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传 - 1．拥戴宋哲元

1．拥戴宋哲元

反蒋联军失败后，北方的冀、察、绥、甘、陕、宁、青等省均被蒋军和东北军所控制，山东在此之前已为韩复榘所盘踞。这样一来，山西便成为反蒋军在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不甘投蒋的西北军将领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1930年10月上旬，张自忠部进入山西南部，先驻晋城，后移曲沃。其时，进入晋南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魏凤楼、韩多峰、张人杰、鲍刚、张遂印、童玉振、过之纲、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骥、秦德纯等人。不久，宋哲元也率吕秀文、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入晋。各部合计约六七万人，分驻晋城、曲沃、运城、闻喜、安邑等地，就地取食，勉强维持。因群龙无首，互不相属，加以粮饷无着、装备残缺、编制不整，上述部队处境艰难。于是，收拾残局、整编部队便成为当务之急。

入晋的西北军残部虽有六七万人，但多已残破不堪，枪弹两缺，惟张自忠之第六师建制相对完整，尚有十六旅、十八旅和特务团，共计6000余人，装备较好，且训练有素，是残部中的精锐劲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张自忠的何去何从便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时，冯玉祥的参谋长兼新编第一军军长刘骥找到张自忠，提出将新一军残部与第六师合编为1个军，由他任军长，负责在外边接洽军队的改编事宜和对各方面的联络；张任副军长，负实际责任。张表示，如冯总司令同意本人决无意见。冯玉祥于10月中旬进入山西，希望掌握入晋残余部队转赴西北另谋出路。刘骥请示冯玉祥，冯暗示刘交出军队归孙良诚收编，刘骥遂将新一军交张自忠照应，下野而去。

进入山西后，冯玉祥始而命令各部统归孙良诚节制，但孙良诚昔日在西北军为人轻佻，飞扬跋扈，不得人心，且此时已无一兵一卒，几乎无人愿归其指挥。冯见未果，继而欲亲自出面掌握。张自忠、刘汝明等人对此愿意接受，但多数将领鉴于两次反蒋失败，感到继续随冯绝无出路，故持消极抗拒态度。冯玉祥未能如愿，很是失望，遂隐居汾阳峪道河。

在此形势下，宋哲元首先将直属的田春芳、赵登禹师稍事整顿，随即于10月30日亲赴太原，面谒阎锡山、冯玉祥，请示善后办法。初步议定，入晋西北军整编为两个军，分别以宋哲元、孙良诚为军长，每军每月拨发晋钞16万元，以维持伙食。这算是阎锡山对处于困境中的西北军残部的援手了。

此时，孙、宋两军并无正式番号。孙所辖之六师分别为：汤传声第一师驻翼城，鲍刚第二师驻浮山，张人杰第三师驻翼城，张遂印第四师驻绛县，童玉振第五师驻新绛，张自忠第六师驻曲沃。

宋哲元此时所辖部队，则未见记载。据何智霖《中原大战后期宋哲元动向之探讨——兼论入晋西北军之整编》一文记载，可知赵登禹师驻临晋，王治邦师驻闻喜；另据宋哲元于12月中旬启程前往天津与张学良接洽前曾致电参谋长张维藩云：“希转致刘（汝明）、吕（秀文）、赵（登禹）、王（治邦）各军师长，切实训练队伍。”由此推测，宋哲元所辖之另外四师当是刘汝明、吕秀文所属部队。由于尚未得到南京方面和张学良的首肯，此时两个军的部队，只是松散的临时性组织。

11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新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应邀赴会。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及西北军改编事宜交由张学良负责，并归其节制。张学良北返后即着手研究改编问题，确定将西北军残部缩编为一个军。这样，就出现了宋哲元与孙良诚竞争的形势。

张自忠部实力雄厚，在晋南举足轻重。孙良诚派郑道儒送钱送车，拉拢张自忠，部将们认为孙良诚轻佻，劝先虚与委蛇。

除冯玉祥之外，入晋西北军诸将领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生，山东省乐陵县人，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视之若心腹股肱，常常畀以重任。针对冯玉祥已经掌握不了部队，而孙殿英却在积极活动收编西北军残部的情况，宋哲元决心出面收拾残局，遂派员同各方联络。

此时，萧振瀛和总部参议李文田来见张自忠，劝张拥戴宋哲元，张表示同意，随后又同萧一道赴太原见宋，表明了拥戴之意。但拥宋之余，张自忠又恐此举有违冯先生意愿，研究后决定请石敬亭出面调解，因萧与石在陕西省政府时有所不睦，张自忠决定亲赴天津见石。

张自忠向石敬亭说明来意，请教善后良策。石对张说：“西北军这个烂摊子你收拾不了，孙良诚和刘汝明他们都比你资格老，你指挥不了他们。”张介绍晋南将领情况及冯玉祥意见，石敬亭深思后表示：“孙良诚轻佻难与共事，宋明轩老成可依，可请他出来善后，冯总司令那里由我出面。”宋哲元的顾问张文穆回忆说：“同时张自忠在天津还就此事请教过鹿钟麟。鹿也对张说‘可与宋共事’。于是张自忠决意拥宋。”

经石敬亭斡旋，冯同意由宋哲元孙良诚两人分别善后收编。宋高兴地说：“此次张自忠率部来归，皆筱山大哥之力也。”

这时，冯治安从北平来找张自忠，张为其收编了汤传声骑兵师残部。时赵登禹师尚有千余人，赵为冯十一军师长，冯因新郑投降缴械之事自感无颜指挥于赵，张自忠与萧振瀛亲自为其疏通，赵慨然同意重归冯节制，冯遂重获兵权。

12月2日，蒋介石、张学良再议北方善后。4日，张学良携夫人渡江北归。

张自忠的拥戴，使形势变得对宋哲元十分有利。这个时期，萧振瀛代表宋哲元先后与南京方面和张学良方面进行了斡旋。萧与张学良为东北同乡，且很善于讲话。他先赴南京活动，然后北上天津，利用东北同乡的关系，得到张学良启承官裴某之助，见到张学良，收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秦德纯则托请旧相识、张学良行营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为宋哲元陈情。

15日，张学良电宋哲元、庞炳勋、张自忠到天津洽商。

17日，宋哲元偕总参议秦德纯、秘书长杨兆庚、军需处长胡维周与庞炳勋、傅作义，自山西抵津谒张学良。18日，宋哲元晋谒张学良，报告军队情形，并商议改编原则。宋哲元提出的改编方案是：西北军残部缩编为一个军，宋任军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3个师，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任师长。庞炳勋、孙殿英两部各编一个师，归宋节制。

20日晚，张自忠抵达天津。22日，张学良召见张自忠，询问他对宋哲元担任军长的意见，张回答：“宋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德高望重，我们都愿归他领导。”由宋哲元来负责整编西北军残部由此大致确定。

张学良又召见孙良诚，询及是否获得西北军将领广泛支持，孙出去后，张学良对身边人表示：“孙良诚不过一勇之夫，充其量是一个团长的材料，冯玉祥却委以方面重任，宜其失败。”

这样，张学良终于允准由宋哲元出掌西北军残部。及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晋见少帅游说时，为时已晚。

12月下旬，张自忠在天津数次进见张学良，详谈部队整编问题，并拜会老长官石敬亭、鹿钟麟，请示机宜。

2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云：“宋哲元、孙良诚两部，据表报尚有十二师，合卅五个团，人数虽未必可靠，为数当亦不少，亦应极力裁汰。拟缩编为步兵一军，计两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拟委宋哲元为军长，并责令负责改编。其庞炳勋一部，拟改编一师，委庞炳勋为师长，直接隶属于良。”同日，蒋介石复电云：“缩编办法，弟甚赞成，请即照办。”

