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冯国璋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曾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军谘使。入民国，任江苏都督，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16年当选副总统，次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迫去职。

冯国璋复康有为（1917年1月5日）

长素先生史席：

日前君勉兄来宁，交到惠书，并晤谈一切，备悉尊恉，当即分电府院去后。兹接芝老复电一件，谓粤事亦曾有所闻，故始终未允朱去，并允悉力维持。至内务事，黄陂复电亦极赞同。特此奉达，藉释荩怀。君勉返沪匆促，未及稍尽地主之谊，希代致歉忱为荷。顺颂道履。愚弟冯国璋拜启。十二月十二日。

（录自《近代史资料》第96号）

冯国璋致康有为（1917年2月12日）

长素先生道座：

二月初五日为先生六十大庆，星辉南极，薄海胪欢。弟为职守所羁，弗克登堂鞠，谨遣王道尹赓廷代表奉祝，附呈幛联数事，祗乞莞存。临颍翘跂，敬颂遐龄曼福。愚弟冯国璋谨启。正月二十一日。

（录自《近代史资料》第96号）

康有为致冯国璋（1917年7月19日）

华甫大总统鉴：

顷承明令，以仆与胡嗣瑗等同谋造乱，而令有司严缉，尽法惩治，所以表彰仆舍命不渝以救中国而忠皇室者，仆且感且愧。虽然，仆数年来尚有同谋造乱之一人，未见明令严缉，令其人耿耿孤忠不得暴白于天下，仆甚惜之。

公自克复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纬者，复辟也。孺博舍袁世凯教育总长而屈从公者，以公主复辟也；所与公日夕谋先倒袁者，以为非倒袁则复辟无自也。去年四月，仆以所著“虚君共和”各论，及《复辟论》寄公，承公欣纳，面称谨藏，未尝示人。吾惟欧美人所力争者，国为公有而已；苟一君私有其土地人民而专制之，则必力争之。故奥、普革命，逐其君也；及革命立宪，开国会，国为公有，则复迎立其君。奥新丧之佛兰诗士第二、普威廉第一是也。盖所争者在国为公有，即是共和。苟国为公有，则立民主如司理，立君主如大股东之世为名誉总理，无足轻重而力争也。故英克林威尔革命为共和后，克林威尔死，迎立故王之子占士第二为君，而实无权，故欧人号英为共和国也。今中国行民主，实则专制；名为共和，实则共乱，不过少数人日争总统、总理、总长。既得总统，将改帝制，民又不服，争乱无已。非有虚君如英、意、比者，令国本不乱，无由安固以行政也。

公既眷念故主，又深然虚君共和之说，至去夏五月六日袁世凯死，公与张绍轩二人同心，决行复辟，已调兵矣，信誓旦旦。公与咨议长胡嗣瑗日夕密谋者，复辟也。后虽以故而止，去秋九月，仆宿公署，公告仆曰：“吾实许张绍轩以复辟，而后以故止，吾对绍轩不起。”吾自主持复辟者，开《国是报》于上海，公助吾五千元，至感公意。及二月，公自京不得意而还，语咨议伍宪子曰：“府院不和，闹至如此，实是无法；民主政体实不适于中国，今非行虚君共和不可矣。”及督军兵事发生，吾令门人邓生谒公，公知吾素主复辟者也。公曰：“张绍轩粗，岂能办此！”促吾速出山，谓吾及上海遗老出山，公即相从云。又告沈瑜庆曰：“吾清室之男爵，亦遗老也；吾出身秀才，犹胜于张绍轩之粗而不解治体也。若南海与诸遗老出山，吾自从之。”人言略同，此必非沈瑜庆诬公者也。故沈子培、王聘三诸公以公之言，秣马脂车，北首燕路，牵率老夫，以至于此。实以公之言，并非以张绍轩速我也。

