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 第二章登基（1100）

第二章登基（1100）

（哲宗众兄弟）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向太后对二府官员宣布哲宗驾崩时说

无论在哪个王室，君主的离世都会引发一场危机。就算君主离世在预料之中，继承君位之人也已选定，但没人知道新君主即位后能否有效地处理国事，能否维持对政府机器的控制，能否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管理君臣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君主意外驾崩，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就可能出现一场继位之争。高层官员、宠妃和主要的宫廷侍仆都知道，如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登上皇位，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因此他们有动机去千方百计地促成。

在宋朝前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中，共有六次皇位继承，没有哪两次是相似的。出于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的原因，宋朝皇室一直饱受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的困扰，在皇宫出生的皇子存活率非常低。开国皇帝宋太祖驾崩时有两个儿子在世，但都没有继承皇位，而是弟弟太宗夺取了皇位，并迫使他的母亲宣称，宋太祖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这种旁支继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原则，即皇帝的儿子继承大统，因为只有皇帝的儿子才有资格在祭祖时担任继承人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宋太祖的长子继承皇位，但他不久突然自杀了，而没过两年，另一个小一点的儿子也在二十三岁时猝然离世。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一直等了很久，才明确表示皇位将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不是哥哥（也就是开国皇帝）的后裔。宋太宗五十七岁时，腿上一处旧伤复发，这时他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真宗立为太子。虽然立了太子，但也未能避免在驾崩后遗孀和宰相之间为此发生争斗。太后及其同伙试图将他们的候选人，即太宗的长子推上皇位，而宰相吕端则坚持遵循太宗的遗嘱，这件事自然也使他获得了新皇帝的信任。

宋真宗直到1018年才立太子，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已执掌朝政二十年，当时他的六个儿子中仅剩下一位在世。但真宗之所以推迟这么久才立储，也许并不仅仅因为儿子们体弱多病。他显然是担心会被逼退位。事实上，真宗在1020年病重时，宰相和宦官首领就曾要求他退位，传位给太子。真宗不仅拒绝，还杀了这位胆大包天的宦官首领，宰相也被免官。

真宗的继承人仁宗驾崩时，子女已经成年，但他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人世（只剩下十三个女儿）。1056年，仁宗四十七岁，已在位三十五年。这一年他大病一场，连续十天精神错乱，连人都认不出来，皇后都被吓坏了。仁宗病愈后，一位言官连上十七封奏疏，催促他选一位继承人，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言。最终，仁宗立大堂兄的儿子为太子（英宗）。英宗当时已是成年，小时候曾被当作潜在的继子送入宫中抚养数年，仁宗和皇后对他也非常了解。

英宗登基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十五岁。不幸的是，他很快就染上了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英宗去世后，十九岁的长子神宗登上皇位。尽管这次继位完全符合逻辑，但宰相韩琦认为，英宗若在清醒时就将神宗的名字写下来，事情会顺利得多。神宗因此非常感激韩琦和其他二府大臣，对这些比他年长很多的大臣也更加言听计从。神宗也是刚到中年就驾崩了，临死前才将哲宗立为太子（如果他当时还头脑清醒，明白事理的话）。

某种程度上，徽宗的继位与太宗有些类似：他也是前任皇帝的弟弟，而不是儿子。但徽宗登基时比太宗年龄小得多（刚满十七岁），也从未被怀疑曾上下其手，以旁系继位。

登基之日

曾布的政治日记中能找到哲宗之死和徽宗继位最完整的记述。当时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厕身二府大臣之列。对这段历史叙述最详细的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大量参考了这部日记，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别的文献资料。

哲宗驾崩时，四位二府大臣分别是章惇、蔡卞、曾布和许将（见表2.1），他们几位已在二府共事五年多。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几位大臣来到东内门，等候宣召入宫。他们得知哲宗病情严重，原本计划当天在宫中及城内寺观举行祈祷仪式。但他们走到内东门时，被宦官首领梁从政告知不能入内。随后，几人来到哲宗的主要寑宫福宁殿，发现那里已准备好了垂帘，以便向太后召见他们。太后跟他们说，哲宗已经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继位之事必须商定。根据曾布的记录：

众未及对，章惇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余（曾布）愕然未及对，太后云：“申王（佖）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徽宗），兼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尝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

余即应声云：“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允当。”蔡卞亦云：“在皇太后圣旨。”许将亦唯唯，夔遂默然。

是时，都知、押班、御药以下百余人罗立帘外，莫不闻此语。议定遂退，梁从政引坐于慈德宫南庑司饰前幕次中。殿廷上下时有哭者，从政等呵止之，令未得发声。余呼从政，令召管军及五王。从政云：“五王至，当先召端王入。即位讫，乃宣诸王。”少选，引喝内侍持到问圣体榜子，云：“三王皆已来，唯端王请假。”遂谕从政，令速奏皇太后，遣使宣召。

表2.1 徽宗继位过程中的主要人物

在等候徽宗时，曾布对宦官说，二府大臣要亲眼看到哲宗的遗体，验证皇帝确已驾崩。太后同意后，梁从政引他们进入。

开御帐，见大行已冠栉小敛讫，覆以衣衾，从政等令解开覆面白巾，见大行面如傅粉。

离开前，曾布让梁从政准备好帽子和御衣，待端王一到就可即位。梁从政告诉他，已经准备妥当。

在很多别的国家，如果没有事先指定继承人，通常由皇室的男性长辈来挑选一位，而在中国，却是由太后担任“皇帝制造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要让二府大臣赞同她的选择。

在等候端王的同时，二府大臣开始起草哲宗的遗诏。得知端王已经到达，他们便随他一起来到了殿堂。

余等皆同升至寝阁帘前。皇太后坐帘下，谕端王云：“皇帝已弃天下，无子，端王当立。”王踧踖固辞，云：“申王居长，不敢当。”太后云：“申王病眼，次当立，不须辞。”余等亦云：“宗社大计，无可辞者。”都知以下卷帘，引端王至帘中，犹固辞，太后宣谕：“不可。”余等亦隔帘奏言：“国计不可辞。”闻帘中都知以下传声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选，卷帘，上顶帽被黄背子，即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贺讫，遂发哭。

二府大臣退下，继续商议以哲宗名义发布的遗诏，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宫动笔起草。蔡京后来成为徽宗朝的重要人物，不过他此时就已经参与了徽宗的故事，只是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高居二府大臣，比他的官职还要高。

