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别收辑作者的主要特写、小说、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他五十载笔耕的结晶，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屠格涅夫开笔甚早，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学的时候起，便断断续续写作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又凭借其外语优势，译出《奥赛罗》、《李尔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猎人笔记》中的《霍里和卡利内奇》诸篇面世，他才开始蜚声文坛。

《猎人笔记》总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写，大都作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作者游猎期间的见闻感悟，参照他那暴戾的母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俄国农奴制产生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下半期还处于鼎盛阶段，其后虽趋于败落，却仍然同专制政体沆瀣一气，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下的农民，其地位和境况类似当时的美国黑奴，因此别林斯基称之为“白皮肤的黑人”（《给果戈理的信》）。《猎人笔记》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利哥夫》、《总管》、《孤狼》等篇，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却从农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锐地发现了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巨大的潜力和细腻的感情，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霍里和卡利内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这样的生动形象。农家小孩更是招人疼爱。《白净草原》描写他们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马群时围着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讲述家神、人鱼、林妖、水怪、神通广大的“特里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同时，这些孩子，特别是帕夫卢沙，不仅善于谈神说怪，而且机灵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可是他们的才具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和发展，以至逐渐萎缩，甚而被摧残和埋没了。

总的来说，屠格涅夫表现农民对压迫者的不满和抗争时比较含蓄，不写暴烈的行动，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词句，这不仅出于书刊审查上的顾虑，也符合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但这种笔法并未削弱作品对农奴制和统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发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将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这震撼力的反证。

长篇小说历来是俄国文学家族的骄子。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之后，也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于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间依次推出《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六部有连续性的小说里，他像编年史家一样，忠实地记述了将近半个世纪内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历程、相继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贵族对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壮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浪潮。这几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的迫切问题，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与争辩。

《罗亭》脱稿于一八五五年，次年初由《现代人》杂志发表。主人公罗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的人”之一，早年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自学小组的活动，潜心黑格尔哲学，继而负笈德国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回国后他一度出任公职，但在本书里露面时已经引退，进入中年了。

罗亭能言善辩，他一来到贵妇拉松斯卡娅家，立刻凭着有力的论据、精妙的辞藻、生动的形象和比喻、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时而概括，时而引申，毫不费力便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包括主人的女儿娜塔利娅。过了不久，他郑重地向娜塔利娅表白了爱慕之意，并且获得深情的回应，可是遭到她母亲的严厉拒绝。他不仅无条件地表示退缩和屈服，甚至诿过于她：“胆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娅这才知道，“语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多年以后罗亭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时，也承认自己柔弱寡断，言行脱节：“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通过爱情来显示这种阴盛阳衰的性格反差，构成了屠格涅夫许多小说的共同特色。不过，罗亭主要是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家，语言就是行动。罗亭的严厉批评者列日涅夫也认定：“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把理想和信念带给青年，成为罗亭的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实罗亭并未满足于坐而论道。他曾经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改良农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时代那个窒息人才的社会环境不容许他发挥所长，“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他落得一事无成，最后才算有机会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坎坷的一生划上了差强人意的句号。

《罗亭》在艺术上可以作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范例：主题单纯，人物不多，结构紧凑，情节不蔓不枝，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议论，心理描写也简明扼要，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罗亭》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开始构思《贵族之家》。书稿于一八五八年杀青，次年初仍由《现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说中，本篇引发争议最少，受到赞扬最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力于它那哀婉动人的情节：拉夫列茨基夫妇携幼女出国，寄寓巴黎。他在大学进修，妻子瓦尔瓦拉则热中交际，恣情风月，移居巴登—巴登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只身回国，打算专心重振家业。这时传来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为真，决计向一位远亲丽莎求婚。不料瓦尔瓦拉母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只好舍弃刚刚获得的幸福，勉强恢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丽莎无奈，悄然进了修道院。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年，在时间上同《罗亭》的情节相近，主题仍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生的小组活动早就结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们已变为成人，由于对祖国前途的评估不同，他们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派，和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赞赏彼得大帝以前的农业社会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倾向斯拉夫主义，归国时希望下乡务农。他愿意接近人民，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同丽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欧的俗吏潘辛多次展开争辩，将对手的论点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正处于没落阶段，他想有所作为，却难以克服冷漠懒散的旧作风，更无力反对丽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上的陈规惯例，化解不了爱情的要求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他终于也像丽莎一样陷入宿命论，自认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学会经营田地。不过毕竟青春已逝，来日无多，只能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祝福了。

丽莎为人严肃稳重，性格内向，同瓦尔瓦拉适成对照。她才智平平，却有自己的见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对潘辛的批驳。她从小虔心奉教，相信爱一个已婚男子是罪孽，瓦尔瓦拉的归来就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必须通过祈祷求得赦免。归根结柢，幸福并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虽则她对尘世不无留恋，仍决定前往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与圣像青灯为伴，消磨余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以后，创作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论家卡特科夫所编刊物《俄国导报》分两期连载。

