，希望万科股东和公众通过适当渠道，对公司提出建议和批评，并表示对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的行为深感失望。
在万科召开情况说明会的同一天，“新一代”公司也在报刊上发表声明称，王石在万科新闻发布会上代表“新一代”发言的内容属实，这样使君安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但是，君安公司还不死心，于4月1日下午也召开了情况通报会，称“新一代”公司撤销授权的有效文件是3月30日下午送达君安公司的，而且和万科转交的文件内容完全不同。
但就在君安召开情况通报会的同时，“新一代”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张西甫在会上亲自宣读了与王石讲话相一致的发言稿。
张西甫在发言稿一读完，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了，但他奋力冲出重围，扬长而去。
由于“新一代”法定代表的叛离，使得君安公司的倡议行为基本流产了。
王石在张西甫退场后独自主持会议，他还透露，中创和海南证券也已明确表示支持万科，同时，海南证券也授权委托王石声明，海南证券并没有授权君安参与此活动。
王石又称目前已发现一些大户大量吃进万科股票，极有可能是有人想操纵市场，从中渔利。
现在只剩下君安孤军奋战了，它能代表的万科股权只剩下3.17％，很显然，君安大势已去，也无法再玩下去了。
4月2日，万科董事长兼“新一代”公司代言人王石得意地对记者说：“‘新一代’公司全力支持万科公司管理层，如有必要，‘新一代’随时准备增持万科股份。”
停牌后开市第一天，万科股票反应平静。王石就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君万之争结束”。
不久，证监会派人来深圳处理此事。张国庆见到台阶赶紧就下，表示再也不征集小股东委托投票：“证监会
发话了，就是一盆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吃下去。”
还是1994年的一天晚上，王石到一家餐厅吃饭，意外发现第二天要举行的万佳董事会的其他3位股东正在一起吃饭，他感觉可能有事情要发生。
王石打电话查询，从一个股东那里得知，这3位股东要联合起来，在第二天的董事会上，逼万科交出董事长权力。
此时，万佳共有4家股东。万科占股份35％，广东省核电投资公司占25％，华西建筑占20％，天安占12.58％，还有7.42％的职工股。
1994年7月17日，万佳推出仓储式百货零售商场，在华强北路华联发大厦一楼开业，生意火暴。
万佳的现金流骤然增加，引起股东的关注，并表现出希望挪用现金的强烈兴趣。
而负责运营的万科反对股东挪用流动资金的提议，股东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
此时，万科发现了万佳管理上的漏洞，决定将万佳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分开，并推荐万科首届监事会主席丁福源当万佳董事长，吴正波做总经理。
更换董事长成为3家股东联手反对万科的导火索。局面明摆着：只要开董事会，万科就会失去对万佳的控制权。
王石建议将董事会改为股东讨论会，会上王石表示：“既然大家意见与万科有分歧，要么万科将你们的股票买回来，要么由你们将万科的股票买过去。”
3家联手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万佳的控股权，既然如此，还是把复杂的人事纠纷变成简单的股权买卖关系。3家表示需要研究。
20分钟后，3家股东返回会议室，他们表示：“只要价格合适，3家股东愿意将股票卖回给万科。”
王石开价2.8元／股，这让有的股东眉开眼笑了，因为他们10个月前买入的价格是1元／股。
之后，王石借故离开，他没有参加签字仪式，而是授权徐刚全权代理。
20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三方联盟股东急不可耐地返回会议室，会议继续。
徐刚给三方股东代表递过拟好的协议，严肃地说：“董事长授权，万科决定以2.8元／股的价格购买股票，但是，在你们3家之中，我们只选择一家，哪一家卖，由你们3家协商。如果三方认为不合适，万科愿意以2元／股的价格卖出。”
3家股东认为被愚弄，但万科暂时赢得了一点喘息的时间。
第二天，三方召集董事会，万科没有参加。
在三方股东召开的董事会上，选举了华西建筑的李大海担当新一届的董事长。
会后，新班人马带着保安人员到万佳的办公室“夺权”。一时间，双方的保安在万佳楼下形成僵持之势。
王石坚持，万科董事长缺席，董事会的决议无效。
第三天，三方股东联盟向丁福源发出要求召集特别股东大会的函件。
这一函件表明：承认丁福源的董事长身份；宣布李大海的董事长资格无效。
显然，这是对方迅速改变了策略。因为操作万佳的实权在万科手上，拖延时间的做法显然对股东联盟不利。
按照章程规定，持股超过10％的股东有权就特别议案提出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申请，董事会在接到申请的一个月内必须召开股东大会。而一旦召开股东大会，在三方联盟面前，万科就只有交出控制权。
此后，万科同一股东暗中达成收购股权协议。一周之后，协议签订。万科增持万佳股份至60％，三方联盟被打破。
股市出现大熊当道
1992年夏天，沪市从最高点1400点全面下挫，熊市初现端倪。
但是一些大户仍然甘心寂寞，4只盘子最小的股票，即兴业、爱使、小飞乐和申华等“四小龙”，就成了他们狂炒的对象。他们试图以此挽回熊市初现时的大盘颓势。此时，小飞乐面值拆细为10元后，从100元左右被炒到了420元。