1931年1月2日，张自忠、冯治安、薛笃弼一道前往峪道河谒见冯玉祥，报告部队整编情况。关于部队整编的框架，冯玉祥早先曾提出一个意见：编一个军三师，军部下辖两师，另一师为独立师，可获得一路军的框架，由宋任总指挥。但西北军残部的整编方案已不是冯先生能说了算的。1931年1月16日，陆海空军总、副司令蒋介石、张学良联衔通电，正式任命宋哲元为陆军第三军军长，下辖两师四旅。此前，孙良诚已于13日被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军事参议官；晋军残部主力则被改编为四个军，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任军长；庞炳勋部、孙殿英部分别被改编为第三十九师、第四十师，庞、孙分任师长。

冯治安将军

宋哲元能够出任军长，固然得益于张自忠的拥戴和萧、秦等人的奔走活动，同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宋哲元的印象也不容忽视。蒋认为宋“是一个单纯的军人性格，政治上的花样比较少”，又“是一个守本分的人”。张学良则认为宋“忠诚可靠”。

关于师长人选，除张自忠为当然人选外，经张力荐，冯治安成为第二人选。中原大战中，冯部被蒋军顾祝同部缴械，冯治安成了光杆司令，只身北返，寓居北平。他与张自忠长期共事，换帖结拜，私交甚厚，且曾在张失意之际伸以援手，故张不忘旧情，知恩图报，向宋哲元力请让其归队。因冯治安曾在宋哲元麾下任职，宋很爽快地应允了。

l月19日，宋哲元由北平返回太原，31日，由太原返抵晋南运城，沿途编制各部。鉴于西北军残部人数太多，两师四旅实在容纳不下，特别是分驻于解县、运城等地的刘汝明部尚有数千人苦无出路，2月3日宋哲元一面领衔通电就职，一面致电张学良报告改编办法——原十二师暂缩编为十二团，编成两师，每师三旅，每旅两团，并请发表冯治安、张自忠为师长，以及各师番号。这个方案等于增加了两个旅的编制。张学良接电后，于10日回复宋哲元说：“以此种编制，仅可作为过渡办法，不能即认为改编完了。”理由是“因事关通案，恐对该军一有特例，他方即引为口实。”次日，张学良又来一电，对宋哲元说：“此种意思可认为由兄临时主持，弟不与问，对外亦不必宣布。”这说明张学良待人厚道，等于默认了宋哲元的方案，与宋原来要求的三师两旅制已相差无几，只是少设了一位师长而已。有了这两个旅的编制，刘汝明、吕秀文等人的部队就有了番号，刘汝明以副军长职实际指挥自己的部队。

陆军第三军的番号与编制就这样确定下来，从此西北军的名号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整编西北军残部的努力，实际上达到了“延统系而维团体”的目的，尽力为西北军保留了血脉。这支部队随后抓住机遇进一步扩编发展，恢复至十万雄师，并在抗日御侮中绽放光芒，铭刻史册。

1931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序列如下：

军长宋哲元驻运城

第29军军旗

副军长秦德纯刘汝明吕秀文

参谋长张维藩

总参议萧振瀛

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驻运城

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驻运城

第一一〇旅旅长王治邦驻闻喜

第一一一旅旅长李金田驻解县

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驻曲沃

第一一二旅旅长张自忠兼驻曲沃侯马（原旅长童玉振于1931年4月下旬被免职）

第一一三旅旅长张春棣驻新绛

第一一四旅旅长张人杰驻翼城

全军共2万余人。其中第一一一旅、第一一四旅实为独立旅，前者由刘汝明残部编成，由刘直接指挥；后者系暂隶第三十八师，同年脱离第二十九军投晋。

第38师师长张自忠

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第一一三旅共辖6团，全师序列是：

师长张自忠

副师长贾自温鲍刚李文田

参谋长张克侠

第一一二旅旅长张自忠兼（1932年夏由黄维纲升任）

第二二三团团长黄维纲（由新一军新兵旅编成）

第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由新一军新兵团编成）

第二二五团团长刘振三（由第六师手枪团编成）

第一一三旅旅长张春棣

第二二六团团长佟泽光（由第六师第十八旅编成）

第二二七团团长宁殿武（由第六师第十六旅编成）

第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由魏凤楼残部编成，师部直辖）

直属特务团（团长不详）

部队整编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用人。昔日生死患难的诸多袍泽必须照顾，却苦于无编制安排。宋哲元、张自忠煞费苦心，力求公道。从第三十八师的干部任用看，既有张自忠的老部下，又有外来的新干部。如黄维纲、董升堂二人均为保定军校毕业，又都是刘骥之新一军出身，且都是参谋人员，均被张委以要职。中原大战期间，黄、董任第二方面军总部参谋处正副处长，大战快结束之际才由秦德纯推荐得以出任刘骥部带兵官。按西北军排外和参谋不带兵的传统，二人担心失去带兵职务，尤其是董升堂，闻与师长共患难多年的张知行在谋取团长职位，即表示要让贤，但张自忠却打破传统，仍委以带兵职务并给以全力支持。在部队缩编，张之旧部多降职使用的情况下，张自忠却厚待于己，使黄、董深感张知遇之恩，遂向其保证：一文公款用到公家，一分精神献给军中！张更表示信任，嘱黄、董放心大胆去干。这二人后来均成为张部重要战将，其中黄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成为张麾下第一号战将，深为张所倚重；董则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练兵作战样样在行，成为张之得力助手。1960年，曾与张将军共事的五人撰写《七七事变纪实》一文诋毁张将军，是董升堂第一个站出撰写《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一文为将军辩解，这在当时形势下殊为不易。董升堂，当得起“忠义”二字！

善后改编期间，张自忠派张克侠离军外出考察，整编完毕后，仍请其回任参谋长。这期间，张克侠则乘机从南京转上海，通过董健吾找到张存实，向中国共产党机关汇报了此次中原大战情况，并请示工作事宜。时共产党已利用中原大战之机发展壮大，建立多个根据地，发展了数万红军。中共中央对张克侠很是重视，曾派陈赓等人前来探视。张克侠已觉察张自忠的冷淡，恐再难相处，请求到苏区工作，但中共中央仍令其继续留在西北军发挥作用。此时二张关系有些敏感，张自忠既想通过张克侠保持与冯玉祥的联系，又要照顾宋哲元情绪，与张克侠保持适当距离，以避免宋哲元产生越过他直接与冯玉祥打交道的嫌疑。

第二十九军的编成，总算为西北军保存了一点香火。为了巩固团体，谋求发展，诸将领共同议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居次，以下依次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日后如有发展，也照此顺序，依次擢升。军政事务由宋、张、冯、赵、刘和秦德纯、萧振瀛、张维藩8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第二十九军完成改编只是取得了保存有限实力的合法性，但仍有两大难题未得到解决：

其一是给养问题。自中原战败以来，西北军残部接济不继，粮饷断绝，即使取得正式番号后，每月也只能从张学良处领到5万元军饷，这点钱连两万多人的肚子都填不饱，更谈不上颁发津贴和购置装备了。

其二是地盘问题。第二十九军客居于晋南的解县、运城、曲沃、翼城、离石、侯马数县，这里原本是晋军杨澄源部的防区，如今主客混驻，矛盾迭起，宋、杨两部始终处于相互敌视的气氛中。

此刻第二十九军的处境艰难，可谓是“他人屋檐难为客，囊空如洗饥又寒”。弱肉强食是军阀间通行不悖的法则，战场上的较量既然失败，其余的一切就只能委曲求全。为了打开局面，宋哲元不得不以大部分时间活动于太原和北平，并令秦德纯常驻北平，专门负责与奉张方面的联系，同时以萧振瀛办理对蒋交涉，以图生计。由于阮囊羞涩，萧从聚义银号贷款两千元赴南京谒蒋，力陈第二十九军在北方牵制晋阎和奉张之大功，说得蒋介石喜形于色，答应每月为第二十九军拨特别费30万元。这对于捉襟见肘的第二十九军来说，犹如久旱之逢甘霖。从此，第二十九军不仅解决了全军的吃饭问题，而且可借此购置军械，扩充队伍，军容一天天兴旺起来。以后每当提及这段往事，萧振瀛便说：“二十九军有了地盘，站得住脚，是我萧某人折冲樽俎，给明轩打出来的天下！”