二府大臣一旦准备好遗诏，就要宦官向朝廷百官宣读，但还没来得及宣读，徽宗就召他们入殿了。

上御坐，宣名奏万福讫，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上亦回顾余等云：“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余云：“陛下圣德谦挹，乃欲如此，然长君无此故事，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许，适已谢了，乃敢指挥。兼遣制未降，可添入。”

于是二府大臣又叫回蔡京，修改遗诏。诏书已经修裱，内容除了指定徽宗继承皇位，还提到了哲宗的病情，希望葬礼从简，官员们只要短期服丧——这些都是遗诏中的常见内容。遗诏的宣读也依照常规进行：

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遗制，西向宣读讫，降阶。再拜讫，宰臣烧香、奠茶酒讫，又再拜。方宣遗制，时止哭，然上下内外恸哭声不可遏。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又奉慰讫，宰臣、亲王、嗣王、执政皆升殿恸哭，上亦掩面号泣。

二府大臣劝徽宗为社稷大计克制自己的悲伤，随后，他们拜见向太后，奏知遗诏中增加的段落。太后说：“官家年长聪明，自己那里理会得他事？”大臣们告诉太后是徽宗说她已经同意了，太后说：“只为官家再三要如此。”

从曾布的记录可以看出，向太后非常确定地希望徽宗继承哲宗的皇位。她在别处还说到，徽宗非常聪明，有次还明确说其他皇子都没法跟他比。还有一次，曾布提到神宗很聪明，向太后则说徽宗很像他的父亲。毫无疑问，太后很喜欢徽宗，而且认为他是神宗在世儿子里最有能力的一个。徽宗幼年丧母（生母陈嫔妃在神宗陵前去世），因此向太后非常重视徽宗的教育。而且，徽宗的生母已不在人世，这对他被选中继承皇位也许是有利的，因为不会再有一位皇母（如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与向太后竞争母亲的权威。由于徽宗只比赵佖小三个月，他们的年龄差别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赵佖患有眼疾，即使只是视力不好，也不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因为皇帝每天必须阅读成堆的奏疏等等。在徽宗登基的当天，曾布、许将和蔡卞讨论了选择他继承皇位的问题，三人均认为显然应该选择徽宗，而章惇提议让第四位皇子赵似继位是别有用心。另一种可能是，宫中其他人，比如宦官首领，在向太后面前说了徽宗的好话。太后还怀疑朱太妃与几个大宦官暗中串通，让她的儿子赵似取代徽宗登基。曾布记录了他后来与向太后的一次谈话，太后说，她问宦官梁从政继位的事情该如何办，梁回说听章惇的，可能他明白章惇支持朱太妃之子似继位。可以想象，也许有别的宦官提议支持徽宗。

非常重要的是，当时朝中没有人提出不要从哲宗的弟弟而是儿辈皇族中物色继承人。神宗没有在世的孙子，可能英宗也没有在世的重孙，但太宗后嗣中肯定有与哲宗之子辈分相当的，太祖后代中肯定也有很多同辈。但向太后的选择也许最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将神宗的儿子推上皇位意味着皇位仍由她丈夫的后代继承，况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她自己抚养长大的。

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一天的决定，几乎彻底改变了徽宗的生活。假如皇位由他的哥哥或弟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做皇帝的兄弟，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些责任，却能有更多时间去寻求文化上的造诣。然而，从徽宗穿上皇袍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身边就围满了官员和宦官，这些人都想影响他在新角色上的作为。

向太后参政

徽宗被要求继位时，第一反应就是请求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对掌管大宋帝国那样庞大复杂的事业感到胆怯，但对徽宗的同代人而言，徽宗虚岁十九，完全是成年人了，因此，徽宗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反应出人意料。

徽宗告诉大臣，他希望与向太后同掌朝政，大臣们立即退下商议如何安排。他们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先例。一个是此前仁宗与哲宗年少，太后亲临朝殿，与小皇帝一起垂帘听政，大臣们同时向二人禀奏，实际上是与太后议事。在礼仪上，太后也被视为国家统治者，她的生日被定为节日进行祝贺，她的听政也要向宋朝的主要外交盟友辽国遣使通报。大臣们找到的另一种先例是，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先在朝中拜见英宗，再去后宫拜见太后，禀告太后他们与英宗讨论过的事宜，太后有权裁夺。这种方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礼仪上太后也没有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曾布认为，既然徽宗和英宗都已成年，英宗的先例是最适合的。其他大臣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曾布的提议。

曾布说服其他二府大臣后，随即向徽宗禀奏，详细描述了英宗朝的安排，并解释说当时的环境与徽宗现在十分相似，因为都是皇帝本人要求太后参政。“章献（真宗的遗孀）时仁宗方十三，宣仁（英宗的遗孀高氏）时大行方十岁。陛下岂可（像他们那样）坐帘中？”然后徽宗与二府大臣一同去拜见向太后。太后先是坚称这些都非她所愿，但后来还是同意了。大臣们称赞太后的贤德，并具体安排了听政的细节，包括太后不用亲自去前后殿，也不用听取所有奏疏，而是在二府大臣朝见徽宗后，再前往内东宫向太后奏事。而且，太后的生日也不定为节日，她听政也不用遣使通报辽国，这些具体安排不同于高太后摄政时的那些做法。

接下来几天，向太后一直忙着处理后宫嫔妃的事，例如为徽宗亡母追授封号，为哲宗的嫔妃安排住所和颁赐封号。正月十四日，她下了一道手诏，说自己不久就不再参与朝政，也不再接受奏疏。又过了几天，太后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听政了，对大臣和徽宗决定的事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二月初五，太后又写了一封手诏送至三省，说她心意已决，一旦哲宗在陵墓被安葬、灵牌升入供奉祖先的太庙后，她就不再参与朝政。

曾布在政治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向太后的对话。这些对话大部分是关于宫中事务，而不是朝廷的政策。二月初二，太后谈到了哲宗驾崩前的最后几天和治疗情况。同一天，她还抱怨说自己的阅读能力不足以处理政府文件。她说自己一直不认识“瞎”这个字，直到在一份边疆奏疏的一个名字中看到才认得。章惇安慰她说，太后的圣明足以处理这些事务，并提醒说禅宗的六祖慧能也不识字。二月十二日，太后告诉曾布，她怀疑哲宗生母朱氏曾与章惇及一个宦官密谋，让自己的儿子赵似继承皇位。大约一个月后，曾布和太后再次谈论这件事，指责朱氏与另一个宦官暗中勾结，那个宦官把朱氏的物什带到哲宗卧病的大殿，朱氏显然希望在哲宗驾崩时自己在场，亲眼看到继位之事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发展。