但这毕竟是强弩之末，1993年春节以后，多方都在死守1100点大关，以确保上海股市在千点上方能够稳定下来。
1993年5月14日，财政部发出公告，从5月15日起，提高现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不断提高利息，并第一次为银行存款提供保值服务，当时银行存款利息加保值储蓄利息，年收益竟然达到20％。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开始了，多头的希望即将破灭。
1993年5月24日，沪市多头苦苦支撑的1100点心理关口被无情击穿，深市也击破290点技术支撑位。
5月25日，沪市上证指数又一路下滑到960点。
6月3日，不甘心失败的多头力图挽回颓势，发动了一场收复失地的进攻，沪市急剧动荡起来，当日高低落差竟达220点，创上海股市日波幅的历史纪录，最后多头略占上风，上证指数勉强报收于1004点。
但是好景不长，6月23日，上海股市成交金额创1993年最低点，仅1.3亿元。
6月24日，为迎接第二天深圳证管办与深圳证交所联合举行的“B股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B股行情竟然出现全日交易量为零的罕见现象，场面真是难堪至极。
上海股市还没有落到白板的窘境，可成交金额太少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至于股民们的损失，可以用“套死也不割”的方法解决。
于是，在深圳推出利好两天后，上海证交所于7月5日发布新规定：即日起调整场内每次申报买卖股票的数量。上市股票可流通量在3000万元以上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3万股放大至5万股，在3000万元以下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一万股放大至2万股。
可是调整之后，股民们仍旧无动于衷，新规定出台第二天，上证指数破900点，报收于897点，深指破260点，以255点收市。
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过热，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宏观经济指数下降。
1993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紧缩银根政策，决定从11日起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息，并对3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经济宏观调控，抑制过热投资和通货膨胀宣布正式开始，这对沪深股市可谓雪上加霜。部分资金撤离股市势在必行，对股票的需求进一步锐减。
然而，上海股市的管理层并没有因此而放缓扩容速度，反而加紧扩容，仿佛要真正认清股市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
1993年7月20日，已连拉12根阴线的深圳股市，开盘后直线下跌，200点大关失守，直抵194点，后市抄底大军奋勇杀入，推高至210点收盘，这是继12根阴线之后的第一根小阳线。
受深市拖累，沪市指数也在这天创出了1993年来的最低点，以808点收市。
7月22日，股评家任文兴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了题为《敢问沪股底在何方》的技术分析文章，分析了上海股市的技术形态，最后得出结论：“777”点是上海股市的一个锐底，股市不久即将跌到底部。
文章发表后并没引起多少股民关注。
7月27日，上海股市以789点开盘，但仍然延续了下跌的态势，780点无声而破。
下午开盘后，上证指数探到了777.73点，但此时股指似有神助，不再下行，而是慢慢反弹了，780点，790点，终盘竟收在791.62点。
这时，看过这篇股评文章的股民才想起了“777”是底部的说法。
收市后，电视台做证券节目的编辑马上打电话给任文兴，单刀直入地问：“777点有效吗？”
“有效！”任文兴回答得自信而又干脆。
当晚电视股评同样自信干脆地播出“777”为底部的说法，引起市场一片议论，舆论对此评头论足。
第二天，上证指数继续缓缓上行，报收799点；第三天800点，证明“777”点技术支撑有效。
作为股评家的任文兴也由此名声鹊起。此后，“777”被炒家们公认为重要技术点位。
在“777”点获得支撑后，沪市缓缓爬升。1993年8月16日，沪市当时的大盘股申能复权，带动沪股全面上扬，一举收复千点大关，并以最高点1023点报收；深股同样攻势凌厉，一举攻破300点整数关，以最高指数320点报收。但这波行情只能视为触底后的反弹。
8月17日，套牢盘和短线客出人意料地把多头打得溃不成军，沪深股市双双急挫，沪市重回千点以下，980点被击破，深市拉回300点以下，报收282点。
反弹昙花一现地就此结束，指数重回下降通道。
10月25日，上海股市因利好而大跌，再度逼近“777”点关口，在瞬间探至774点后，奇迹般地回升，当日成为自8月23日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指数跌幅达5.63％，收盘报784点。两天后，指数又瞬间跌至776点，随即反弹而起。
眼看“777”点也要不保了，管理层急了，利好政策接二连三地抛出。
10月29日，上海证交所宣布：今后凡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盘子特大的公司股票，将实行按比例分段上市的新办法，并确定上海石化首批上市的比例为30％。