晋军首领阎锡山自中原战败后，逃往大连规避，及风声渐平，又从大连返晋。这位山西的土皇帝岂能容自己的床榻之上有他人酣睡，因而极力策动蒋介石、张学良调第二十九军离晋。此时，蒋介石在南方“剿共”正需要炮灰，便借机调第二十九军赴江西。宋哲元、张自忠深知南下绝无出路，故不愿南调。他们召开“八人会议”，急谋对策。计定后，首先派秦德纯、门致中与东北军方面交涉，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说服了张学良。然后第二十九军佯装离晋赴冀，途中突然发兵以赵登禹部抢占榆次车站，炮指太原，张自忠则率第三十八师一夜疾驰，进占阳泉，严加守备；第二十九军其余部队进抵和顺，与张自忠部相呼应。这样一来，第二十九军不仅未离开山西，反而控制了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晋东正太路咽喉地带。阎锡山见状大惊，急忙派员交涉，萧振瀛对来使大笑说：“山西也是中国土地，我军愿意驻在此地就可以驻在此地！”阎锡山知二十九军善战，尽管吃亏上当，却也无可奈何。二十九军造成既成事实，再施先斩后奏之伎，派萧振瀛谒蒋，说明第二十九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残余，保存爱国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作用，请蒋对此予以支持”。蒋介石见调不动第二十九军，又觉得萧振瀛之言有理，南调二十九军之议遂作罢。

1931年7月，华北又发生了一个事件：

7月20日，石友三在顺德（今邢台一带）叛蒋反张（学良）。石乃一投机军人，1926年曾叛冯投晋，后又来归；1929年再次叛冯，向蒋投诚；中原大战前夕，复叛蒋归冯，任山东省主席；阎冯失败，石再降蒋，任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驻顺德，归张学良节制。现在石某人又一次叛蒋，举兵进攻张学良，其前锋很快攻抵高碑店。为了取得二十九军的协助，石友三函电交驰，并派人游说宋哲元、张自忠，请他们念“西北同源”，出兵相助。在此之前，有关二十九军不稳的谣诼已纷传开来，引起张学良的猜疑和戒备。但实际上，宋、张等人极厌恶石友三的反复无常，断然拒绝了石的请求，使他陷于孤立。东北军于学忠部与晋军商震部因此得以前后夹攻，迅速平息叛乱。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的表现赢得张学良的感激和信任。作为报偿，他从自己的地盘内划出高邑、元氏、内丘、赞皇4县（均位于冀南）作为二十九军防区。第二十九军一部移驻上述4县，局促山西的压力减缓了。不过，张自忠与宋哲元仍驻于山西平定、阳泉，未入冀南。1932年8月，经张学良推荐，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至此，第二十九军总算名正言顺地有了自己的正式防区。

2．太行练兵

第二十九军改编刚刚就绪，张自忠就投入了艰苦紧张的练兵工作。虽然粮饷不足，处境艰难，但张自忠的精神并未因此馁丧，因为艰苦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中原大战的失败对于他犹如一次脱胎换骨。西北军惨遭败绩、冯玉祥下野隐退固令他难过，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原大战的结局为避免自相残杀、断送国脉的无义内战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为一名爱国军人，他多么渴望全国的军人能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为捍卫祖国而效力！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他咬牙苦撑，埋头练兵，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31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奉命考察华北政务，便道归晋扫墓，宋哲元特派张自忠请其检阅第三十八师。孔祥熙获得的印象是：“卒武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第29军士兵

1931年夏，第三十八师由晋南曲沃、翼城一带移驻晋东太行山区的阳泉、平定、昔阳和冀西井陉一带，师部驻于平定县城。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古色古香的建筑鳞次栉比，十分整齐。张自忠没有挤占士绅的豪门大院，而将师部设在一所废弃的私塾内。

移防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自忠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愤慨。9月20日，他与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呼吁全国4亿同胞“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此耻”。

九一八事变时，冯玉祥尚在支持甘肃旧部雷中田等人重起西北，宋哲元、张自忠等感到国难方殷之际，内争不合时宜，故不愿继续盲目追随，与冯关系渐为疏远。张克侠在军中颇觉难处，时陆军大学招生，便决心投考，幸被录取。本来第二十九军正在太行练兵，急需人才，张自忠见克侠求去，也顺水推舟，同意其赴陆大学习。陆大每期本来年底开学，因上海、南京形势紧张，开学时间也顺延下来。不久，传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第二十六路军大部于宁都起义的消息，第二十九军也发生了张公干等人图谋发动兵暴组织红二十五军的事件，张自忠、宋哲元以张克侠曾留学苏联，思想左倾，也心生戒备，克侠更难有所作为。次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开学时间进一步推迟。4月，张克侠始踏上南京求学之路。张自忠以李文田继任参谋长，从此李成为张自忠的主要幕僚，张克侠退居次席。张自忠同意张克侠上学本属权宜之策，但克侠陆大三年并未虚度，学得精髓战术，为日后抗战襄助军机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仅仅4个多月，东三省即告沦陷，成为日军铁蹄下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张自忠进一步认清了军阀内战的恶果：正是那场断送国脉的中原混战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从此以后，反对内战，“枪口对外”成为张自忠、宋哲元等人坚定不移的基本立场。

既然不能挥师杀敌，张自忠转而发愤练兵，整军备战，准备有朝一日报效国家。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他在部队训练上更加重视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即“国耻”教育。他的教育方式很丰富，其中之一是在每日的朝会上进行国耻回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方式之二是唱歌，如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救国救民，我辈天职。”这首歌早在西北军时期就传唱于士兵当中，张自忠将原歌词中的“帝国主义”直截了当地改成了“日本军阀”，增强了针对性。

还有一个办法是举行“国耻纪念”。第二十九军为了让官兵们铭记“九一八”，特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9月18日这天，官兵们要组织唱国耻歌；开饭时，馒头、窝头上印有“勿忘国耻”四个字。有的部队令官兵禁食一天，躺在床上凝神静想，痛思国难，以期官兵们能够知耻后勇，发奋图强。在有伙食节余的营团，纪念国耻的方法更是别具一格，他们买来几头活猪，贴上“日本帝国主义”的标签，让各连派出一名士兵端起刺刀向肥猪猛刺过去。哪个连队刺死了，哪个连队抬走吃肉。

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第三十八师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意识十分强烈。

对于军风纪，张自忠仍一如既往，毫不松懈。1932年他在视察平定城防时，偶然发现师部副官处两位副官从尼姑庵内走出，立生警觉。经查讯得知两人果然不怀好意，即令军法处棍责数十，禁闭数日，以儆效尤。

在干部任用上，张自忠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有一天，他打电话把第二二六团团长佟泽光从昔阳叫到平定师部，当面拿出两封信交给佟：一封是刘峙来的，一封是程潜来的，均以复信口气写给佟泽光，似乎佟曾跟他们通过信。来信的大意是：大函已悉，已转上峰，谅无问题。希待机而动。

佟泽光看后，气得把信扔在桌子上，说：“我和他们毫无关系，既不相识，也没去过信。这两封信纯系造谣，挑拨离间！”

“你的认识和我一样，我们不会中人挑拨离间之计，我对你始终是相信不疑的。如果对你有疑惑，这信也就不叫你看了。”张自忠还告诉佟泽光说：“早在曲沃的时候，就接到类似的一封信，知道是挑唆，不值一笑，所以没有叫你看，我就销毁了。现在又接到这两封信，明知道还是造谣离间，我想不能再不叫你知道。如果不坦率地和你说明，倘若传到你的耳中，反而增加误会，所以请你来当面说明。你还要安心工作，勿生疑意。”