向太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上立场强硬，其中一件涉及后宫：我们在第一章提到，哲宗废黜了孟皇后，随后将她的对手刘氏册封为皇后，向太后希望能找机会逆转这件事。在哲宗统治末年，有三位女性具有至高的权威：向太后，她是神宗的遗孀，哲宗、徽宗的嫡母；朱氏，神宗的贵妃，哲宗的生母；刘氏，哲宗的遗孀，被册封为皇后还不到三个月。徽宗继位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她们三人都拥有自己的寝宫，还有众多被分派去伺候她们的宦官和宫女。1100年，与朱氏一同住在圣瑞宫的就有七百人。徽宗的生母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唯一具备徽宗母亲身份的是向太后，因此她的地位只会进一步巩固。向太后与朱氏的寝宫相隔不远，二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但她对朱氏没有什么好感或同情。不过，她更不喜欢刘氏。朱氏与刘氏现在跟皇位继承的主脉都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她们可能已经料到，过去逢迎她们的一些人会把注意力转向更有前程的主子，比如很快将成为新皇后的徽宗年轻的妻子。

向太后并不关心儿媳刘氏，与刘氏相比，她更喜欢孟氏。孟氏出身书香门第，一进宫就修习妇道。不过太后倒也承认，孟氏与刘氏的竞争二人都有责任，因为她们的脾气都有点大，但她仍然认为孟氏被废不合规矩，因为废黜孟氏的向太后手诏是伪造的。她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份诏书，更别说亲笔写了。

向太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她曾与韩忠彦和曾布讨论，但两位大臣都不赞成她的想法。两人同徽宗商量这件事时，徽宗让他们对太后解释，从原则上讲，弟弟不能改变哥哥遗孀的地位。韩忠彦的行状中记下了大臣、太后与徽宗之间的讨论：

初钦圣皇太后垂帘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犹未去位。公与申公帘对，皇太后曰：“登极之恩慱矣，无所不被。废后孟氏可复也。”公退谓申公曰：“有故事乎？事体之间无所伤乎？”曰：“无伤。”及以事对，上曰：“复孟氏则可，而皇太后欲复孟氏而废刘氏，奈何？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岂小哉？公等执政也，其执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训也，其敢不执！”退见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废复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皇太后之议遂格。

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向太后坚持认为皇帝只能有一位皇后，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过，只有章惇支持这种观点，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另一位大臣蒋之奇进而争辩道，废黜刘氏相当于将哲宗的错误彰显于众，而且徽宗作为小叔子，改变兄长遗孀的地位也不合礼仪。太后只好妥协，勉强同意立两位皇后。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坛宣布孟氏恢复皇后的身份。

数月后，曾布开始担心，太后是否真如承诺的那样，尽早放弃参政。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个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徽宗答道，摄政本来就不是太后的意愿，况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灵位供奉在太庙以后就会还政，这也就是一两个月后的事了。曾布趁机向徽宗解释权力的复杂性。他警告徽宗，太后身边的亲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响力，徽宗应该提防他们制造事端。徽宗尽管不相信嫡母会这么容易受骗，但答应保持警惕。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决定，在太后还政后，哪些事情应当继续向她禀报。徽宗说，除了亲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后报告。曾布这才感到宽慰。

在这场对话的最后，曾布请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们说的事告诉别人。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接着又说道：“愿陛下更赐垂意，此语稍泄露，臣实无所措身矣。”徽宗答道：“会得，会得！此岂可漏者？！”显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后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后本人。

很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时，假设向太后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决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他们假定，向太后的观点肯定与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摄政时很相似，然而仔细研究史料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向太后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且下文会提到，她更感兴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

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政府最高官员被罢免：第一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最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最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最大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政府参与贸易的市易法。

事实证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击。反对派认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只是一个失控的官僚机构在不停地颁布新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与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派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在神宗的认可下，王安石将反对新法的朝官相继调出京城。自汉代以来，确保对政策批评的通道畅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迫使反对者噤声被视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为的界线。对新政持反对意见的朝廷重臣司马光也在1071年辞官，退隐洛阳（开封以西170公里），随后，他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对政府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的人。另一位名人苏轼，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贬谪，出京担任了一系列的州级职务。1080年，苏轼的很多诗词被认为暗含讥讽，因此被罢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对北方毗邻的契丹和党项发起进攻，收复唐代（618—907）曾经控制但后来又失去的领土。政府已经将过半的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但仍在部署军队上感到吃力，难以对敌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80年，为储备实施新政产生的盈余物资，新的元丰库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储八百万贯。然而，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却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军与党项族西夏国在西北部（今甘肃境内）开战，夺回了六座城寨，但却损失了六十万大军。

神宗驾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对新法的重臣司马光，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疾病缠身。很多官员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当时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间复官的那些人又被称为“元祐派”或“元祐党人”。在这段时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没有根据政策自身的优缺点逐条进行考虑，而是被全盘废除。很快，神宗在位时建立的整个财政体系几乎全部被破坏，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随者们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尤其是吕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罢官放逐。同时，改革派还受到了文字狱的迫害。蔡确被指控诽谤太后，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没几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敌被驱逐，他们也就无法再维持保守派内部的团结了，很快，保守派之间就开始争斗，几乎与之前针对改革派一样残酷。1091年，苏轼从地方调回京城任职没几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学者程颐指责为行为不端。

1093年，哲宗开始亲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这些人一回来就立刻罢免了八年前驱逐他们的那些人，甚至还想要惩罚已经去世的人。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毁掉司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时，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领导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末，这三位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认同，他们在哲宗面前表现得更像是对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

当然，中国历史上存在残酷党争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体下，宫廷中主要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也并不鲜见。通常来说，执政大臣掌权的时间越长，他招致的批评和树敌也就越多。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中的政治现实。减少或克服这些敌对行为，对徽宗来说是一种挑战。

