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生命

万方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1996年12月的那个冬夜，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把我惊醒。四下里一团漆黑，我拿起话筒，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他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多问，把电话放下。那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我走出家门，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恢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他走得很安静。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想来他很有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了解到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我们来到意租界，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他家的“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了好几家人，但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老人在。我爸爸只顾往里面冲，甚至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

他回忆起许多往事，教他书的大方先生，也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有好几个姨太太。他记得客人在楼下的小客厅等着他父亲下来，他父亲摆着架子，等客人行三拜九叩礼，然后父亲就和客人对着抽鸦片烟。“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他说，“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每天我放学回家，他们抽了一夜的大烟还在睡觉，家里像坟墓一样。”他还记得胡同口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听他的话使我感悟到，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在南开中学念书，他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和他关系不错，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我还听到他和来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图书馆，他指给我看当年写《雷雨》时常坐的位子，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不知废了多少稿纸，都塞在床铺下边，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悠悠白云，湛蓝的天。当时我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我时常想，要具有对人生多么深切的感悟力，体味埋得多么深的痛苦，才能写出《北京人》来，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我得以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这是非常严酷的。曾经我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大标语。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剧院里不能回家，让他们这些“黑帮”

分子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用石头砸他们。我爸爸回忆说：“那时候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方瑞和小欢子（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半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再之后他被剧院的革命群众“解放”，在郊区的农场劳动。

每个礼拜六，黄昏时分，我从窗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推着自行车跨过门槛，然后又骗腿儿骑上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过传达室，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结果就把他弄到胡同深处的北京人艺宿舍去看传达室了。他被造反派表扬，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是浪费，自己把白薯皮吃下去。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绝望和恐惧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再也没有离开他的生活。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我妈妈已经在1974年去世，他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他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

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我爸爸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少年来睡眠必须靠安眠药维持，吃过安眠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上最放松的时刻，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事，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他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的嘴用力抿紧，目光闪亮，“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有一天夜晚我已经要睡了，听到他大声叫我：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他的屋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来了，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喘着粗气，说：

“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然而千真万确，我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整理了他给我和我妹妹写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他的信几乎都在说写作。他写道：

“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

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写：“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上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人谈话，搜寻材料。他说：“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写下去。

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趁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医科大学上学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这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工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1983年4月5日的信：“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1985年2月25日的信：“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第一，知识第一，知识中有无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脑子里不时会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美好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书房的窗子上挂着白布窗帘。夏天，书房的窗子大敞四开，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光着膀子俯身在桌前写作，大汗淋漓，但毫不觉察。有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色阴沉沉的，我还记得他有剧烈挠头的动作，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我爸爸写作不是那类“快手”，他要翻来覆去地琢磨，常常把写出的句子读出声来，直到自己十分欣赏为止。他的朗读与众不同，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觉声音的存在，他读得有味，完全是情感的韵律。

多年来，他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和他想写的戏的提纲。他去世以后我曾经仔细地翻看过他写下的东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到他对各种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想到此我的心里十分感动。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天才是‘牛劲’，是夜以继日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曾给中学生们讲话，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曾经有一天，我不记得我的情绪为什么有些不好，我爸爸看出来了，就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不快活呀！”

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干净的一个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久久地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在他的一个本子上，我看到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我爸爸，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在一个无比自由的地方翱翔。

原载《散文》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