佟泽光在回忆录中写道：“师长这一番话，坦率真诚，使我铭刻肺腑。”

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张自忠很注意抽空阅读书籍。每到一地，他都派专人收集、购买书报杂志，无论时事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国际的、国内的，都加以浏览，以便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练习书法是他的另一个爱好。每日回营，必写两页汉隶，常年不辍。有时还饶有兴致地教女儿廉云、侄女廉瑜如何悬肘，如何运笔。张自忠的读书习字给所部官兵以很大影响，官兵们多仿而效之，以此为雅。久而久之，读书写字在老粗居多的第三十八师居然蔚成风气，令人称奇。

这个时期的军事训练，张自忠主要抓了行军、筑城、战术演练和中下级军官培训。

强行军训练

第二十九军编成后，尚未设置干部培训机构。有鉴于此，张自忠在第三十八师设立了训练班，编制有军官队、军士队和学兵队。军官队专门轮训排长，军士队专门轮训班长，学兵队则专门培养新招的学兵。培训结束要按军部制订的校阅考试计划进行考核。

1932年夏，张自忠和冯治安两师共同在和顺县北门外麻衣山举行了一次夏令会，对两师团、营长进行军事理论培训，主要讲授中外战史。外国战史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以坦能堡会战为主；中国战史以北伐战争和刚结束不久的中原大战为主。每天早晚两次课，每次两小时。

10月9日，冯玉祥抵达张家口，第二十九军连以上军官均到火车站迎接。为表达对老长官的敬意并确保其安全，张自忠经宋哲元同意，调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第二二三团（团长彭国政）作为冯玉祥的警卫团，驻扎张家口土儿沟新村。

太行山区地势起伏，道路崎岖，很适合于行军训练。第三十八师各部队每周要进行一次行军训练。官兵全副武装，负重40斤，由每天往返50里，逐步增加到80里、100里、150里，最后向200里目标冲击。长途行军艰苦且乏味，一些官兵尤其是新兵啧有烦言，张自忠仍像以往一样不厌其烦地训诫说：“练习行军是锻炼军人体力的一项重要训练。凡是能征善战的军队，都是兵强马壮的。如果步兵不善走路，那还有什么用呢？”师部移驻平定后，每日朝会，张自忠都组织部队登城跑步，训练耐力，跑得大家汗流浃背，名曰“出汗会”。

中原大战的激烈攻防，使张自忠对野战工事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也促使他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在一堂军事课上，他特别对军官们强调了利用筑城保存自己的问题，他说：“练习射击是为了杀伤敌人，构筑工事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消灭敌人之前，不使自己受损伤，就必须深沟高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第三十八师大力开展筑城训练，使野战工事的构筑能力和构筑速度都进一步提高。在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部赶筑的野战工事非常坚固，令换防的第四十六军官兵赞叹不已。

在战术演练方面，张自忠最重视实战演练。这种演练包括行军、爬山、夜战和各级对抗演习，是对军事训练水平的综合检验。从农民秋收完毕田地空闲时起，一直到三九腊月，每隔一天演练一次。拂晓开始，中午野餐。张自忠常亲自视察演练情况，披星戴月进行讲评。上自团长的指挥部署、下达命令的决心，下至一个尖兵排、一个侦察兵的动作，都要指出优缺点，提出改进意见。在训练中他还注意到，有些军官演习完毕后，置士兵于不顾，先行骑马回营。张自忠严肃批评他们说：“士兵从早到晚，整天爬山越岭，饥渴疲倦；解散后，各主官骑马飞奔回营，最使士兵伤心。今后解散回营时，应该营长在本营后，团长在本团后，要同队伍一块回营！”由于张自忠的严格要求，从此以后，每当部队前进时，主官都在队前；后退时，主官则在队尾。这在国民党各系军队中是少见的。张自忠部之所以能在1938年的徐州突围中成功地为数十万大军殿后，掩护大军突出日军重围，与此大有关系。

张自忠视察部队时，一般要检查军官内衣，看他们是否与士兵穿戴相同。有一次，他发现个别官佐内穿毛衣或棉背心，很不满意，当即批评他们说：“我们天天讲同士兵同甘共苦，你们这些穿毛衣、棉背心的，与士兵们甘苦同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要搞特殊？这样是不能允许的！”除此以外，他还规定：“我们这个部队，不准脚儿脆（即不准穿呢子鞋）；不准戴手表（可以带怀表）；带钢笔不能将笔帽露在外边；连队干部伙食一律同士兵一样，绝对不准吃小灶。”由此可见张自忠治军之细致，用心之良苦。一个缺乏治军经验和心中没有士兵的将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3．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了伪满洲国。但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复于1933年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突然出兵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发动攻击。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败退。3日，山海关失陷。日军因此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

国民政府一面发表《山海关事件宣言》，请求国联制裁日本，一面制定了“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作战计划，将北方各军及中央军北上增援部队编组为8个军团：

宋哲元

第一军团由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及庞炳勋第四十军组成，于学忠任总指挥，总兵力约4.5万人，集结于大沽、芦台，拟用于天津及大沽口、芦台一线。

第二军团由商震第三十二军和王以哲第五十七军组成，商震任总指挥，兵力约4.3万人，集结于滦东、滦西，拟用于滦东及滦河防御。

第三军团由第二十九军组成，宋哲元任总指挥，集结于三河、玉田、蓟县，拟用于凌南、义院口之线。

第四军团由第五十三军组成，万福麟任总指挥，兵力约4.3万人，集中于叶柏寿、凌南、义院口，在原地担任防御。

第五军团由第五十五军组成，汤玉麟任总指挥，兵力约3万人。集中于建平、赤峰、朝阳，拟用于建平、赤峰之线。

第六军团由孙殿英第四十一军、冯占海第六十三军和张作相第六十五军组成，张作相任总指挥，集中于赤峰、下洼、鲁北，担任赤峰以北之作战。

第七军团由傅作义第五十九军、李服膺第六十一军组成，傅作义任总指挥，兵力约3万人，集中于沽源、张家口，担任察东防御。

第八军团由何柱国第六十七军、徐庭瑶第十七军和肖之楚第二十六军组成，兵力约6万人，杨杰任总指挥（后由徐庭瑶代理），集中于北平，拟用于古北口方面。

以上各部统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调度指挥。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下，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10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本人以200辆汽车装运私产，逃至天津。23日，日军向热河发起总攻，长城抗战开始。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日军进攻热河

热河省在短短十余天里竟被日军全部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和愤慨。在舆论压力下，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此时，第二十九军已扩编为3个师，序列是：

军长宋哲元

副军长秦德纯

参谋长张维藩

总参议萧振瀛

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

第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

第二一八团团长仝瑾莹

第二二二团团长曾国佐

第一一〇旅旅长王治邦

第二一九团团长刘景山

第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

第二二一团团长李志远

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

第二二三团团长彭国政

第二二五团团长刘振三

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

第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

第二二六团团长李九思

直辖第二二八团团长祁光远

特务团团长李致远

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

第一旅旅长李金田

第一团团长李曾志

第二团团长陈德禄

另有军直属特务团。全军约3.4万人。第二十九军扩编后兵力虽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窳劣，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数为汉阳造和38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由于枪械陈旧复杂、型号不一，弹药补给困难，许多枪甚至没有刺刀。根据西北军的传统，第二十九军给每位士兵打造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