吾素主持复辟，固以中国非虚君共和不可者，言满天下。惟张绍轩心至精忠，专治兵而不及政，一切皆其左右刘廷琛、张镇芳等主持，吾一切未得与闻。吾所拟之上谕，主照英制为虚君共和，为中华帝国，及其他除满汉、免拜跪、去御讳、合用新旧历、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召集国会等谕数十纸，皆不行。吾以改大清国及大清门、大清银行为尤不可，面与醇王及诸王公、世伯轩、陈韬庵言之，皆以为然。诸王皆谓立宪事事付于内阁，已公天下，何必用朝名。韬庵决议将吾草之上谕再发，且令门及银行不改，而刘廷琛等坚持而行之。吾到京三日，遂已复辟。心事既毕，问广文而无司，无所事事；既不预闻政治，拟即日不税冕而行。惟仆谬忝人望，恐人谓仆亦行矣，则人心震动，事益难成，非与人共患难之道，故坚忍数日，视成乃出京。不意各省督军与张绍轩会议徐州，决行复辟，信誓旦旦而忽背之也。绍轩提轻兵六千，深入京师举行复辟者，信诸公同心之故；不图今皆改易面目，大声疾呼，反称讨逆也。嗟乎！不过妒功争权云耳。信义云亡，无事可言。孙毓筠所布告，字字皆实据也。

夫舍身家生命于不顾，而救中国、扶皇室者，谓之逆，名之贼，仆等则名之同谋造乱，应予严缉，固应尔。夫中国以国为公有而言立宪也，实创于仆戊戌所请。仆以英、奥、德之旧例，虽革命共和，亦可迎立旧君而为虚君共和，以安中国，令国本不乱云尔。于我岂有赖焉？若袁世凯，乃真背叛共和、躬自僭帝者，然身后礼以国葬，总统与百官服丧廿七日；而曹锟奖助袁帝、百战蔡锷者，复任为直督，则何以称焉。张镇芳等洪宪旧臣，仆固耻与为伍，未尝与交一言，然昔罪止禁锢，今何重也？若段芝贵者，岂非亦助洪宪帝制而同谋作乱者乎，今何以与曹锟并为讨逆司令也？且吾尝面问周孝怀曰：“段芝泉于复辟如何？”孝怀曰：“尝面问之，段芝泉亦谓共和乱国，今非君主不可矣。但只可有君主之形式，不可有君主之精神。”则亦愿行君主立宪矣。若徐菊人，则尤以复辟为主，频令陆宗舆告张绍帅，且要为辅政王，与其门人陈彝仲、章一山频言之。汪伯唐则自在日本与我同谋，日以复辟为事，曾捐千金助吾办事；至于今春，日谋复辟不怠。至梁启超于辛亥冬著论，力主虚君共和而大攻民主，其书尚在；壬子九月归，专为谋复辟者。去秋告同门某君曰：“先生主复辟，患不成；若成，吾无不从。吾反对之论，乃四面处革命党之地，有身命之忧，不得已也。”乃至孙文亦令周孝怀告吾，又与卢永祥言，谓今非复辟不可，且以谕其部下。孝怀之笔迹今犹在也。盖人忧国乱，出于至诚，不泥旧说也。其余权贵主复辟者夥颐，不暇悉数。盖六年五乱，人心厌极，有同然也。

仆自戊戌来主持君主立宪，自辛亥来主持虚君共和；光明言之，未有改也。先坟掘、亡弟戮、家产没，二十年来蒙难负罪，未尝屈改而得一官、争一权利。上质天日，下告国民，仆之心以救中国耳。否则，仆虽无似，亦不后于今衮衮诸公，岂不能滑梯锐银，与诸公争一日雁鹜之食哉！但今人无是非，只观成败，旦夕反覆，有同儿戏。朝对帝制，则为臣仆；夕拥共和，则争权利。此则仆愧未能，故重陷罪戮，再被抄没，危身破家而不悔耳。惟曰共和政体宜公，刑法宜平，有国不可无公，是非若同罪异罚，何以为政？欧美之于讼也，只重证人而不必据口供。今公等主复辟之证人多矣。姑举一二人，公有沈次裳、胡嗣瑗在；段芝泉有周孝怀在；徐菊人之证人尤多，有周树模、陆宗舆、章一山、陈彝仲在；汪伯唐、梁启超之证人尤多，不暇举。而曹锟、段芝泉去年助帝制、背共和，尤为彰显。岂能同罪异罚也？

