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忘老长官

长城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另一支抗日武装又在察哈尔打起了抗战的旗帜。这就是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中原大战后，性格倔强的冯玉祥不甘失败，进行了多次重起活动，不断策动宋哲元、韩复榘等西北军旧部参与反蒋活动。宋哲元知蒋介石不愿旧西北军重新崛起以免影响“剿共”和抗战准备，遂在蒋冯之间不时做出政治选择。张自忠等第二十九军将领不仅要在蒋冯之间，而且常需在冯宋之间根据国内和中日之间的政治局势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以符合第二十九军这个团体和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之后开始了由军事统帅向政治人物的过渡转型，掌握兵权的旧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韩复榘等表面声称拥护冯的主张，但实际却不愿再接受冯的家长式统治，又不得不顾及部下们对冯的态度。张自忠和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师一级将领在西北军时期长期追随于冯玉祥身边，受其影响极深，对其信仰也笃，在宋哲元对冯的态度上具重要影响。宋常标榜自己最忠于冯玉祥，以博取张自忠、冯治安等人的好感。1932年9月，宋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闻冯不愿再居泰山要到张家口故地重游，宋不得不表示欢迎。10月9日，冯由泰山来到张家口，受到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二十九军将领的热情欢迎，冯即蛰居张家口，准备借宋哲元掩护秘密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时长城抗战还未爆发，宋虽膺任省主席，但二十九军远未控制察省，仅有张自忠第三十八师第二二三团的两个营进驻张家口保卫省府和冯玉祥，其余部队仍在晋东等地，除省府秘书长和警务处长两职外，省府委员和各厅长仍为原东北系班底。从军事意义上讲，察省并非第二十九军地盘，宋的察省主席也名不符实。冯玉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以此为根据地东山再起，不时派出人员与西北军旧部联络。

此时，宋哲元与冯玉祥的关系很微妙，他一方面愿意为老长官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希望冯不要在察省进行反蒋活动，以免危及自身地位。冯曾策动石友三反蒋倒张（学良），而宋哲元漠然不与，冯从中看出了宋对自己重起的真实态度，于是在1933年1月底派与宋颇有嫌隙的葛云龙赴北平，分别与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位师长秘密会晤，商讨反蒋抗日的问题。冯治安表示：我听先生招呼，决不含糊。时日军已攻占山海关，正在威逼热河，张自忠既愤于日寇入侵，又恐冯的抗日反蒋活动会导致局势更加复杂，向葛表示：只要老长官一声令下，我一定服从，不过要看看情况发展怎么样。刘汝明也表示了与张自忠类似的意向。三人约定，暂时对宋哲元保密。

长城抗战期间，第三十八师大部参战，因前线形势危急，兵不敷用，张自忠曾请宋哲元向冯玉祥请调驻张家口的彭国政团第三营（营长张宗衡）赴前方参战，宋感觉为难，要张自己出面，张遂通过彭国政向冯请求调该营参战，冯先生对于抗战之事总是热心支持，当即表示同意。该营于3月中旬开抵滦阳城，归佟泽光旅长指挥。

长城抗战，第二十九军为国立下大功，但也损失惨重。参战的18000余人仅余半数稍多，已成疲惫之师，退守平东通州一带沿运河与日军对峙，面临日军进攻北平的极大压力。时日方想通过汉奸张敬尧策动北平一带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脱离中央，想在长城以南建立傀儡政权作为与伪满的缓冲，于是第二十九军也成为日军拉拢的对象。宋哲元一面通过萧振瀛等与张敬尧虚与委蛇，一面考虑未来出路。日军的阴谋随着张敬尧的被刺而终结，日方因顾及国际压力同意与中方停战，双方随于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划定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长城抗战期间，东北义勇军大量拥入察省，衣食无着，受到冯玉祥的接济；驻山西汾阳等地的原西北军旧部也被冯玉祥调入张家口，冯以此为基础于5月26日组织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自行宣布抗日。时蒋介石忙于进攻江西红军，不愿立即与日本开战。蒋恐冯的行为提前引发中日战争，遂以宋哲元率部回察为条件，要求冯收束军事到南京出任黄河水利委员长或全国林垦督办，遭到冯玉祥拒绝。宋在萧振瀛影响下，深恐冯在察省再干下去会弄丢将要属于自己的地盘，遂决定不参加冯的抗日同盟军，避居北平静观形势。当冯派张允荣来见宋哲元时，虽然张以曹营的关羽相喻，劝其起兵助冯，但却为宋坚拒，宋声称：我不打先生，但也决不跟他胡闹。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处冯、宋之间颇感为难，但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的当天，驻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诸将领联合发表通电，响应抗日同盟军，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也赫然名列其中，公开表示了对冯玉祥的支持。

