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好想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

从毕业至今，我一共换了四份工作。其中两份工作是因为不喜欢人事氛围于是急急跳槽。而其中一份编辑的工作做得最久，一共六年，中间也数度陷入渴求变化的焦虑。好像间歇性发作的情绪病，每隔一阵便会被一种极度的虚无感侵袭，一面消极怠工，一面又焦灼难耐，像上了发条的装置，需要不停奔波，总是着急去向哪里，连等电梯的数分钟，都忍不住跺脚，可是真的去了哪里，又立即被一种泄了气的疲乏感代替，少言懒语。

李松蔚在知乎回答“为什么上班都是坐着，还会感觉疲惫不堪”中简单说到，是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很难让人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动机在杭州”老师曾在“如何解决空虚感”的回答中将意义感的本质诠释为我们能感觉自己和未来、和他人、和更大世界有联系。

而办公室的工作大部分缺乏对于劳作和劳作成果之间的直观联系，我的工作成果以及意义大部分仰赖于上级的价值评价，而在这种价值序列里，我们很难主观地感受到，这项工作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成效。相比较而言，传统职业的从业者就较少有这方面的困扰，比如农民、手工业者、医生、教师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员。他们直接面向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的工作具有“不言自明的秩序感和对他人的重要性”，因此不需要耗费额外的心力来不断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曾经在英语学习小组里看到一个同学介绍美国social work（社会福利工作）专业的各种细节，其中提到社工是一个金钱投资、精力投资、体力投资、时间投资与最终的金钱回报极不成比例的一个专业。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花着那么多钱要学这么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专业呢？研究证明，从事社工专业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是所有专业里排名前五名的。在我们认识这个社会的初期，衡量工作价值的标准单一化地等同于“金钱回报”。而按照马斯洛需求图谱的金字塔上行变化，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形而上学的精神需求就变得至关重要，一份能带给人“被需要”感受的工作，便是提供了除物质回报之外的更优解决途径。

我想起《流金岁月》里蒋南孙的前半生在她重男轻女的祖母面前受尽刻薄，早年因为一家的生活来源都仰赖于祖母的家产，她和母亲只得忍气吞声屈居人下。而后来家道中落，她成为一家之主，负担祖母的饮食起居时也只说：“我并不爱她，我只是尽责，像逐个偿还债务，并不涉及感情，我姓蒋，跑不掉的。”

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地讨生活，磨难使她们长大、成熟、老练，凡事都不大计较了，并且肯努力叫旁人愉快，即使略吃点亏，也能一笑置之。于是，便得福报。最后，南孙偷听到祖母劝诫教友“女儿有什么不好，孙姐妹，我老老实实同你说，儿子、女儿是一样的，只要孝顺你就行”时，忍不住掩门痛哭。

这似乎有点跑题，而我想说的是，获得未必带来快乐，着眼于索取，会变得计较并且永不满足，而付出和给予才是力量的源泉，让人变得丰沛。

这种颇具传教意味的观点大概并不讨好，这个时代的人对“圣母”型人格有一种天然的蔑视和嘲讽。反而对曲筱绡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百般推崇。物欲终结在获得的当下，这种获得只是消弭了对于物质需求的焦虑感，但它并不带来持续的快乐。而付出，即便只是对于陌生人的一种极其轻微的善意释放，带来的边际效益却是递增的，让人觉得美好。也许这种“美好”的感觉正是来源于“对他人有用”这项价值确认。

从另一个角度讲，办公室难以提供一种沉浸式的办公环境，工作琐碎却并不饱和，既不完全使用身体，也并未能彻底占用脑力。

豆友“恋爱大王”曾写过一篇《愿世界少女都能自由选择安分生活，或奔跑至死》的文章，讲述自己在工作数年之后出国求学的经历：为了研究而阅读，跨越语言绞尽脑汁地生活，却意外地发现这种高度集中和深挖掘的思考过程，是能真正激活大脑多巴胺分泌的事。

“这种彻底的快乐感是过去三十年无论我做什么工作和事情都无法获得的，并解释了我此前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因感到没有彻底‘使用’自己而产生的空虚。”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空虚感带有某种矫情的特质，更像是一群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自寻烦恼。吃饱了没事干是真的，而这种缥缈磅礴的无意义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抑郁情绪也是确实存在的。

而我，真的好想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