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开赴伦敦

州长好像很愿意和我待在一起，他经常请我到他家去做客。帮助我建立印刷厂是一个必谈的话题。他除了承诺要给我开向银行贷款的信用证明，以便我可以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用品外，还承诺要为我写一些介绍信给他的朋友们。他好几次说定了写好那些信的日期，叫我到时去拿；但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定了一个更远的日期。就这样，一直推到了船开的时候——这个船期也是推了几次才定下来的。当我前去向他告别并取信的时候，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对我说，州长正在忙着写那封信，他会在开船前赶到纽卡斯尔把信交给我。

拉尔夫，尽管他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但他还是决定和我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想建立一种商业联系，并且拿点佣金。不过后来我发现，由于他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他就想把妻子甩到这里，自己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自己的朋友们，并且和里德小姐进行了一番盟誓，然后坐船离开了费城。当船在纽卡斯尔停靠的时候，我得知州长果然正在那里停留。但是，当我去拜访他的住处的时候，他并没有见我，而是他的秘书接待的我。他的秘书说州长正在处理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务，不过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并衷心祝愿我一路顺风，等等。我有点困惑地回到船上，但并没有怀疑什么。

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是费城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和他的儿子跟我同船旅行，还有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奥奈和拉塞尔先生也在，他们是马里兰一家铁厂的老板。他们订了头等舱。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坐三等舱，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大家都把我们当做普通人。但是，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字叫詹姆斯，他后来当了州长），从纽卡斯尔回费城了。汉密尔顿先生被人重金请去给一艘被逮住的船辩护。正当我们要启程的时候，弗兰奇上校到船上来了，他对我们的热情关注被大家注意到了，于是那些绅士们便邀请我们去头等舱，因为正好那里空出了两个位子来。所以，我们就到头等舱去了。

我知道弗兰奇上校上船的时候把州长写的信带来了，于是我请船长把那些我的信交给我。船长说此时所有的信都放在一起，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挑出来。但是，在船到达伦敦前，他会给我机会让我把那些信分拣出来。我因此就安心了。我们的行程在继续。船舱里的人们都很友善，加之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留下了一些自己在船上用的东西，因此我们的储备很丰富，过得很愉快。在这次旅行中，德纳姆先生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次旅行又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当我们到达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船长兑现了他的允诺，他让我在信包里找州长写的信。但我没有找到一封应由我转交的信。我按州长的笔迹找出了六七封信，我想那可能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尤其是其中一封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信和另外一封给一个文具商的信。我们在1724年12月24日抵达伦敦，我先拜访了那个离我近的文具商，并且递上了基思州长的信。他说：“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然后就打开了信。“哦，原来是里德尔斯登写的。我最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个大骗子，我将断绝和他的来往，并且拒绝收受他的任何来信。”然后，他就把信退回到我手上，去招待其他顾客了。我这才发现这些信不是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前后的事实情况，我开始怀疑州长的诚意了。我找到朋友德纳姆，把这件事情讲给他听。他告诉了我基思的为人，他说基思绝对不可能给你写信。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丝毫的信任。他对基思会给我信用证的想法报以一笑，他说，他根本没有信用可给！当我对他说我对日后该怎么办很担忧的时候，他建议我尽力在印刷业找个工作。他说：“就在这里的印刷行业做事，你会得到提高的。这样，这对你以后返回新大陆开办印刷厂也会更有益处。”

我们两个人同那个文具商一样，恰巧都知道里德尔斯登律师是个无赖。他曾经唆使里德的父亲和他签了份合同，几乎让里德的父亲破产。从这封信看来，似乎有一个不利于汉密尔顿先生的秘密计划正在进行。他们假定汉密尔顿是和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也牵涉基思和里德尔斯登。德纳姆和汉密尔顿是朋友，他觉得有必要让汉密尔顿知道这件事情。因此，当汉密尔顿来英国不久，部分出于对基思和里德尔斯登的憎恶，部分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好感，我拜访了他，并且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上的信息对他非常重要，他很诚恳地感谢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在日后的很多事上，他对我帮助都很大。

但是，我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州长会玩弄这种可怜的把戏，这样欺骗一个无知贫穷的孩子呢！因为他想取悦大家，但又没有什么可以给的，所以就“慷慨”地给予希望。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撇开这个不谈，他倒确实是个具有智慧且公允的人；他还是个好作家；也是人民的好州长，尽管有时候他会对有钱选民的意思不理不睬。在任期内，他制定通过了好几部良法。

拉尔夫和我形影不离。我们一起住在小不列颠，每星期的租金是3先令6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付的最高租金。拉尔夫找到了他的几个亲戚，但是他们都很穷，没有能力帮助他。此时拉尔夫向我透露了他想留在伦敦，不再回费城的打算。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能筹到的钱在路上都已经花完。我有15块西班牙金币，所以他边找工作边不时地向我借点钱以维持生活。他先是想法子进入剧院，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一个好演员。但是剧院老板威尔克斯认为拉尔夫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所以就坦率地告诉他不要想吃这碗饭了。然后，拉尔夫去拜访了佩特罗斯特街的出版商罗伯茨，他希望有条件地为罗伯茨的那份类似《旁观者》的周刊撰稿，但是罗伯茨没有答应那些条件。随后，拉尔夫又试图当个作家助手，替出版社或者法学会的律师抄抄写写什么的，但人家那里不缺人。