冯玉祥见自己嫡系的第二十九军旧部都不肯参加同盟军，也感难以成事，遂派张允荣秘密到承德找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此人原为冯西北军时期的军事顾问，冯显然想与日人达成谅解仍驻察省。日人深知冯玉祥抗日立场甚坚，绝非亲日人士，故不愿其在察省重起。萧振瀛与冯素来不睦，闻冯派张允荣与日人联络，即主张报告南京。张自忠认为冯此举只是为了再起，绝非勾结日寇，坚决反对向中央报告。但萧却秘报中央，蒋、汪便指责冯玉祥“勾结日本”“联俄容共”，致冯陷入被动。张自忠本与萧关系良好，因此事对萧一度不满。

蒋介石、何应钦见冯玉祥不肯就范，即调兵力准备围攻察省。6月13日，何应钦命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等部准备攻察，委庞炳勋为“察哈尔省剿匪总指挥”，并向庞许愿，事成之后察省主席一职非庞莫属。傅、冯二人以师出无名，表示怠命。庞炳勋虽为冯玉祥旧部，却对察省主席的宝座垂涎欲滴，准备入察驱冯。庞军内部对攻冯意见并不统一，旅长陈春荣带数十官佐找庞反对攻冯，庞一气之下将陈免职扣押，仍准备出兵。

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对庞炳勋的不义之举极为愤慨，向他提出警告。庞遂赴平会见张自忠、冯治安，试探虚实。张、冯明确表示：“你如果打日军，我们可以帮忙，若要打冯老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庞见情势不妙，未敢轻举妄动。此事，庞炳勋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未能得到察省主席宝座，反而引起本部内讧，陈春荣后来脱离庞部，带队投奔第二十九军。

冯玉祥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下令方振武、吉鸿昌等率部进攻热察边境的沽源、宝昌、多伦等地。6月22日，同盟军克复康保，7月1日，克复宝昌和沽源，随后兵锋直指多伦。蒋介石见此大为紧张，恐好不容易达成的《塘沽协定》为冯打破，再次引发中日战争，遂于7月3日电汪精卫调兵部署围剿抗日同盟军。

7月7日起，同盟军进攻多伦，日军虽出动飞机助战，但同盟军还是于12日攻克了这座塞外名城。16日，日关东军向冯玉祥提出同盟军退出多伦要求，冯则请日军退出东三省。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但此举打乱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故为蒋介石所不容。他一面派员赴张家口敦促冯玉祥赴宁，一面调集十六师兵力，准备武力驱逐冯玉祥出察。

由于遭日蒋夹击，加之外无实力增援，内有财政困难，抗日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冯玉祥被迫卸职，邀宋哲元回察，将同盟军交宋哲元改编，自己则于8月中旬赴泰山隐居。

宋哲元于8月底返察复职后，即按照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改编。张自忠亦随之赴察协助工作。同盟军中，除吉鸿昌、方振武、刘桂棠三部拒绝改编外，余众加上要求改编的汤玉麟部，共计3万余人。宋哲元采取分别对待、保留骨干政策，对原属西北军的佟麟阁、张允荣、阮玄武等部，尽量多编多留，而对其他部队则大部遣散。原西北军旧部保留了12个团，汤玉麟残部保留了1个团。这样，既使西北军旧部有了归宿，又使第二十九军壮大了力量，全军总兵力增至4万余人。另外，汤玉麟残部的30多门大炮也为第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成立了炮兵营。刘汝明回忆说：“经过这一番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人员装备大为充实，战斗力也大为增长，在当时华北部队来说，以军为单位，要说最强也不为过。”