11月22日，深圳颁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于22日起实施T＋0回转交易。
11月29日，上海证交所再度提高每次申报买卖限量，股本总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股票，每次申报最高限量由5万股提高至10万股，在3000万元以下的，由3万股提高至5万股。
12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称，股票收益征税目前并无规定。
其实在此时的情况下，根本无处可收，整个股市被熊气所笼罩，受益者寥寥无几。
1994年1月1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决定，把向上证所各会员单位征收市场监督管理费的标准由原股票交易额的0.03％，调整为0.02％。
铺天盖地的利好总算保住了沪市的“777”安然无恙。可与“熊”奋斗，怎敢说“其乐无穷”？
1993年12月20日，沪市再次产生暴跌行情，以783点报收，成交金额达15.5亿元。细心的股民发现，在这天的暴跌中，申能在8.18元处囤积着巨大的买盘，有超级大户在此死守。
果然，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不管大盘如何阴跌，申能在8.18元处总是接盘云集，或许是一些机构对管理层大出利好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刻意构筑一道铜墙铁壁作为后盾，股民们的惶惶之心始得安定，股指也随之稳定下来。
然而，申能“8.18防线”只能让人过个安心的元旦。1994年1月19日，上海管理层宣布，1月28日将有2.5亿新股上市。
曾一个多月屡攻不破的“申能8.18”这道防线开市后就被击破，成千上万股接盘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沪市立即暴跌，直破800点大关，探至793点，临收市时才勉强拉至807点。申能最后以7.7元收盘，名列跌幅第三位。其后一周，“777”点苦苦支撑着股指下行。
各方团结抗击熊市
1992年8月，深圳股票市场发生8·10事件，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引发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1993年至1996年，出现了我国股市历史上的一大熊市。
1993年见顶1558点下跌以来，上证指数在“777”点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几次下跌至此点位附近都有30％以上的大反弹。
不过当时经济紧缩，股市低迷，加上大扩容，趋势是向下的，最终反弹都无功而返。
1994年2月22日，深交所宣布即日起暂停新股上市。市场略作反应后，很快跌破700点关口，到达694点。
到了1994年的头7个月，上证指数一直跌，从最高907点跌到最低325点。1994年至1996年还分别出现了两个底部。
1991年时，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
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动跟刘鸿儒打招呼，约他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
在从广州飞回北京两个多小时里，一路上，江泽民和刘鸿儒就很多问题进行了交流。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场。
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向刘鸿儒询问，他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
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最后，刘鸿儒说：
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
讲到这里，他表态道：
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要允许我们搞实验。
最后，中央表示保留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点。股票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1992年，“8·10事件”之后，中国股市长时期为熊气所弥漫。
沪深两地采取了一系列利好措施，但是成效甚微。
1993年6月24日，深圳市B股竟然出现全日零交易的尴尬局面。
对此，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者觉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深圳马上推出一系列刺激股市的政策。
1993年7月3日，深圳证管办推出4项举措：
1、股票上市保持均衡；
2、暂缓1992年红股上市；
3、证券商自营管理办法近日颁布；
4、整顿市场秩序。
1993年8月6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发布《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发售办法》。
