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论基础篇

第一章　跨文化翻译与文化对比

第一节　文化翻译概述

一、文化

（一）文化的内涵

关于“文化”一词，随着社会和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内涵研究的兴趣仍然非常浓厚，文化也日益成为人们专门探讨的一门学问。

（1）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辞海》中，广义文化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概念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2）社会语言学家戈德朗夫和本尼迪克特则从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直接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组成。”

（3）根据1974年美国出版的The New World Encyclopedia一书中给“culture”的定义，文化是一定群体所共享的精神、艺术观点的总和，其内容包括传统、习惯、道德伦理、社会关系等。

中西方关于文化内涵的说法可谓见仁见智。文化就是人们所觉、所思、所言、所为的总和，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

（二）文化的构成与分类

1.文化的构成

由上述文化的内涵可知，文化的构成很复杂。具体包括民族的个性、时间和空间观念、言语和非言语的符号、价值观、行为规范、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等。

2.文化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文化进行不同的分类。

（1）按照文化内涵进行分类

1）知识文化。它是指非语言标志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不直接产生影响的文化知识。

2）交际文化。它主要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直接发生影响的文化因素。

①外显交际文化是指那些比较外显，如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

②内隐交际文化则往往不易觉察和把握，因而它更为重要且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有对内隐交际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满足一些深层次交往的需要。

（2）按照表现形式进行分类 1）物质文化。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产品的总和。它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质文化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2）制度文化。这些制度既对物质财富创造者有约束作用，又服务于物质财富的创造。总而言之，制度文化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法则。 3）心态文化。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心态文化又可以被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

①社会心理是指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以及思想面貌。

②社会意识是比社会心理更高一层次的文化，是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而来的思想文化结晶。

4）行为文化。它主要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模式。

（3）按照文化层次进行分类

1）高层文化又称“精英文化”，是指相对来说较为高雅的文化内涵。

2）深层文化又称“背景文化”，是指那些隐而不露的文化。深层文化和前面所提到的内隐交际文化类似。

3）民间文化又称“通俗文化”，是指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内涵。

（4）按照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进行划分 1）高语境文化是指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要借助非语言符号进行交际的文化。其主要代表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等。 2）低语境文化则是指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低，主要借助语言符号进行交际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或异质性较大，因为语境或交际参与者身上所蕴含的潜在信息很少。

由于高、低语境文化的人群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当来自这两种文化的成员在进行交际时，需灵活地调整自己的交际策略和交际方式，使沟通顺利进行。

（三）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1.文化的属性

（1）文化的历史属性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因为任何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渐累积起来的精神成果。人们对于事物的名称、观念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可以根据文化词对特定的历史时期大致进行推断。

文化的历史属性还在于它动态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并且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进步的，这只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不会改变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

（2）文化的民族属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与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同时由于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的差异性而衍生出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文化的民族属性主要体现在物产的民族化、习俗的民族化以及观念的民族化。

1）物产的民族化往往受制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等客观环境。

2）习俗的民族化是指由于不同民族受到各自发展历程的影响，而形成独具其民族特色的习俗。

3）观念的民族化。思想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往往是由社会教育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逐步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文化的地域属性

文化的地域属性是指由于不同民族所生活地域上地理环境的差异，与之相关的气候、地形、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背景也会有所不同。

2.文化的特征

（1）社会性特征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社会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文化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人为组成社会的重要分子，其言谈举止受到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人在社会中接触相应的文化规范，并掌握一些基本的处事交往的规则。

2）文化并不是自然就有的，它是人类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而逐渐形成的。

（2）阶级性特征 1）在无阶级社会里，文化活动是由群体创造的，因而反映这些群体活动的人类文化也带有该群体的共同特征，并为群体所共享。 2）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阶级的色彩，某些文化被部分利益集团所占有，有的甚至带有“反文化”性质。

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部分文化具有“阶级性”。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大部分文化现象仍然具有人类共同性。