同时，第二十九军番号也作了扩充和调整。由于长城抗战中第二十九军表现不凡，赵登禹战功卓著，1933年5月南京政府核准第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赵登禹任师长，赋予第一三二师番号。刘汝明仍任暂编第二师师长。

恰于此时，宋哲元由北平来到第二十九军防地，由南京拨发之枪支已领到，又逢发表赵登禹为师长，全军官佐士气格外振奋。

1933年底，第二十九军各部由晋东移防察哈尔省。各师防地是：第三十七师驻张家口；第三十八师驻宣化、兼顾独石口、沽源一带；第一三二师驻张北；第一四三师驻怀来、涿县、蔚县。

在这次整编中，第三十八师增编了第一一四旅，旅长一职先由张自忠兼任（1936年以参加喜峰口夜袭作战功绩显赫并剿匪有力的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四团团长董升堂升充）。这样，全师增至3旅9团另一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余人，师部设于宣化原道台衙门内。

因察省事件，冯玉祥与宋哲元产生了很大矛盾。冯回泰山时，带走了由第三十八师彭国政团为骨干改编的一个师的兵力，此非私事，宋哲元、张自忠遵令向冯要求该部归还建制，冯大为不悦，不愿归还。宋、张均不便出面，派刘汝明到泰山谒冯，但冯仍拒绝归还，张自忠只好从各部抽调兵员补齐该团缺额，以张宗衡为该团团长。因冯在泰山人员众多，经济十分困难，曾使高参软墨林来察省商借该团费用，宋哲元在电话中对软声称：“告诉你，如为你个人的事，可以来谈；如为冯先生的事，就不必来见我。”宋的态度使得张自忠也不便向冯提供费用，内心很是歉疚。

自此之后较长时期，冯、宋关系疏远，张自忠也不便与冯联系。后来，随着蒋冯关系的改善，冯宋关系也有所改观，张自忠也随之重新修复了与冯先生的关系。

2．处蒋宋之间

30年代初中期，蒋介石在中国颇受争议。他推行攘外安内的政治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面前，置东北丢失于不顾，仍集中大部力量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并不断同地方实力派进行纵横捭阖的斗争，导致日本气焰嚣张，继占领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目标指向华北。许多国人对蒋切齿痛恨，但又不得不正视其已成全国领袖的现实。张自忠处此时代大背景下，也面临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为实现将来的抗战理想，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与吉鸿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方向，决定走拥蒋抗日的路线，但这却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渡期。

宋、张等人两次参加与蒋介石的战争，曾对蒋充满仇恨，成立第二十九军后，又受到中央歧视，饷弹两缺，虽然长城抗战为国立下大功，但蒋开始并不想让宋军回驻察省，以免实力坐大，只是后来为形势所迫，方同意该军回察。作为非嫡系部队将领，宋、张自然感到不平和愤怒，极力抵制中央势力的介入。

长城抗战时，蒋介石除派关麟征、黄杰、刘戡三师参战外，还派出了复兴社干部刘健群为首的政治宣传总队，到各非嫡系部队宣扬其政治主张，在相当程度上也起监军作用。派驻第二十九军的是林树恩大队，刘、林等人均有军统背景，宋哲元等人对其甚是厌恶，从通县撤退时故意不通知他们，林树恩大为惊怒，事后坚决向刘健群辞职。刘无奈，改派宣介溪来第二十九军负责政治工作。刘健群曾多次求见宋哲元等，但宋以各种借口不与相见，张自忠等师一级将领更是避而远之。