8月7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公告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共有12家。
8月9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12家股份有限公司，均已与证券公司签署了股票承销协议。
8月14日，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开始预约发售；
8月22日，上海1993年首批新股认购证发售结束，共发证1.8亿多份，中签率仅为2.056％。
8月28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新股认购证摇号……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似乎是为了追赶股市下跌的速度。
9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发出通知，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参与股票交易之外的机构投资者，均可凭规定申请开立股票账户，以适应入市需要。
这意味着上海证券市场已向机构敞开。
但市场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地下跌。
用利好刺激一下，然后发一批新股，这似乎已经成为1993年的规律。
9月22日，在深圳证交所，广州的5家公司，即广船、白云山、浪奇、珠江实业、东方宾馆，发行新股认购证。
10月12日，上海第二批新股招股书全部推出，19家公司共向社会发行3.7亿余股，其中2.6亿余股为个人投资者认购。
10月14日，上海第二批新股开始发行，共有19家公司。
10月23日，上海第二批新股认购证摇号。
1993年10月24日，上海证交所再出利好，企图挽救颓势。
决定从11月1日起调低A股交易收费标准，佣金从成交金额的0.5％，即上海和0.6％，即外地统一调低至0.4％，佣金的起点数为10元。
但这次利好依旧打了水漂。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
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刘鸿儒调查研究证券市场，曾找他共同研究过许多问题，后来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刘鸿儒也做过朱镕基的“参谋”，相互比较熟悉。
朱镕基找刘鸿儒谈了几次，刘鸿儒当时感到心里有一定压力，但成立证监会的事情比较急迫，最后答应了下来。
刘鸿儒当时曾这样讲，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
当时的证监会是个身份不明的半民间组织，开办费是借的，甚至连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归谁管都说不清楚。
它和国务院证券委都是深圳“8·10”事件的产物，刘鸿儒扮演的是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
1993年9月1日，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人在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与认购工作座谈会上称，1993年发行新股将有界线：
金融股不上，房地产股严控，鼓励能源交通企业发股票。把一部分股票拦在门外，有选择地上新股，以减轻市场压力。
1993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权威人士在北京透露，1994年新股发行仍将控制规模，1993年已有76家企业通过上市复审，未发额度结转1994年。这与其说是利好消息，不如说管理层终于承认新股发行越来越困难了。
1994年3月14日，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四不”政策：即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4方面在管理层看来是困扰股市、让股民作壁上观的拦路“熊”。
之后，大盘短线出现强劲反弹，当天上证指数涨9.90％，收788点。
在反弹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深圳市长厉有为表示，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采取措施，以振兴深圳股市。
但是股市已积重难返，反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进入到更猛烈的下跌中。
反弹匆匆结束。首先是B股破位下行，3月21日，上海B股摔下70点台阶。
3月22日，上海B股报收65点。
3月23日，反弹成果全部丧失，深圳股市跌破历史支撑位，以全日最低191点收盘，创1992年深指160点反转以来的历史新低。
3月29日，深股跌至180点后，收市前多方发动一轮报复性反攻，股指急速反弹，以187点收市。
4月5日，沪市又创1993年以来新低，报收682点。4月11日，深沪股指均创1993年以来最低，上证指数报659点，深指数收164点。
沪市中有H股的A股均跌进发行价，深市中一线股已跌出“股灾”水平。
至4月20日最低已到536点。