（3）宗教性特征

文化具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两者有时互相利用，有时则政教合一。宗教对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对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等各种类型的文化，都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对人们的思维、信仰、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影响力，宗教文化统治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4）共同性特征

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精神方面取得成果的综合体现。物质文化以物质实体反映人对自然界进行的利用和改造，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人类共同性。

除物质文化之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彼此之间也具有一些共性和相互可借鉴性。

（5）继承性特征

文化是社会历史的沉淀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反映。因为历史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故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四）文化的功能

1.社会性功能

（1）规范功能

具有规范作用的文化主要指的是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制度、婚姻制度以及亲属制度等。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同样多的社会问题，社会也变得很复杂。相应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的出台可以有效保证社会公正，使人们实现共同发展。

（2）教化功能

文化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上。中国人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形成典型的华夏人的性格特点。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进而形成具有本民族性格特征的人。西方人则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为基本准则。中国注重道德建设，而西方则注重法制建设。这就是文化的教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3）凝聚功能

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功能，其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或族群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

（4）整合功能

文化的整合功能可以使文化各部分密切联系并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1）协调各部分，使风俗习惯、生产力的发展等都和谐统一，实现共同发展。

2）规范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观念、意识等，使其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模式。

2.心理性功能

心理性功能指的是文化满足心理需求的能力。这些精神文化可以陶冶人的心性，还可以养神。

人的心理需求还有很多，如艺术的需求、认知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信仰的需求等。

3.生理性功能

人的生理性需求也就是生存需要或基本要求，与人类的衣、食、住、行具有密切的关系。

1）基本需求，包括住所、人身保护等。

2）派生需求，包括食品分配、防卫、社会监控等。

3）综合需求，包括心理上的安全感、社会和谐等。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理性需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

二、翻译

（一）翻译的定义

关于翻译定义的叙述，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从新的视角对翻译定义的探讨版本多样，层出不穷。

（二）翻译的分类

（1）按照涉及的语言符号即翻译所涉及的两种代码的性质给翻译进行分类。1）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种语言内部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的符号所做出的阐释。

2）语际翻译是指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3）符际翻译是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或用非语言符号系统阐释语言符号。

（2）按照所涉及的语言给翻译进行分类，翻译可分为母语译成外语、外语译成母语两大类。

（三）翻译的过程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艰苦的思维过程，它有别于其他任何语言活动的过程。

（1）有学者从符号学的角度将翻译过程描述为信息输入、黑箱、信息输出三个阶段。

（2）根据杨自检的观点，翻译的思维过程包含了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的交错运用，翻译的思维过程不是一维的抽象思维。

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以译者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其翻译客体是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可读性、稳定性、可译性、可读性、外伸性等特征的文本。

（四）翻译的价值

1.翻译的社会价值

翻译的社会价值与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共存。翻译的社会价值具体体现在翻译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它取决于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此外，翻译的社会价值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深刻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翻译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塑造。

（2）翻译通过改造语言最终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

2.翻译的美学价值

翻译实践中的任何一部佳品，都体现着译者对美的追求和美的价值呈现。

（1）翻译家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要求，求美才是高要求。

（2）严复的“信”“达”“雅”中的“雅”字，现代翻译学家赋予其新的含义就是要求译文应该具有美学价值。

就翻译本身而言，它不仅是单纯地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移植到译文中的一种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翻译的美学价值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

3.翻译的文化价值

就目前而言，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也在不断深入与提高。因此，翻译的文化价值也备受重视，其文化价值指的是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

翻译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促进文化交流为其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一个民族或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其对其他文化的态度。总而言之，当时的译者对翻译的文化价值已经有所认识。

4.翻译的创造价值

翻译的创造价值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从社会层面而言，翻译作为一种以交流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同时也为译者的创造力奠定了基础。

（2）从语言层面而言，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观念和思路，文学语言艺术的翻译就是在源语的基础上对语言符号转换并创造的过程。