但刘健群是一名圆滑干练的军人政客，深明宋、张等人对蒋介石的隔膜，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接近他们。刘不仅派人到北平各大中学进行宣传，有时也亲自到校宣传蒋的攘外安内政策，着重强调国内统一的重要性和中日两国两军实力相差悬殊需要长期准备方能抗战的思想。在刘看来，第二十九军将领的子女多在北平上学，先与他们接触，再通过其影响其父，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事实证明，刘此举部分达到了目的，宋、张等人亲历长城抗战，确实看到了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蒋介石、刘健群的思想。但要与宿敌打交道，他们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一个意外事件使这一切迅速发生了改变。

一次，平汉路列车上有一位乘客，在车上大骂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此人就是第二十九军的挂名参议韩占元。韩原为西北军重要将领，因嗜好失去军职，在北平闲居。张自忠与韩为结义兄弟，张见其生活困难精神苦闷，即请准宋哲元委其为参议闲职以维持生计。西北军将领多重义气，韩与宋、张等人关系极为融洽。韩的行为引起车上宪兵和密探的注意，他们并不知其具体身份，下车后即将其拘捕。第二十九军办事处长刘实甫忙报告宋哲元，宋大惊，即召张自忠等人商议营救办法，最后无奈派刘硬着头皮去找刘健群要人。刘健群大喜，认为终于找到了接近宋哲元等人的机会，即请宪兵第三团团长蒋效先放人。刘健群亲自送韩占元到约定的北平中央公园今雨轩，宋哲元不便出面，即由张自忠、冯治安等与刘相见。由此，张自忠认为刘并不像外界所称的那样恶劣，即请宋哲元与刘相见。谁知宋、刘一见，谈得很是融洽，竟成莫逆之交。经此事件，第二十九军将领与中央迅速接近，随之，宣介溪等中央系统的政治工作人员也被接纳。

收编冯玉祥抗日同盟军时，因宋哲元采纳了萧振瀛的建议，将其分散改编，使冯借第二十九军掩护保存实力的企图归于失败，此举得到蒋介石的欢心，此后，宋蒋关系逐步密切起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在怀仁堂召集杂牌军将领会议，当有人发表对中央不满的言论时，宋则发表了体谅中央难处的讲话，深为何所赏识。

为笼络第二十九军将领，蒋介石特嘱宋哲元派员前往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7月，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第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由张自忠带队，前往庐山受训。

赴庐山途经汉口。此时张学良已调任武昌行营主任。由于第二十九军系张学良一手改编，加之该军在长城抗战中表现出色，故其对张自忠一行特别招待。少帅的盛情使张自忠很感激，往返汉口时，他都特往行营晋谒，以示敬意。

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中国国民党赣、粤、闽、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为加强“剿共”作战训练于1933年7月成立的。团长由蒋介石亲兼，陈诚任副团长，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意大利、美国军事人员担任教官和训练指导。

这一时期受训的军官以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为主。担任训练团营长的是川军刘湘部第二师师长王缵绪、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晋军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分别担任王缵绪、王以哲、王靖国的副营长。有趣的是，全国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与王缵绪两人又碰到一起，两人的部队合组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由张自忠统一指挥。

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点名

训练团主要教材有《剿匪手册》《剿匪要领》《剿匪作战要诀》《剿匪部队作战训练要旨》《军人必读》《战时政治工作》《民众组织》等。训练内容，蒋介石概括为“六、四、三、二、一”，即：“六项原则”——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测；“四大要素”——确实、迅速、静肃、秘密；“三句口号”——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二项要旨”——分散、集合；一个要诀——服从命令。同时，还要施以反共的政治教育。

受训为期一月。其间，蒋介石多次亲临训话，对将领们进行反共政治教育和军人道德灌输。经过最后考核，张自忠以优异成绩结业，除获毕业文凭外，还获赠蒋介石相片一帧和“军人魂”短剑一把，剑柄上镌有“成功成仁 蒋介石赠”八个字。

