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概说

一 选题写作缘起

曹植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曹植诗赋被钟嵘赞誉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曹植本人是文学中人性由汉代被压抑至魏晋张扬转换的重要力量。曹植之所以秀出于时，主要原因即为曹植诗赋在缘情上的着力开拓。

“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中国诗论向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之说，二者之中“诗言志”出现较早。《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2]《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3]“诗言志”不仅为当时士人创作的自觉追求，而且如朱自清所言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汉代《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文解字》：“（志），意也。”^[4]可见，汉代诗歌的功用仍被认为是传达志意，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意味着诗歌创作已经引入情感作为动力。言志虽然含有情感，但实为志中含情，诗言志“意味着言志和抒情相比，言志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情则不过是志的补充”^[5]。就其本质取向来说，阐发的是政治情怀，特别是某种属于时代的群体政治表达。就中国由周以来的历史背景而言，主要是诗三百所开辟的言志，体现的是制礼作乐的儒家哲学和儒家学说。中国文人自屈原始逐渐突破言志的藩篱，向缘情发展，然中途汉代独尊儒术，限制了文人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使文学缘情之路变得异常曲折。

到了魏晋时期，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诗歌美学思想，都摆脱了“诗言志”的儒家人伦教化窠臼，逐渐走向“诗缘情”的新时代。“诗缘情”为情中含志，是“缘情占主导地位，而志则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完全为情所代替，志的理性内容被削弱和淡化了”^[6]。曹丕提出“诗赋欲丽”^[7]，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正是建安以来文学创作从政治人伦教化的言志转向表达个人情感世界，并且以这种个人情感世界的张扬而产生“绮靡”的审美境界。曹植无疑是从言志时代向缘情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翘楚。无论其人生经历的情感深度还是其诗文创作表现出来的缘情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曹植的诗赋缘情是怎样的历程？曹植怎样将由特殊人生经历产生的情感艺术地转化为诗赋？这些问题放到诗赋由言志到缘情发展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这样评价曹植：“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从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8]显然，在曹植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署名诗人，更远的不说，建安诗人群体三曹七子，除了孔融之外，其余诗人都应该具备署名的抒情诗人之称谓，吉川幸次郎显然将曹植视为建安抒情诗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里程碑式的最初署名的抒情诗人。回顾文学史，如果我们将屈原楚辞视为一种半文半诗的辞赋而非纯粹诗歌形式的话，再去除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作者，作为里程碑式的大诗人，曹植确实拥有这样的地位。

实际上，曹植的赋作在个性化抒情方面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同样值得重视。自屈原辞赋开始，赋或者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种志不得遂的单一忧伤，或者局限在“劝百讽一”的教化模式中无法突破，或者以女子的试探、男子的坚守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操。偶有抒发个人与志无关的情感，但仅仅为试做，随即寝息，不成气候。唯有曹植，在纠缠于皇权中的亲情、刻骨铭心的乱伦之爱以及赤诚的友情的催动下，赋作与诗歌一起突破了言志的藩篱，由言志或者志不获遂的忧伤转为缘多种情感而发，且在爱情、友情、亲情诗赋的创作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典范意义。

二 情的内涵

情感“既包含与生理需要相联系的低级情绪情感，也包含与社会需要相联系的高级情绪情感”^[9]。从侧重客观内涵的角度，可以“具体化地体现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民族情感、阶级情感、认同感、爱国主义情感、世界情怀、人类中心主义等，换言之，由近及远的血缘情感、亲缘情感、地缘情感、族缘情感”^[10]。

情感与情绪的界限比较模糊。《礼记·礼运》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1]这七种情感被现代心理学认定为人的基本情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情感的定义同样偏于情绪，其将情感解释为“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12]。《辞源》对情感的定义与《现代汉语词典》基本相同，只是在心理反应类型中增加了爱慕、厌恶两类。

中国古代哲学对情感十分重视，先秦儒家重视自然的血缘之爱，《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可见，孔子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血缘之爱。《论语》中对于友道也多有论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显有压抑情绪的倾向。墨家主张舍弃情绪的兼爱，“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14]。荀子注重节情，主张“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15]。