（3）从文化层面而言，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具有创新性。其创造价值蕴藏着一种求新求异的敢于打破自我封闭局限的创造精神。

5.翻译的历史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和翻译有着密切关系。然而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人类交际的活动，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认识水平和世界认识水平等诸多因素。这句话指出了翻译的历史价值观，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含义。

（1）可以基于人类的翻译实践去考察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

（2）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涵以及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就具体的翻译活动来说，翻译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都不是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在翻译实践中，既要清醒地意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又要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局限性。

三、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有史以来，资深的翻译研究者都比较重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文化与翻译作为两种社会现象，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翻译实践也丰富和利于文化的发展。

（一）翻译对文化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不仅要依靠自身文化，还应以辩证的眼光吸纳外来文化。

（1）翻译对译语文化的丰富和促进作用。有史以来，翻译作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知识和文化的多维传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2）翻译在引入新思想、新知识的同时，无形中丰富了译语文化的语言和文学，有时甚至对本民族语言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文化对翻译的作用

1.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干预

翻译作为两种文字间的转换和两种语言体系的接触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传输和移植，甚至是不同程度文明的接触过程。译者作为受到所属文化影响的个体，即使在文化中极力克服其个人的主观因素，但仍带有译语文化的烙印。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者在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译者心态的开放和保守对翻译风格和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哪种翻译方法也都受到特定时代人们观念的影响。

（2）译本的更迭是文化发展和变迁的结果。

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干预也大都通过译作来体现。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对比来观察该地区或国家文化的发展程度和社会面貌。

2.文化对翻译形式的影响

文化对翻译形式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隶属于制度文化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翻译活动进行的方式造成影响。

（2）文化的强势、弱势影响着翻译活动方式。这里所指的强势和弱势是指在某一文化领域或文化整体的强与弱。

（3）翻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族心理的开放程度。

（4）翻译活动的规模受制于对文化的需求程度。

总之，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非常复杂，译者只有对两种语言熟练驾驭并深化对两种文化的对比和理解才能有效提高翻译质量。

四、文化翻译的倾向

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性语言——英语的影响，以英语为核心的西方翻译理论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的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苏珊·巴斯奈特和西奥·赫曼斯为代表的文化翻译论派出现。该理论强调多学科结合的多元化翻译。

谈到翻译，我们无法回避“为何译”“选何译”和“怎么译”等现实问题。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和偏好，对翻译行为进行内容选择、价值分析和效果评价等，可以追求内涵的呈现。

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会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感到陌生甚至茫然。在翻译时也会因为这种陌生文化现象而茫然不知所从。

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翻译倾向，一是以语义为中心的异化倾向，强调语义的适应性；二是以文化为中心的归化倾向，强调文化的适应性。

以语义为中心的翻译观主要是强调文化的字面属性，即主张通过字面意思来达到文化的原汁传播，但实际上这种翻译常文化知识是通过语言学习的途径来了解和获得的。因此，文化翻译以文化为中心，强调文化的内涵属性，即主张通过字面转换来凸显内涵，这种翻译常常会让译文读者产生误解。中文和英文的对应词有时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不能简单地进行字面对译。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递相关的语言文字信息和文化内涵信息，翻译要让读者理解原文的含义。但在跨文化的语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往往成为翻译的实质性障碍。

（1）译者的翻译观。译者翻译观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主观倾向，它对翻译目的的确立、方法的取舍和译文的质量等产生直接影响。是追求字面等值还是追求文化精神内涵，这往往需要译者来拿定立场。

（2）译者的生活背景。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等，对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译者的生活背景对译者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翻译行为。

（3）译者的素养。译者语言功底的厚薄和文化素养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五、文化翻译的目的

翻译除了语言文字的转换外，也包括文化价值的传递，而译者的基本任务就是将陌生的文化概念和文化信息消化转换为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信息。

