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处于苦恼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巴黎，来到我儿时的伴侣贝多芬身边，寻求十天的庇护，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曾多次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重新觅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伦茨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儿们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这浸透了他的苦难、勇气、欢乐与悲哀的灰暗潮湿的四月天，在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与他单独相处，倾诉衷肠；我跪倒在地，他以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这篇传记，起先由《巴黎杂志》发表，继而由贝玑拿去刊载。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之外。但是，“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赘述诸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奉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无不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一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因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日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远了。（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一个藉藉无名者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我所有了。

我刚把此书重读了一遍，虽说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动了。因为它应当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要把对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善事应尽力而为，

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帝王的宝座，

也绝不出卖真理。

——贝多芬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去像是黑的，其实是蓝灰色。一旦感情冲动或者生气，这双小且深陷的眼睛便突然睁大，眼珠在眼眶中滴溜溜地转动，如实地反映出其中全部思想。他忧郁的目光常常转向上空。阔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真是狮子的相貌！嘴倒长得颇秀气，但下唇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磕碎核桃，右下巴有个深深的小窝，使整个面部显得古怪而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时神态亲切可爱。而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鲁、难看，而且短促”，好像那种对快乐不甚习惯的笑。他脸上的表情总是落落寡合，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里那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勃劳恩·封·勃劳恩塔尔在一家啤酒店遇见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晚年时愈来愈常见的姿态。一位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本，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对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他面部表情常常变化，有时因抓住了突如其来的灵感，哪怕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中撞见他坐在钢琴面前，“整个脸部肌肉膨起，血脉奋张，狠巴巴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唇抖动着，像把鬼神招来却又请不走的魔法师。”十足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说：是“李尔王”。

* * *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房子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官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跟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来炫耀。儿子刚四岁，父亲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让他恨死了音乐这门艺术，以致必得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便需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所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我爱，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当我能够喊出母亲这个温馨的名字，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以外他还患有比病更折磨人的忧郁症。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酗酒的父亲无法撑持门户，他只好羞惭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亲的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儿子。这些伤心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幸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依傍。他一直非常珍惜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友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了贝多芬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终生维持着恬静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年纪老了，但心灵的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

尽管童年时代悲惨凄凉，但贝多芬忆起这段时日和儿时住过的地方，凄凉中依然透着一丝温馨。后来他虽不得不离开波恩，在维也纳这个花花世界及其贫困的郊区度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内心却从未忘怀莱茵河流域的故乡，还有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他称这条河为我们的父亲河。的确，莱茵河生机勃勃，几乎赋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穷的思想和力量。莱茵河流域中，没有任何一段比流经风光旖旎的波恩这一段更壮丽、更温馨，也更美妙的了。强劲的河水，冲刷和抚爱着浓荫覆盖、鲜花盛开的岸边坡地。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头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时代心中的梦想。那仿佛懒懒地浮在水面的草地，笼罩在薄雾中的白杨，矮矮的灌木，还有垂柳和各种果树，都把根须浸泡在这静默而湍急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乃至墓地，以好奇的目光慢悠悠地俯瞰河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中勾勒出参差不齐的侧影，颓圮的古堡耸立其上，形状瘦削且怪异。他永远心系故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梦想重返故园而未能如愿。“我的家园，那块我初见光明的故土，在我眼前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清晰，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 * *

革命爆发了，开始席卷全欧，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熔炉。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此人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战火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家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路上，他遇到了开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尽管他讴歌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与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刚来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益发强烈。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风采。较之后来的几幅，恰如盖兰画的波拿巴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真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点紧张。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佳，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二十五岁！现在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到时候了……今年我非大显身手不可。”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需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脱困境……你瞧，这多好。”稍后，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期间，耳聋症开始肆虐，耳鸣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觉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讳莫如深。他避免与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发现，将这种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痛苦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感觉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没有说出来，打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能好起来吗？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隐居，听天由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但这可能吗？……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情况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要尽量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我便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勉强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普卢塔克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

贝多芬约三十岁时（甘道尔夫·施泰因豪森绘）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几部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均如此，还有许多乐曲反映的是青年人无忧无虑的情怀，像充满欢欣的《七重奏》（1800）、清澈明净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等。毫无疑问，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那么需要快乐，所以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自己来制造。现实太残酷时，它便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昔日快乐的时光不会一下子抹掉，即使欢愉不再，其光辉也会久久留存。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苦伶仃，往往遁入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慰藉。此时的思想都深深印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带变奏曲的“行板”，其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交响乐》也是关于莱茵的作品，一首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篇，既欢快又为爱情而苦恼，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取悦心上人的愿望与希冀。但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古怪的谐谑曲中，我们会多么激动地在那张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的《圣家庭》中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窥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他还受着别的困扰。韦格勒说过，他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充满爱的激情。这种爱看来始终十分纯洁，其激情与欢愉之间无任何联系。现在人们往往将两者混淆，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爱的无知以及这种爱的罕见。贝多芬内心多少有点清教徒的色彩，他讨厌下流的谈吐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很有把握地说，“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人注定要上爱情的当，成为其牺牲品。果然如此。他一再为情颠倒，不断憧憬着幸福，但很快又情场失意，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如果要对贝多芬丰富的创作灵感追根溯源，就必须到轮番出现的爱情和骄傲的反抗中去寻找，直到年事已高，与生俱来的激情逐渐消退，他才无可奈何地怏怏作罢。

一八〇一年，他钟情的对象似乎是朱列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1802）因题献给这位女士而使其芳名不朽。他给韦格勒写信说：“现在我生活有意思多了，和别人来往也多了……这种变化完全是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幸福的时光。”可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地感觉到自己残疾的可悲，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列塔风骚、幼稚，而且自私，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竟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样的爱情使人的心灵受尽折磨，贝多芬原已饱受疾病的摧残，经此变故，精神竟濒临崩溃。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悲观绝望，从他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便可以看出，《遗嘱》上标明：“等我死后拆看并执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喊，也是抗争的呼喊，听见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几乎想自杀，但他那种百折不挠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不过他病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连一向支撑我的非凡勇气也无影无踪了。啊，主啊，给我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一天！我听不见深沉的欢乐之声已经太久了！啊，上帝，什么时候我能再听见呢？……永远也听不见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的哀鸣；但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强，不甘心在磨难面前屈服：

我的体能和智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无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我已隐隐约约看到目标在前，虽然尚不清楚，但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种疾病，我一定能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道有其他的休息。可惜，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但愿我能摆脱疾病，哪怕一半也好，那时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就太好了！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高傲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奏鸣曲》（作品第26号）、《幻想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31号），其中戏剧性的宣叙调宛如崇高而凄婉的独白。还有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0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为盖勒特的歌词所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歌曲（作品第48号）。《第二交响乐》（1803）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感觉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不可抗拒力量将愁绪一扫而空。曲终涌起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希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可挽回：他渴望病愈，渴望爱情，心中充满了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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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海利根遗嘱》及写此遗嘱的小屋