这是张自忠1928年在南京、1933年在保定之后第三次与蒋介石见面。蒋有爱将之好，自中原大战后期即开始拉拢张自忠以为己用，但未成功，愈是如此，对张自忠愈是关注，受训期间多次召见，单独召见时曾一次性赠款30万元。张自忠接受了蒋的赠款，并将此款全部用于三十八师，这与见钱眼开的军事将领形成鲜明对比。

北返后，张自忠仍率部驻宣化。9月，张自忠派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第二二四团团长张宗衡及师部少校参谋李少涵、少校团附赵金鹏等赴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三期受训，既培训干部，又密切与中央的关系。

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逐出江西，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军压力的减轻，使得蒋介石心情舒缓，目光得以北顾，准备到华北各省巡视。宋哲元对蒋的北上很是重视，除派第一谋士萧振瀛到北平迎接外，另安排张自忠等四位师长在宣化迎接，自己则在张家口迎候。

10月24日，蒋介石由开封到北平，第二十九军派萧振瀛先赴北平晋见，张自忠等四位师长则准备在宣化迎接。

11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北平乘平绥路列车西行巡视察哈尔，张自忠与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四位师长在宣化车站迎蒋，而后陪同蒋介石夫妇去张家口视察。在列车上，张等四人应邀与蒋氏夫妇共进早餐，并回答了蒋的询问。4日晨，车抵张家口，宋哲元率文武官员在车站迎接，请蒋氏夫妇下榻于中山公园行辕内。当日，张自忠又陪同蒋介石赴张北前线视察了赵登禹之第一三二师师部及前线部队。5日，蒋介石主持了察哈尔省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下午偕宋美龄及随员经大同赴归绥继续巡视。此行，第二十九军艰苦朴素与严整的军容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与冯玉祥的封建家长作风形成对比，宋哲元也为蒋的彬彬有礼所感，自此认定蒋为中国不争的领袖，随后将蒋的画像与孔子、孙中山的画像同时张挂于军部，士兵课本中也正式称蒋介石为中国的领袖。

但蒋介石离开华北不久，察省形势因日本的挑衅而紧张起来。

3．内蒙危机

日本久有征服满蒙之野心，以图谋实现其大陆政策。时外蒙古已为苏联控制，日本的目光即盯上了内蒙。内蒙向属中国，因其面积广大，人烟稀少，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将其分治于辽、吉、热、察、绥、宁六省。日本占领东北四省后，实现了征服满洲政策的全部并部分实现了征服内蒙的目标，此后，将注意力转向分属察、绥的西蒙地区。第二十九军在察北的存在恰好切断了伪满与绥远的联系，故为日军所不容，于是寻机制造事端以图驱逐该军于长城以南。

1934年10月2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外务书记员池田与驻张北县的第二十九军驻军因护照问题发生纠纷，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事件发生后，宋哲元等并未看透日军真意，于29日派萧振瀛代表蒋介石赴内蒙滂江宣慰云王和德王，此举与日人的满蒙政策对立，日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即于30日以张北驻军曾恫吓日人为由，向宋哲元提出交涉。宋显然不愿在蒋北上之际引发外交风波，为息事宁人，即允由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道歉，并将当事连长张书林免职。但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却向宋提出第二十九军退出长城以西以南的要求，为宋所拒，宋并于11月29日派萧振瀛陪同云王和德王代表共赴南京请示机宜，日军即准备制造新的事端。

日人在多伦设置了以汉奸李守信为首的察东自治特别区，以该伪组织作为入侵察北的工具。1934年冬，热河日军为挑起事端，强指察东沽源县之长梁、乌泥河、五道沟、永安堡一带为热河省丰宁县所属，即为“满洲国”领土，不断派热河人越界张贴布告，寻衅滋事。当地守军第三十七师刘自珍团将越界张贴布告者缴械，日关东军即称第二十九军进犯了“满洲国”领土，准备挑起冲突。