在《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辈的时代已成过去，因而语重心长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进社会事业，“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萨科夫信），于是他把目光从贵族阶级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的广泛需求，由僧侣、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脑力劳动者。《前夜》和后继的《父与子》中都写了这种“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学生，来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亚。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杀害，他为了洗雪国耻家仇，投身解放事业，被判极刑，负伤逃往莫斯科就读。一八五三年，俄国政府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为由，对土开战。英沙罗夫和他的战友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回国举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罗斯妻子叶连娜陪同下路过威尼斯时因病夭殇，未能如愿。英沙罗夫明显高于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谈，而又胸怀大志，讲求实际，却并不褊狭；穷得几乎像乞丐，可是内心充实丰富。他只有一个目标：为苦难中的祖国效力。他虽然属保加利亚籍，其实体现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本质特点。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识到“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必将取代贵族，但他反对他们激进的政治、哲学和审美观点，只赞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因此他讳言当时国内社会革命形势，却瞩目于域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强调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关键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当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希望他们奋起抗击“国内的土耳其人”即专制农奴制的维护者时，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1]即使就民族解放斗争来说，作者也没有叙述英沙罗夫的具体活动，因为这对于他是一个过于陌生也过于困难的课题。他让主人公未及出师便赍志而殁，这当然有损于其形象的生动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叶连娜的面貌倒是显得鲜明些。她对积极行动的憧憬和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仅同丽莎迥然异趣，也决非那位可以傲视罗亭、最后却甘心下嫁一个碌碌无为的绅士的娜塔利娅所能望其项背。叶连娜在英沙罗夫卧病威尼斯时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丧夫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旧坚强地忠于他的遗志，决心以护士身份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后，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同自由主义贵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而作为双方论争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骗后，更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暴动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屠格涅夫于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创作了他的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仍交《俄国导报》刊行。

作品名叫《父与子》，着重描叙的却不是父子之间，而是自由派贵族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同家道小康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之间的冲突。帕维尔在辩论时抵挡不住巴扎罗夫的凌厉攻势，被迫节节败退；后来又在同巴扎罗夫决斗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民主对贵族的胜利”。但帕维尔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贵族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卢切夫斯基信）。帕维尔的失败不能全由他本人负责，根源在于他所隶属的阶级大势已去，非个别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证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贵族更不在话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称：“我这整个小说都是针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

巴扎罗夫正直刚毅，崇尚理性，重视实践和科学试验。他一出场便显得气概非凡，其余的人顷刻之间都被他压倒。他使用的武器是否定，他断言“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否定贵族制度、自由派及其口头禅“进步”，也否定各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甚至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好让别人来建设。

“否定一切”的豪言壮语说明了巴扎罗夫的气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偏见，因为这“一切”包括着爱情、艺术、大自然之美和其他不该否定而应加以珍视的东西，这也是巴扎罗夫区别于被屠格涅夫称为“真正的否定者”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上引致斯氏信）的论点之一。

还有更重大的区别。

前文说过，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焦点是农民问题，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基本上以此为中心，而巴扎罗夫对农民却非常隔膜：“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陌生人……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更有甚者，这个亲眼见过百姓疾苦的巴扎罗夫谈起改善农民生活时，竟冷言冷语说：“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等到农民能住上整洁的房子的时候，我巴扎罗夫早已埋骨荒冢了。”这些令人失望的话完全背离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者的根本信念。

但在屠格涅夫心目中，巴扎罗夫“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一八六一年致卡特科夫信），甚至是“革命者”，而同时，他却被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解剖农民的遗体时感染伤寒病而过早逝世，作者强调说，巴扎罗夫之死并非出于偶然，他是“注定要毁灭的”（均见上引致斯氏信）。这个结论只是屠格涅夫对当时整个大局的评估的一部分，他在上引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对俄国的看法要比您设想的更为悲观。”

《父与子》发表后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激起轩然大波。卡特科夫等人责备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顶礼膜拜，反之，安东诺维奇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却认为这个形象是对年轻一代的诽谤和讽刺；评论家皮萨列夫则比较公允地肯定了巴扎罗夫典型的积极意义。下面谈及屠格涅夫的回忆录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屠格涅夫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烟》（1867），叙述主人公李特维诺夫在社交界一个贵妇人的吸引下，背弃自己的未婚妻，最后憬然回头的故事。但这只是个框架，作品的主旨要严肃而复杂得多。