1月10日，第二十九军各部奉命开赴通州、兰河、蓟县、玉田一带集结待命。第三十八师除第二二三团第一、第二营随同宋哲元留在张家口外，其余部队全部开拔。

第29军向长城进发

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部队出发前，他在阳泉召集第三十八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他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1月20日前后，第二十九军各部在通州、蓟县一带完成集结。军部初驻通州，继移蓟县，后又迁至遵化。3月1日至7日前，张学良赋予二十九军的任务是扼守以冷口为中心的防御阵地。宋哲元遂命令何基沣率两个骑兵连及王长海团作为前进支队抵达冷口布防。3月3日，东北军陷入混乱，4日冷口与承德同日失守。5日冷口为商震部所恢复。此时，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其先头部队退至喜峰口南三四里的喜峰口寨。日军跟踪而来。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作战计划，令第二十九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之第三十二军接替。

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一〇九旅先头出发，奔赴喜峰口，其余部队跟进，准备策应喜峰口作战。3月4日，张自忠致电在张家口的彭国政团长，调该团第三营（营长张宗衡）赴前线。经冯玉祥同意，该营随即开拔，3月中旬抵达滦阳城，归佟泽光旅长指挥。3月10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第二十九军就将前线指挥所设在这里。张自忠与冯治安共同指挥两师作战部队，此职虽未见正式任命，但张就是实际上的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这在前线官兵中十分自然而没有异议。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张自忠鼓励他们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极为赞同。

赵登禹将军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北平的交通要冲。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嶂，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沿山岭脊背而修筑的万里长城依势蜿蜒，华北赖以屏障。

进攻喜峰口方面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第八师团第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及伪满军一部，总兵力3万余人。

由热河凌源、平泉败退至喜峰口一带的万福麟部经日军打击后，士气沮丧，不堪再战。第二十九军尚未赶到之际，该部已望风逃入喜峰口内，致使日军先头部队于3月9日上午占领了喜峰口东北长城制高点孟子岭。敌人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3月9日午后，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第一〇九旅由赵登禹旅长率领，相继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在喜峰口及其两侧高地展开激烈遭遇战，混战至深夜，始告沉寂。当夜凌晨时分，赵旅长令两个营分头夜袭白台子、蔡家峪之敌，但因兵力太少，效果不甚理想。

日军机枪阵地

10日拂晓，日军以密集炮火掩护步兵3000余人，向我喜峰口阵地猛烈攻击。我军死守待援，情势危急。张自忠令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第二二四团和第一一三旅一部星夜跑步增援，于次晨拂晓前赶到撒河桥，董升堂团自石门到撒河桥一夜强行军160里，同时到达的还有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援军的到来，使我军士气大振，战局得以稳定。但由于日军居高临下，炮火炽烈，我军仰攻不利，致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继之以营，营继之以团，牺牲惨重。

第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

由于前线各部建制紊乱，为便于指挥，宋哲元通过三屯营指挥所临时任命赵登禹为第二十九军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各部。赵旅长是山东菏泽人，魁伟健壮，武功高强，是西北军有名的勇将。他见日军炮火猛烈，乃令部队停止攻击，并离开战壕，埋伏于各峰峦幽僻处，静候待机。及日军炮火稍戢，再返原壕，待日军步兵进距战壕仅数十米时，鸣号出战。我官兵蜂拥而上，挥舞大刀与敌展开白刃厮杀。赵旅长亦亲自冲入敌阵，左砍右剁，如入无人之境。经过一天鏖战，我军以此法击退敌多次冲锋，但我之伤亡也很大，第一〇九旅特务营营长王宝良阵亡，赵登禹腿部被炮弹炸伤，官兵伤亡总数达1000余人。

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激战，我军虽顶住了日军进攻，却未能克复日军占据的高地，处境仍然被动。此时秦德纯奉宋哲元军长所派来三屯营，张即与秦冯赵举行会议研究作战方略。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硬拼消耗终非良策，经与秦、冯、赵商议，决定实施大规模夜袭。

11日中午，张自忠与冯治安联名向赵登禹下达命令：敌以大部兵力，连续冲击，赖我官兵誓死抵抗，终未得逞。我军为歼灭该敌计，应乘其疲惫夜袭之。

夜袭定于11日夜实施。为此，张自忠与冯治安作了周密部署：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各出一团分两路夜袭敌后；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六团杨干三营由铁门关就近夜袭董家口之敌；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于12日拂晓向喜峰口正面之敌攻击，以策应我夜袭部队；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防守兴城镇至潘家口间滦河右岸及东西城峪至龙井关一带阵地，随时准备策应喜峰口方面之作战。

赵登禹奉命后，即于11日晚召开前线团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夜袭的具体部署：

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七团附手枪第一、第二连及王昆山营，由王长海团长率领，于本晚11时从潘家口出发，沿滦河右岸至蓝旗地，向东迂回，袭击蔡家峪、白台子敌炮兵阵地。其中，王昆山营占领白台子后，破坏宽城子大道，阻击援敌。

第三十八师董升堂之第二二四团由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于本夜11时20分在潘家口集结后，即沿滦河左岸袭击北山土、三家子、横城子之敌，然后与第二一七团联络，冲击喜峰口之敌。

当晚，皓月当空，风清夜静，山间白雪皑皑。

11时许，两路健儿2000余人，身背寒光闪闪的大刀，在当地樵民、猎手带领下分头出发了。赵登禹强忍剧痛，裹伤出战。官兵们虽寂寂无声地行进，内心却是热血奔腾，士气如虹。

记得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任何小径只要山羊能走过，就可以用来迂回敌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官兵们活生生地实践了这句名言。

赵登禹、董升堂率领的第二二四团顺着樵夫打柴的羊肠小道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爬过摩天岭，继出潘家口。潘家口与喜峰口之间，有一狭长谷地，两侧壁坡倾斜较缓，分布着北山土、三家子、南北丈子和横城子等几个小村庄，日军就在这些村庄里宿营。

大刀队誓师出征

大刀队员之背影

第二二四团3个营在潘家口东端河滩集中，尔后按赵登禹的吩咐，分头袭敌：第一营向北山土、三家子之敌袭击；第二营袭击北丈子、横城子之敌；第三营为预备队，随第一营跟进。

右二为张自忠，右三为刘汝明，宋哲元、秦德纯立于中间，立于后者为冯治安

午夜稍过，第一营行抵北山土。宿营这里的是日军一支骑兵部队。由于傲慢轻敌，他们对中国军队毫无戒备，个个高枕横卧，睡梦正香。大刀队乘敌不备，悄悄摸进日军阵地，向酣睡之敌猛扑过去。日军从睡梦中惊起，朦胧中看到明晃晃的大刀片直砍过来，顿时魂飞魄散，不知所措。许多敌兵尚未清醒，便已身首异处，魂归西天。有的则嚎哭惊叫，抱头鼠窜。大刀队挥刀迫杀，一个也不肯放过。顷刻间，颈血四溅，死亡枕藉，不一会儿的工夫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斗。

当第三营进至三家子时，敌哨发觉，遂鸣枪报警。赵登禹、董升堂急令各营向横城子、北丈子、三家子之敌包围袭击。第二二四团的大刀队员们不愧是张自忠一手训练出来的精兵，个个剽悍勇猛，气壮如牛。他们挥舞大刀，奋勇突击，歼敌无数，并击毁敌弹药车10余辆。

酣战至11日晨8时，日军由宽城大道增援。我大刀队以寡敌众，鏖战至下午2时，始撤回长城以内。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该方面之敌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联队各一部及骑兵第四旅团第三联队。

王长海团于12日凌晨5时行抵蔡家峪日军炮兵阵地，当即冲入敌帐篷之中，奋力砍杀，很快将该敌消灭，占领了蔡家峪阵地。拂晓时分，担负掩护任务的日军步兵向我猛烈扫射，大刀队伤亡较大，团副胡重鲁、营长王风芝阵亡。炮兵出身的苏东元营长急中生智，操纵刚刚缴获的日军野炮，调转炮口向敌轰击，歼敌甚众。只可惜苏营长也被日军射来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我军见天已大亮，再战不利，遂将日军野炮、汽车、弹药车破坏、焚毁，而后沿原路撤回。此役我军歼敌数百人，缴获机枪20余挺、摄影机1架及军用地图多种，大刀队伤亡600余人。