1935年1月18日，关东军发表文告，称将断然“扫荡”宋哲元军，并派高桥坦向正在北平开会的宋哲元提出警告，强称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皆为满洲国境，要求第二十九军迅速撤退。随之，日军谷实夫旅团和李守信伪军开始调动大批部队向独石口方向移动，双方前哨仅相距20公里，察东形势紧张，战事一触即发。

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一个畏日分子，见察东形势紧张，即离平南下躲避责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也畏日如虎，令宋哲元撤出长城以北驻军。宋无奈，一面于19日下令有关各部按军分会要求后退，一面向外界宣称“察东安谧，无何事故”，以缓和气氛，并于21日派秦德纯与日方代表松井协商缓和察东局势。但日伪军气焰嚣张，继续向察东沽源一带移动。1月22日晚，日军以步骑兵千余人、伪军二三千人、坦克十余辆，在飞机掩护下，未待第二十九军撤退，即悍然向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带进犯，第二十九军忍无可忍，予以还击。察东战事正式爆发。

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增援，令黄维纲率第一一二旅由怀来向龙关、赤城及龙门所推进，以防日军窥犯，旅指挥所设于龙关，张自忠亲到前方指挥。

我军凭险据守阵地，居高临下，沉着应战，防守得力。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多次树云梯攻城，均被我击退。经三日激战，日军死伤七八百人，我军阵地岿然不动。后来据报，日军调动20多辆军车，才将伤亡官兵运走。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先生闻报后，立即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对他们的抗日忠忱表示赞扬和慰问，并勉励他们要“为国家扼国防之第一线，为个人树万世之美名”。

1月24日和25日，日机连续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并在沽源方面增兵千余名。27日至28日，日军又公然进占东栅子、乔家围子、义合成，并在南北石柱子、喜峰砦一带增兵。第二十九军一面请北平军分会向日军交涉，一面也积极增兵，察东战事大有扩大之势。

察东战事激烈进行时，伪满洲国与外蒙古军警于24日在贝加尔湖附近发生冲突，导致日苏关系顿时紧张。日苏两国在日俄战争时结下血海深仇，一旦发生战事，其规模将难以控制。日本此时尚遵循不同时与两个以上大国作战的原则，决定立即终止中日两军间的察东战事。25日，广田外相在国会宣称，中日间不会发生战争。此后，日军虽不断做出增兵姿态，但战事却逐渐停止，不久撤退。同日，第二十九军相关各部奉令撤至长城以南。30日，日北平武官高桥坦会见何应钦，表示要谈判解决察东事件。其向军分会提出的要求是：一、中国对于不法越境之行为，表示陈谢；二、中国所收满洲国民团武器，应全部交还；三、中国誓约将来绝对不有越境之不法行为及威胁满洲国领土之行动，若敢犯此誓约，日本军队将断然占领沽源、独石口、张家口。经何应钦讨价还价，双方在北平达成协议。2月2日，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与日军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实夫达成《大滩协定》（日方称《大滩口约》），其内容中日双方的文献尚有不同。中方文本的《大滩协定》内容如下：

察东事件，原出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解决起见，日军即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所有此前二十九军所收热河民团之步枪计三十七支，子弹一千五百粒，准于本月七日，由沽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发还热河民团。

自此，日军实现了察省内长城以北地区不驻中国军队的目标。

张自忠虽未参与察东事件的政治解决，却在事件解决过程中目睹了日军的骄横无理，心中十分气愤。但军人贵在服从命令，宋哲元奉军分会之命下令撤军，张只有执行。事后，他精选得力军官作为保安团队指挥官，以确保对察东地区的控制。

日军的目标是要彻底控制长城以北的察北地区，以方便向绥东地区的渗透，故不断制造新的纠纷作为借口。

1935年5月31日，阿巴嘎旗日本特务机关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人，乘汽车由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一路不断偷绘察北地形图。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该日人等以宋哲元曾于去年十月张北事件后允日人经过不再需要查验护照为由，拒不出示配合，坚欲通过，卫兵出刃相阻，排长则将日人引至第一三二师军法处候讯。时宋哲元正在北平开会，闻报后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即以日人曾在张北受卫兵恫吓为由，于6月11日向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三条无理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宋哲元亲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限五日内答复。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则于6月11日电土肥原，令其在最短时间内使宋哲元部撤退至黄河以南地区。原来，南次郎是想利用此一事件将第二十九军驱出察省，调黄河以南，以方便实施其满蒙战略。12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会议，得中央将调第二十九军半数赴西北剿共消息，军分会委员萧振瀛当即表示：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但余为第二十九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将本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