上述作品中，让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不少作品充满雄壮有力的行进和战斗的节奏，《第二交响乐》中的“快板”和“终曲”尤其如此，《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中的第一章，其慷慨激昂更不待言。音乐的战斗气息使人不禁回想起产生它的年代。大革命波及维也纳，贝多芬也被卷了进去。骑士德·赛弗里德说：“他和挚友在一起时喜欢指点江山，且头脑清晰、目光敏锐、极有判断力。”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他晚年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也这样说：“他挚爱共和原则，赞同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他盼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管理国家……盼望法国实行普选，盼望拿破仑建立普选制度，从而营造全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像一个受普卢塔克思想熏陶的古罗马革命者，满怀豪情，梦想有一个由胜利之神，即首席执政缔造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写出了帝国的史诗，曾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乐》（1804）以及光荣史诗《C小调交响乐》，即《第五交响乐》（1805—1808）的终曲。这是第一阕真正的革命音乐：时代精神在其中得以再现，强烈而且纯真，恰如当时的重大事件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激起的强烈而纯真的回响，其印象即使接触到现实也不会有所减损。作品里贝多芬的形象也染上了那些史诗式战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对这些战争都有所反映，尽管贝多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科里奥兰纳斯序曲》（1807）中，我们会听到狂风呼啸，暴雨喧腾；《第四四重奏》（作品第18号）第一章也与上述序曲不相上下。关于《热情奏鸣曲》（作品第57号，1804），俾斯麦曾说：“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支曲子，我一定会勇气倍增。”这支奏鸣曲，还有《哀格蒙特》的总谱，直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及《降E调协奏曲》（作品第73号，1809），精湛的技巧表现英雄气势，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过。而这一切又何足为怪呢？在写《英雄的葬礼进行曲》（作品第26号的奏鸣曲）时，比波拿巴更接近于《英雄交响乐》所讴歌的理想英雄的奥什将军，刚刚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至今仍耸立在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即使当时贝多芬还不知道奥什牺牲的消息，但在维也纳，他曾亲眼目睹革命的两次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法国军官出席观看他的歌剧《费德丽奥》的首演。他还将《英雄交响乐》和《第五交响乐》题献给攻陷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正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洛布科维茨家里。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对法国征服者产生了憎恨之情，但仍然狂热地崇拜他们史诗般的业绩，没有他这种感情的人，对他那歌颂赫赫军功和凯旋的音乐只可能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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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突然中止了《第五交响乐》的创作，一反往日的习惯，连草稿也不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第四交响乐》。他眼前出现了幸福的曙光。一八〇六年，他和特蕾泽·德·布伦瑞克订了婚。贝多芬移居维也纳初期，特蕾泽还是小姑娘，跟他上过钢琴课。从这个时候起，她便爱上了他。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一八〇六年，贝多芬在匈牙利玛尔托伐萨他们家做客时，两人才彼此相爱。特蕾泽回忆这段幸福的日子时，曾经这样写道：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晚饭以后，月华如水，贝多芬坐到钢琴面前，将手掌平放，轻抚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知道，这是他弹琴的前奏。接着，他弹了几个低音和弦，然后以一种神秘而庄重的神色，缓慢地弹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如你以心相许，不妨秘而不宣；我俩灵犀相通，谁能猜出端详。

母亲和神父都已就寝，家兄正严肃地定睛思考。他的歌声和目光渗入我心深处，让我觉得生活格外充盈丰满。翌日早上，我们在公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仿佛就在我心中，在我眼前。我走到哪儿，停在哪儿，她总是与我同在。我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境界。一切都那么明亮、纯净、清晰。在这以前，我像神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拾石头而看不见路上美丽的鲜花……”一八〇六年，我和他订婚时，只有我亲爱的兄长弗朗索瓦同意。

这一年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清纯的花，散发着他生命中这段较平静的日子的芬芳。人们可以发现：“这时候的贝多芬所关心的是尽可能使他的天才，和前人留传下来的、为一般人所理解和喜爱的艺术形式协调起来。”这种源自爱情的和解精神，对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伊雅茨·封·塞弗里德和格里尔帕策说，他精力充沛、积极乐观、很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穿着讲究、对不知趣的人也很有耐心，甚至能让人误以为他耳朵并不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只是视力稍差罢了。迈勒给他画的一幅肖像也让人有同样的感觉，他显得颇为风雅浪漫，只是稍稍有点不自然。贝多芬希望别人喜欢他，而且知道自己能博得别人的欢心。狮子谈恋爱也会收起利爪。但在这一切手腕和《第四交响乐》的梦幻与温柔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人们仍可以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力量，一种任性而易怒的气质。

特蕾泽·布伦瑞克的自画像

这种恬静的心境维持时间并不长，但爱情的美好影响一直延续到一八一〇年，这无疑能使贝多芬心神安定，有利于其才华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如古典悲剧般的《第五交响乐》，夏日的天堂幻梦《田园交响乐》（1808），还有受莎士比亚悲剧《暴风雨》的启发而作的《热情奏鸣曲》。这是他自认为其奏鸣曲中最壮美的一首，出版于一八〇七年，题献给特蕾泽的兄长。对特蕾泽本人，则献上那首充满梦幻和奇想的奏鸣曲（1809，作品第78号）。他还给“永恒的心上人”写过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其中表达的爱意较之《热情奏鸣曲》毫不逊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想要对你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唉！不管我在哪里，你都和我形影不离……当我想到你很可能在星期日之前收不到我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更加热烈……唉！上帝！没有你，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真是咫尺天涯。……我的万千思绪一齐向你奔去，我永恒的心上人，这些思绪时而欢欣，时而哀愁，仰问幸运之神，能否成全我们。——只有和你一起，我才能活着，否则就活不下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占有我的心……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啊，上帝！为什么相爱又要分离？而我的生命，此刻的生命却充满了忧伤。你的爱情使我成了最幸福，同时也最苦恼的人。……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爱我吧！今天，昨日，多少热情的希冀，多少眼泪，都洒向你！你——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再见！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所爱的人的心。

——对你、对我、对我们都矢志不渝的人上。

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使这对相爱的恋人难圆幸福的好梦呢？——也许是缺乏财产和地位不同的缘故；也许是他等待的时间过长，或是严守爱情秘密的要求使他感到屈辱，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

也有可能是由于他的暴躁、多病和愤世嫉俗，不自觉地给心爱的人带来痛苦，从而使他自己也伤心绝望。——婚约解除了，但看来两人谁都没有忘记这段感情。特蕾泽·德·布伦瑞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1861）还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贝多芬曾经说：“一想到她，我的心便像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怦怦直跳。”这一年，他写了六支感人至深的“献给远方恋人”的曲子（作品第98号）。他在手记中写道：“一见这位佳丽，我便心潮澎湃，但咫尺天涯，她并不在我身边！”——特蕾泽曾将自己的一幅肖像送给贝多芬，上面的题词是：“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贝多芬死前一年，他的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边吻这幅肖像边哭，像惯常那样大声说道：“你这样美、这样伟大，简直和天使一样！”那位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看见他坐在钢琴前面，便对他说：“老朋友，今天你的脸色一点也不可怕。”贝多芬回答：“因为我那位善良的天使来看过我了。”——他的创伤太深了。他对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幸福给你。只有在理想的领域，你才能找到朋友。”

他在手记里写道：“顺从，无保留地顺从你的命运：你不复为你自己生存，而只能为其他人生存；对你说来，只有在艺术里才能找到幸福。啊，上帝，请给我力量让我战胜自己吧！”