屠格涅夫写《烟》的时候，他原先寄托很大希望的一八六一年改革的虚伪性已逐渐显露，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当作俄国发展道路提出来的民粹主义又遭到他的坚决排斥。他创作时一如既往，对这类重大社会现象没有漠然视之。可是这一次他把舞台移到德国，并改用了谢德林式的讽刺笔法，一方面着重揭露聚集在那里的俄国将军和贵族的腐朽凶残，以及妄图恢复被废除的农奴制的疯狂叫嚣；另一方面也没有放过俄国的革命侨民，特别是其中的古巴廖夫，作者不但抨击他们的政见，并且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因此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上述两个集团的对立面而出场的，是西欧主义者波图金和自由派渐进论者李特维诺夫。波图金表达了屠格涅夫本人对农民村社和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那些近乎民族虚无主义的过激言论则只是西欧派极端分子的偏见。李特维诺夫经历了一些沧桑变故之后，“觉得一切都是烟，……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都像烟一样飘忽不定，随风流散，到头来只落得一场空。好在他还没有完全消沉，终于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庄园，取得温厚的未婚妻的宽恕，一道经营农场和工厂，外加兴学行医。虽无多大建树，毕竟将书中的悲观气氛冲淡了一点。

《烟》问世后，屠格涅夫经过长期酝酿，于一八七六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全书的核心是写一批青年投身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曲折历程。由于对俄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不同，这批青年分成了渐进和激进两派。渐进派的代表索洛明，为人稳健质朴，处事踏实冷静，主张自下而上地逐步改革。他经营工厂，办学校，建医院，继承了李特维诺夫的衣钵。屠格涅夫认为这是当时俄国最需要的人物，卷首题词所说的“铁犁”，就是指索洛明那种启蒙式的方法，而不是指革命。与此相反，索洛明原先的伙伴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等却强调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进而在村社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事与愿违，结果一败涂地。作者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对他们的斗争方式则加以无情的嘲讽，以致民粹派骨干洛帕京、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同情民粹派的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在各方的夹击下，屠格涅夫于一八七七年三月写信给哥哥尼古拉说：“毫无疑问，《处女地》是失败了，……应该承认我错了：我做了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

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九○一年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对《处女地》的评语，因为他亲自“到民间去”过，熟悉情况，加之他写书时离运动已将近三十年，时间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团，立论较为客观。克鲁泡特金断定，屠格涅夫“完全同情”这场运动，尽管他没有身临其境，然而书中的“许多篇章是真实的”，他凭着敏锐的直觉掌握了“到民间去”初期的两大特点：其一是那些倡导人不了解农民，其二是他们具有“哈姆雷特式的性格，缺乏决断力，或者不如说决断力被病态的思想情绪削弱了”。

除了上述几部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还写过很多以贵族为主体的、缠绵悱恻的抒情性中短篇。我们这里只选收了其中的《木木》、《阿霞》、《初恋》、《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及《普宁与巴布林》。

《木木》（1854）是屠格涅夫早期的名篇，在主题上接近《猎人笔记》，借用真人真事而有所增删。老寡妇影射作者的母亲，格拉西姆是她的聋哑家奴。此人身材魁梧，体力超凡，但在老寡妇的淫威之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倾慕的洗衣女工被迫嫁给一个酒鬼，他自己又不得不狠心淹死相依为命的爱犬木木。他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卷起铺盖离开了残暴的主人。格拉西姆的强壮、膂力、出走、由屈辱到愤恨和无言的抗争，都具有引人深思的象征意义，因而受到审查机关的压制，脱稿后两年才交《现代人》刊发。

《阿霞》叙述一个富家奴婢的私生女阿霞的感情波折。尴尬的处境造成她怪僻的性格、扭曲的心态，也加强了她对爱和被爱的盼望。她甘愿委身相从的贵族青年H虽对她有意，但想到她的身世和教养，便像罗亭一样临阵退缩。阿霞绝望之余，悄然离去。这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由《现代人》第一期发表，受到大部分读者欢迎。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读后感《幽会中的俄国人》，结合当时的局势，有力地谴责了H一类优柔寡断、怯懦无能的自由主义贵族，并呼唤新的人物形象，为平民知识分子再造声势。

《初恋》（1860）是作者人生阅历中的一支插曲，写一个介乎稚嫩与成熟之间的十六岁少年心中情爱的觉醒，以及这觉醒给他带来的快乐和迷醉。当他发现他的竞争对手就是他崇敬的父亲时，原先的幸福感立刻变成了惊讶、窘惑和惶悚。篇末又出现了读者所熟悉的屠格涅夫式的慨叹：青春易逝，人事倥偬，最后无非是黄土一抔，了此一生。