在位培训

徽宗登基后几个星期内实施的大部分活动都出于礼制规定。哲宗去世后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减轻那些被哲宗降职、停职和贬谪官员的惩罚。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辽国皇宫，宣布哲宗驾崩和徽宗继位。同时，哲宗驾崩的消息还要通知各州官员、士兵和普通民众。众多官员奉命操办哲宗的葬礼，由章惇总其责。两天后，给哲宗看病的太医被免职和罚俸。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寻找她的亲戚。再往后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两个老师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两个月前受邹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牵连而被贬斥。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赐予他身边的几位重要官员。又过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赵佖被加封为陈王。三天后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几个弟弟也被赐予新封号。

比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为重要岗位挑选合适的官员。徽宗登基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一再被告诫，统治天下的秘诀是在关键职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众的官员，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证，一旦他将适当人选安排到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大臣们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主张无为而治，这可以理解为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示“让我们来替你管理朝中事务吧”。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贬谪的官员。他显然对这些人的大致情况了如指掌，也听过反对他们被贬的争论。而且，他登基时颁布的大赦已经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惩罚。

徽宗对保守派的兴趣，让他所继承的两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胁，这毫不意外。章惇和蔡卞强调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毁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然而，徽宗还是一再对保守派表现出兴趣。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准备一份有资格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此前任职的人。第二天，这份名单准备好时，徽宗与二府大臣逐一讨论了上面的人员。根据曾布的记载，徽宗看起来很了解这些人，对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见解：

丁亥，赴早临，遂乞奏事，以前执政及从官等姓名面奏，吕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边。”次至韩忠彦，上云：“此当召。”……及黄履，上云：“此三人（韩忠彦、李清臣和黄履）皆可召。”

黄履由于为邹浩辩解而被免，邹浩则是因为反对册封刘氏为皇后惹恼了哲宗。下一位讨论的是安焘，然后是蒋之奇。

上亦云：“当召，复兼学士见阙。”又及叶祖洽，余云：“在朝无所附丽，亦可用。”上许之。至吕嘉问、蹇序辰辈，余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

次及叶涛，余云：“尝为中书舍人，有气节，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朱服三人，上亦知其反复，夔独指涛云：“唯此人可用。”

他们接着又议论了八个人，选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曾布解释说，他的弟弟没有加入任何派系，当初被罢免只是因为在编纂史书。讨论结束后，大臣们又去拜见了太后，太后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议”。曾布试图恭维一下太后：“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无可言者。”

这些初步任命中蕴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过蔡卞和章惇的注意。曾布试图宽慰蔡卞，说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会把苏轼或苏辙召回来。显然，曾布已经察觉到徽宗不喜欢这两个人，而这肯定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因为皇上一直在下令召回那些和他们一样强烈反对改革的官员。

当然，要真正掌握二府内部微妙的人际关系，徽宗还得花些时间。曾布记录了很多他试图在这些方面向徽宗进谏的对话。有一次，徽宗问到黄履，曾布提醒说，黄履是因为维护邹浩才被罢官的。徽宗又问邹浩说了哪些冒犯的话，曾布回答说与哲宗的皇后刘氏有关，但大臣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曾布解释说，黄履没有与其他大臣商量就向哲宗进谏，战略上犯了错误。“若大臣肯同开陈，人主虽怒，岂可尽逐。”徽宗点头表示认同。曾布又提出，在台官和谏官职位上尚有很多空缺。另有一次，曾布进谏说，他认为有三人适合担任“言事官”。徽宗自己提出邹浩也是适合人选，并说将他贬到一个死地不太公平。曾布补充道，被贬到死地的大臣不只邹浩一人。陈次升被流放到南安，那里容易感染多种热带疾病，被贬至当地的官员、士兵已经死亡大半。八天之后，曾布向徽宗强调，将那些被贬死地的人快快召回来。曾布说：“如浩者，万一不得生还，于朝亦非美事。”

从曾布的记述可以看出，徽宗是一名有好奇心的学生，经常提一些问题。例如五月的一天，曾布陈述了一些任命的建议后，徽宗向他问起文书工作的事：

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迟滞。”余云：“以经历处多，三省六曹皆得一两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须旬乃可出。”

上云：“三省与密院文字，多少相较几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尔，尚书省乃万机所在，密院边事息则益少，非其比也，逐日进呈文字不过一二内臣及武臣差除尔。三省议论、所降号令，无非系天下休戚，以至进退人材，区别中外臣僚奏请是非，无非大事，岂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

在徽宗的大臣中间，矛盾与竞争从来都不是隐而不见的，而徽宗必须学会如何与大臣们打交道。由于章惇负责修建哲宗的陵墓，不得不长期离开皇宫，这就给了别人机会离间徽宗对他的信任。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千方百计地诋毁章惇。例如，二月二十一日曾布评论说，哲宗非常聪明，但受章惇的观点影响太过，甚至采取了章惇的说话方式。最开始时，章惇说范纯粹主张放弃疆土，应当杀头，哲宗回答说，怎么能因为一句评论就将一个人全盘否定呢？但后来，哲宗慢慢习惯了章惇的方式，也会说：“杀了他！斩了他！”就跟章惇一模一样。曾布继续说道，在贬斥保守派上，章惇常常不择手段。但他声称，章惇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报私怨。

作为皇帝，徽宗的行为要受到官员提交奏疏进行监督和评论。刚开始，徽宗还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为人们知道他在宫中放纸鸢而感到不安。徽宗想调查究竟是谁将他的一只风筝放到宫外。曾布奏请徽宗不要调查：“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寔，将有损于圣德。”据说徽宗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保守派的回归

第一位被任命为朝官的保守派是韩忠彦，他在二月接到正式的任命诏书。曾布对徽宗说，有人将任命韩忠彦和另外七人的诏书刻印出来，他认为这证明士人在称颂徽宗的举措。韩忠彦第一次上朝时，向徽宗简要陈述了他的温和立场，提出重点关注四件事：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息用兵。韩忠彦认为，近年来政府过快地惩罚政治错误，降人以罪，这可能会让政府失去支持。为了赢得民心（他这里指的是受过教育的士人），政府要更宽容。他认为，应当放宽言路，因为统治者要依赖别人为耳目。韩忠彦还说，近几年来，如有官员意见与宰相有冲突，别人就认为他会被罢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徽宗应当奖励那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关于第三件事，他说“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他还认为，最近西北地区的战役耗资巨大，但军事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价值。