* * *

就这样，他为爱情所抛弃。一八一〇年，他又成为孑然一身，但荣誉纷至沓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此时，他正当盛年，一任激烈而粗犷的性格充分展现，他无所畏惧，不再顾忌社会、习俗和他人的评判。有什么可顾忌、可斟酌的呢？爱情没了，野心也没了，剩下的只有力量和对力量的陶醉，他需要运用，几乎毫无节制地运用他的力量。“力量，就是使人有别于一般人的气势！”他又故态复萌，不注意衣着，举止比以前更加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在地位最高的人物面前也是如此。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他曾这样写道：“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当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没有一位皇帝，没有一个国王像他那样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被贝多芬的气势震慑住了，写信对歌德说：“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整个宇宙突然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也忘记了你，啊！歌德……我认为，我没有弄错，我敢断言此人远远走在现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方设法结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两人在波希米亚的特普利兹浴场相遇，但并不十分相投。贝多芬非常赞赏歌德的才华，但他的性格太狂放也太冲动，难以和歌德相处融洽，还难免会伤害他。他曾讲述，有一次，他们一起散步，这位心高气傲的共和派就人的尊严的问题，教训了那位魏玛大公的枢密顾问官，歌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贝多芬胸像（弗朗茨·克莱因作，1812）

王公贵人尽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枢密顾问，可以赐给他们头衔和勋章，但却培养不出伟大的人物和超群脱俗的英才……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些老爷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上皇室一家出游。远远望见，歌德便甩开我的胳臂，在路边垂手而立，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再往前走一步。于是我将帽子按了按，系好礼服的扣子，两手往后一背，径直往密麻麻的人群中走去。王公贵族们此时已分列两旁。鲁道夫公爵向我脱帽致敬；皇后第一个和我打招呼。那些大官们都认识我。——我看见皇室一行在歌德面前走过时不禁好笑。歌德站在路边，深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老实不客气地说了他一通。

歌德本人也没有忘记此事。

第七和第八《交响乐》也是这个时期写的。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几个月便完成了这两部作品。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是诙谐的交响乐。在这些作品里，他表现得也许最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最放得开”。尽情地欢乐，尽情地疯狂，出其不意的对比、宏伟而令人惊愕的跳跃，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的爆发，这一切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乐》是一部醉鬼的作品。的确，作者是醉了，陶醉于力量和才华之中。

贝多芬的一幅手稿（歌德收藏）

他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造美酒的酒神。是我给予人类狂热的思想。”

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瓦格纳所说的那样，想在这部交响乐的终曲里描写一个酒神的盛会。但我突出地看到，在这豪放的乡村节日狂欢曲中，有弗朗德勒人的遗传基因，同样，我找到了与这个崇尚纪律和服从的国家显得很不协调的、他那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的渊源。无论哪部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中表现得如此坦率和狂放的力量。这是超人精力的疯狂发泄，无任何目的，只是为了欢乐，宛如泛滥的河水淹没一切的欢乐。在《第八交响乐》中，力量没有那么宏大，但更加奇特，更具有作者本人的特色，混合着悲剧和闹剧、力士般的刚毅和孩子般的任性。

一八一四年，贝多芬的声誉达到巅峰。在维也纳会议上，他被视为欧洲的光荣，他活跃于各种喜庆活动中。王公贵族对他尊敬有加，正如他向辛德勒吹嘘的那样，他骄傲地听任他们奉承。

他为独立战争所鼓舞，一八一三年，写了《惠灵顿大捷交响乐》，一八一四年初又写了一首战斗大合唱：《德国的复兴》。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各国君主面前，指挥演唱了爱国歌曲《光荣的时刻》，并为一八一五年攻陷巴黎谱写了一首大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使他声名大噪，超过了他创作的其他音乐。布拉西乌斯·赫菲尔根据法国人勒特奥讷的一幅素描制作的雕刻，以及一八一二年法朗兹·克莱因模塑的脸型，生动逼真地塑造了维也纳会议时期贝多芬的形象。雄狮般的面容，牙关紧咬，布满愤怒而痛苦的皱纹，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意志，拿破仑般的意志。人们一看便能认出贝多芬其人。他在耶拿之役后对拿破仑有过如下言论：“真可惜，我对打仗不如对音乐内行！否则我一定能打败他！”

但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恰如他给弗朗索瓦·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我的帝国在空中。”

* * *

光荣的时刻过后，接踵而来的是艰难困苦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来没有好感。这个城市浮华造作，为瓦格纳所不齿，在这样的地方，一个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天才人物是不会心情舒畅的。贝多芬一有机会便想远离维也纳。一八〇八年前后，他曾经认真考虑过离开奥地利，去威斯特发利王吉罗姆·波拿巴（拿破仑之弟）的宫廷。但维也纳毕竟有丰富的音乐源泉，说句公道话，那里总有一批高贵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深感贝多芬是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愿他们的祖国蒙上失去贝多芬的耻辱。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位最有钱的皇亲国戚，即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王子、洛布科维茨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生活费，惟一的条件是要他留在奥地利。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有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困难时，才能全心全意地献身艺术，才能创作出为艺术增光的美妙作品。我们决定向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提供生活的保证，以消除妨害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的一切障碍。”

不料诺言没有兑现。生活费未能如数提供，不久便干脆停发了。其次，一八一四年会议之后，维也纳的风气大变，社会重政治而轻艺术，音乐的品位被意大利化给破坏了，时人崇尚的是罗西尼，贝多芬被目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散的散，死的死。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利希诺夫斯基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维茨死于一八一六年。贝多芬为其谱写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59号）的拉苏莫夫斯基，于一八一五年二月举办了最后一场音乐会。一八一五年，贝多芬与他的儿时好友，埃莱奥诺尔的兄长斯蒂凡·封·勃罗宁失和，从此更加孤独了。他在一八一六年的手记里写道：“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此时他已完全失聪。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其他人的沟通只能靠笔谈。最早的谈话记录是一八一六年。关于一八二二年《费德丽奥》的演出，辛德勒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彩排……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唱。他将乐曲速度大大减慢。乐队跟随着他的指挥，而歌唱演员径自向前赶。然后是一阵大乱。常任乐队指挥乌姆劳夫建议休息一会儿，并没有说明什么理由，只是和歌唱演员谈了几句又开始了。接着又是一场混乱，只好再次暂停。很明显，不能让贝多芬继续指挥下去了，但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呢？谁也不忍心对他说：“你退下吧，可怜的人，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迷惑不安，看看左面，又看看右面，想从每个人的脸部表情找到问题的所在。但大家都鸦雀无声。忽然，他用命令口吻喊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把记录本给我，作势让我写。我写了下面这几句：“我求您别继续了，回家我再给您解释。”他一跃跳下台，冲我叫道：“咱们快回家！”他一口气跑回寓所，一进去便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两手捂着脸，就这样一直呆到吃晚饭的时候。进餐时他一言不发，脸上一副沮丧和极度痛苦的表情。饭后，我欲告辞，但他挽留我，告诉我他不想孤零零一个人呆着。分手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医生。那医生看耳科很有名……在我和贝多芬交往中，没有一天能和十一月这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内心受到打击，至死也抹不掉这可怕的一幕留给他的印象。

两年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合唱交响乐》（或者如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全场一致鼓掌，但他一点也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唱演员拉起他的手，请他转过身来面向听众时，他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这才明白过来。一位英国旅行家名叫罗素的，一八二五年看见过他弹钢琴，说他想轻轻弹奏柔音的时候，琴键没能发出声音，寂静中只见他情绪激动，面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此情此景，真让人感到揪心。