我很快就在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那是在巴塞洛谬巷口的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一年。我很勤快，但我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和拉尔夫看戏以及其他娱乐方面。我们还花光了我原来的西班牙金币。现在我们只能勉强糊口。拉尔夫好像全然忘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至于我，某种程度上也忘记了我对里德小姐的山盟海誓。我只写过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她我不太可能马上回去。那是我这一生铸成的另一大错，如果生活可以重来的话，我会改正的。事实上，我们两个的开支这么大，一直没能凑够回去的路费。

在帕尔默印刷所，他们指定我给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版。我觉得，沃拉斯顿的论证并不很充分。因此，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文章对之作了些评论。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短文献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并付印了一些。这使帕尔默先生认为我值得尊重，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虽然他对我的一些理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甚至是有些厌恶它们。我印这本小册子又是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在我们隔壁开书店的书商，他叫威尔科克斯。他收集了很多旧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具体数目我已经忘了，我可以借走他的任何一本书。这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好事情，我尽可能地利用它们。

我的那本小册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被一个叫做莱昂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人类判断能力的确定性》的作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很看重我，经常来找我谈论这些话题。他带我去霍恩斯——一家位于小巷里的淡啤酒馆。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威博士。曼德威博士在那里开了一家俱乐部，他非常风趣幽默，是俱乐部的灵魂人物。莱昂斯还把我介绍给巴特咖啡屋的佩姆顿博士。佩姆顿博士答应适当的时候，会把我引荐给萨克·牛顿爵士。我非常渴望那一天的到来，但这从未实现。

我从新大陆带了几件珍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件用石棉制成的钱包，是用火锻炼而成的。汉斯·斯隆爵士听说我有这样的钱包，就来拜访我，并且邀请我去他位于布鲁斯伯广场的家。他向我展示他的收藏品，还劝说我把我的钱包转让给他，使之成为他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他愿意付给我一笔可观的费用。

在我们租住的那个地方，还有个年轻女衣帽商（T夫人）也租住在那里。我想她在修道院里有个铺子。她举止高雅，很有教养，通情达理且十分健谈。晚上的时候，拉尔夫经常读剧本给她听，他们的关系日渐亲密。后来，这位女士另租了地方住，拉尔夫便也跟着去了。他们同居了一段日子，但拉尔夫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够维持他们和她的孩子的生活。所以，拉尔夫决心离开伦敦，试着去乡村学校找工作。他想他是能够胜任教师一职的，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数学和会计都很不错。但是，他总觉得那是屈就。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时来运转，等到那时，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曾经做过这么低贱的工作，所以他便把名字改为“富兰克林”，以表示对我的“尊重”。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小村子里教书（我想是在伯克村。在那里他教10到12个小孩子，每周薪金6便士），他还叫我照顾T夫人，并且希望我写信给他，收信人写的是那个地方的老师富兰克林。

他经常给我写信，寄来他那个时候正在创作的一篇长篇叙事诗，并且希望我批评指正。我不时地给他一点建议，但更多的时候是劝他不要再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个时候正好班扬的讽刺诗出版了，我抄了诗的大部分给他，那首诗强烈地讽刺了那些没有希望成功的年轻人愚蠢地追求诗神缪斯的行为。但我做的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仍然不断地把新诗寄来。与此同时，T夫人由于拉尔夫的关系失去了她的工作和朋友，生活困苦，经常来找我，向我借一些我手头多余的钱。我逐渐喜欢上和她的来往，并且由于那个时候没有宗教的束缚，我期望自己能对她更重要，希望能和她有更为亲昵的接触（这是我犯的又一个错误），但她愤怒地拒绝了我，并把我的行为告诉了拉尔夫。

这件事彻底破坏了我和拉尔夫之间的情谊。当拉尔夫再次回到伦敦后，他向我宣告我们之间此前的恩惠从此一笔勾销。于是我也就知道那些我借给他的钱和为他预付的钱都将一去不复还了。不过那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偿还的能力。失去了拉尔夫的友谊，我倒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我开始考虑存点钱。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来到了离林肯酒店不远的瓦茨印刷所，它比帕尔默印刷所更大。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离开伦敦。