第二十九军将领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中央举措危及第二十九军生存，察省地盘恐将难保，第二十九军将领大哗。宋哲元表示：余绝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应对，要用尽办法。张自忠对日军咄咄逼人早已义愤填膺，对黄郛卖国外交也充满憎恶，因而首先表态：奸敌一律起兵杀之！冯治安也表示不惜一战，惟秦德纯主张利用陈觉生等灰色人士与日人联系，取得谅解。最后决定，派萧振瀛赴成都见蒋介石报告。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正策划利用天津日租界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及所谓孙永勤义勇军进入非武装区并受到遵化县长“非法”接济事件，准备驱逐国民党中央和东北军地方势力出华北。酒井以塘沽停战前对宋哲元的策动经验，感觉留宋在华北尚有利用价值，即建议关东军取消驱宋之举。东京也恐中方同时更换冀察两省主席会引起九国公约缔约国的不满，倾向支持酒井建议，要求南次郎再行考虑。南次郎遂放弃驱逐宋哲元军出华北的计划，但仍围绕关东军经略满蒙的任务为中心，于17日夜拟订了如下交涉方案：

甲方针

宋哲元军队，绝对不许再有不法之行为。

乙要求

一、塘沽协定延长线之长城东面与北面之地域，应作为撤退地区，宋军应移驻长城之西南，所有撤退地域，中国军队不得再行侵入。

二、一切排日机关（如国民党部、东北宪兵队、蓝衣社之类）应悉解散。

三、除宋哲元应向日军谢罪外，张北事件之直接负责人，也应从速实行处罚。

四、前记交涉，应于两周以内办竣。

丙交涉

一、土肥原应在天津军联络之下，与宋哲元直接交涉。

二、为使交涉迅得结束及确认中国实行起见，关东军在热河方面应有一部分之军事行动。

三、并非直接排日之行为，如山东移民入察等，也应努力使其终止。

但以汪精卫为首的畏日派却于6月18日下令免去了宋哲元的察省主席一职，以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宋哲元大为愤怒，声称：以后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此事对宋刺激极深，认为对日强硬既会使自己丢官罢职，又给中央找麻烦，以后便逐渐改变了对日强硬作风。

不久，宋即负气去了天津，察省主席遗缺由秦德纯代理，以张自忠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和察省军事。土肥原找上了秦德纯，代表关东军向第二十九军提出以下要求：

一、昌平延庆延长线之东、独石口之北、龙门之西、张家口之北作为撤退区域，宋军部队，应撤至其西南，此后不得侵入。

二、宋军应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处罚肇事之直接责任人。

三、排日机关应予解散。

四、本事件应于六月二十三日起两星期内办结。

五、停止山东向察哈尔省移民。

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6月27日，秦德纯、陈觉生与土肥原、高桥坦达成了最后协定并签字，其主要内容：

（一）热察边境改由保安队驻扎，军队撤退；（二）察省党务停止活动，某特种机关取消；（三）道歉；（四）停止鲁省向张北移民；（五）各项办法商定后两周内实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土协定》。

战后，在日本公布的历史档案中除以上内容外，尚有六条要求事项之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内蒙人的压迫。（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四）（从日本）聘请军事及政治顾问。（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对这六条内容，中方闻所未闻，秦德纯也予以否定，造成史学界的困扰。但关东军所关心者，满蒙而已，以上解释多涉及内蒙之事，从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看，恰与此解释暗相吻合，并非空穴来风，基本可推证是第二十九军为留在华北向日关东军做出的私下承诺，或是萧振瀛为宋出的主意。萧的成都之行无任何结果，曾对人称：“我与蒋先生闹了点儿别扭，只把国卖了一半。”萧之言或即指此。