他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惟有大自然能给他一些安慰。特蕾泽·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是他的庇护所。一八一五年认识他的卡尔·纳特说，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热爱花草、云霞和大自然，他似乎是靠这些活着。贝多芬自己也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田野……我爱一棵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他每天都要沿着城墙转一圈。从黎明到黑夜，在田野里，他独自散步，帽子也不戴，顶着太阳，或者冒着雨。“全能的上帝！在树林里我很快乐，很快乐，因为那里的每一棵树都传递着你的声音。——上帝啊，这真是太美了！森林里，山丘上，一片宁静，——这是奉献给你的宁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于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金钱的烦恼却不断袭来。一八一八年，他这样写道：“我几乎沦为乞丐，却必须装作并未捉襟见肘。”接着又说，“作品第106号的奏鸣曲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为糊口而干活实在是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常常不能出门，因为鞋子有破洞。他欠出版商很多债，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征订时只有七个订户（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写了好几首优美的奏鸣曲，每首都花了他三个月的时间，但总共才挣得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写的四重奏（作品第127、130、132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写完了却分文不给。家庭生活的困窘和没完没了的诉讼——或是为了得到拖欠他的津贴，或是为了保住他侄子的监护权——耗尽了贝多芬的精力。

他兄弟卡尔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他把自己对兄弟的满腔热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似乎是境遇的惠顾，故意一再增加他的劫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首先要和那个不称职的母亲争夺小卡尔的监护权。他写道：

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惟一的庇护所！你洞悉我灵魂深处的思想。当我不得不使和我争夺我的宝贝卡尔的人们难受时，你知道，我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灵啊，请听我诉说，请答应我这个最苦的苦人儿的祈求吧！

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呀，因为我不愿和不公正的现象妥协，我遭到了全人类的抛弃！请满足我的请求，至少将来让我和我的卡尔生活在一起！……啊！残酷无情的命运！哦，哦，我的苦难永远没完没了！

可是他心爱的侄儿却辜负了伯父的信任。贝多芬写给他的信充满悲愤，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更加天真，更加感人：

难道我得到的竟又是卑鄙无耻的忘恩负义？好嘛，如果咱们之间要一刀两断，那就随便吧！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一定会痛恨你。……如果我们的关系成了你的负担，以上帝的名义，——就按上帝的意愿去办好了！——我把你交给上苍了，我已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敢于面对上帝的审判……

你是个惯坏了的孩子，但努力做一个朴实真诚的人对你绝无坏处。你对待我的虚伪行径，让我心痛万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但愿能离你十万八千里，离开我可怜的兄弟和这可厌的家庭……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下面落款是：“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紧接着又是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要再说了，——到我怀抱里来吧，我不再说你什么了……我会像从前那样爱你。你将来的事情该怎么办，咱们好好地从长计议。我以名誉担保，绝不责怪你！责怪已经没有用了。我只会给你最深情的关怀和帮助。——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里来吧。——来吧，一收到这封信便来吧，到家里来。（地址旁边又用法文写了两句：“如果你不来，可就要了我的命了。”）

“别撒谎，”他哀求道，“要永远做我的好孩子！你若用虚伪来回报我，像别人想让我相信的那样，那就太不成话了！……别了，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但我养育了你，悉心指导你精神上的成长，我对你的爱超过了父爱，我打心眼里希望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惟一道路。你忠诚的父亲。”

这个侄儿不乏聪明，贝多芬为他的前途有过诸多考虑，想要让他受高等教育，最后却只好答应他经商，但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下不少赌债。

说也奇怪，有些现象常常出人意料，伯父伟大的情操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他因恼怒而产生逆反心理，下面这句忤逆的话足见此子已丧尽天良，他说：“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我倒变得更坏了。”一八二六年夏天，他终于往自己头上开了一枪。他没有死，却要了贝多芬的命。这一可怕的打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卡尔的伤好了，活了下去，好让伯父继续受折磨。伯父的死，未始与他毫无关系。伯父临终前他也不在身边。——贝多芬去世前几年，曾写信对侄儿说：“上帝始终没有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送我的终。”——当然不是他称之为“我儿”的那一个。

* * *

即使身处悲哀的深渊，贝多芬仍然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打算。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便有这个想法。他一辈子都想谱写《欢乐颂》，并想以此作为他某部伟大作品的结尾。他一直拿不定主意，这样的颂歌用什么样的形式好呢，放在哪部作品里才合适呢。甚至在创作《第九交响乐》时还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还想将《欢乐颂》挪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乐里去。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人们所说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为结局的合唱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可以，也几乎有另一种结尾。一八二三年，贝多芬曾考虑加一个用乐器演奏的《终曲》，后来却用在作品第132号的四重奏里。采尔尼和松莱纳很肯定地说，演出（指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的演出）以后，贝多芬还没有放弃这种想法。

贝多芬在创作他的弥撒曲

将合唱引入交响乐，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从贝多芬的草稿本上可以看出来。他做过许多试验，想将歌声用别的方式引入作品的其他段落。在《柔板》第二旋律的草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在这里引入合唱较合适。”但他下不了决心甩开他忠诚的乐队。他说：“当一个灵感来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演奏的声音，而不是人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把引入人声的时刻尽量往后推。他甚至用乐器先行，不单《终曲》的宣叙调如此，《欢乐颂》的主题音乐也一样。

对这些推迟和犹豫，还应该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还有更深远的原因。可怜的贝多芬饱经忧患，总想歌颂欢乐的美妙境界。但是他不断陷入激情和忧伤的漩涡，年复一年，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了结这桩心愿，并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杰作。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首次出现时，整个乐队戛然而止，全场一片寂静，给引入的歌声带来一种神秘的、天上人间般的气氛。的确，这一主题简直是神明。欢乐之神在一种超自然的宁静氛围中自天而降，用轻柔的气息抚慰人间的伤痛。拂入病痛初愈的人心里时，第一次爱抚又是那样的温柔，恰如贝多芬的一位朋友所说：“他温柔的眼睛真是催人泪下。”当主题转由人声唱出时，最先听到是一阵严肃而稍带压抑的低音。逐渐地，欢乐传遍全身。这是一场与痛苦对垒的征战。接着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在行进，男高音传出激越急促的歌声，在所有这些沸腾的乐章里，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他发出的呼唤，似乎他在谱写这部作品时，正疯狂地在原野上奔跑，如同暴风雨中年迈的李尔王。战斗的酣畅之后，是宗教般的如醉如痴。接着是天宫的饮宴、爱的癫狂。全人类向天空伸出臂膀，发出洪钟般的欢呼，飞奔向前，将欢乐紧紧揽入怀中。

五十三岁的贝多芬（费迪南德·瓦尔德米勒绘，1823）

巨人的杰作征服了庸俗的听众。刹那间，动摇了维也纳在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影响下形成的轻佻浮华之风。那时，受冷落的贝多芬悲伤之余，正打算移居伦敦，到那里演奏他的《第九交响乐》。又像一八〇九年那样，几位贵族朋友再次修书挽留，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圣乐，表达深沉的信仰在您心中激发的感情。圣洁的光辉照进您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而且您也知道，您伟大的交响乐编织的花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鲜花……您这几年的沉默使寄望于您的人感到伤心。大家都悲哀地想，正当一种外国音乐反客为主，企图在我们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使人忘记德国的艺术作品时，在芸芸众生中占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天才人物竟然愔愔无声……整个民族都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期望您能为他们带来新的生活，新的光荣，撇开时尚，建立一个真与美的世界……但愿您不久就能让我们看到希望的实现……为了我们，也为了全世界，但愿即将来临的春天因您的天才绽开更多的鲜花！”从这封慷慨激昂的信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人物中享有多高的威望，不仅艺术上如此，道德上也是如此。崇拜他的人赞誉他的天才时，想到的第一个词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打动了，便留了下来。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举行首演，获得极大的成功。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贝多芬出场时，受到听众一连五次的鼓掌欢迎，而在这个尊重礼节的国家，按习惯，皇族出场也不过鼓掌三次罢了。最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交响乐使听众如醉如狂，许多人都哭了。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激动得晕了过去。众人把他抬到了辛德勒家。他迷迷糊糊，和衣躺下，整整一夜和第二天的早上，不吃也不喝。

