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透明的生命

这世上的“目送”之爱 作者:万方,刘庆邦,彭程等


透明的生命

万方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1996年12月的那个冬夜,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把我惊醒。四下里一团漆黑,我拿起话筒,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他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多问,把电话放下。那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我走出家门,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恢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他走得很安静。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想来他很有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了解到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我们来到意租界,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他家的“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了好几家人,但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老人在。我爸爸只顾往里面冲,甚至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

他回忆起许多往事,教他书的大方先生,也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有好几个姨太太。他记得客人在楼下的小客厅等着他父亲下来,他父亲摆着架子,等客人行三拜九叩礼,然后父亲就和客人对着抽鸦片烟。“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他说,“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每天我放学回家,他们抽了一夜的大烟还在睡觉,家里像坟墓一样。”他还记得胡同口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听他的话使我感悟到,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在南开中学念书,他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和他关系不错,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我还听到他和来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图书馆,他指给我看当年写《雷雨》时常坐的位子,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不知废了多少稿纸,都塞在床铺下边,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悠悠白云,湛蓝的天。当时我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我时常想,要具有对人生多么深切的感悟力,体味埋得多么深的痛苦,才能写出《北京人》来,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我得以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这是非常严酷的。曾经我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大标语。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剧院里不能回家,让他们这些“黑帮”

分子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用石头砸他们。我爸爸回忆说:“那时候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方瑞和小欢子(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半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再之后他被剧院的革命群众“解放”,在郊区的农场劳动。

每个礼拜六,黄昏时分,我从窗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推着自行车跨过门槛,然后又骗腿儿骑上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过传达室,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结果就把他弄到胡同深处的北京人艺宿舍去看传达室了。他被造反派表扬,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是浪费,自己把白薯皮吃下去。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绝望和恐惧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再也没有离开他的生活。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我妈妈已经在1974年去世,他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他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

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我爸爸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少年来睡眠必须靠安眠药维持,吃过安眠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上最放松的时刻,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事,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他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的嘴用力抿紧,目光闪亮,“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有一天夜晚我已经要睡了,听到他大声叫我: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他的屋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来了,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喘着粗气,说:

“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然而千真万确,我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整理了他给我和我妹妹写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他的信几乎都在说写作。他写道:

“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

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写:“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上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人谈话,搜寻材料。他说:“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写下去。

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趁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医科大学上学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这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工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1983年4月5日的信:“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1985年2月25日的信:“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第一,知识第一,知识中有无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脑子里不时会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美好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书房的窗子上挂着白布窗帘。夏天,书房的窗子大敞四开,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光着膀子俯身在桌前写作,大汗淋漓,但毫不觉察。有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色阴沉沉的,我还记得他有剧烈挠头的动作,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我爸爸写作不是那类“快手”,他要翻来覆去地琢磨,常常把写出的句子读出声来,直到自己十分欣赏为止。他的朗读与众不同,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觉声音的存在,他读得有味,完全是情感的韵律。

多年来,他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和他想写的戏的提纲。他去世以后我曾经仔细地翻看过他写下的东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到他对各种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想到此我的心里十分感动。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天才是‘牛劲’,是夜以继日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曾给中学生们讲话,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曾经有一天,我不记得我的情绪为什么有些不好,我爸爸看出来了,就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不快活呀!”

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干净的一个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久久地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在他的一个本子上,我看到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我爸爸,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在一个无比自由的地方翱翔。

原载《散文》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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