有些论者指责《初恋》的内容不道德，当时的评论家阿·格里戈里耶夫在《艺术与道德》一文中坚决予以反驳，宣称这篇小说里“没有任何暴露性的或教诲性的东西，有的只是激情、温馨和诗意”。赫尔岑、托尔斯泰等也同声赞赏。屠格涅夫本人屡次表示他对《初恋》特别珍惜，曾反复阅读回味，谢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是我自己至今还满意的一篇作品，因为这是生活本身，并非向壁虚构。”

《春潮》（1872）与《阿霞》、《初恋》同属屠格涅夫笔下的著名爱情故事。这篇故事的三个主角，都是他原先所写同类人物的延续和深化。萨宁可算作者历年塑造的一系列“多余的人”中的最后一个，不过他晚期的种种行径，却使他从他的前辈罗亭和拉夫列茨基后退了一大步。萨宁为之入迷的玛丽亚·波洛佐娃，则是屠格涅夫刻画的最后一个任性、风骚、泼辣的交际花形象；瓦尔瓦拉（《贵族之家》）和伊琳娜（《烟》）的性格特征，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萨宁原来的恋人杰玛，大体上同娜塔利娅（《罗亭》）、丽莎（《贵族之家》）等属于一个类型，她们单纯朴实，渴望从自己敬佩的男子那里获得真挚的爱情，但最后都遭到了不幸。

《草原上的李尔王》的内容有点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描写男主人公的两个女儿获取他所赏赐的财产以后，非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对他百般虐待，逼得他神经失常，在满腔悲愤中离开人世。在情节和意蕴上，本篇比那个哲理性的莎剧简单得多。阴暗的农奴制背景，将作品的俄罗斯特色衬托得更加鲜明了。

比照屠格涅夫六七十年代那一批基调低沉的中短篇小说，他的《普宁与巴布林》（1874）格外显眼，这主要由于它写了一个愤世嫉俗的民主主义者巴布林。

巴布林出身小市民，粗通文墨，先在地主家当差，后来入工商界供职。他不畏强暴，当面指责女东家随意流放农奴是“滥用地主的权力”；他痛恨老板残忍贪婪，而且敢于袒护工人。因此他多次失业，四处漂泊，但他无悔无憾，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一八四九年，进步知识分子集团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遭难，巴布林也被捕入狱，发配西伯利亚。遇赦后他自愿留在原地，同禀性刚直的妻子一起兴办学校，从事社会活动。一八六一年得到解放农奴的文告时，他欢呼“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并邀集亲友，为沙皇的健康干杯……这个结尾显然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观点，曾受到谢德林的嘲笑。

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二年，屠格涅夫陆续写了八十二篇散文诗，但只有五十篇以《老年人的话》为总标题在他生前发表过。我们这里从八十二篇中选收了五十二篇。

散文诗这一体裁兼备着散文和诗的基本特点。它像散文一样自由，不受格律的约束，不分行分节，同时又具有诗的精练、意境和韵味。它可以抒情、叙事、状物、写景、说理、咏怀，可以白描和彩绘，或者将各种写法穿插融会，合为一体。有时是作者随手拈来，自然浑成，有时则经过长期的思考，才从中提炼出短短几句哲理性的格言。

屠格涅夫是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中写作散文诗的，他已走过六十来年的人生路程，体弱多病，长期鳏居异国，尽管好友波莉娜·维亚尔多夫人对他依然倾心相与，可她毕竟是有夫之妇，难以化解他的孤寂和悲愁。他那些以丧家之犬自况的告白，读来令人心酸。他在法国惟一的亲眷——他的非婚生女儿，偏偏又遇人不淑，陪嫁被挥霍殆尽，她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外出避祸。这场婚变，对她的老父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挫折。

那个时期屠格涅夫的经历和感受，不能不给他的散文诗投下浓重的暗影。作为自我写照，诗中的老人伶仃孤苦，在家由爱犬作陪，出门与小猴结伴。他偶尔信笔涂抹几句，只是消闲解闷，聊以自娱。有时追忆逝水年华，让旧日的生活再放光辉，然而今昔间的强烈反差，适足以使他产生白云苍狗的哀叹。残余的生命在不断地流逝，心脏眼看就要停止跳动。他觉得有个丑陋的老婆子紧跟在他背后，用凶恶的眼光盯着他，向他狞笑，把他赶往黑洞洞的坟墓。不过他面对死神时并未愤愤不平，也无心去设想来世的情景。描写大自然的冷漠严酷和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同样是当年屠格涅夫情绪的一种流露。

可是他没有忘记在散文诗中歌咏爱——友爱、母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仁人志士的敬爱、对不幸者和卑贱者的怜爱；当然，还有他所珍视的情爱。他也留下了少许色调明朗的篇章，又花费了一点笔墨来针砭时弊，包括某些文坛恶习在内。