仆生平未尝诬词，亦未尝游戏。上帝临汝，万国睽睽，四万万国民具瞻，苟有一语之诬，上帝神明，是罪是殛，绝我子孙。逆计公下此令时，内扪天良，必有难忍于心者。窃亦谅公，度公不得已也。惟今公为大总统，甚为公喜；然观于黎宋卿，甚为公忧。以宋卿之宽和，无兵无才，犹不能见容，至于绝德宣战，大召督军围议院以排之，甚至宋卿近已辞职，犹有卫兵王德禄暗杀之事。呜呼危哉！况公之才识远过于宋卿，而拥兵尤过于宋卿者，其能容乎？公挟兵北来，则先见疑。挟少兵来，则为绍轩之续，徒成擒耳；即不明擒，则有王德禄来。吾固久念公，甚为公危之。公何以来就任乎？公若知难而退，宋卿不敢再登，或假设参议院以立菊人，然与约法不合，必不认也。今川争于西，浙乱于东，粤斗于南，蒙古立于北，滇、粤南方已不认新总理。闻战德已决，则各省反对必多，势将分裂。呜呼！天下滔滔，何时能安？不过数人争总统、总理以乱天下。既得总统，将称帝制，几何见有分毫利国福民者哉！且就今四万万人中，任举何人为总统、总理，殆无不争。其高谈拥护共和者，不过少数人戴假面具以欺国民耳。六年五乱，亦可推知矣。苟中国长为民主共和，则墨西哥九十年易五十六总统，今亦五将军争立，丧乱如麻之实祸，已见于中国矣。中国无孟禄义以保之，岂能待墨之九十年内争、法之八十三年内乱乎！盖先亡久矣。若天不亡中国，则必如仆说，改行英虚君共和制；无人可立，则必复辟，而后能令国本安，不争不乱，乃可言治。请悬之国门，以观吾说之验否也。

仆生命牛斗，频被捕戮。戊、己、庚间悬赏三十万元，屡遘刺客，身经万死。同罪之门人今已变化高翔，仆又留供公等名捕。然仆之生死，自有天命，与中国四万万人相关，非公等所能为也。且今举国人士，谁有救国之诚，通中外之学，而不为权利之争者？公等能刳凤脯麟，假仆竟为公等捕戮，试问四万万人以为如何？后此谁能任救中国者？昔戊戌变法，清廷严捕我，而清室亡、中国危；今吾复辟，公等又刊章严捕我，可坐以见民国之乱而中国之亡也。顷见清廷诸王公，皆叹惜痛恨于戊戌不竟我用而逐捕我，致清室之亡。他日公等作总统、总理，不竟而遘危乱，必叹惜于不复辟以致乱，恐悔已不及矣。仆在清室自释褐登朝，未受一官，而遭拿戮掘坟之祸，其惨甚矣，何必复辟以犯显戮？若今诸公在清朝，皆身都将相，穷富极贵，受恩至深，而敢讨皇室，以顺为逆，任意颠倒，欲以一胜之势，只手遮天；内有国民，外有百国，恐亦不能也。

夫共和之义，所以美于专制者，以与众共之也。故法国国会明立王党。孟子言用人必曰国人皆曰贤，杀人必待国人皆曰可杀；否则左右诸大夫曰贤、曰杀，皆未可听。今公等擅设法国断头之台，以行秦始皇专制之戮，而冒称共和。试以质吾四万万国民，若能公开国民大会，公决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之是非，公设大审院，选聪明正直者充审员，吾不待严缉，必自当投到候讯，以待尽法之惩治。凡公等同谋造乱之人，亦当一一投到候讯科罪，否亦应下令严缉，尽法惩治。美大总统被控，亦须赴案听审，无得以一日大总统、总理之故恃符狡展。今若沐猴而冠，妄下滑稽游戏之令，涂饰天下耳目，既贻笑百国，且国民难尽欺也。

虽然，仆宁无罪哉？昔梁启超谓我曰：“先生一不识袁世凯，二不识梁启超。”信乎！自诒伊阻，吾自种荆棘而自戕也。昔袁世凯败于高丽而归，遍谒朝士，皆恶而不齿之；吾独爱其才气，为祓饰而卵翼之。小站之练兵也，吾实推毂焉。吾闻德人之誉小站兵也，吾自以为荣，盖视如一家也。袁世凯借以养成兵权，以叛我卖我，假共和而盗国篡帝。公与段祺瑞及北军诸将皆生息于小站之中，由小校而至将帅；今养成兵权，饮水而不知源，数典而忘其祖，又敢假共和讨皇室而名捕我。鸱食母而獍食父，乃方今之流行品，何尤于公！但深自责，其比匪人而自作孽，以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耳。此则仆负国之大罪，咎无可辞者乎！