5月基本上是在前段跌了33％后横盘整理，市场之弱可见一斑。
6月、7月指数基本呈现单边无抵抗下跌，股价一路走低。
1994年7月28日，上证指数低开低走，收在339点，跌8.43％。
在连续长时间下跌后的再次暴跌，杀伤力极大，使得股民仓皇而逃，股价惨不忍赌，削价处理。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325.89点，盘中最大再跌4.10％，收盘333.92点，成交4.82亿。
1994年7月30日，政府出台救市政策。《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俗称“三大政策”：
即当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
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
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三大政策”引起了8月狂潮。
1994年8月1日，指数从前收盘333点，以394点跳空高开，当日收445点，大涨33.46％。
8月3日，上证指数飙升20.89％。
8月5日，暴涨21.37％。
8月10日，涨幅19.01％，成交量放大到100亿上方，和7月的45亿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头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政策出台后一个月，股指重回了1000点之上。
中国证监会推出“三大救市措施”，在一个半月里，上证综指上涨了223％。
刘鸿儒离开前的199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达291家，总股数为639.47亿股，市价总值为3690.62亿元，投资者人数为1058.99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刘鸿儒像在五道口教书一样，在证监会有条不紊地处理其任内的三大工作：
立法；组织机构投资者；规范市场。
刘鸿儒这些枯燥但又不能体现出业绩的工作，给后来证监会的发展挖好了地基，福荫后来的领导人。在他任职的29个月里，股市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国股市由此经历了启蒙期。
刘鸿儒说，第一任主席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当然，在刘鸿儒任内，也有一些很遗憾甚至是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在1991年至1996年的5年间，股票营业部从数十家扩展到近3000家，入市资金从10多亿元增加到3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却只从当年的近20家增加到400多家，上市流通的股票却只有300亿股。股市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样就造成了股价在最初两年出现暴涨的局面。
1994年10月5日，国务院证券委决定，自1995年起取消T＋0回转交易，实行T＋1交易制度。当天，上证指数跌10.71％，宣告一轮超级井喷行情结束，以后指数就渐趋平静，而国债期货市场则风起云涌。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国债3·27事件”，刘鸿儒因此离任。
沪深股市大起大落
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一次性兑付本息的3年期国库券，其年票面利率为9.5％，到期兑付的利息为票面利率再加上保值贴补率。
由于到期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因此该债券的到期现金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多空双方的巨大分歧。市场分化为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阵营和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多方阵营。
以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为首的多方利用327国债现货规模有限的有利条件，不断拉抬价格，制造逼空行情。
以万国证券为首的空方则认为，通货膨胀已经见顶，期货价格严重高估，顽强抵抗。
由于看法存在严重的分歧，1995年2月后多空双方均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不断增加。
在多空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突然宣布，将327国债的票面利率提高到5个百分点。
这个公告大大出乎市场预料之外，因为在该国债的发行条款中，除了保值贴补率之外，并未规定财政部可以提高票面利率的条款。财政部的这一公告是327国债的到期价值突然提高5％！
而在当时，国债期货的初始保证金才2.5％，这相当于强令空方向多方支付相当于初始保证金的200％的赔偿！
在这从天而降的特大利好鼓舞下，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300万口买盘，将327国债期货价格从前一天的收盘价148.21元上攻至151.98元。