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标或目的，翻译也是一种行为，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翻译能使文化和语言不同的群体达到学习和交流的目的。

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语言符号间的动态转换过程，文化是翻译的重要内容，而翻译则是文化交流的工具和手段。翻译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手段和工具。无论是从宏观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生活应用角度，翻译是不同民族间增进文化理解和交流的钥匙。世界上，文化传播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一）文化的流向和文化翻译倾向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文化存在实力上的强弱之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存在不平等和不对称的现象，而弱势文化则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以改变自身来适应强势文化的冲击。

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传播无不是以经济发展为强大的后盾。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朝代，国力强盛，对周边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西欧的文明也归功于翻译。

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在世界上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为了达到促进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都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或者向外推介本民族的文化，包括以和平的渗透和武力征服的方式来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出。

当今的美国和欧洲各国家，除了其经济实力外，英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也为其文化输出和传播文化提供了工具性的便利。

（二）翻译的目的

1.翻译中译者导向的目的

任何翻译都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而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是由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来决定的，翻译目的的确定往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译者对翻译具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性，而这些目的性可以通过为翻译发起人服务，为适应时代与社会文化环境而表现自己的立场、态度，展示自己的翻译动机等途径来实现。

2.为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目的

翻译承担着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双重任务。为了实现文化的健康而有序的交流，既可以保持本族文化的特色，又能吸取外域文化的精髓。

文化存在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文化内涵，一是文化形式。前者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播；后者主要是语言形态的呈现。文化传播的宏观目的是引起译文读者对该文化的兴趣，可以让译文读者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从效果论来看，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深远。

为了达到和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目的，翻译通常有拿来翻译和拿去翻译。拿来翻译和拿去翻译是一种主动型的积极翻译，是为了充实本域文化，增强本域文化的实力和活力，它通常对原文化材料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即主动而积极地择优而译或者择缺而译。

送来翻译和送去翻译也是一种主动型的翻译，对于文化的接受者来说则是被动地吸收，有时甚至会以牺牲本域文化的代价去适应。

（三）目的条件下的文化翻译

为了达到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目的，只有首先让文化引起译文读者的兴趣，而读者的兴趣首先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一旦有了兴趣，读者会主动去学习和了解相关文化知识。

翻译的目的是交际，不仅仅受原文的限制，还会被译文读者的反应所影响。

要以译文读者在其认知范围内能有效理解和吸收外域文化作为翻译的最终目的，在文化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在含义上做出适当的取舍。

翻译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文本处理过程，“原文仅仅是译者使用的多个‘信息来源’的一种”，其地位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原文的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哪些需要调整或改写。

在进行文化翻译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文化内涵的传真，其次要注意读者的接受能力。

1.为了文化内涵的传真的需要

文化词承载着文化群族的价值观、是非观、审美观等精神理念内涵。相同字面表达的词语，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与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所包容的文化内涵并不一定存在对应的关系。

2.为了适应读者的接受能力的需要

忽视传播对象的文化认知能力，就很难得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进而无法激发兴趣和求索的动力。在进行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即确定传播对象，并据此确定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对翻译方式做出选择或取舍。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要想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就必须有共同的背景知识。文化缺省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交际现象，不属于该文化的信息接收者在碰到这样的缺省时便会出现意义真空，无法将语篇内信息和语篇外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

3.为了有意识地维护和传播本域文化的需要

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保持本域文化特色和优势地位，是很多爱国人士追求的目标。

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期间，西方列强首先向中国进行的是以基督教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殖民化活动，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殖民的形势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这就需要爱国人士进行翻译时能维护和传播本域文化。

第二节　文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一、英汉文化翻译的原则

（一）文化翻译原则的研究

谈及翻译的原则问题，众人的说法不一。有人对翻译提出“译学无成规”的说法，认为翻译只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活动。

由此可见，翻译原则是指导翻译实践的科学依据。历史上大量的翻译实践也证明，合理采用翻译原则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指导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译文应和原作一样流畅。