占领白台子的王昆山营，因地冻无法挖断公路，就以沙袋阻断宽城通往喜峰口的公路交通，并在公路两侧设伏。宽城日军发现喜峰口方面火光冲天，立即出动增援，行至白台子为沙袋所阻。王营乘机伏击，将日军支队长植田击毙，最终迟滞日军达数小时之久。

夜袭董家口之第二二六团杨干三营也全胜而归。此役，杨营以迅猛动作将董家口一个连的日军几乎全歼，缴获机枪2挺、手枪2支、自动步枪7支。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当张自忠收到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送来的这架望远镜，稍一端详，即喜形于色：“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观测镜，很有使用价值，我们花钱也是买不到的。”他当即下令重赏李大兴。

担任正面攻击的第一一〇旅，在旅长王治邦的指挥下，于12日拂晓向喜峰口正面日军发起攻击，官兵勇猛突击，但因山崖陡峭，日军火力炽烈，未能奏功。不过他们的攻击仍然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

铁门关方面，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六团阵地于12日拂晓遭日军攻击，李九思团长指挥官兵英勇抗击，打退了进犯之敌。

13日，蒋介石特地致电宋哲元予以慰勉：“鼓勇却敌，竟至赵旅长（赵登禹）在前线指挥突击负伤。王（凤芝）营长阵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

此次喜峰口夜袭战，既是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第一个胜利，也是整个中国军队长城抗战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次行动，第三十七师和第三十八师并肩作战，共同夺取战斗胜利。综观整个行动，张自忠参与了指挥决策，第三十八师出动董升堂团和杨干三营参加了夜袭，出动兵力和取得战果不亚于第三十七师。喜峰口夜袭战之后，赵旅长率伤亡惨重的第一〇九旅移至二线阵地，一线阵地交王治邦旅。至3月17日，后续部队全部到达，重新分配作战地段，前线各部仍归三屯营指挥所指挥，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调回原阵地重归第一一二旅黄维纲旅长指挥。董升堂本为第二十九军勇将，以后在南苑之战和临沂大战时功勋显著，后来因不服从张克侠指挥被撤职排挤出本军，秦德纯在回忆录中称喜峰口夜袭出动兵力为赵登禹和王治邦两旅，这一记述有严重疏漏，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能作为第三十八师没有参加此战的依据。

关于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问题，有人故意将此职与喜峰口方面军作战总指挥相混淆，以此断定总指挥是赵登禹，而非张自忠。由于人们经常使用喜峰口大捷或喜峰口抗战来代替第二十九军整个长城抗战的概念，这是国人喜欢以点代面突出重点的习惯，以致容易将两者混淆。其实，将两者区分开并不困难：前者（张自忠）是第二十九军全局性的战役级总指挥，可以根据军长（宋哲元）授权指挥第二十九军甚至配属第二十九军的所有部队；后者（赵登禹）是二十九军局部阵地的战术级总指挥，指挥的是喜峰口这一局部战场的相关部队，并受张自忠、冯治安指挥，而不能指挥喜峰口战场以外的第二十九军参战部队。《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这其中有“最前线”三字，并非指所有前线部队。最前线只是前线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喜峰口最前线之外还有后续的次前线部队，再之外还有部署于潘家口、董家口、铁门关、罗文峪等地之部队，这些部队无论是最前线还是次前线，赵登禹将军是指挥不了的，宋军长也不是亲自指挥，还是由张冯二师长指挥。另外，任命赵登禹旅长为喜峰口最前线部队的前敌总指挥只是一个临时措施，因为第二十九军刚到喜峰口前线的部队建制紊乱，既分属第三十七、第三十八这两个不同的师，第三十八师到达喜峰口的董升堂、杨干三等部又分属黄维纲和佟泽光两个不同的旅，指挥困难，故临时任命现地各旅长中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赵登禹旅长统一指挥。喜峰口夜袭战后，后续部队陆续到达，重新调整分配防区，赵旅长即不再指挥第三十七师以外的部队。只有缺少历史常识和别有用心之人才会认为第二十九军的长城抗战只有一个喜峰口战场，喜峰口的作战只有第三十七师几天的作战，那种认为第二十九军全军部队由一位旅长作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的认识，既不符合军事常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有人说，没有任命材料证明张自忠担任过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故而否定张自忠曾担任此职，笔者就此提出两点理由以驳之：

其一，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为证。黄筠，张将军部属，自1930年起就跟随左右。他在40年代刊印的《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中撰文回忆张将军时写道：“最难忘是二十二年喜峰口战役，先总司令（张自忠）和现总司令冯公（冯治安）共同组织指挥所，指挥着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一四三等三个师，与敌血战兼旬，创成了‘一二八’以后最光荣的战绩。”1982年12月，原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将领张宗衡在《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五辑发表《二十九军长城抗战》一文，在“喜峰口方面的抗战”一节中描述到：“在敌情突然变化的情势下，张学良改变了作战计划，令第二十九军迅速占领喜峰口，阻止敌人前进，冷口方面改由第三十二军商震部队担任。宋哲元即刻命先头部队赵登禹部出发占领喜峰口。赵登禹即派王长海团以战备急行军的态势向喜峰口前进，并率其余部队跟进。其后方部队则迅速集结在三屯营、撒河桥、滦阳城一带，策应喜峰口作战。张自忠师长为前线总指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两个师部均驻三屯营。”1992年10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集收录了原三十八师军官刘景岳《回忆张自忠将军》一文，在“喜峰口抗击日寇”一节中说：“当时驻山西阳泉、平定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再请缨抗日，后经当时北平军分会调令，于1932年底移平东通县、三河、香河、蓟县一带集结待命。1933年，日关东军以骄横不可一世之态，调集了两万余众，企图向我长城各口进犯……。军长宋哲元当令三十七、三十八两师推进至遵化、三屯营一带，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控制在马兰峪及其以东地区。委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副之，军部即进驻蓟县以东马伸桥附近。各部到达目的地后，迅即做好了一切应战准备。”这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

纪录片镜头

其二，长城抗战中，第二十九军确在三屯营设立了前线指挥所，由张自忠与冯治安共同主持，两人在三屯营坐镇指挥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是公认的事实。在第二十九军，由于张自忠对于成军的贡献及突出的治军与作战能力，其在军中有“二头儿”之称，其地位仅次于宋哲元，这也是公认的事实。正因如此，张是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赴庐山受训的带队人，是第二十九军师级将领中第一个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地方大吏（察哈尔省主席）的人。宋外出而张、冯二人都在军部所在地时，一般由张代理军长，只有宋、张二人均不在军部所在地时，才由冯代理军长。华北事变期间张自忠代理军长一事已见诸很多史料，没有争议。华北事变之后仍有史料证明这一点，比如《翁文灏日记》记载，宋哲元请假一月，绥靖主任由秦德纯代拆代行，二十九军由张自忠代拆代行，冯治安助理之。宋此次外出，为时达40多天，直到3月10日方归北平，期间一直由张代军长。这也是第三十八师师部与第二十九军军部同在南苑的原因所在。长城抗战中，宋哲元没有亲到第一线指挥，故有设立前线总指挥之必要，张自忠在第二十九军中地位仅次于宋，所部实力最强，又具有很强的指挥能力，自然是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最佳人选。然而，从现有史料中却找不到张为前线总指挥的任命。这恰恰是由宋哲元的特点所决定的，宋既不肯抬高张自忠在军中的地位，自然也不愿明令发表张为军的前线总指挥，因此只是笼统地让张、冯二师长在三屯营组织共同的指挥所，指挥前线各师。与一般的师指挥所不同，三屯营指挥所是张、冯二师长共同下达命令指挥作战的场所，是第二十九军实际的前线总指挥部。三屯营前线指挥所既然由张与冯二人主持，自然以张为主（这如同后来第33集团军成立，张为总司令，冯副之是一样的道理。自1931年第二十九军成立后，直至1940年张将军牺牲，张、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以张为主）。无论宋哲元有无正式任命，都改变不了张自忠是长城抗战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这一事实。至于口语和文字表述中有时冯治安排名于张自忠之前，则是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番号序列使然，也丝毫改变不了张自忠是长城抗战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这一事实。故真正了解第二十九军历史的人对张是该军长城抗战实际的前线总指挥并无异议，以至于虽无宋哲元的正式任命，不少当事人也有此记载和说法。本来，张将军待人忠厚，并不计较名位，笔者也未将此事看得多重，但鉴于有人以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千方百计污蔑贬低张将军，笔者在此不得不花费笔墨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13日，日军连续对我军阵地发动两次大规模反扑，其中向我铁门关阵地的攻击尤为激烈。悍勇善战的李九思团长率第二二六团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搏斗，双方往复冲杀，异常惨烈。关键时刻，张自忠命第二二二团以一部向敌侧击，终于合力将敌打退。