总之，这部散文诗的内容是庞杂的、互相矛盾的。屠格涅夫晚年的思想感情，大都被浓缩到这些微型作品里来了。

作者在致福楼拜的一封信上说过：“在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是同时兼做评论家的。”这话当然也适用于他自己。屠格涅夫的评论涉及绘画、雕塑、音乐和演剧，重点仍在文学。

他谈《浮士德》的文章属早期论著（1845），颇有些独特的见解。他肯定《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其中充分展现了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十八世纪之间那一历史阶段。浮士德是中世纪的人，却具有近代的因素、理性和批判的因素，魔鬼梅菲斯特标志着十八世纪的否定和批判的精神。但屠格涅夫又把《浮士德》看成纯粹唯我主义的作品。因为第一，它极其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气派，而浪漫主义无非是对个性、对自我的颂扬。浪漫主义者也想解释社会，但在他们心目中，社会是为他们而存在，不是他们为社会而存在。其次，当时德国境内小邦林立，有如一盘散沙，人人为自己奔忙。浮士德同样只关心自己，他眼里没有社会和人类。第三，歌德本人的整个生活都没有超出自我，他完全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信念，《浮士德》便是从他那唯我主义的天性深处引发出来的。当屠格涅夫称他为“举世无双”的诗人时，主要着眼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屠格涅夫在其对《威廉·退尔》的评论（1843）中早已点明，尽管作为艺术家，歌德胜似席勒，而作为公民，他却比席勒逊色。但同时，歌德又是宗教改革的产儿，他卓有成效地表达了他的民族的一切追求和愿望，他的伟大正在于此。

屠格涅夫认为，《浮士德》第一部堪称从歌德内心直接倾泻出来的高水平的天才之作，它在不经意之间达到了真实，通篇浑然天成。第二部则是一些经过推敲修饰，而以调和告终的寓意故事，缺乏第一部那种奔放的热情。虽然第二部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这只能算作暂时的现象。

屠格涅夫又表示，由于时代和国情不同，俄国人不会盲目崇拜《浮士德》。他们看见一幅描摹乞丐的好画时不会首先去欣赏它的艺术性，而是痛心地想到：时至今日，乞丐尚未绝迹！

屠格涅夫有关德国作家的另一篇重要论著，是他为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别墅》俄译本撰写的序言（1868）。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内的一批欧洲作家将目光投向农民生活，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中的首倡者当推来自乡间的犹太裔奥尔巴赫。他摒弃了原有的爱好、情趣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栖身于故土的一个荒村，经常走访农家，研究其生活风习，从中找到了他一直交往的中上层市民所不曾给予他的东西，使他自幼熟悉的农村环境、人物、故事、传说和歌谣又回到他的记忆里，化为一部又一部佳作。随着农村宗法制社会的变迁，他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但主要的创作源泉仍然在于他同故乡的联系，那里才是他扎根之处。甚至在他移居首府以后，也没有中断这种联系。

除了上述三篇谈德国作家的文字以外，《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1860）也是屠格涅夫对西欧文学的一篇重要评论。

据他观察，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分别代表着人类天性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根本特点，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归入这两种典型中的一种。哈姆雷特是唯我主义者，他为自己而活着，一切从自我出发，这是他的灵魂所依附的惟一支柱。但他时刻关心的并非他应尽的义务，而是他的地位。他头脑发达，爱分析、反省、嘲讽，能意识到本身的弱点，在蔑视别人的同时又蔑视自己。他怀疑一切，缺乏信仰，也不相信自我，不过他还有否定邪恶并与之作斗争的积极一面。

相反地，堂吉诃德体现的首先是信仰，对永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信仰。为了掌握真理，实现抱负，他可以赴汤蹈火，牺牲生命。在他看来，为自己而活着是可耻的。他舍己为人，一身正气，时时闪耀出思想的光辉，然而他又荒唐可笑，有时简直像个十足的疯子。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具有明显的政论性，屠格涅夫结合五十年代末期的俄国情况来阐述这两个人物，其立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把堂吉诃德比作革命民主派，哈姆雷特则指“多余的人”。

一八六四年，屠格涅夫在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概括性的短文，断言惟一能同这位新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媲美的，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全球都已被莎士比亚征服，他的胜利比拿破仑辈和恺撒辈的胜利更牢固。当时只有俄国和德国经常演出莎剧，俄国表演艺术家莫恰洛夫以饰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罗密欧蜚声剧坛。

《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剧：〈穷新娘〉》（1852）一文，除了列举这个剧本的具体得失以外，还触及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屠格涅夫一向把真实性摆在创作的首位，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努力“追求简朴和真实”。但屠格涅夫认为，虽说《穷新娘》除女主人公即穷新娘以外的所有人物都写得很真实，却没有达到“诗的真实”的高度。换言之，这些从现实深处撷取来的形象并未成为典型，他们没有具备“生活的必然性”，因为艺术“不应当仅仅重复生活”。