嗟夫！昔意大利举国主共和，加理波的亦同之，而嘉窝主君主立宪；而卒成立意国者，嘉窝也。昔普鲁士举国主共和，而毕士麦主君主立宪；而卒强普鲁士者，毕士麦也。若无世界之通识，百年之大计，而唯诺畏怯，猥随群盲，以自乱其国，仆岂肯出此？彼李烈钧、方声涛、张开孺、林虎等专言共和，尚属专一直心。惜其泥于民族，不知中外治术之深，从于加理波的，而不知嘉窝、毕士麦乃能真安国者。然尚至诚，非虚伪者也。夫虚骄不能临众，伪心不能久远。公椎柏宛转以应时宜，可谓达智矣；然人皆议公圆滑，不可捉摸。夫行歧道者不至，踏二船者易溺。诸公若有忧国之心，少缓争权，统筹大局，勿徇共和之虚名，而求救国之实事，惟至诚者，乃能救中国。惟公图之。康有为白。六月初一日。

（抄件，藏上海博物馆）

康有为致冯国璋（1917年11月）

华甫大总统执事：

逆贼段祺瑞等兴兵犯阙，隳坏皇室，黩武卖国，戕杀同胞，极恶穷凶，人神同愤。公默运幄于内，令秀山运动于外，不动声色，遂能摧巨憝，夷大难。今南北免战，军器不监，救国安民，功在天下，举国欢呼，仆尤距跃三百，喜与忭会，侧仰不任。虽然，中国危矣殆矣，急甚矣。虽去大盗，然共和仍行，则中国之亡不远，而公等总统之位亦不久矣。民国六年，几于六乱，七年则再乱矣。夫以中国之危，以公之仁，万无内争再战之理。然南方所号召者，既以恢复约法、恢复国会为名义，无论方今两兵得意，他日磋商，绝不能免恢复二者。且公大度休休，必无战心，尤为南方人之所熟知，其坚持二者为要挟，公殆无不许之理。若然，则南党必争总理，下亦得总长数人，议员又复捣乱，挟制约法有国会同意之权，盖必将挟约法以逼公而争总统。至是时，公或能容之，而北军诸督岂能容之乎？计至明春北方诸督，必将国会而废约法矣。南北两党又将力争，无所不至，必又至媚外以求胜利，则各借外力，各自卖国，恐不止军器同盟而已。假明春能忍之至久，七月选大总统时，则南北相竞有可得之者，尤无所不至。东人既与美协约，得特殊利益，以保护国待我矣；垂拱旁睨，以待我两党之争而求之，预知争大总统时力争之剧，求东方之必急也。至是时，真所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唾手可得，俯拾即是。恐大总统之位未定，而中国先为东人所有矣，公岂不一思之乎？

自民国以来，弃教灭理，人道丧尽，礼义廉耻之皆亡，道揆法守之并尽。凡所日日力行者，比求亡之道，自杀之谋，无所不用其极。举国颠倒发狂，游戏醉梦，无不可也。至于今降为保护国，求亡则将亡矣，然尚颠倒发狂、醉梦游戏如故，守共和而力争如故，则中国亡而共和亦从之而亡。国民排满者，则效台湾、高丽之归日；国民恶专制者，则低心俯首以臣仆东帝矣。其亡其亡乎！中国之不绝如线乎！故中国与共和不并立，共和存则中国亡，共和去然后中国存。公将何择焉？然则何术以致之？在仆颛颛之愚，惟有亟亟复辟而已，除外无他法矣。公不见之乎？夫近东东邻四千万人之小国，可以能骤富强也，以行君主立宪，则政本坚定而不乱，然后徐图为霸故也。万里神州四万万之人之大国，何以降为保护国而将亡也？以行民主共和，政本摇动，日月受乱，甚且卖国求胜、无暇图治故也。孰得孰失，不待数计矣。经今之乱，共和之得失，其效愈著矣，举国无不厌极矣。不过百千暴民借以图利者，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国将亡，何利可图，如谬强之同归于尽而已。方今中国弥留残喘之时，何复待多言乎？