韩忠彦希望结束的军事行动是一年前发起的青唐战役。青唐位于宋朝主要敌手西夏的正南，被宋朝西北边境外的吐蕃占领（见地图2.1）。徽宗刚登上皇位没几天，就接到了关于当地局势的奏报。由于情况复杂，曾布几天后整理出一些奏疏呈给徽宗，这些奏疏都是哲宗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接到的，讨论是否放弃青唐。曾布向徽宗解释，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吐蕃部族内部的继位之争，并阐述了他本人对那里形势的担忧。曾布认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他还指出，保留这个地区是实现神宗雄心大业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之前已经公开将占领此地作为宋朝成功的标志，如果放弃，势必招致国内及邻邦的嘲笑。

这些奏疏是为了让徽宗了解青唐最新的进展，里面都是晦涩的地名、令人混淆的吐蕃各部落亲属关系和发音奇怪的吐蕃人名，读起来并不容易，但徽宗也不难识别出上奏者的不同观点。吐蕃人开始反抗后，章惇主张朝廷应扩大战线，袭击西夏，以示惩罚，因为他们曾向吐蕃提供帮助。作为回应，曾布则认为军队和当地百姓已经疲倦不堪，再启边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他提醒哲宗，宋朝在1075年试图将宗主权扩大到交趾的行为就失败了，而西夏比交趾强大得多。人员伤亡渐次上升，邻路军队的安抚使向皇帝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批评整个青唐之战。他在奏疏中说，由于那个地区位于偏远山区，部队补给极为困难。而且，当地吐蕃人占有很大优势，他们了解地形，宋军一旦逼近，他们能够分散开。曾布也再次加入议论，他指出青唐战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声称，大宋帝国“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远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语言不通，未易结纳，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汉”？其他官员也同样担心，他们甚至建议，将新得到的领土还给吐蕃人不失为明智的做法。徽宗一时之间没有做出决定。

1100年的二月和三月，有几位在哲宗朝因批评改革者而闻名的保守派官员，徽宗任命他们为“言官”，其中包括陈瓘和龚夬。一些知名官员也从京外别的职位上召回京城，包括苏辙、程颐、黄庭坚和张耒。陈瓘刚一就任，立即写了一份奏疏呈递徽宗，强调选择正确人选，并极力主张将邹浩召回，并罢免反对将邹浩调回京城的安惇。

地图2.1 燕云十六州位置示意图

龚夬之前在一份奏疏中也强调皇帝务必要明辨是非好坏。他的奏疏是党争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愤慨，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很薄弱。

臣闻好恶未明，人迷所向；忠邪未判，众听必疑。臣顷在外服，侧闻朝廷圣政日新，远迩忻戴，及被命诣阙，又闻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固甚盛之举也。

然而奸党既破，则彼将早夜为计，以谋自安，不可不察。或遽于革面以求自人，或申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妄称祸乱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贵戚，或阴结左右。大抵奸人之情，其计百出，不可尽举。其要则欲变乱是非，浑淆曲直，以疑误朝廷，将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而已矣。

作为对这份奏疏以及其他最近任命保守派的类似奏疏的回复，三月二十四日，徽宗颁布了曾肇起草的一份诏书，呼吁士庶臣僚直言进谏。他在诏书中称将“开谠正之路”，宣布所有事情都可以提出建议，包括他自己的缺点、政策、左右大臣以及国内的情况。他还承诺，建议被采用会得到奖掖，即使所指责内容不实，亦不受责罚。“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

四月，韩忠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被提拔后，徽宗有一次与他闲聊，问他认为当前何事最为急迫。韩忠彦强烈请求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理由是它可以将一名官员满怀诚意写出的奏疏归为诽谤。据韩忠彦讲，已有五百多份奏疏都被认为有诽谤之嫌。韩忠彦认为，只要编类臣僚章疏局继续存在，呼吁直言朝政得失的建议，包括徽宗最近颁布诏书宣称士庶臣僚直言进谏，都将毫无效果。徽宗显然采纳了韩忠彦的谏言，不久便告诉韩忠彦，他已经让人把这些奏疏搬入皇宫，全部烧毁。此外，似乎也是因为韩忠彦的谏言，徽宗放弃了在一年前付出重大代价占领的西北地区的两个州。1100年四月，鄯州被归还；一年后的1101年三月，湟州也被归还。

罢黜改革派领导者

尽管徽宗已经把很多保守派召回了朝廷，但他发现，将改革派从政府最高层赶出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三月十四日，在徽宗提出关于章惇的话题后，曾布说，如果皇上希望罢免章惇，就应当先驱逐蔡卞。徽宗回答说：“此极不难，只批出便可罢。”但曾布说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进退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彼自不能安位，且以均劳苦去之不妨。卞既去，惇亦不能害政矣。”据说，徽宗称赞曾布的这个策略很聪明。此外，徽宗还告诉曾布，安惇有一次在谈话中说，打算率领所有台官对章惇进行攻讦。徽宗对他说，攻击章惇是一件该做就做的事，但不要事先寻求皇帝的允许。

在这次对话后不久，曾布和韩忠彦想了一个方法，让章惇和蔡卞同意将蔡京调离京城。他们对徽宗说，派遣一位有边防经验的高官到太原府任职非常重要，进而逐一排除了很多可能的人选，最后提到蔡京。章惇坚持蔡京应带较高的职名出守，曾布则提议给蔡京更优的官衔。最后，曾布明确问徽宗希望任命哪一位官员，徽宗回答：“蔡京。”曾布于是拿来任命官员的圣旨要徽宗批准。然后，蔡卞说：“兄不敢辞行，然论事累与时宰违戾，人但云为宰相所逐。”但徽宗并没做出回应。后来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公开对曾布说，他们已经把蔡京、张商英和范镗这几位改革派驱逐出去了，还剩几个人需要对付。

曾布与盟友努力将蔡京贬出京师，但很快遇到了一个比蔡京弟弟更大的阻力：向太后。四月初二，徽宗见到曾布，提醒他向太后希望将蔡京留在京城。后来，曾布去拜见太后，太后果然坚持留住蔡京。曾布警告说，如果太后不让步，自己就告老还乡，但太后说：“干枢密甚事？”曾布回答：“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则反驳说：“先帝时亦同在此。”曾布仍然力陈不已，最后太后不得不对他说，他该离开了。

宫外的人听说蔡京终究还是被留在京城，猜测是章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留了下来。正如曾布向徽宗解释的那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外界并不了解宫里的事，因为章惇事实上也很讨厌蔡京。曾布还说，三省的其他大臣也不会凡事都一板一眼地按照章惇的命令去做。