胜利是短暂的，贝多芬没得到任何好处。音乐会无盈利可言，他生活的窘迫状况无任何改变。他依然疾病缠身，贫困而孤独，——然而他是个胜利者。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自己的痛苦。

“你要抛弃，抛弃生活中的庸俗与无聊，为了你的艺术——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

* * *

他已达到了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获得了欢乐。但他能一直稳坐在这凌驾于暴风雨的心灵顶峰上吗？不错，有些日子，他不得不重又跌入昔日的苦海；不错，他最后的几首四重奏充满异样的阴影。但《第九交响乐》的胜利似乎在他心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乐》、《为巴赫的名字谱写的序曲》、为格里尔帕策的《美卢西娜》、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扫罗与大卫的清唱剧》。这一切表明，他的思想仍然被巴赫、亨德尔等老一辈德国音乐大师那种明净有力的境界所吸引，甚至神往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方和他朝思暮想的意大利。

斯皮勒医生一八二六年见过他，说他已经变得快活起来。同年，格里尔帕策和他见最后一面时，反倒是贝多芬给这位沮丧的诗人打气。诗人慨叹道：“唉！我要是有你的毅力和决心的千万之一就好了！”时世艰难，反动的保王势力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帕策呻吟道：“书报检查真要了我的命。言论和思想要有自由，只好到北美洲去。”但任何政权都休想限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写信对他说：“文字可以禁锢，所幸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声。他感觉到这一点。他经常谈到他有责任用他的艺术去为“可怜的人类”，“未来的人类”做奉献，为他们造福，鼓励他们，把他们从迷梦中唤醒，斥责他们的怯懦。他给侄儿写信说：“我们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来振聋发聩，唤醒人类那些可怜虫。”一八二七年，缪勒医生说：“贝多芬总是肆无忌惮地议论政府和警察、贵族，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警察局知道这个情况，但认为他的批评和挖苦不过是无害的梦呓，可以容忍，因此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予深究。

贝多芬生前最后一幅肖像（斯特凡·德克尔绘）

就这样，什么都不能使这股桀骜不驯的力量屈服。现在他似乎要玩弄痛苦的游戏了。在他最后那几年谱写的音乐里，尽管创作时境况很糟，却总具有一种全新的嘲讽、不屑和快乐的特性。他去世前四个月，即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最后一首作品，为四重奏重写的《终曲》（作品第130号）非常欢快。其实这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欢快，而是如莫舍勒斯所说，时而是断断续续的苦涩的笑，时而是战胜痛苦后感人的微笑。不管怎样，他胜利了。他不相信死亡。

可是死神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底，他患了胸膜炎。前一年冬天，他为了侄儿的前程出外奔走，回到维也纳便病倒了。他的朋友住得都很远。他叫侄儿去找医生。据说，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忘了，两天后才想起来。医生来迟了，而且对病人的治疗很不得力。贝多芬凭着自己运动员般的体格和疾病斗争了三个月。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立心爱的侄儿为全部遗产的继承人。此时他想起了莱茵河畔的好友，于是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啊！可惜我的身子太虚弱了。我只能从心眼里拥抱你和你的太太洛亨。”他最后的日子一直为贫困的阴影所笼罩，若非几位英国朋友慷慨解囊，窘况会更为严重。他变得很温和，脾气也不急躁了。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他动了三次手术，正等着做第四次。在他弥留期间，他很清醒地写道：“我耐着性子，心想：任何痛苦必会带来善果。”善就是解脱，正如他临终时所说：“是喜剧的收场。”但我们说，是他一生悲剧的收场。

正当风狂雨骤，暴风雪席卷大地，电闪雷鸣一声响，他离开了人间。一只陌生的手给他阖上了眼睛，时为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 * *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都赞颂他伟大的艺术。但他何止是音乐家中的翘楚，他是现代艺术最英勇的一股力量，他是受苦而不屈的人们最伟大、最优秀的朋友。当我们为世界上的苦难感到悲伤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身旁，仿佛坐在一个失去爱儿的母亲旁边，默默地，在钢琴上用强忍的悲声唱起哀歌，安慰伤心落泪的人。当我们与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作斗争，因收效甚微而感到厌倦的时候，到这个意志与信念的海洋中再浸润一下，必将得到不可言喻的收获。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有感染力的勇气，是斗争的欢欣、是意识到心中自有神灵的陶然醉意。他似乎与大自然息息相通而终于领悟了其深邃的力。格里尔帕策几乎以一种惊恐的心理欣赏贝多芬，他谈到贝多芬时说：“他达到一种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原始且变幻莫测的自然元素融为一体。”同样，舒曼谈到《第五交响乐》时也说：“尽管经常听到，但这支交响乐总对我们有一种永恒的威力，好比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虽然常常发生，但总使我们充满恐惧和惊讶。”他的密友辛德勒也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髓。”此言不假：贝多芬是一股自然力。自然界强大的本原力量和其他力量碰撞的结果，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壮观的现象。

他整个一生好比风雨交加的一日。最初是一个明净的早晨，只有几阵懒洋洋的熏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隐伏着一种威胁，一种沉甸甸的预感。突然间，巨大的黑影掠过，悲壮的雷声使沉默的空间可怕地轰鸣，疾风怒吼，这就是《第五交响乐》和《英雄交响乐》。可是，纯净的天光并未受损，欢乐依然是欢乐，悲戚中总保留着希望。不过，一八一〇年以后，心灵失去了平衡。光也显得有些异样。明净如镜的思想里仿佛升起阵阵烟雾，时聚时散，忧郁和变化无常的烦恼使心灵蒙上了阴影。往往，乐思从浓雾中浮现一两次之后，又完全隐匿和被淹没，直到曲终才像狂飙般重新出现。而快乐本身也带有苦涩和粗野的性质，各种感受中都混有狂热这种毒素。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也在积聚。大块的乌云挟带着闪电，天色漆黑，暴雨倾盆，这就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风狂雨骤之际，忽然，黑幕被撕裂，黑夜被驱逐，天空重又晴空万里，意志的力量使我们重见光明。

有哪种胜利能与此相比？拿破仑的哪场战役，奥斯特利茨哪天的太阳能达到这一超人努力的光荣？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所从未取得过的殊荣。一个穷困潦倒、残废而孤独、生而痛苦、世界从未给予他欢乐的人，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用自己的苦难锻造欢乐。他以一句充满豪情的话概括了他的一生，这句话今天已成了一切勇敢人的座右铭：

“惟其痛苦，才有欢乐。”