《谈谈丘特切夫的诗》（1854）篇幅不长，而内容充实。丘特切夫是屠格涅夫的前辈，二十年代初开始写诗，并以其思想、形象和语言的独创性而为文坛瞩目，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更达到创作高潮。虽然他一度倾向斯拉夫主义，但屠格涅夫对他的艺术成就仍十分推崇，曾在给诗人费特的一封信上说：“毫无疑问，谁若是欣赏不了他，那就欣赏不了诗。”一八五四年，经屠格涅夫倡议，《现代人》以增刊的形式，集中发表了丘特切夫的九十二首诗，紧接着又登出这篇评论。

丘特切夫以哲理诗名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俄国“第一个哲理诗人”，甚至他后期所作情诗中都不乏清醒的理性的分析，他的写景诗也熔自然和人、自然和人类历史为一炉，因此屠格涅夫在本文中特别重视他的诗作的思想内蕴：“他的每首诗开头都闪现出一种思想”，接着又赶紧补充道：“但是这思想却像一个光点，在深沉的感情或者说印象的影响下，时时闪光”，可又“从来都不是赤裸裸地和抽象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永远与来自心灵和自然界的形象融为一体，它被形象所渗透，同时它本身也不可分离和不可分割地渗透于形象之中”。

其次，屠格涅夫又在引用常言所说“一个作家应当像母亲怀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心头孕育自己的作品”之后，指出：伟大的思想“也不可能仅仅来自头脑，而且应当来自心灵”。“那些不是从自己的泉源中汲取来的”诗如丘特切夫的《拿破仑》等便得不到读者的喜爱。此外，屠格涅夫又就才能同作家的生活及人民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发表了一些切中肯綮的意见。

一八七一年，屠格涅夫为谢德林的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英译本写了一篇短评，竭诚荐举。这篇短评和此前不久他给谢德林的一封信，表明他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对后者的贬抑态度已变为热烈的赞许。他点出，谢德林在本书中采取的漫画式夸张手法，看似怪诞，但决没有扭曲事物的本质，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随处可见。公众接触这类作品时笑得前仰后合，却又感到好像有条鞭子在抽打自己。谢德林涉世颇深，比任何人更了解祖国。《一个城市的历史》不仅刻画了愚人城的历届瘟官酷吏，而且变成十八世纪下半期至十九世纪初叶的一部俄国社会史，有着普遍的意义。关于谢德林的为人，屠格涅夫也作了精当的述评：他表面上疾言厉色，其实很善良，重感情，恨他的固然不乏其人，爱他的更多得多。

继《一个城市的历史》短评之后，屠格涅夫又于同年（1871）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克雷洛夫，认为他是从拉封丹时代以降惟一富于独创性的寓言作家，并且比拉封丹具有更多别出心裁的想象。他自童年起，终其一生都是最典型的俄罗斯人，其思维方式、观点、感情和全部作品是真正俄罗斯的。他那带几分冷淡的幽默，说明他身上蕴涵着一种斯拉夫性格所固有的东方因素。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俄罗斯民族性，最好读读克雷洛夫寓言，这比读许多相关的著作更有益。

《给〈Le xix－c Siècle〉报编辑的信》（1880）是以法国读者为对象的。像前面那篇文章一样，屠格涅夫在这里也强调作家和本土的血肉关系：托尔斯泰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作家”，法国人读了《战争与和平》，可以更直接而正确地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的生活，这远胜于读几百部相关的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专著。《战争与和平》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而且这就是真实的俄罗斯”。

一八八○年，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宣读一篇讲稿，以庆贺即将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作者称颂普希金是俄国首屈一指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为俄国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给俄罗斯语言作了彻底的加工，使之更有力、鲜明、更富于阳刚之美，二是创立了文学，以典型的形象和不朽的声音，对俄国生活的各种潮流作出反应。虽然普希金诗歌的本质和一切属性同俄国人民的本质和属性契合一致，但他未能成为莎士比亚和歌德那样的民族诗人，因为他肩头扛着上述两项任务，负荷过重，加之环境险恶，以致华年早逝，没有取得更高的成就。

历史在前进，从屠格涅夫所谓的“文学时代”转入“政治时代”，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追求、需要和问题，普希金的名字一度被人淡忘，果戈理一跃而变成人们思想的主宰，接着又传来“复仇与悲伤”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及其追随者的声音。普希金作品的最早和最主要的阐释者别林斯基也由其他评论家接替，这批评论家的登场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屠格涅夫对四十到六十年代俄国文学演变轨迹的概括。