（2）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3）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随着现代文化信息传递理论的发展，翻译的原则也在不断地发展。奈达在《语言·文化·翻译》这本书中提出，他进一步发展了“功能对等”理论。当奈达把文化看作一个符号系统的时候，文化在翻译中获得了与语言相当的地位。因为翻译是随着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任务就是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中去。

（二）文化再现原则

1.再现源语文化信息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原文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在译文中完整地再现出来，切忌不能只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

2.再现源语文化特色

再现源语文化特色是指译者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尤其不得随意抹杀或更改源语的民族文化色彩。

二、文化翻译的策略

（一）翻译策略的概念

翻译策略是一个与翻译实务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每个翻译工作者与翻译研究者都需要弄明白的问题。具体而言，翻译策略主要涉及三个基本任务：一是明确翻译目的，解决为什么而译、为谁而译的问题；二是确定所译文本，解决翻译什么、为什么要翻译这个文本的问题；三是制定操作方式，解决怎么译、为什么要这么译的问题。策略具有明显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对象性、针对性和预测性，着重理论分析和归纳性理据分析，同时又鲜明地指向实践。

当译文保留原文中所有的交际线索，以求保留原文的风格时，就是“直接翻译”。反之，当译文只求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保留原文的基本意义，对原文的表现形式做较大的改动时，这种翻译就是“间接翻译”。

翻译策略是译者为达到或完成其整体目标而选择的一整套最佳翻译方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中的人们在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且英汉两种语言也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文化因素往往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

由于语言本身的特点、翻译目的的复杂性和翻译“形势发展”的多变性，翻译策略的采用是没有统一固定模式的。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虽然译者可以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自古以来的种种翻译策略可以大致分归为两大类：一类为“归化式”翻译策略；另一类为“异化式”翻译策略。前者的目的在于“征服”源语文化，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语文本“完全本土化”；而后者则相反，其目的在于“译介”源语文化，使目标文本读起来像源语作品一样。从方便讨论的角度讲，我们赞同这种分类。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对两种翻译策略的称谓。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概念自翻译活动出现就一直存在。随着20世纪末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归化与异化之争开始浮出水面，并正式取代了直译与意译之争而逐步成了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作为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韦努蒂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批评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并提出了解构主义思想来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本质上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

人们对归化与异化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不完全一致。归化翻译指的是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使译文流畅、通顺。异化翻译则指的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在文化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都有着各自的价值和用途。

关于直译、意译的概念，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的翻译方法。

综合而言，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修辞手段等等。由于直译对译文在译入语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不是逐字逐句对照，但文字通顺，读者能看懂。意译不注意原作语言形式，包括句法结构、用词、修辞手段。

作为翻译研究中两个二元对立的重要概念，直译、归化是两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术语。这两对概念都有相互重叠的方面，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源语的语法和表达规范。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直译、意译是针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提出来的，属于语言层次的讨论；异化、归化将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诗学和社会政治层面。如果说直译、意译讨论问题的角度较小的话，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后者指导前者。其次，直译、意译在本质上是翻译的方法或技巧，而异化、归化则是翻译策略；如果说直译、意译讨论问题的角度较小的话，异化、归化则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后者指导前者。最后，既然直译、意译主要从语言层次这一平面上来讨论问题，那么它们之间的对立性、排斥性便更加明显。异化和归化除了排斥性和对立性之外，更有兼容性和并存性的一面。此外，在翻译研究中，直译、意译是两种翻译方法，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只是在近些年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

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异化与归化的交锋和对话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翻译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中国翻译史上，异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人物应该是鲁迅。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鲁迅以睿智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传统翻译理论的新异之处。