贝多芬在这个房间里去世

贝多芬遗容

韦恩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以指挥贝多芬及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于世。
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的好友。《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原文系拉丁文。
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作者拟另写专著，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及其创造性的人格。
见贝多芬：1792年《手记》。
美杜莎（又译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据罗素1822年记述，1801年，当卡尔·采尔尼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见过他。当时，他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披头散发，穿着生山羊毛织的上衣和长裤，猛一看，几乎以为遇见了鲁滨孙。——原注
这段描写取自画家克莱贝尔的笔记。克莱贝尔曾于1818年前后为贝多芬画像。
根据医生缪勒1820年的描述：“他的眼睛既美又富有表情，目光时而温柔动人，时而迷惘、严厉，咄咄逼人。”——原注
莫舍勒斯（1794—1870），英国钢琴家，曾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丽奥》改编为钢琴曲。
画家克莱贝尔却说：“是莪相（中世纪著名的苏格兰游吟诗人）的面孔。”以上所有细节均引自贝多芬的朋友和见过他的采尔尼、莫舍勒斯、克莱贝尔等人的描述。
弗朗德勒，今为比利时西部地区，与法国交界。贝多芬的祖父路德维希是其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出生于马利内斯，二十岁后定居波恩，当上了王室大公的唱诗班指挥。贝多芬与他最为相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何贝多芬天生的桀骜不驯和他性格中的许多特点并非完全属于德国气质。
贝多芬：《致奥斯堡沙德医生的信》（1787），《贝多芬书信集》卷Ⅱ。
稍后，他在1816年写道：“不懂得死的人是个可怜虫，而我在十五岁时就已经懂了。”
贝多芬了不起的恩师C.G.奈夫也是他的好朋友和指导。此人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同样给了贝多芬许多良好的影响。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1801年6月29日）。
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专制的枷锁已经打碎……幸福的人民！……”——原注
其中一首这样写道：“藐视狂热的信仰，砸碎愚蠢的王权，为人权而战……嘿，这一切，没有一个王公的奴仆能做到。只有自由的灵魂方可当此重任，他们宁死而不阿谀奉承，宁穷而不愿受奴役……须知这样的灵魂中，我并非最后一人。”——原注
指欧洲各国为干涉法国革命发动的战争。
黑森州系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并入德意志联邦。
贝纳多特，法国元帅，在捍卫革命的战役中屡立战功。后被瑞典国王认为义子，于是倒戈，加入联军，与拿破仑为敌。1818年继承瑞典王位，称查理十四。
盖兰（1774—1833），法国名画家，德拉克洛瓦和籍里柯的老师。所绘拿破仑像系拿破仑的青年时代。
此时他初露头角。1795年在维也纳举行了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原注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1801年6月29日）。1801年前后，他在给里斯的信中也写道：“只要我有钱，我的朋友就什么都不缺。”——原注
1802年他在《遗嘱》中写道，这种病六年前已经开始，也就是说1796年就有了。我们注意到，他作品的目录中，只有作品第1号（即三支三重奏）是1796年以前创作的。作品第2号头三支钢琴奏鸣曲则是1796年3月出版。因此可以说，贝多芬的作品大都是耳聋后写的。当时他耳聋日甚一日，但还没到完全听不见的程度，对低沉的声音，高亢的声音听得较清楚。据说到了晚年，他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插进钢琴的音箱，另一端则用牙咬着，作曲时就用这种方法来听。今天在波恩的贝多芬博物馆里还保存着机械师迈尔塞1814年前后为他制作的助听器。——原注
《贝多芬书信集》第13。
普卢塔克，公元一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和罗马名人传》和《道德篇》。
《贝多芬书信集》第14。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名画家，所画《圣家庭》中的婴儿即耶稣，故提及未来的悲剧。
唐璜，欧洲传说中的风流浪子，莫扎特曾为歌剧《唐璜》谱曲。
贝多芬：《致韦格勒的信》（1801年11月16日），《贝多芬书信集》第18。
稍后她还厚颜无耻地利用贝多芬对她的感情帮助丈夫摆脱困境。贝多芬后来告诉辛德勒：“他过去是我的情敌，只是出于理智我才尽力帮助他。”但他因此更看不起这个女人。“她一到维也纳便来找我，”贝多芬用法语写道，“哭哭啼啼的，但我对她不屑一顾。”（见1821年的谈话记录）——原注
贝多芬：《遗嘱》（1802年10月6日）。
“嘱咐你们的孩子要有道德。惟一能使人幸福的是道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是道德使我在苦难中有所依傍。全亏了道德和我的艺术，我才不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他在1810年5月2日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又说：“如果不是在某本书上看到，人只要还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就不应贸然轻生的话，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当然是自行了断喽。”——原注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书信集》第18。
盖勒特（1715—1769），德国启蒙运动作家、诗人，成长于贫穷而虔诚的牧师之家，其作品及人品均为世人所称道，作品的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其中《寓言故事集》、《宗教圣歌和歌曲》尤广受欢迎。贝多芬为之谱曲的，正是《宗教圣歌和歌曲》中最有名的诗篇。
1802年赫内曼为贝多芬制作的袖珍画像上，贝多芬打扮入时，留着下鬓角，前后一样短的头发，神情颇似拜伦式的英雄，同时又具有拿破仑式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原注
《英雄交响乐》原是写波拿巴并题献给他的。初稿的标题是《波拿巴》。当贝多芬获悉拿破仑加冕称帝，便怒不可遏地叫道：“这样说来，他也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盛怒之下，他撕掉原来的献词，换上一个有报复意味的动人标题：《英雄交响乐……纪念一位逝去的伟人》。据辛德勒说，后来他对拿破仑的气慢慢消了，只把他看作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英雄末路的倒霉蛋。1821年他获悉拿破仑兵败，被囚于圣赫勒拿岛时，他说：“十七年前我写的这段音乐正适用于这一可悲事件。”他欣然承认他写这支交响乐中的《葬礼进行曲》时，已预感到这位征服者的悲剧下场。——很可能在贝多芬思想中，《英雄交响乐》，尤其是其中的第一乐章里所出现的拿破仑形象与真人很不相同，他的确想将拿破仑按他的想象和希望描绘为革命之神。1801年，他曾为真正的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谱过曲，后来在《英雄交响乐》的终曲里又采用了此曲的主旋律。——原注
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政治家，号称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参看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罗贝尔·德·康德尔所著《俾斯麦及其一家》（1901）。1870年10月30日，康德尔在凡尔赛用一架很蹩脚的钢琴给俾斯麦演奏这首奏鸣曲。俾斯麦就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句发表评论说：“这一句道出了整个人生的斗争和悲恸。”在所有音乐家中，他最欣赏贝多芬，并不止一次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原注