当然，被曾布指控卷入党争的那些人，也会向他发起类似的攻击。一次，蔡卞力劝徽宗不要任用陈瓘，因为他与曾布走得太近。还有一次，徽宗告诉曾布，安惇和吴居厚指控他、韩忠彦和蒋之奇结党，还包括所有近期被任命的言事官。听到此事，曾布随即提出要归养林泉，这一招他以后还用过很多次，而徽宗每次都坚持说不予考虑。

向徽宗进谏的不仅有几位宰辅、台官与谏官，还有许多别的朝廷官员。四月十三日，徽宗告诉曾布，他已经收到一百多份弹劾章惇的奏疏。次日，他说弹劾章惇和蔡卞的奏疏加起来有两三百份了。光是阅读这么多的奏疏，就肯定会使人心生不快了。

四月，朝廷又宣布了更多的官员任命，大部分都是提拔保守派、调离改革派。一天，徽宗甚至向曾布问起苏轼的朋友黄庭坚，曾布回答说，黄庭坚有文学天赋，会是一名适合任命的人选。当月末，台院官员扮演起了他们被委派的角色，开始攻击章惇，其中陈瓘以其一贯的狂热，指责章惇祸国罔上，称全国的愤怒和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还指责蔡卞为章惇的所作所为出谋划策，并将所有反对他想法的人说成对神宗不忠。谏官龚夬弹劾蔡卞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娶了王安石之女，并倚仗学问“以欺朝廷”。他主张将蔡卞贬官。任伯雨则认为蔡卞比章惇还坏，指控他污蔑高太后，散布哲宗第一位皇后的谣言。他还指责说，蔡卞参与摘录大臣们的奏疏，并从中挑出毛病后将几千人治罪。

蔡卞最终还是被罢免尚书右丞一职。五月十九日，他被贬出京城，远赴江宁担任知府。徽宗没有贬谪章惇，谏官们就继续弹劾。1100年五月二十八日，陈瓘指责章惇与已经身败名裂的蔡卞狼狈为奸，还说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妄用“绍述”二字。到了六月，徽宗已把章惇和蔡卞的众多党羽都贬到了京城之外，又将不少几年前刚被他们驱逐的人召回京城任职。

但是，新任命的保守派却令徽宗感到失望。六月初八，他对二府大臣说，他不赞成那些新上任官员的夸大言辞：“卿等可亦说与，勿令过论。”曾布对徽宗说，言事官不喜欢被别人警告，他建议徽宗在评估他们的指责时，考虑到可能有夸张之处就是了。第二天，徽宗向曾布指出，李清臣尤其有偏见，在他看来，“宣仁时事无不是者”。又过了一天，徽宗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大家都知道他不赞成使用偏激的语言：他要为此贬斥谏官邢恕。但这一温和的步骤并没带来明显的效果。六月十六日，龚夬对蔡京的斥责再次激怒了徽宗。

向太后从七月初一起不再听政，罢免哲宗朝重臣的压力落在徽宗身上，就更加沉重了。1100年七月，有一长串的官员都屡屡弹劾章惇长期把持大权、“包藏阴谋”。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终于接受了章惇的致仕请求。数月之后，1100年二月，六十七岁的章惇被贬至岭南。

章惇离开后，陈瓘现在将目标放在了向太后及其亲戚身上。1100年九月十五日，陈瓘呈上一份奏疏，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指责向太后并没有真正地还政，太后非常难过，拒绝进食。徽宗安慰她，说要贬斥陈瓘。但太后还是没有消气，她身边的人建议说，只有把蔡京任命为宰执，才能让太后安心。徽宗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但第二天陈瓘就被贬到地方任职。徽宗对陈瓘说，自己不会让他在外地太久，还派人给他送去一百两黄金作为开销。但这次降职并没有阻止陈瓘继续向徽宗递呈奏疏，其中一份是关于蔡京与向太后亲戚间的友谊，坚持指责向太后贪恋权力。

最后一位被贬的重要改革派是蔡京。1100年十月三日，徽宗将蔡京贬逐出京师担任地方官。曾布对徽宗说，全国上下都盼望罢免蔡京，但自从自己之前的行动惹恼了向太后，对此事就一直没敢开口再提。随后，在1100年十月初九，曾布被擢升为次相，职位仅次于当时的首相韩忠彦。据《宋史·曾布传》，他位于韩忠彦之下时，事实上更强硬一些，很多重大举措都是由他来定夺。他认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有缺点，因此主张徽宗应尽力化解两派的敌对情绪。本着这一精神，徽宗将第一个年号定为“建中靖国”。任命的官员中两派都有。1100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诏书强调了徽宗的不偏不倚：“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即元祐和绍圣），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皇帝的这个想法。言事官任伯雨表示反对：“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

徽宗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贬逐章惇和蔡卞，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刚继位的皇帝，如果操之过急地驱逐效忠先帝的大臣，会被认为对先帝不敬。如果是常见的子承父位，他的孝道就会受到质疑。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子张》特别提到了父亲的大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只要哲宗还没有入葬，人们对徽宗的期望就是不要急于将自己与先帝区别开，也不要改变朝廷的方向。

哲宗的葬礼

皇帝的葬礼是一件大事，要花费很多人力与物力。因为死亡和服丧有“不吉”的意味，与皇帝的礼仪职责存在冲突，所以必须做出很多妥协。登基不久，徽宗就召见群臣，商议他应当按什么流程为哲宗服丧：是按照弟弟对兄长的一年丧，还是按照儿子对父亲或臣子对陛下的三年丧？蔡京认为，应当服三年丧，因为徽宗是哲宗的臣子。对当朝天子而言，一个月应当转换为一天，因此三年服丧期的二十五个月就转换为二十五天。

徽宗定期收到关于哲宗的棺木、陵墓和画像进展情况的奏报。棺木长九尺，宽四尺，高五尺，上漆工序用了好几天，但最终还是在正月十七日完工了，正好赶上第二天的出殡仪式。徽宗主持仪式时，众官员聚集在福宁殿的入口，向徽宗表示安慰。然后，众人又前往内东门，安慰向太后、刘太后（哲宗的遗孀）和朱太妃（哲宗的生母）。接着，又派信使向天、地和太庙奏告出殡仪式。到了月底，确定下葬的时间，选择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修建好陵墓，将灵柩运出皇宫下葬。