异化和归化的争论是由于人们在两个方面认识上的混淆所致：一是把异化与归化完全对立；二是忽视异化与归化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虽然是翻译界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上所产生的两种对立的翻译策略，其界限是模糊的，它是由极端归化到极端异化所构成的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异化策略范畴和归化策略范畴各自包含有一系列的次范畴，它们的边缘次范畴是相互重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策略范畴下的非边缘次范畴有可能变成了归化策略范畴下的非边缘次范畴。语言层面的异化应考虑如何在保持源语形式的同时，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归化。在处理直译、意译与归化、异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要运用辩证统一的观点。

归化和异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策略，各有其长短、互为补充。归化的翻译以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有效交际与沟通为目标，用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来传递源语文本的信息，避免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奈达主张，译文应该尽量使用符合译入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寻求与原文最为贴切的对等表达。与归化翻译相比，异化的翻译则更注重体现源语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使得读者能够领会到原作的风貌。合理的异化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它首先是尊重外国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国外文化。事实上，异化翻译的被接受程度和文化交往的广度、深度是成正比的。

应该指出，“归化”策略更多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程度，因而译文往往使读者产生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容易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归化”是把一种文化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内容，失去通过语际翻译吸纳异质文化因素的机会。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各国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间的融合日渐加深。因此，译者应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合理利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努力传达和吸收异域文化，弘扬和发展本土文化，促进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三）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也就是要解决源语文本转换成译入语文本问题的门路和程序。翻译方法与翻译实务密切相关，与翻译策略紧密相连，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互相通用。翻译策略是翻译方法的指导原则，后者是前者在操作方法、技巧上的具体体现。与翻译策略一样，历史上人们常常按传统二元逻辑来加以区分，其中直译与意译这两种方法是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讨论得最多、争论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论，其中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优劣之辩，甚至还有形而上的对翻译使命的不同思考。

应该指出，虽然翻译方法上的二元对立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传统。事实上，自古以来还有许多不以二元对立归类的、更加具体和微观的翻译操作方法和技巧。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翻译教材讲述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包括：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移法，减词法，重复法，正反、反正表达法，分句、被动语态的译法，定语从句的译法，长句的译法，数词、习语、拟声词、特别语词的译法等。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也基本上沿用以上方法与技巧，如增加变通和补偿手段：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释义、省略、重构、移植等等。有的教材或翻译专著还用不同的术语指称相同的一些概念，如分切、词性转换、语态转换、阐释或注释、引申、替代、增补、省略、重构、移植等等。

翻译实践表明，用现代翻译学的眼光看，也不应机械地坚持所谓“死译”“直译”“意译”的三元对应。翻译的策略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量体裁衣，灵活处理。

总之，在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问题上，需要考虑作者的意图、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和读者对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深刻的跨文化意识。

第三节　跨文化翻译思想与理论

一、西方的翻译思想与理论

（一）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时期的翻译思想

最早的《圣经》译本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文化典籍，有人也因此把罗马人推崇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明者。

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提出，要作为演说家而不是作为解释者进行翻译，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在此基础上，西塞罗认为翻译也是一种文学创作。他的这一翻译思想可以说开启了西方翻译史上文艺学派的先河。

继西塞罗之后，贺拉斯成为另一位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家。在翻译观点上，他受西塞罗的影响，同样认为翻译必须避免直译。他主张将希腊优秀的诗作翻译改编成戏剧。贺拉斯的翻译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常被后人引用以批评死扣原文、不知变通的翻译。

昆体良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翻译思想家。他注意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之间在词汇、修辞等方面的差异。在他看来，无论语言、文化间有多大差异，翻译虽然无法获得与原作同样的效果，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接近原作。他主张用最出色的词汇翻译希腊作品。原文是诗歌，可以用散文的形式翻译，提供了曾被忽略的东西，使原先松散的东西有了密度。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哲罗姆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他同时也很清楚地认识到，翻译《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不宜一概采用意译，他强调意译应更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