而对于空方主力万国证券来说，327国债期货每上涨一元，其在盘后结算时就要损失10多个亿。
为了减少损失，万国证券巨额透支交易，在交易所下午收盘前8分钟内抛出了1056万口卖单，最后一单以730万口将价格封在147.50元。
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成交金额达到创纪录的8536亿元，其中327合约占了80％左右。
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
当晚上海证券交易所经过紧急磋商，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
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财政部在这次事件中突然提高票面利率的做法也受到了强烈批评。这种做法对空方是显失公平的。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6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
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因为国债期货被关闭，股市出现了5月18日的井喷。
1995年5月18日，证监会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的第二天，深沪股市突然巨量暴涨。
当日沪市以741.8l点跳空158.92点开盘，这个开盘价已无声越过了600点和700点整数关，当日在700点上方巨量换手，最后收在763.51点，比上日收盘高出180点，涨幅达40％多。
深市也不示弱，成指以1233点跳空190点开盘，尾市收于l287点，较前日上涨244点，涨幅达23％多。沪市全日成交额达83.60亿元，这个成交量是前一交易日的54.36倍，两市总成交额超过100亿元。
这种暴涨，令素不关心期货的股民们惊得目瞪口呆。
5月18日，沪市的日涨幅为1994年8月以来最大，但与1994年8月狂牛不同的是，成交量更“真实”，因为从1995年1月1日起，沪市正式实施“T＋1”交易制度，废除了以前的“T＋0”交易，即当日买进的股票，当天是不能抛出的。成交量真实地说明，有庞大的资金人士抢盘。
5月19日星期五，沪市多空双方在“777”关口展开了一番争夺，最后多方成功占领关口，并轻松越过800点整数关，以当日最高点855.81点报收，再次上扬92.30点，日涨幅达12.09％，放出98亿巨量。
当日《上海证券报》喜气洋洋地发表题为《股市重返龙头地位》的文章。
股民看了这篇文章，也都喜上眉梢。
休市两天后，5月22日星期一，两市再续升势，上证指数收于897点，深成指收于1425点。沪市成交金额达到114.30亿元，创1995年1月1日实施“T＋1”交易以来的天量，也是“T＋1”以来成交金额首次突破100亿。随后几天，因浦东概念股出现回调整理，多空双方于900点附近拉锯。
这就是“5·18”的3天井喷的行情。
其升势之快、手法之凶狠，与期市上的逼仓如出一辙。显然是被封杀的期市炒手们入股市抢盘。
面对如此火暴的井喷，5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证券委第五次会议马上宣布，1995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
第二天，媒体发布“5·22会议”强调的3点精神：
第一，1995年证券、期货市场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法规制度，规范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稳中求进。
第二，1995年股票发行规模将在第二季度下达，根据市场情况掌握发行进度，控制节奏，分批安排上市。
第三，巩固整顿期货市场成果，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研究与监管。
5月23日消息公布的当天，久经沙场且亏多赚少的股民闻而色变，纷纷散局。
沪市跳空106点以791点低开，在750点报收，跌幅16.39％。
深市跌得更惨，跌幅达16.9％，成交量较前日均减去三成。
“5·18”井喷行情来去匆匆地告终，消息滞后、反应迟钝、跑道又不畅的散户们又被套死一大批。
然而，“5·18”行情让不少股民似乎看到了股市的神话随时都会出现，市场乐观情绪慢慢攀升。
但是，直到八九月份，股市才又连续走高。
上海许多股民认为，10月份爬上800点没问题，甚至可能冲击“5·18”井喷的高点926点。
10月25日，证监会再次发布整顿期货市场的通知，当天沪市再度跳高40点开盘。
但这一次股市已经激情不再，第二天大盘就掉头而下，不再回头。
“5·18”井喷再狂烈，只是熊市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股市的扩容压力仍然很大。
截至1994年末统计，1994年一年中沪市增发新股71只，总数达200只；深圳新增股为31只，总数达到142只，增幅分别是56％和35％。
两市的股票市值超过4800亿元，较1993年的3500亿元，净增1300亿元，增幅近40％。
这种近于疯狂的扩容行为，与期货市场的逼仓没有多少区别，速度之快，手法之凶悍，令股民不寒而栗。
股市给以的回应就是：从1993年初到1994年底，两市的跌幅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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