皇家葬礼非常复杂，大部分是由礼直官来决定。在准备第二次祭奠时，章惇和蔡卞对头上的裹布应当用什么颜色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找礼直官决断（他的结论是该用黑色）。还有一件事要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即哲宗摆放在太庙的画像。四月二十三日，在服丧百天期满的次日，章惇带来官员林希绘制的一幅画像。大臣们评论说，之前御药院提供的画像根本不像哲宗。徽宗说蔡京曾拿来一幅画像，也不像先帝。他提到，画像有五六分相像他就满意了，大臣们于是推荐林希的画像，徽宗看后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幅。在与向太后讨论时，曾布主张以林希的画像为摹本，为哲宗制作塑像（可能是放在景灵宫内）。

七月，在将灵柩从皇宫运送到陵墓的途中遇到了严重的天气问题——连日阴雨。七月二十二日，寺观接到命令，要举行仪式祈求好天气，京师的百姓也被要求三天不得杀生，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尽管下着雨，送葬的队伍还是到达了皇陵所在的巩县。但到那儿以后，大雨和泥泞使队伍无法继续行进，雨看起来没有停的迹象，也没有安排避雨的地方，队伍只得在野外过了一夜。第二天（八月初一），哲宗的灵柩被安放进陵墓。随后，先帝灵牌被依序迎回京师：先是文武百官在板桥迎接，再是哲宗的遗孀孟太后在琼林苑，最后由徽宗在皇宫内的群英殿迎接。

徽宗在登基后的第一年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首先，通过请向太后垂帘，徽宗避免了对他继承皇位的主要抵制。皇太妃朱氏的儿子似对选择徽宗继位很不高兴，但他的不满并未发展为一场危机。另一个成就是迅速赢得了主要保守派的支持。徽宗召许多保守派回京，并不仅仅是表示一种姿态，而是真诚地认为他们在朝廷任职是件好事。徽宗认真听取他们关心的事情，颁布他们写的奏疏。而最令这些保守派高兴的是，徽宗缓慢而坚定地削弱身居高位的改革派的权力，如章惇和蔡卞，甚至将他们贬逐出京。

在即位第一年中，与徽宗取得成就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学到的东西。从十七岁到十八岁之间，徽宗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皇帝必须做的两件事上：履行重要仪式和甄选高级官员。徽宗承认大臣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他，他仔细聆听他们说的话，试图掌握身处政府最高位必须面对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将曾布视为心意相通的老师，一个愿意对他直言相告并解释许多宫廷习俗背后政治意涵的人。徽宗在第二年执政时，要比第一年聪明得多，也更了解政府真正的运转方式。

不过，徽宗执政的第一年也不是只有政治。他与当时备受敬重的道士刘混康多次谈话，讨论道教思想。他还找时间和机会继续发展自己在书画艺术上的兴趣。由于旧王府已经不需要了，徽宗就把那里重新装修成龙德宫，自己有时也会过去检查工匠们的工作，并提供一些指导。此外，他有时也花时间与后妃相处。在即位第一年的年底，王皇后生下一个儿子，郑皇妃生了一个女儿。

这些成就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更详细地回顾。不过，我们先要看看徽宗在执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为建立联合政府所做的努力。