罗马帝国晚期另一位与哲罗姆齐名的翻译家就是著名的神学家、作家奥古斯丁。他提出，一个合格的《圣经》译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要通晓两种语言。其次是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最后是要具有一定的校勘能力，以便找出正确的译文。在有关翻译单位的问题上，他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这也反映了他比哲罗姆更倾向于直译。

奥古斯丁与哲罗姆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是一味提倡比较自由的翻译方法，这个观点在西方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阿尔弗烈德国王是一位学识渊博、勤于翻译实践的学者。总之，要“采取最易懂的方式将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

中世纪末期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列奥那多·布鲁尼，他是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政治家，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对翻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因此要想翻译出优秀的作品，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尤其是应该对所涉及语言的种种特征有全面的把握。对于有文学特性的作品，译者要能把握原文的韵律和节奏，尤其是原作特有的风格。

（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思想

多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翻译家。他不仅是一位勤奋的翻译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思想家。他说，要想翻译得出色，必须做到以下五点：第一，充分吃透原作者的意思；第二，精通所译作品的语言；第三，切忌做逐字翻译的奴隶；第四，避免生词僻语，尽量使用日常语言；第五，注重译语修辞，让译文的词语安排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听上去也能让人感到愉悦甜美。

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重要的翻译思想家是德国的马丁·路德。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被公认为“德国文学语言之父”。他从事翻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他所追求的宗教改革服务。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从17世纪到19世纪，社会繁荣，科技发展加速，西方各国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

17世纪是英国翻译活动的高潮时期，涌现出了不少翻译思想家。德莱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剧作家和翻译家。1697年，他翻译的维吉尔的作品出版，这是他最主要的译作。他对翻译的分类在西方翻译思想史上影响甚大。他把翻译分成三类：第一类为逐词译，即将原作逐词、逐行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第二类为释译，即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翻译；第三类为拟译，在这类翻译中，译者享有自由，只是从原文中撷取一些大概的提示。德莱顿在区分三类翻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能采用拟译，因为若采用前一种方法，语言之间的差异会导致这种翻译不可能实现，若采用后一种方法，这种补偿性翻译又太过自由，也背叛了原作的意思。

于埃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在当时法国译坛自由翻译成为潮流的大趋势下，要求翻译的语言要流畅，而且带给读者的感受要相当于原文带给原文读者的感受。就翻译的方法而言，于埃认为翻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两种语言所具有的表达力允许的情况下，译者首先要不违背原作者的意思，其次要忠实于原文的遣词造句。由此可见，于埃十分重视译文对原文和原文作者的忠实，而且是要在兼顾语言流畅的条件下，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西方18世纪至19世纪的翻译思想

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翻译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圣经》翻译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代之而起的是翻译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社科经典。西方翻译思想有了大幅度的飞跃，翻译观点更加系统和多样，既有从传统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的洪堡，也有从阐释学角度切入翻译问题的施莱尔马赫；既有提出划分翻译种类的歌德，也有提出翻译标准的泰特勒。

歌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关于翻译的方法，歌德认为朴实无华的翻译是最恰当的翻译，在这三类翻译当中，歌德最推崇第三类翻译。

二、中国的翻译思想与理论

（一）建立在佛经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思想

中国翻译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些基本的翻译观念，便是在佛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佛经翻译自两汉开始，以唐为高峰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在这一阶段，佛经翻译的主角都是出家僧人，译者多半来自西域。

开启中国传统译论源流的也许可首推支谦。支谦共译佛经88部，118卷。支谦对翻译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翻译思想反映了早期佛经翻译中“质派”的译论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对于翻译，他在作于公元382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说。“五失本”的第一种情况是因为佛经原文的词序是倒装的，会导致“失本”；第二种情况是佛经原文文字质朴，翻译时对原文加以修饰；第三种情况是佛经原文有较多烦琐重复的内容，会导致“失本”；第四种情况是佛经原文中在长行后有偈颂复述，类似汉人韵文中的乱辞，翻译时把这些千五百字的“义说”都删除了；第五种情况是佛经原文中每讲完一事转述新的内容时，这些重复的话也全部都删除了，从而也会导致“失本”。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力扶植佛教，佛教在这个阶段十分兴盛，相应地佛经翻译也随之增多。佛经翻译事业的繁荣给翻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方面的代表要数生活于南北朝至隋这个时期的彦琼。