我刚进入瓦茨印刷所的时候做的是印刷工作，我想我需要在新大陆工作时候的那种体力锻炼。在这里，印刷和排字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其余的大概50个人都是酒鬼。工作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每手各提一排铅字上下楼，但其他的人必须用两只手才能拿起一排铅字。他们对这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感到很惊奇。我这个喝水的美洲人——他们是这样称呼我的，竟然比他们这些喝浓稠啤酒的人还要强壮有力！在我们的印刷所经常能看到一个送啤酒的男孩的身影。有一个和我一起负责印刷工作的工人，他每天早饭前要喝1品脱啤酒，早餐的时候就着面包和奶酪喝1品脱啤酒，早餐和午餐间喝1品脱啤酒，午餐喝1品脱啤酒，下午大概6点钟的时候又喝1品脱啤酒，做完工作后再喝1品脱啤酒。我觉得那是很恶心的习惯，但他却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坚信，喝了浓啤酒才有力气干活。我尽力想让他相信，啤酒在身体中产生的力量只跟酿酒时溶于水中的谷物和大麦成正比。在1便士的面包中所含的面粉更多，因此，如果他吃1便士的面包，再喝1品脱的水，那会比他喝1夸脱的啤酒所产生的力量更大。但是，无论我怎样说，他都照喝他的啤酒。每个周末的时候，他都要从他的工资中拿出四五先令来付他的酒钱。这笔钱我是不用掏的，这些可怜的家伙总是让别的东西主宰他们。

几个星期以后瓦茨让我去排字间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印刷间的工人们。排字间工人要我支付一笔5先令的啤酒费，这笔钱我在印刷间的时候就付过了，我觉得那是一种敲诈。老板也这样认为，他不让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两三个星期，他们想开除我的会籍，并在私下里搞了许多恶作剧。比如，如果我稍微离开工作间一会儿，我的铅字就会被弄乱，页码也会颠倒，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解释为印刷所里的魔鬼作祟。他们说，那些没有得到印刷所里的人认可的人就会受到鬼魂的捉弄。最终，虽然有老板保护我，我还是被迫屈服，并答应付钱。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得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是很愚蠢的。

现在我终于能和他们和睦相处了，并且很快在他们中间具有了一定影响力。我建议对印刷的规矩作一些合理的改动，并且驳倒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以我为榜样，许多工人吃早餐的时候不再把啤酒、奶酪和面包混在一起吃。因为他们发现只要和我一起，就可以只花3.5便士从隔壁邻居那里得到一大碗洒了胡椒面的热粥，并且还有涂了牛油的碎面包——这些东西的价钱和一品脱啤酒的价钱相同，也就是3.5便士。但这样的早餐既便宜又吃的好，还可以保持头脑清醒。那些仍然整天酗酒的人，由于欠钱不还而丧失了信用，酒店不再赊酒给他们了，他们就来找我借钱，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就等着发工资，收回我借给他们的钱，有的时候一个星期有30先令之多。同时，他们也认为我是一个很幽默而健谈的人，因此很敬重我。我从来不缺勤（因为我从来不用请假做礼拜，我不是教徒），老板因此也很喜欢我。由于我做事的速度很快，老板总是把急件交给我做，所以我的待遇经常要高一点。这样，我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舒适了。

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小不列颠太远了，所以我就在公爵街另外找了个住处，它在天主教堂的对面，位于一栋意大利两层楼货栈的后面。房主是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不过那个寡妇是住在外面的。她到我最后租住的那个地方打听了我的人品以后，就同意我入住了，租金是每星期3先令6便士。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有个男人住在这里，她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所以她要的租金很便宜。她是一个老寡妇，是牧师的女儿，曾经是个新教徒，但后来追随她的丈夫改信天主教了。她提起她丈夫的时候总是满怀尊敬的。她在上层社会中生活了很久，因此知道许多名流们的奇闻逸事，甚至连查理二世那个时期的事情她都清楚。她膝盖害痛风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因此很少走出自己的房间，所以她有的时候想要有个人陪伴。我觉得和她在一起很愉快，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我总会花一晚上的时间去陪她。我们的晚餐是每人半条凤尾鱼，一小块面包和黄油，以及半品脱的淡啤酒。但最大的乐趣在于和她的谈话。我的作息时间很规律，几乎不会打扰她们，这些都让她不愿意我另谋住处。因此当我对她谈起我听说离我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个住处（我是想省点钱，所以才向她提的），每周只要2先令的租金的时候，她马上出价说会在以后的租金里给我减掉2先令，叫我不要考虑搬到那个地方。就这样，我在伦敦的时候就一直住在那里，每周的租金是1先令6便士。

在房子的顶楼，幽居着一位70岁的未婚女士，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房东告诉了我有关她的事情。她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当她年轻的时候被送到国外，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成为了一名修女。但那个国家不欢迎她，所以她又回到了英国。当时英国没有修道院，所以她就立志要在世俗的环境里过修女的生活。她把她所有的财产捐给慈善事业，每年只留下12镑的生活费，这其中的大部分她还会拿出来做善事，自己只喝稀饭度日，只有在煮粥的时候才会生火。她在那个阁楼住了好多年了，自她入住以后，房东会让天主教徒免费住房，因为房东也信天主教，所以认为他们住在这里是对她的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都来听她的忏悔。房东说：“我曾问过她，她已经这样恪守信仰地生活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向神父忏悔呢？”她说：“哦，人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获准去拜访她，她很高兴，并且很有礼节。我们的交谈很愉快。她的房间很整洁，但除了一个垫子、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的桌子、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在壁炉上面还有一张画。画里圣维朗尼正在展示她的手巾，基督脸上流着血。她很严肃地向我解释了那幅画的含意。她脸色很苍白，但身体却很健康。我把这当做又一个说明无论收入多么微薄都可以过上一种健康愉快的生活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