奥什（1768—1797），法国将军，法国大革命中最忠诚勇敢的军事将领。
贝多芬的住处距维也纳城垣附近的工事不远。拿破仑攻陷维也纳时将此类工事悉数炸毁。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给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和海尔特尔写信说：“我周围全是废墟，听见的只是乱七八糟的金鼓之声，真是非人的生活！”一个1809年见过贝多芬的法国人给我们保留下来一幅他的肖像。此人是德·特雷蒙特男爵，当过最高行政法院助理法官，曾经描写贝多芬住所里零乱的情形。他们一起谈哲学、宗教、政治，“尤其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打算跟德·特雷蒙特去巴黎，因为他知道巴黎音乐学院此时正演奏他的交响乐，那里也有热情的听众。（见1906年5月1日《音乐信使报》上男爵写的文章：《贝多芬访问记》）——原注
1799年，贝多芬在维也纳认识了布伦瑞克一家。朱列塔·圭恰迪尔是特蕾泽的表妹。贝多芬一度还爱上了特蕾泽的一个妹妹约瑟芬。后来约瑟芬嫁给了戴姆伯爵，稍后又嫁给斯塔刻堡伯爵。我在新出版的《贝多芬：创作的伟大时代》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贝多芬和布伦瑞克一家的亲密交往。我在其中一章《布伦瑞克姊妹及其月光般可人的表妹》中，曾试图详细描写这一家人，尤其是这位高贵的特蕾泽。根据其未出版的《回忆录》和《私人日记》，贝多芬的这位女友和他十分般配。她活了很久，直到1861年才去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苦难，也留下了不少作品。——原注
玛丽安姆·滕格尔：《贝多芬的永恒情人》。（波恩，1890）——原注
这首美丽的歌，出自巴赫的夫人安娜·玛格达兰娜的纪念册（1725），标题为《乔瓦尼尼之歌》。但有人质疑，云非巴赫所作。
见诺尔《贝多芬传》。
二人均为当时德国著名诗人。
贝多芬是近视眼。伊雅茨·封·塞弗里德说，他视力低下是他曾患天花所致，故而从小便戴眼镜。近视使他目光显得有点茫然。他在1823至1824年间所写的信中总为自己的眼睛长吁短叹，感到很痛苦。
为歌德的《哀格蒙特》谱写的舞台音乐是1809年开始创作的，贝多芬还想为《威廉·退尔》谱曲，但未被接受。——原注
《贝多芬书信集》第15。
这幅肖像今天仍保存在波恩贝多芬故居。——原注
贝多芬：《致格赖钦斯泰因书》，《贝多芬书信集》第31。
“心灵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关键。”见《贝多芬书信集》第153：《给吉亚纳塔西奥·德尔·里奥的信》。
贝蒂娜·勃伦塔诺，歌德的女友，其母曾与歌德相爱，贝蒂娜成年后亦追求歌德，后嫁给名诗人阿尔尼姆。她对贝多芬极为崇拜，且对其音乐有较深理解。——原注
1811年2月19日，他写信给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歌德的诗使我陶醉。”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歌德和席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还有莪相和荷马，可惜后两位的作品我只能看译本。”（见《贝多芬书信集》第53：1809年8月8日给布赖特科普夫和海尔特尔的信）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受教育不多，但文学品位很高。他认为歌德的诗“庄严、博大，永远像音乐中的D小调”。在歌德之外，他喜欢三个人，即荷马、普卢塔克和莎士比亚。在荷马的作品中他最欣赏《奥德赛》。他手不释卷地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德文译本，并将其中的《科里奥兰纳斯》和《暴风雨》写成悲壮的乐曲。至于普卢塔克，他和当时的革命者一样深受其思想的启迪。布鲁图（公元前44年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是他崇拜的英雄，这一点和米开朗琪罗一样。他还在房间里摆放了一尊这位弑君英雄的小雕像。他喜欢柏拉图，梦想在全世界建立柏拉图式的共和国。他还说过：“苏格拉底和耶稣是我的典范。”（1819—1820年谈话记录）——原注
鲁道夫公爵即皇太子，是贝多芬的学生。
见贝多芬《致贝蒂娜》。有人曾质疑该信的真实性。此事虽有点夸大，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原注
歌德对采尔特说：“可惜贝多芬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可憎，这没有错。他这样做并不能使世界变得可爱呀。我们应该原谅他、同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歌德并不攻击贝多芬，但也不为他做什么。对贝多芬的作品，甚至贝多芬的名字，他保持绝对的缄默。说到底，他既欣赏又害怕他的音乐，这种音乐引起他的困扰，他担心会使他失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精神安宁。年轻的门德尔松（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1830年途经魏玛，他写的一封信，无意中披露了歌德如何极力用理智控制自己烦乱的心绪。他写道：“最初他不想谈到贝多芬，但不谈又不行。听了《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以后，他大为激动，却又故作镇静，只是对我说：‘这并不使人感动，只不过令人吃惊罢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气魄很大，跟疯了一样，震得连房子也要塌了。’这时，晚饭端上来了，他边吃边若有所思，后来又提到贝多芬，他便询问我，看我的反应。看得出，音乐已经产生效果……”——原注
见1812年9月2日歌德致采尔特书和1812年9月14日采尔特致歌德书：“我也是，在欣赏之中带着惊惶。”1819年，采尔特写信给歌德说：“他简直是疯了。”——原注
贝多芬的确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在他的笔记，特别是他《第十交响乐》草稿中发现了这个主题。
1811年到1812年期间，贝多芬在特普里兹结识了一位柏林的歌剧女伶阿玛丽厄·塞巴尔德。二人过从甚密，贝多芬这个时期的创作灵感可能便源于此。其间还有另一段痛苦的恋情，对象为谁不得而知。贝多芬此时已年老多病，情场失意使他失去了希望。关于这一切，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法妮·德尔·里奥，详见法妮之私人《日记》。——原注
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大破奥军。
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曾写信对考卡说：“关于咱们那些君主和他们的王国，我就不说了。”接着又说：“我认为，精神的帝国最值得珍惜，在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才是首要的。”——原注
“维也纳，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德国新教的痕迹已荡然无存，甚至连民族的口音也没了，意大利化了。德国的精神，德国的举止和风俗也要用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的书本来解释……成了一个从历史、学术乃至宗教都被篡改了的国家……轻率的怀疑毁掉并埋葬了热爱真理、荣誉和独立的精神！……”（见1870年瓦格纳所著《贝多芬传》）格里尔帕策曾经写道，生为奥地利人实在是不幸。十九世纪末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凡是在维也纳住过的，都深为弥漫在这个城市的勃拉姆斯式的伪善气息所苦恼。布鲁克奈在那里遭受过长期折磨。雨果·沃尔夫苦苦挣扎，临死前对维也纳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原注
国王吉罗姆提出给贝多芬六百杜加金币的终生年俸和一百五十银币的旅行补助，惟一条件是不时为他演奏并在他的室内音乐会担任指挥。音乐会不长，也不经常举行。贝多芬几乎答应了。——原注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他的《唐克莱德》问世，震动了德国乐坛。鲍恩费尔德在其日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流传的看法：“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老气横秋的学究，只有老一代的傻瓜才欣赏他们。罗西尼一出来大家才知道什么是乐曲。《费德丽奥》是垃圾一堆，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去听。”贝多芬举行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是1814年。——原注