Xiao-bin Ji（冀小斌），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5，pp.62—94；Patricia Ebrey，“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The Chinese Case．”inCulture，Technology，and History：Implicat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Work of Jack Goody，edited by David R．Olson and Michael Cole，Mahwah，NJ：Erlbaum，pp.49—71．
Xiao-bin Ji，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pp.62—63．
精神疾病同样也困扰着南宋的皇室，最著名的例子是宋光宗。参见Richard David（戴仁柱），“The Reign of Kuang-tsung（1189—1194）and Ning-tsung（1194—1224）．”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5，Part 1：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56—773。
Xiao-bin Ji，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pp.76—94．
有关这部日志，参见第一章注释76。徽宗即位第一个月的详细记录占了中国古书的84叶，在最新排印版中占255页。
《曾公遗录》卷八，145—146页；卷九，21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5页。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有些含糊，也许太后想说的是，端王对哲宗非常体贴和关心。
《宋史》（卷十九，357—358页）也记录了这段对话，细节几乎完全一样，但在徽宗本纪最后一段（《宋史》卷二二，417—418页）的评论中说：“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历史学家在这里可能借鉴了坊间流传的一段添油加醋的故事。例如，还有几个故事说，一些算命人和先知预测到了徽宗的继位，这些故事无疑是在徽宗登基后才得以流传。关于这些故事，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26—241页。
《曾公遗录》卷九，212—213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6—12357页。
《曾公遗录》卷九，213页。
对照的例子，见Jack Goody，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关于宋朝的例子，见Patricia Ebrey，“Succeccion to High Office”，以及秦玲子《宋代の后と帝嗣決定權》，载《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の傳統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51—70页。
《曾公遗录》卷九，213—214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页。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引用（卷五百二十，12362页），向太后称哲宗曾对她说端王应当继位。
《铁围山丛谈》卷一，20页。
《曾公遗录》卷九，214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12358页。
《宋大诏令集》卷七一，30—31页。
《曾公遗录》卷九，214页。
《曾公遗录》卷九，214—215页。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1页。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
《曾公遗录》卷九，215—216、247—248、260页。张邦炜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29页提出，宦官郝随可能支持徽宗。
事实上，其中有几位非常有才学，通过了科举考试。例如，赵子昼（1089—1142）、赵子崧（1106年进士）和赵子栎（1091年进士，1137年去世）。参见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四），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3381、3386页。
关于向太后，参见Patricia Ebrey，“Empress Xiang（1046—1101）and Biographical Source beyond Formal Biographies．”inBeyond Exemplar Tales：Cultural Politics and Woman's Biography in China，edited by Hu Ying and Joan Jud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pp.193—211。
《曾公遗录》卷九，216—217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0页。
《曾公遗录》卷九，217—218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1页。
《曾公遗录》卷九，219、241页。
《曾公遗录》卷九，238—239、247—248、259—260页。
《曾公遗录》卷九，284—285页。这一数据大致是14—16世纪法国和勃艮第宫廷的人数。Jeroen Duiham，Myths of Power：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pp.30—31．
《曾公遗录》卷九，296、297、280页。
见《西台集》卷十五，238页。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65—266页。
《西台集》卷十五，238页。
《曾公遗录》卷九，292—293、316页。《全宋文》第109册，117—118页。另参见《吕氏杂记》卷二，291—293页；《挥麈录·后录》卷一，56—61页。
《曾公遗录》卷九，295页。
这句话出自《易经》的“系辞”。参见Richard Wilhelm（卫礼贤）trans．，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307。
《曾公遗录》卷九，295—296页。
这一话题的更多细节见附录A。
关于官方公告，参见Hilde de Weerdt（魏希德），“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6，no.1，2006，pp.145—88；“Court Gazettes and the ‘Short Reports’：Official Views and Unofficial Readings of Court News．’”《汉学研究》第27卷第2号，2009年，167—200页；游彪《宋代的邸报与时政》，《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108—111页。
参见Ari Levine（李瑞），“Terms of Estrangement：Factional Discourse in the Early Huizong Reign，1100—1104．”in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pp.131—170；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200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aul Smith，“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1067—1085．”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5，part 1：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47—483。关于这一时期的派系争斗，参见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Ronald 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pp.33—38，46—53．Charles Hartman，“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pp.15—22．
Paul Smith，“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y of Wang An-shih，1067—1085．”p.418．当时的硬币（称为“钱”）中间有一个孔，可以用绳子穿起来。进行大额交易时，通用的货币单位是一贯钱，名义上是一千枚货币，但通常会少一些（纳税时法定为七百七十枚铜钱）。
Paul Forage，“The Sino-Tangut War of 1081—1085．”Journal of Asian History25，1991，pp.17—18．
关于宋朝的年号，参见James Hargett，“A Chronology of Reigns and Reign-Periods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Bulletin of Song Yuan Studies19，1987，pp.26—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三，10667—10669页。Ronald 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pp.86—93．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pp.99—103；“Che-tsung's Reign（1085—1100）and the Age of Faction．”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5，part 1：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pp.521—529．
Ronald 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pp.93—103．Ari Levine，“Che-tsung's Reign（1085—1100）and the Age of Faction，”pp.518—519．
Ronald 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pp.104—105．
有一次，哲宗和曾布谈论蔡氏兄弟的矛盾，说他们总是反对对方支持的人。曾布猜测他们二人的妻子不合，哲宗认为这不无可能（《曾公遗录》卷八，178—179、198—199页；Ari Levine，Divided by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pp.12—13，141—143）。关于蔡氏兄弟，另参见Hugh Clark，“An Inquiry into the Xianyou Cai：Cai Xiang，Cai Que，Cai Jing，and the Politics of Kinship．”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31，2001，pp.67—101。
在欧洲宫廷中，皇室宠臣之间经常产生许多怨恨、猜疑和恐惧。参见J．H．Elliott and L．W．B．Brockliss，eds．，The World of the Favouri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John Adamso ed．，The Princely Court of Europe，1500–1750，pp.19—20；Antonio Feros，Kingship and Favoritism in the Spain of Philip III，1598–1621，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1页。《宋史》卷十九，35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1a—22b；职官六七，叶29a—b；礼二九，叶68b；礼三七，叶14a—b；后妃一，叶17b—18a。《宋大诏令集》卷一，3页。《宋朝事实》卷二，23页。
参见富田孔明《北宋士大夫の皇帝—宰執論》，《東洋文化研究》第四卷，40页。
《曾公遗录》卷九，21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页。关于徽宗即位后前两年的党争，参见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罗家祥《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51—57页。
《曾公遗录》卷九，228页。
曾布也向哲宗推荐了他（《曾公遗录》卷八，155、198页）。
这个朱服与徽宗的老师朱绂不是一个人。
《曾公遗录》卷九，227—2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8—12379页。
《曾公遗录》卷九，233—234页。
《曾公遗录》卷九，237、249—250、252页。
《曾公遗录》卷九，311页。
《曾公遗录》卷九，253页。
参见David Robinson（鲁大维），“The Ming Court．”inCulture，Courtiers，and Competition：The Ming Court（1368—1644），edited by David M．Robin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30。
《挥麈录·后录》卷一，60—6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3页。《曾公遗录》卷九，256页。
《西台集》卷十五，236—237页。《全宋文》第111册，110—11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7—12378页。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参见Paul Smith，“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1068—1126．”in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pp.78—130。关于这个地区的吐蕃族，参见Tsutomi Iwasaki（岩崎力），“The Study of Ho-hsi Tibetan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44，1986，pp.57—1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七，12299—12300页。关于安南之役，参见Paul Smith，“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1067—1085．”p.465，以及James Anderson，“Treacherous Factions：Shifting Frontier Alliances in the Breakdow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1075 Border War．”in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War，Border，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edited by Donald J．Wyat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91—2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八，12317—12322、12325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1—12382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7—57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1b—22b，日期为1100年二月二十六日。有趣的是，这个名单有一份省略了人物官职的缩简版，其中有苏轼的名字，没有苏辙，并略去了邹浩。参见《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0a–b。
《全宋文》第129册，3—6页。
《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七，159页。《宋史》卷三百四十六，10982—1098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1页。《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五，580页。《曲阜集》卷一，叶1a—2a；《全宋文》第109册，358页。
Paul Smith，“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1068—1126．”pp.106—107．《宋会要辑稿·番夷六》，叶39a—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9页；卷十七，632—633页。在另一部史料《邵氏闻见录》（卷五，42—43页）中，记录的是张舜民劝说徽宗归还了这两个州。
《曾公遗录》卷九，260—261页。
《曾公遗录》卷九，263—26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9—580页。
《曾公遗录》卷九，269—270页。
《曾公遗录》卷九，271页。
《曾公遗录》卷九，277、279页。
《曾公遗录》卷九，279页。
《曾公遗录》卷九，282—28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0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8—589页。《全宋文》第129册，7—8页。参看Ari Levine，Divided by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p.145。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0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92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1b。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93—594页。《全宋文》第129册，9—11页。
《曾公遗录》卷九，309—31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1—602页。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2—603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3页。章惇四年之后七十一岁时去世。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6—60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2168—2169页。九月十八日，另一位官员认为，如果太后知道蔡京在罢黜孟皇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这么强烈地支持蔡京了。《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十，201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0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2页。《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五，346—349页（《全宋文》第129册，48—43页）。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3页。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3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5—616页。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10965页。
《曾公遗录》卷九，221—22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〇，12372页。
《曾公遗录》卷九，219、226、236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69 b。
《曾公遗录》卷九，240页。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70a。《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5页。《曾公遗录》卷九，282页。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78a—79b；《礼三七》，叶15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