经过上述战斗后，张自忠雄心勃发，亟思进取。他认为日军士气已馁，命王治邦之第一一〇旅和佟泽光之第一一三旅向当面之敌实施“拂晓攻击”，一举歼灭之。王、佟两部遵令发起攻击，官兵们异常勇猛，一次又一次地向日军高地仰攻。战至下午2时，将喜峰口东北长城之一半占领，毙敌数百人。日军据长城一隅顽抗，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我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回原阵地。

此后，张自忠、冯治安经请示在遵化的宋哲元军长后，将伤亡最大的赵登禹第一〇九旅撤至后方休整，正面防务交由王治邦之第一一〇旅接替；令佟泽光第一一三旅之第二二六团和特务营进驻三岔口，在右前方一带占领阵地。鉴于第一一〇旅也伤亡较大，张自忠不久又命令第二二六团承担了董家口以东的防务。

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官兵们见师长来到阵地，顿时欢声雷动。在前线，张自忠细致地视察了阵地，对将士们的英勇战斗表示诚恳慰问和高度评价，同时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一）现在防御是暂时的，收复失地才是我们的目的。在中央战略未决定之前，我们暂时利用地形，加强工事，一面阻止敌人前进，一面俟机袭击敌人，不能呆板地死守挨打。如果只知死守阵地，日子长了，士气就会消沉。

（二）防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据点必须加强。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以备必要时增援和出击。

（三）现在你们选的阵地很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太暴露，易遭敌机轰炸和敌炮射击，应在半山腰选择隐蔽地点，再作一道工事，下边多设鹿角栅，多埋地雷。上挖交通沟，通到主阵地。

1933年3月15日，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到三屯营劳军。前排左起：张子英、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韩占元；后排左起：萧振瀛、门致中、宋哲元、邵元冲、傅汝霖、杨斌甫、刘自珍。

（四）我们没有对空武器，易受敌机低空轰炸。可用各营预备队，集中火力，对在千米以下飞行的敌机齐发射击，但每人只放一枪即速隐蔽，避免敌机发觉。

（五）设置假目标，使敌人误假为真，诱敌射击，耗其弹药，避免我们的损伤。

上述指示，是张自忠总结了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来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佟泽光旅长回忆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的6天鏖战，使日军“志气馁败”“异常疲惫”。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向罗文峪方面。

正当喜峰口血战获胜、罗文峪鏖兵开端之际，宋哲元军长为激励士气，亲书“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条手谕，传令全军，士气为之一振。

罗文峪地处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凹入处，倘被敌人占领，则喜峰口与古北口侧后都将受到攻击，我军势必腹背受敌。侦悉敌将大举进犯罗文峪，守卫在该地的刘汝明暂编第二师便迅速部署，严阵以待。

第29军重机枪阵地

由于暂二师只辖3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16日决定将第三十七师之第二一九团刘景山部和第三十八师之第二二八团祁光远部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师长指挥。行前，张自忠召集第二二八团少校以上军官训话，对他们说：“日寇在长城地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未能前进一步。现又集中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并派两个联队向我军左翼迂回，敌人的便衣队已窜入遵化北二十里的罗文峪地区。你团要迅速出发，抢占罗文峪长城之线阻击日寇西犯。到达罗文峪后，首先集中兵力，将敌便衣队消灭。要不惜一切牺牲，消灭该地区所有敌人。”

16日，由承德南下之敌经半壁山向罗文峪前进，同时喜峰口方面日军2000余人也向罗文峪、山楂峪方向移动。刘汝明根据敌情作了如下部署：

（一）祁光远部担任右至千家峪经罗文峪，沿长城至大毛山之线防御；

（二）暂编第二师第一团李曾志部之刘福祥营右接祁团、左至山楂峪左端之高山炮楼；

（三）二一九团刘景山部置于下营援助祁团；

（四）李曾志率其第三营及机枪、迫击炮各连援助刘福祥营。

17日上午8时，日军5000余人分两路向罗文峪、山楂峪同时发动猛烈攻击。祁光远团和刘福祥营死守阵地浴血奋战，阵地屡失屡得。经刘景山、李曾志率预备队增援，战线始告稳定。当日午夜，祁团第三营王合春营长率大刀队由左翼绕至水泉峪附近，向敌背后偷袭，我正面守军同时发动攻势，激战一昼夜，与敌肉搏20多次，击毙日军吉田少佐以下数百人，生擒日军军官3名。跟随张自忠8年之久的王合春营长不幸陷入敌机枪阵地，前胸中弹，壮烈捐躯。

1933年3月19日，在保定火车站与蒋介石合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永泰、冯治安。

18日上午8时，日军调集3000余人再次发动进攻。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终于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活捉日军上尉1人。中午，日军又向山楂峪我军阵地两侧进犯，激战持续到黄昏时分，我阵地岿然不动。这天夜里，我军按照喜峰口胜敌之策，再次实行大规模夜袭，由李金田旅长和祁光远团长各率一团，由沙宝峪出发，分头向敌左右侧背奔袭。两路勇士纵兵奋击，搏战通宵，日军尸积如山，再遭败绩。刘师长见敌阵线动摇，急令全线反攻，对敌实行前后夹击，遂将三岔口、快活林、古山子、水泉峪、马道沟一带之敌完全击溃，残敌狼狈逃遁。这就是与喜峰口大捷齐名的罗文峪大捷。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等赴保一晤。19日上午巳时，宋、张、冯3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并合影留念。有人没有认真研究就武断地宣称：“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的史书中，所记载的都找不到张自忠在1933年3月19日去保定的片纸只字”，且指左起第一人为庞炳勋。果真如此吗？且看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一书的记载：“在战斗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蒋总统于保定召见宋哲元以及张自忠、冯治安，对二十九军官兵加以慰勉。原来是属于冯玉祥属下将领的宋哲元，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虽曾反对中央，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为民先锋，卓著战功。”另，台北国史馆1980年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472页亦记载：“三月十九日，蒋委员长于保定接见廿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慰勉有加。”

第29军坚守长城

第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之初，即作了长期作战的打算。喜峰口战事一起，宋哲元军长就以一部兵力在民工的协助下，按计划在兴城镇、撒河桥沿滦河右岸至马蹄峪之线，赶筑了一条绵密坚固的主阵地带。

迨至4月3日，因冷口方面吃紧，第二十九军为防不测遂将前方主力部队配布于主阵地带内，具体划分为四个防区：

第一防区，由兴城镇至车头峪（含），赵登禹为防守司令，辖一〇九旅二二二团，二二一团第一、第二营及三十七师骑兵连；第二防区，右接第一防区，左至尖山顶，黄维纲旅长为防守司令，辖一一二旅及一〇九旅二一八团；第三防区，右接第二防区，左至马蹄峪，董升堂为防守司令，辖二二四团；后黄花峪经寿店子至松树胡同为警戒阵地，佟泽光旅长为防守司令，辖一一二旅（欠二二四团），二二二团第三营及三十八师骑兵连。