汉代董仲舒主张“辍其情以应天”^[16]。同时，汉代普遍将人之情与天地四方联系，从而使情具有普泛化的特征。《黄帝内经》认为东为怒，南为喜，中为思，西为忧，北为恐，^[17]将情绪与五方联系。董仲舒《春秋繁露》进一步将自身的情绪与外在的四季相连：“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18]班固《白虎通·情性》更认为“喜在西方，怒在东方，好在北方，恶在南方，哀在下，乐在上”^[19]。《白虎通》中与方位相配的情绪与《黄帝内经》《春秋繁露》不完全相同，而且也变五方、四方为四方上下，五情通过与六方、四时、五行、五候、五音、五色、五味的对应与天下万物相连，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

钱穆曾经说：“西方人重知，中国人重情。”^[20]情感对于中国文学有特殊意义，吕正惠认为“中国人是唯感觉、唯感情的，简单地说，是‘唯情’的。这种情之本质化、本体化的倾向，就是中国抒情传统的重大特色之所在”^[21]。甚至有人基于中国文学的特征认为“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22]。具体到特定的体裁，林庚认为“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23]。

詹福瑞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前言中则谈到研究一个人的情感与心灵对研究其文学风格的重要性：“欲了解一代文学，需要先明了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体相同，可是却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其中有诸多因素，最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家心灵或心态的差别。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心灵的投影。”^[24]因此，詹福瑞主张要重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重视与文人心灵的沟通交流。

重视心灵，重视文人情感表达对于建安文学研究更具有特殊意义。王瑶指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抒情’的历史转关”^[25]。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有如下表述：“盖建安文学之所由异于前者，古之为文，则莫不于社会实际事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经史百家皆然。故古有文章而无文人。……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特种之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26]钱穆先生认为建安时期才开始有文人之文，开始有文人之至者以个体为中心，书写于“社会实际事务有某种特定之应用”之外的日常生活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

审美活动与情感世界不可分离，“情感活动是审美经验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一方面构成了其他各种心理因素产生的诱因，另一方面又是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它还作为一种弥漫性因素伴随于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从而使整个审美活动都显示出明显的情感色彩”^[27]。宗白华论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28]实际上，建安作家群体已经开始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其中尤以曹植为著。裴斐将“诗缘情”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强调主观感情（个性）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29]。就曹植和三曹七子这一诗人群体而言，曹植更具重情特性，其主体诗赋所表达的，更富有个人生命、生活的烙印，而非普泛意义上的时代性书写，由此生发，本书从曹植的情感世界切入，深入曹植内心世界，探讨曹植诗赋的情感表达，探寻其在诗赋缘情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

第二节 曹植诗赋缘情研究综述

曹植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重镇，自曹植文学创作之日起，便进入了人们的批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更出现了全面探讨曹植的专著——钟优民的《曹植新探》。此后，曹植研究呈现愈来愈热的趋势，同时，也向视野更开阔、更深细方向发展，从缘情的角度进行曹植情感世界与表达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曹植情感的丰富与深挚，在魏晋南北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对曹植诗赋与情感关系的研究一直不断，最初体现在只言片语的论断中，渗透在曹植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中，近年来开始出现大量探讨曹植情感特征的论文，代表着曹植研究的最新成就。

一 曹植情感世界研究

（一）生平创作状况

对曹植生平与创作的研究，是曹植情感特征研究的基础。在《三国志·魏书》中对曹植的生平就有简略的记载，自清代丁晏、朱绪曾以来，人们多加考述，其生平资料渐趋详备，尤其是20世纪以来，经过钟优民、徐公持、顾农、俞绍初、张可礼、木斋等学者的用力考论，曹植生平经历渐趋明晰。

1.生平

对于曹植的生平经历，人们一般依据的是1983年张可礼的《三曹年谱》^[30]、俞绍初的《曹植年谱》和江竹虚的《曹植年谱》^[31]，其中江著晚出，除生平编年更加详尽外，还在谱前部分罗列了家世、家庭、宗族、姻戚、师友、政敌，在编年之后附录了诸家评论，相关资料搜罗甚丰。

对作家生平事迹考证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徐公持、木斋等先生。徐公持在创作《曹植生平八考》之后，又在《魏晋文学史》中，对曹植的生平与性格，结合夺嫡之争和曹植的前后期创作进行了具体论述。近年来，徐公持对曹植生平创作考证不断深入，有《曹植年谱汇考》问世，对诸多争议性的问题有精彩的辨析。此外，木斋师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将《古诗十九首》大部分篇章的创作与曹植生平联系起来考证，全面细致地论析了曹植与甄后的恋情，曹植两次获罪的原因与经过，曹植与曹丕、曹叡的关系，曹植诗文集的结集等问题，得出了《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多源于曹植与甄后爱情的结论。借助于史籍与诗文，木斋师关于曹植生平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将曹植生平研究从部分学者根据片面史料进行臆测中解救出来，走上了考据为主、诗史互证的正途。木斋师的研究直接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曹植的爱情世界与亲情世界，与之相应，相关的诗文创作思想与艺术上的评判也必然改变。