从公元618年至907年，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佛经翻译极度兴盛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代，出现了很多知名的译经师，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

唐代是我国佛经翻译的高峰期，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进入宋元时期，佛经翻译渐渐走向衰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即佛经翻译已经告一段落。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了，这次翻译高潮与第一次翻译高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随着翻译活动的增多，逐渐有本土译者参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教，同时他们也介绍了西方的学术。

（二）建立在社科经典、文学名著翻译基础上的中国翻译思想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中国圣教三柱石”之一。

对于翻译，徐光启以下几点看法值得注意。首先，徐光启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翻译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谈得上后来的超越，放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下，显得弥足珍贵。

清朝的自我封闭阻碍了中西方的交流。在清末这个“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时代，一批先觉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家，时代赋予他们的译论以强烈的致用特色。

林则徐以及洋务派很多人士主张翻译西书以强国体，在翻译思想方面建树甚微。清末对翻译思想贡献最大的是马建忠和严复。马建忠，字眉叔，今江苏镇江人，维新思想家和语言学家。

马建忠在甲午年冬（1894年）写下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针对当时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马建忠在文中提出了“善译”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与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的“等效”论十分相似，都强调译本的接受效果。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说以及关于建立翻译书院的建议，都体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在翻译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今福建福州人，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虽然早在佛经翻译里就出现过，但将三者总结在一起加以说明的，则始自严复。严复所谓的“雅”指的是文雅。梁启超曾对此提出异议，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梁启超的批评自然不无道理，毕竟浅显易懂的语言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广译本，但严复心中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当时的士大夫阶级。

严复之后，先后出现了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论。傅雷，著名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1927年赴法学习，主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

傅雷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翻译成就，首先在于他对翻译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其次，这与傅雷本人深厚的专业修养分不开。傅雷不光具有精深的中、法文语言修养，还对音乐、美术、艺术等各种相关学科也都有极高的造诣。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作家。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从小接受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卓著，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

第四节　跨文化翻译的现状与未来展望

翻译类文学作品中，经典名著译本长销不衰，甚至再版频频。国内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愈发淡化，几乎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做文学翻译类图书，有专家直言，一些连外语专业编辑都不配备的出版社也在大出世界名著，引人担忧。

一、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重复翻译大潮

低成本、低风险的公版图书，与需要购买版权的书不可同日而语。研讨会上，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说，不少复译本都有合同期满再续约或转投他社的可能，这些因素加起来，译者在复译本上所得收益有可能远高于首译本。

二、专业的翻译批评易被喧嚣“花边”所淹没

多名译者谈到一类现象：目前国内对文学翻译缺少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些对于译文的指责人云亦云，当代文学的普及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曾有读者在社交平台上“开骂”，指出一家出版社出的福克纳的译本有印刷事故——连着两三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还有些网民心目中“文采斐然”的译文；对于不喜欢的译本，常见的指责就是“不流畅”“读不懂”等。

母语文本的情况相当复杂多元，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本就不是奔着“流畅华丽”而去，但市场上一些舆论观点存在偏差。

三、文化摆渡人不能异化成“翻译机器”

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视野宽广，有的甚至能用多种语言看外国小说。这在无形中抬高了翻译的专业门槛，有学者指出，应自觉区别于“流水线”式的技术工。

放眼当下翻译圈，兢兢业业的译者不少，但敬畏之心是不是也在一些乱象中有所流失？就在2017年4月，上海翻译家协会发布了《上海文学翻译家职业道德公约》，其中“提倡文责自负，多出精品优品。反对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自觉谢绝不能胜任的翻译约稿”，相当醒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行业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