从上述部署看，第三十八师承担了四个防区中的三个，出力最大。4月10日，张自忠又对防区稍作调整，令黄维纲与佟泽光换防，以便使他们适应不同地形的作战。

4月11日，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从我长城防线右翼冷口突破商震部第三十二军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第二十九军遂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12日一早，日军由二道坡子出动步兵3000余人，向喜峰口以南二十九军孩儿岭、滦阳城阵地猛烈攻击。双方血战四五小时，肉搏四五次，日军汹涌进扑，攻势不减。张自忠急令李九思率部增援，才使战局稍缓。此役我阵亡营长杜国邦以下500余人，其中军官10余人。南京军委会闻讯，致电第二十九军说：“贵军在孩儿岭滦阳城附近与敌作殊死战，致伤亡甚众，至为悼念。除杜营长一员交部汇案议恤外，尚希鼓励所部，期收最后之胜利为要。”

由于冷口、迁安的失守，日军迅速深入长城以内，我军固守现有防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4月13日，第二十九军奉军委会之命，向西南方向且战且退。

19日，第二十九军撤至邦场镇一带，旋即撤往通县运河左岸。接着，日军强渡滦河，侵犯滦西，占领遵化、玉田、唐山等地。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5月，任命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会同何应钦与敌谋求妥协。经过一系列秘密谈判，终于5月31日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这等于为日军提供了侵略华北的特许证。从此，长城即为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

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第二十九军的表现却是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胜仗。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日军自侵入中国以来，攻无不克，气焰猖獗，而国民党军弃城失地，一败再败，令国人痛心失望，二十九军的胜利可谓“万人焦急一佳音”，使中国人民热血沸腾，扬眉吐气。第二十九军大刀队随之扬名宇内，张自忠与宋哲元、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33年3月15日，第29军将领在三屯营前线指挥所合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第二十九军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而且洗雪了热河作战中中国军队不战而逃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能力。长城抗战前，汪精卫曾在德国柏林对记者说：“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但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就装备而言，两军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装备低劣的二十九军居然打退了日军的几十次猛攻，歼灭日军3000余人，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日本《朝日新闻》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宣传画中的大刀队员

第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打败日军，其因有三：

第一，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第二十九军虽然承担着防御任务，却并不是一味死守阵地，而是攻守兼备，以攻为主，在坚守正面阵地的同时，利用日军骄横麻痹的弱点，出奇兵偷袭敌后，以近战夜战对日军进行突然攻击。这种战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军武器装备的劣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筑城对于攻守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防御的一方尤其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说：“野战工事可以使兵力较弱的军队成功地抵抗优势的敌人，因而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作用。”长城抗战中，第二十九军利用有利地势，构筑了绵密坚固的主阵地带和第一线野战工事，大大减弱了日军赖以制胜的飞机、火炮的威力，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第三，发扬精神优势。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否有效地发扬精神优势，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对于战争胜败至关重要。第二十九军在这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韧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奋斗牺牲的结果。为了抵抗暴日，保卫祖国，第二十九军付出了伤亡8000余人的重大代价，仅张自忠部就有王合春、杜国邦两位营长捐躯沙场。旅长佟泽光、黄维纲，团长董升堂、李九思、祁光远等人，表现出色，战绩显赫。作为战役总指挥官之一的张自忠，更是威名远播，备受舆论赞扬。一首题为《颂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刀光闪烁气峥嵘。

第二十九军此次长城抗战，是该军将领共同指挥的。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是主要的决策者和指挥者，赵登禹、刘汝明则分别是喜峰口、罗文峪两方面的第一线指挥官。他们都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张自忠发挥了前线作战总指挥的作用，其所部第三十八师战功赫赫。现在有人声称“日军没有进攻张自忠部阵地，张自忠没有战功”，这不仅不符合史实，甚至是故意歪曲史实。事实上，第二十九军的长城抗战持续两个多月，喜峰口夜袭战只是该军整个战役的序幕战，是一个时节的战斗，在全时段作战中，防守责任区经常是变化的。第三十八师既有刘振三、李九思两团的正面浴血奋战，又有董升堂和祁光远两团分别支援第三十七师喜峰口和暂编第二师罗文峪两个方向的作战，故第三十八师是第二十九军唯一一支参加了三个战场作战的部队。日军多次向第三十八师阵地进攻，第三十八师阵亡的营长以下军官比冯、刘二师为多。张自忠将军与其所部第三十八师长城抗战之功永不可没。

1935年7月17日，张自忠以长城抗战有功，获颁最高级别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同获此勋章者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刘汝明、黄维纲、王治邦、董升堂、李曾志。

陈森甫：《细说西北军》，台湾德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484页。另一说为三四万人，见《刘汝明回忆录》第110页；还有一说为9万人，见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8页。
刘骥：《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30页。
台湾《国史馆馆刊》第二十八期，第18页。
刘振三：《细说张自忠将军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第15页。
张文穆：《驻晋国民军改编经过》，《中原大战内幕》，第519页。
秦德纯，1893年生，山东沂水人，曾任西北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总参谋长等职。
秦寄云等：《秦德纯的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34页。
《天津宋哲元致运城黄建平巧电（民国19年12月18日）》，《各方往来电文——宋哲元部往来电文录存》，国史馆阎档微卷入藏登录号：131000007754M。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蒋介石为西北军缩编事宜复张学良电（12月25日）》，《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张学良与中原大战》下册，第455页。
《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江苏文史资料》第4辑，转引自陈世松等《宋哲元传》第97～98页。
转引自何智霖文，台湾《国史馆馆刊》第二十八期，第22页。
转引自何智霖文，台湾《国史馆馆刊》第二十八期，第24页。
据李泰回忆，副军长还有吕秀文，见《抗日名将张自忠》，第69页。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90页。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6页；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第24页。
《华北危局纪实》，第24页。
《华北危局纪实》，第26页。
《实报》，1931年8月18日。
孔祥熙：《宋老伯母沈太夫人七十寿序》；《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八，第3～4页。
孙湘德、宋景宪主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175页。
《大众杂志》，1971年7月第43期。
《佟泽光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53～54页。
《佟泽光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51～52页。
顾相贞：《临沂抗敌纪略》，《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6页。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第7页。
王锡英：《回忆我们的军长》，《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62页。
《二十二年抗日经过讲演稿》，陆军军官训练团1934年9月印，第4～5页。
《二十二年抗日经过讲演稿》，第4页。
《陈芳芝的回忆》，河北省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喜峰口血战记》，第143页。
《陈芳芝的回忆》，河北省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喜峰口血战记》，第144页。
《喜峰口血战实录》，《喜峰口血战记》，第26页。
《二十二年抗日经过讲演稿》，第18页。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台湾国史馆1980年10月印行，第236页。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237页。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237页。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第9页。
《佟泽光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55页。
何基沣在《二十九军与喜峰口的抗战》一文（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有“在三屯营没有前方指挥所”的句子，此处“没有”，当为“设有”之误。如果三屯营没有，其他地方更没有，为何不提其他地方？再者，三屯营如没有前方指挥所，张、冯跑到那里干嘛？——作者注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22日日记，第110页。
《佟泽光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56页。
日军联队相当于团的编制，但如将火力因素统计在内，则其综合实力远超中国军队之团。
《陈芳芝的回忆》，《喜峰口血战记》，第144～145页。
《二十二年抗日经过讲演稿》，第23～24页。
《喜峰口血战实录》，《喜峰口血战记》，第49页。
《喜峰口血战实录》，《喜峰口血战记》，第55～56页。
同上书，第62页。
《中央日报》，1933年1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01页。
转引自《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166页。
醉丐：《颂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喜峰口血战记》，第216～217页。
赵登禹未获青天白日勋章，可能是因为长城抗战后不久即升任一三二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