自第二次张北事件，以至后来的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与日方签订协定都有一个特点，即有明有暗，先明后暗，明的用以应付南京政府和社会舆论，暗的用以迎合日军以换取集团利益。以《秦土协定》为例，明者为正文，暗者为“六条要求事项之解释”，实际就是宋哲元为取得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双重支持而签订的“卖身契”，且在适用范围上为二十九军取得冀察乃至整个华北预留了空间。因此，类似于《秦土协定》这样的条约，比之于《何梅协定》更适合日本人的口味。

张自忠初不明内情，对秦德纯私签协定很有意见，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萧大哥临走时说了，即便受到威逼，也不应与日人签订协定。”秦德纯见萧不对张解释内幕，很是消极。其实秦也是奉行宋哲元、萧振瀛之意行之，但却要独自承担协定的恶名。

以牺牲内蒙权益为代价，第二十九军在察省免除了日本关东军压力，但与中央却仍处于僵持状态。蒋介石仍坚持分割使用第二十九军的做法，要调其中两师到西北剿共，拟任宋哲元为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双方僵持不下。

在成都的蒋介石几次电请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均称病不往，以示其怨。蒋无奈，遂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晤第二十九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晤面时，坚定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冯治安遥指着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张自忠深以为然，点头说：“此言可对天日！”

日军通过《秦土协定》达到了渗透蚕食察哈尔省的目的，但日方并不以此为满足，渗透并控制河北则是其更为重要的目标。

河北乃华北之中心省份，面积14万多平方公里，1935年人口为2840万。这里农业发达，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其地处北平周围，与平津唇齿相依，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自1932年起，河北省主席由于学忠担任。于系山东蓬莱人，时任第五十一军军长，在东北军中是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二号人物，素来主张抗日。

当时的河北平津，也分布着蒋介石中央系势力。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驻扎于保定和北平，国民党蓝衣社也在华北设有分支机构。上述势力的存在，对于日本渗透华北的图谋显然是一种障碍，因此日方采取各种伎俩策划一系列事件，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企图驱逐东北军和中央系势力出华北。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以函件确认的特殊形式达成《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屈从日方压迫，令于学忠东北军和中央系势力退出河北平津。

在此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却意外地给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带来极大好处，这就是白坚武丰台叛乱事件。

1935年6月28日，前吴佩孚政务处长、汉奸白坚武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言组织“华北国”，率中日匪徒300余人胁迫驻丰台之铁甲车于晨1时驶至北平永定门开炮攻击，被万福麟军缪流师及北平保安队击退。10时，永定门车站及丰台均收复，日人15名被捕，匪徒逃入战区，白坚武败走天津。此事件发生在于学忠五十一军根据《何梅协定》即将南调之际，引起北平军委会的恐慌。时何应钦不在北平，萧以委员身份向参谋长鲍文樾建议调第二十九军一部前来维持，得到鲍的同意。萧立即通知第二十九军军部，张自忠作为代军长即命冯治安率第三十七师自张家口南下，数小时后来到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外围据点北苑等地，造成了既定事实。与要求中央军和东北军南撤相反，日人对第二十九军进驻北平采取了异乎寻常的静观态度。宋哲元闻报大喜，由此喜获一个重要转机。

30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离开北平回长春。7月2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的电报披露了萧代表第二十九军与土肥原的互动关系：“查宋之免职，本为日所要求；现在对宋，似又谅解。且据萧电，冯治安师开驻北平，日满意欢迎。其中关键，似系萧回平（张案谈判）后，与日人极力拉拢之结果。日人又将转而利用宋、萧。”蒋介石闻宋、萧有联日活动，即派张群找日驻华大使有吉明，要通过日军施加压力，调宋军出察。萧找土肥原活动，有吉明即不见张群，蒋调第二十九军剿共一事便于无形中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