《为阿·康·托尔斯泰伯爵逝世致编辑的信》（1875）记述了逝者的人品和文品。屠格涅夫对他的正直和诚挚，特别是对他的“仁厚的天性”，表示衷心的敬仰，此外还重申了感恩志谢之意，因为一八五二年，当屠格涅夫由于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犯忌而被放逐时，多亏阿·康·托尔斯泰和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为之缓颊，他才得以早日恢复自由。讲到逝者的文学业绩，屠格涅夫多少有点违心，在致安年科夫等友人的书信中说得比较直率：“他是大好人，却是个平庸的作家”，对阿·康·托尔斯泰的剧本干脆全盘否定。这可未免失之偏颇了。

屠格涅夫长期流寓西欧，结交过当地文学界的许多人物，他同法国作家的关系尤其密切。

在法国老一辈名家中，他最尊崇乔治·桑。四十年代，当她以社会小说驰誉俄国的时候，屠格涅夫便是她的热烈景仰者，后来双方曾有过多次接触。而维亚尔多夫人又间接促进了这份跨国情谊，因为她和乔治·桑是三十年的故交。文学资历同乔治·桑相当的梅里美，也以其品德、学识和对作品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受到屠格涅夫的敬重。梅里美向法语世界推荐俄国作品的热情，更使他感念不忘。

屠格涅夫的法国同辈文友中，福楼拜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社会观点等方面都同他相近，七十年代他定居巴黎后，彼此过从更为频繁，他称许《包法利夫人》“是当代文学法国流派无可争议的最优秀的作品”（《迪康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力量〉序》）。这个流派就是他在莱·克拉代尔《特写和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序（1876）中所说的、旨在研究和表现典型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派。按他的说法，该派肇始于巴尔扎克，主要代表有福楼拜、左拉、埃德蒙·龚古尔等，其根本任务和纲领之一在于仔细认真地再现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屠格涅夫看来，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现实主义作家在俄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法国人并不特别重视艺术有没有真实性。

屠格涅夫为他的长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1880）向读者提供了不少有关的创作史资料，涉及《前夜》的部分记述得尤其详细。从中可以看出，他进入暮年之后，心境渐趋平和，有些观点已不同于往昔。例如一八六○年二月，他曾致信涅克拉索夫，指责杜勃罗留波夫评《前夜》的名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有失公允，言辞偏激”，并一怒之下脱离了与他长期合作过的《现代人》。二十年后回首前尘，原有的嫌隙业已消释，上述的序言坦然承认，在《前夜》引发的大量评论中“最出色的当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比照当初，态度客观多了。

本选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回忆录，其主体为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屠格涅夫撰写的《文学回忆录》，包括《代序》、《彼·亚·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回忆别林斯基》、《果戈理》以及《关于〈父与子〉》。这些文章涵盖甚广，除了缅怀故人和追叙往事，还涉及当前的重大文学现象和社会问题，带有政论和论战的色彩，已超出通常回忆录的范畴。

作者写《文学回忆录》的时候，相知最深的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早已谢世，老友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又因政见不合或其他原因而与他长期断交，一直过从较密的只有保守的安年科夫、鲍特金、费特等少数人，进步青年对他日益疏远，加之他久居西欧，难免产生漂泊落寞之感和思乡念国之情。在创作上，《父与子》和《烟》相继受到猛烈的抨击，跟《猎人笔记》和他最初几部长篇小说面世时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他每年的作品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质量明显下降，有时他甚至立意搁笔，并在《关于〈父与子〉》中说出了他对新近作者们的临别赠言。这一切凑在一起，使得《文学回忆录》也带上一种低沉、感伤、哀怨的调子。

屠格涅夫的全部回忆录中，篇幅最长、意义最重大的当推《回忆别林斯基》。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注意到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受其影响，他彻底摈弃了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一八四三年初彼此相识，一八四七年一同客居普鲁士的萨尔茨布隆，交谊更深。在那里别林斯基写下泼辣犀利的致果戈理信，屠格涅夫创作了《猎人笔记》中反农奴制倾向最强烈的《总管》与之配合；其后又在《父与子》卷首题词，纪念这位过早凋亡的畏友。依照屠格涅夫临终的愿望，他的遗体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侧。

《回忆别林斯基》主要记述作为杰出的文论家和思想家的别林斯基的言行风采，描写他怎样废寝忘食地探求真理，研究现实；当他阅读作品的时候，又如何“一下子就认清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无所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断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而有力地、信心坚强地说出它来”。他亲手扶掖了一批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内的新秀，使果戈理旗帜下的“自然派”得以迅速成长壮大。他又根据自己的体察和前人的经验，提出一套初具规模的现实主义理论，为俄国文学指明了方向。别林斯基为人的真诚淳朴，也在本篇中得到反映。