同年，贝多芬还失去了他的兄弟卡尔。他写信对安东尼娅·勃伦塔诺说：“他想生而我却愿死。”此时惟有玛丽亚·封·艾尔多迪伯爵夫人与他友情甚笃，夫人和他一样也染上了不治之症，非常痛苦，1816年，独子又暴卒。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1809年的两个三重奏（作品第70号）、1815年到1817年的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2号）。——原注
除了耳聋，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从1816年10月起，他患上严重的气管炎。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患的是肺病，1817年冬季，他深受这所谓的肺病困扰。接着1820年到1821年是急性关节炎，1821年是黄疸病，1823年又患结膜炎。——原注
要注意，从这一年的一首奏鸣曲起（作品第101号），他的音乐风格变了。贝多芬的谈话记录手稿共一万一千页，现存于柏林三家图书馆。1923年，瓦尔特·诺尔着手出版1819年3月到1820年3月的谈话记录，可惜只出了一卷便停了。——原注
辛德勒从1814年起便和贝多芬有来往，1819年成为他的密友。但贝多芬最初对他并不以朋友相待，自高自大地看不起他。——原注
即著名的《第九交响乐》。
关于贝多芬耳聋的事，瓦格纳有很精彩的描述，详见他1870年出版的《贝多芬传》。
他喜爱且怜悯动物。历史学家封·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喜欢捉蝴蝶，而贝多芬总用手帕把蝴蝶统统赶跑，所以她长期以来都不由自主地怨恨贝多芬。——原注
贝多芬曾亲自写信求助于切鲁比尼，此人是他的同龄人中他最敬重的，但却没有回音。——原注
他曾经写信给斯特莱歇尔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能不采取行动对付别人时，那纯粹出于自卫，适可而止，或者仅仅为了不让他们作恶而已。”——原注
《贝多芬书信集》第343。
《贝多芬书信集》第314。
《贝多芬书信集》第370。
《贝多芬书信集》第362和367。卡利歇尔在柏林还发现了另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热切希望把他的侄儿培养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公民”。——原注
辛德勒当时看见他，说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步履蹒跚，浑身乏力，一点情绪都没有。如果卡尔死了，他也必死无疑。——事实上他几个月后便死了。——原注
我们时代有些人宽宏大量，想方设法为这个混蛋开脱，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原注
见菲歇尼希给夏洛蒂·席勒的信（1793年1月）。席勒的《欢乐颂》写于1785年。贝多芬的音乐主题先后出现在1808年作品第80号的《钢琴、乐队和合唱幻想曲》及1810年为歌德诗歌谱成的《歌曲》中。
贝多芬说：“完全像乐中有词。”——原注
指《D调弥撒曲》（作品第123号）。
贝多芬家事缠身，穷困潦倒，为种种忧烦所困扰，从1816年到1821年五年间，只写了三部钢琴曲（作品第101、102、106号）。他的敌人说他已经才思枯竭。但1821年他又投入了创作。——原注
这封信写于1824年2月，签名的多是当时的显贵和皇亲国戚。——原注
1819年2月1日，贝多芬为要求对其侄享有监护权一事，在维也纳市府大厦自豪地说：“我的道德人品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杰出的作家如魏森巴赫也认为值得为之大书特书。”——原注
1824年8月，他一直担心自己会突然暴卒，“像我亲爱的祖父一样，我在各方面都太像他了。”（见1824年8月16日给巴赫医生的信）他胃痛得很厉害。1824年冬季，病情转剧。到了1825年5月，他开始吐血和鼻衄。他写信给侄儿说：“我衰弱到了极点……想来已经不久人世了。”——原注
《第九交响乐》1825年4月1日在法兰克福（德国）首演；1825年3月25日起在伦敦演出；1831年3月27日在巴黎音乐学院演出。1826年11月14日，当时十七岁的门德尔松在柏林的雅格尔大厅以钢琴弹奏。乐谱由当时尚在莱比锡学习的瓦格纳全部手抄一遍，并在1830年10月6日致出版商肖特的信中，建议将该交响乐缩编为钢琴曲。可以说，《第九交响乐》决定了瓦格纳的艺术生涯。——原注
“阿波罗和缪斯还不愿死神将我带走，因为我欠他们还太多了！在我魂归天国之前，我身后必须留下神灵启发我并要我完成的作品，而我目前似乎才写了几个音符。”（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的信，见《书信集》第272）——原注
1827年3月18日贝多芬写信给莫舍勒斯说：“我已完成一部交响乐的草稿，此外还有一首新的序曲。”但此草稿从未发现。根据他的笔记，终曲大合唱留给《第十交响乐》而非《第九交响乐》。稍后他说，他想通过《第十交响乐》实现“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和解”，这正是歌德在其《浮士德》第二部中企图达到的目的。——原注
从1807年起，贝多芬曾打算为《浮士德》（1807年秋天，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发表）谱曲。这是他最重视的计划。——原注
“法国南方！正是！正是！”（见柏林图书馆所藏贝多芬的手记）——“……从这里出发。只要做到这一点，你便能重登你艺术的最高境界……写一部交响乐，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工作，为旅行筹集路费……和某个艺术家一起遨游意大利和西西里。”（出处同上）——原注
他的谈话记录簿里，可以看见下列词句：“欧洲政治走上了这样一条路，离开金钱和银行就什么也干不了。”“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五十年后，世界上到处都将成立共和国。”——原注
1819年，他几乎被警察局缉捕，因为他公然宣称：“归根结底，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当时，他正在写《D调弥撒曲》。可见他的宗教思想是十分自由的。在政治方面，他也一样肆无忌惮。他大胆抨击政府的弊端，如司法方面独断专行，惟权贵之言是听，而且程序繁琐，旷日持久；警察仗势欺人；官僚体制死板而毫无生气，扼杀个人的创造性和行动的积极性；贵族腐化而顽固，垄断政府里的最高职位。从1815年起，他在政治上倾向英国。辛德勒说，他贪婪地阅读英国的国会记录，十分同情英国的反对派。英国的一位音乐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1817年到维也纳，他说：“贝多芬用各种字眼大骂奥地利政府，非常想到伦敦看看下议院。他说：‘你们英国人头脑才正常’。”——原注
指他侄子自杀的事。
他的病分两个阶段：（1）肺部偶发症，六天后似有得到控制的迹象。“第七天，他感到好多了，可以起床走动、看书和写作了”；（2）消化系统紊乱，循环系统也出了毛病。“第八天，我发现他精神委顿，全身发黄。夜里上吐下泻，几乎送了命。”从这时起，水肿现象加剧。这次病情反复有迄今为止尚未弄清的精神上的原因。瓦夫鲁赫医生说：“（侄子）不听话，他很生气也很痛苦，还无端挨了骂，这一切造成了病情急转直下。他浑身打战，四肢发抖，肠胃疼得直不起腰来。”综合观察的结果，科洛兹—福雷斯特诊断为肺部充血后，出现萎缩性肝硬化，伴有腹水和上肢浮肿，认为是饮酒过度所致。以上均根据当时为贝多芬诊治的医生所述。——原注
洛亨即埃莱奥诺尔的昵称。
四次手术分别在12月20日、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可怜的贝多芬在病床上饱受臭虫的叮咬（见格尔哈德·封·勃罗宁的信）。——原注
这个陌生人即青年音乐家安塞姆·胡滕勃瑞奈。勃罗宁曾写道：“赞美上帝，感谢他终于结束了这段长期而痛苦的受难历程。”贝多芬的全部手稿、书和家具共拍卖了一千五百七十五弗罗林。目录上登记着的二百五十二件音乐手稿和乐谱售价不超过九百八十二弗罗林，他的谈话记录册售价仅一弗罗林。——原注
“每当我战胜什么便很高兴。”（《致“永恒的心上人”书》）“我真愿能活上一千次……我注定不能过安定的生活。”（《致韦格勒书》，1801年11月16日）——原注
“贝多芬传授我大自然的学问，像指导我研究音乐一样引导我研究大自然。并非大自然的规律，而是他所醉心的自然中五行的威力。”（辛德勒）——原注
“啊，生活是多么美好，可惜我总是命途多舛！”（见《致韦格勒书》，1810年5月2日）——原注
奥斯特利茨，地名，在今捷克境内，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曾在此大破俄奥联军，是拿破仑所指挥的最辉煌的一次战役。此次战役初始并不乐观，至太阳升起时才扭转局面，大获全胜。故后人常以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喻指伟大的胜利。
1815年10月10日致艾尔多迪夫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