昔在戊戌之后，仆虽逋据孙流亡瞋靡之时，终日经营八表，以为挟万里之中国而善治之，十年教训，则可北收鲜卑，南收南洋，东规南美，西霸全亚。及德宗升遐，无复是心。暨辛亥共和，则叹惜欷歔以为中国已矣。故撰《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以大声疾呼，言共和之不可行，而民不听，遂致今日之我不听仆言仍行共和。仆敢言中国之寿，不能过明年举总统后。仆既竭声嘶、舍家破身而无能为役，至是时，苟非蹈东海，则惟有远适瑞士，不忍见中国之为高丽、台湾也。公如有忧中国之心，只有即办复辟之举，公自为摄政也可，为总理也可。幸当德、俄议和，或欧和能成，得复均势，吾国庶几久延性命，以图内治，则中国黄帝、尧、舜、孔子数千年之命，或能犹延。公则功业汾阳，异姓王子孙世袭，岂不胜于将亡国之总统，而又不可必得乎？公固乃心皇室者，累年与公共事，备仰忠贞，岂至今权位得为之时而不为之。且更可虑者，闻北方诸将多有恨极共和、不忘故主者，公即畏难审慎，不敢举行，诸将或一夕为夺门之举，则公危矣，非徒名位不保，亦复身命可危，甚为公忧之。南中陆幹卿、龙子诚、李紫云、谭组庵皆愿复辟者，五月时，仆皆与商定。如李培之、杨树棠及东三省西北诸将，复辟固其素志也，培之、树堂曾问之，实为同心。倪某反覆外，江介诸将则惟公之命。公但开一大会，决定此事，但得同心即可举行，不戎衣而天下定。如是则公有复皇室、安中国之大功，勋弥大地，功并日月。公如不听仆言，公之总统亡而中国亡。请悬仆之言于中华门，看明年秋冬旭日旗之入此门也。垂涕而道，惟公图之。

再者，张绍轩将军孤忠耿耿，专以恢复皇室为事。使五月不败，则日、美无保护之言，军器无同盟之举，德、奥无战绝之事，其有功中国大矣。且当时仆以复辟事告公，亦承公赞许。而去年五月复辟之举，公实与绍轩同心，曾信电并复，足见公之志，乃亦在复辟矣。公与绍轩，实皆为清朝熊罴不二心之臣，但已发未发不同耳。闻今将放往非洲马达加斯加旁小岛，其地蒸热炎瘴，非人所耐，是杀绍轩也。在段贼为之则可，如公为总统以待同志敌人，则岂可乎？若谓共和民国，法律难免，则袁世凯称帝，且行国葬，蔡松坡攻袁，既大功表彰，而曹锟、张敬尧战蔡，又特别擢用。此乃何为法乎？即如近事，王聘卿为议政大臣，而今亦为陆军总长，且将为总理，张敬尧、吴镜泽与仆同见于朝房，今皆为民国权要。若虑为南党所议，则何不可议者。段贼窃盗内阁，刈民如草，盗支中交银行数千万以杀同胞，为军器同盟以卖国，南方至兴兵讨罪，而不见少罚。此又何法耶？要之民国以乱为义，以力为强，何法可言？公欲放则放耳，公欲不放则不放耳。且济人于危，其感必深。张绍轩乃中国血性奇男子，平日与公地位相敌，或有意见微嫌，公今借此收之，施以大恩，特许赦免，张绍轩必能感恩图报，为公竭力。仆信其忠于清朝，必能忠公也。古人释射钩之怨以收人才，况公与绍轩本无大怨，而可不收其大用乎？如公有意复辟，则尤不可失也。即公无意复辟，或畏张绍轩而不欲赦之，亦宜笃念故旧，量宜近地，岂可投之数万里外炎热之地以杀之乎？想公原心亦不忍也。伏维察纳，不胜幸甚！□□□又启。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

本电系抄件，藏上海博物馆。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亦载此电，但有多处删节，所署日期亦误。《康有为政论集》所订日期亦不确。

原函未署年月，其中言及“王聘卿··将为总理”，知应作于1917年12月1日王士珍任内阁总理前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