在早期反对专制农奴制度、批判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同斯拉夫派论战的时候，屠格涅夫和其他西欧主义者曾经同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一致行动。可是作者在本文中避而不谈四十年代初期以后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而用理想主义、西欧主义来概括他的全部世界观的特征，恰恰阉割了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到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革命迫在眉睫，而屠格涅夫仍然坚持其自由主义贵族的立场，只赞成君主立宪制与温和的改良，终于同别林斯基的真正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分道扬镳。不过他对革命民主派的看法是复杂的，认为他们既可笑，又可敬，上面谈《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时已经提过了。

《文学回忆录》里另一篇力作是《果戈理》，其中写了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初期和逝世前一年的果戈理。第三个阶段着墨最多，写得也格外深刻动人。

《文学回忆录》之外，屠格涅夫还著有多篇值得一读的怀旧文章，所写人物也都在俄国文化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除谢甫琴科外，其余几位可能使我国部分读者感到陌生，这里附带介绍几句。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本身不是作家，但同许多作家有往来，很关心文学界的动向。从一八三九年到逝世，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任世界史教授，对专制农奴制口诛笔伐，受到青年们爱戴。所用语言生动精练，博得“史学中的普希金”的美誉。他积极参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先是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后来加入反斯拉夫主义的论争，一再强调俄国和西欧社会发展的一致性，成为西欧派主将之一。赫尔岑、别林斯基一度与他协同战斗，但四十年代中期，在唯物主义和革命行动的问题上，双方有过分歧。

上段提及的斯坦凯维奇（1813—1840），一八三四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一八三七年去西欧养病，春秋正富时客死意大利。他出国前发表过一些诗文，但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将莫斯科大学当作据点，建立了一个研讨德国古典哲学、传布人道主义的启蒙小组，先后参加者有同学康·阿克萨科夫、别林斯基、巴枯宁、鲍特金等。斯坦凯维奇以其远见、博学、才具、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被推戴为首领，《罗亭》里的波科尔斯基再现了他的若干特点。斯坦凯维奇去国不久，小组逐渐解体，成员分别变为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别林斯基和同一时期出现于该校另一小组的赫尔岑则成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时还年轻，没有加入任何小组，一八三八年才在柏林结识斯氏，对他推崇备至。《记尼·弗·斯坦凯维奇》不过是一份朴素的传记资料，只根据这篇短文来认识他是远远不够的。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的创作道路相当曲折。早年他支持“自然派”，热心为《现代人》撰稿，所写小说《波林卡·萨克斯》维护妇女的权益和尊严，得到别林斯基等人的好评。从一八四九年起，随着政局的进一步恶化，德鲁日宁开始提倡“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艺术中的社会倾向和“社会现实主义”。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一年主编《读者文库》，使之变成唯美派的刊物，同《现代人》相对抗。他和屠格涅夫同属西欧派，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同样反对革命民主主义并脱离《现代人》，但他惋惜屠格涅夫为了文学的现实性而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华。作者在悼念德鲁日宁的演讲中涉及“纯艺术”论时，有意说得含蓄笼统，而着重谈他为清寒文化人建立的福利组织“文学基金会”。屠格涅夫也参与过该会的筹建工作，又应德鲁日宁的请求，写了《英国文学基金会的午宴》一文以供参考。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一文，记载屠格涅夫同大画家亚·安·伊凡诺夫（1806—1858）的一段交游。后者于一八三○年离开俄国，次年起定居罗马。扛鼎之作《基督显圣》是他二十余载苦心经营的成果，题材出自《路加福音》，描绘先驱者约翰在约旦河畔施洗传道，宣告救世主耶稣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场各色人等的不同反应。旨在表现人类对自由和正义、对道德重振和精神蜕变的渴望，因而超越了传统宗教画的模式，具有社会意义。全画人物众多，结构繁杂，其技法对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七年在罗马认识伊凡诺夫，对他甚为敬重，不料翌年他便溘然病逝。

在屠格涅夫缅怀故人的文字中，就记述的翔实而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仅次于《回忆别林斯基》，不过还需要略加补充。尼·伊·屠格涅夫（1789—1871）早年参加过彼得堡著名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后来兴趣转移到经济学方面，一八一八年起，成为十二月党的秘密革命组织幸福同盟和其后的北方协会创建人，属于比较温和的一派。他的理论著作和实际活动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认为农奴制不废除，政治自由和制宪行宪都无从谈起。一八二四年他出国治病，未参加次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仍被缺席判决死刑，继而改为终身苦役。他从此长期流亡西欧，直至一八五七年才获准回国探亲。赫尔岑称誉他是“为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之一，我们每次碰见这个名字都会产生深深敬爱之情”。

蒋路 1999.9

[1] 这件事成了屠格涅夫同《现代人》决裂的导火线，也是他不在该刊发表《前夜》，而将原稿转给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的真正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