2.文本校注方面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32]目前仍是最权威的校注本。在近二十年中不断有人对其献疑与补辑，使其不断趋于准确与完整。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33]中的曹植部分值得关注，该书“解析”部分对所有的诗文进行了评析，在论析的过程中注重了情感因素。

3.作品所有权方面

对作品所有权问题的探讨是近年来曹植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有对窜入曹植集的其他人作品的辨析，也有对散逸于外的本应为曹植作品的认定与论析。比如在《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应可确认为曹植之作》^[34]中，台湾学者王清安认为，曹植的作品还应该包括《今日良宴会》一诗。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木斋师提出的《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篇章以及部分托名苏李诗、乐府诗的作品，应为曹植所作。木斋师的这一系列观点大胆新颖，且考据详切，逻辑严密，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也为曹植情感研究大大地拓展了边界。“古诗作者为曹王说”被学术界遮蔽已久，此次经木斋师重新提出，立即引起诸多学人的争论。虽然到目前为止观点尚未统一，但由此而引起的研究热潮，已经有力地推动了曹植情感研究向前发展。

（二）作家思想情感研究

1.作家的思想

对曹植思想的探讨，比较早的是钟优民。在《曹植新探》中，钟优民提出曹植思想具有儒家观念的认识得到了广泛认同。张可礼同样认为曹植诗文中包含的思想道德最主要的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具体表现是：“立德与立功相结合；德性与人性的统一；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重信义轻利害。”^[35]张作耀先生认为曹植提倡“诗书礼乐以为治”，继承了“亲亲、贤贤”思想、“修君子之道”等尊孔尚儒思想。^[36]王巍认为曹植主张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具有“忠孝仁爱的礼制观念”^[37]。

同时，部分学者主张曹植具有“儒道互补”的人格，认为曹植是“以儒为主，以道补儒”^[38]。此外，有学者认为，曹植思想中有道家思想、侠义思想的因素。这些主张并没有否定曹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见解，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曹植思想多样性进行进一步探讨。

2.作家的情感

建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文人自觉的时代，曹植文学创作在“抒写性灵、歌唱情感”方面代表着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1996年孙明君先生就注意到曹植诗歌中情感的重要性，在《三曹与中国诗史》中单列一章讨论曹植诗歌的情感特征，他认为曹植诗歌的情感具有哀而且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点。^[39]之后，对曹植文学中生命意识的探讨逐渐成为热点。

透过爱情书写呈现的女性观和文化意蕴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孙绿江认为曹植诗文中的女性形象有“臣妾意识”，“在对‘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仅仅把美人视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象征的局限，将其变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使其神彩面貌与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对‘闺怨思妇’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单纯地对女性心理的描绘与表现，更专注于对自我感受的展示”^[40]。

曹植在文学中开始认可友情书写的价值。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主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41]对于曹植诗赋中的友情，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特别拈出来加以分析，认为从曹植的相关诗赋中可以看出曹植“真诚的品格和对友情的重视”^[42]。总的看来，在这一时期，曹植的友情诗开始受到重视，然而相对于其开拓性的地位，对曹植友情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曹植是建安时期大力书写亲情的文人。有学者开始关注到曹植的家庭变故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曹植家庭变故考论》在考证了曹植的家庭变故之后得出结论：“建安二十二年后，家庭的频繁变故使曹植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现实，曹植诗文也就更多‘忧生之嗟’，这不仅是为备受曹丕父子迫害的生命担忧，同时，也是哀婉家人生命的无常。”^[43]

曹植在诗文中表现的情感比较丰富，一心报国、建立功业的情感和报国无门、亲友离析的孤独也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王巍在《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中分析了曹植有关功名事业执着追求的诗文后，得出结论：“这些诗歌，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理想和志趣，但又不局限于个人的范畴，而是表现了时代的潮流和趋向，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4]在《孤独情绪——曹植作品中强烈兴发的人生感念》一文中，裴登峰认为在曹植的作品中充满孤独情绪，而孤独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首先是人生追求、理想、抱负与实际经历之间的相异。……其次是他具有‘喜形于色’的外倾型气质，性格好动，喜欢大团圆，爱热闹，耐不住寂寞，要追求一种绸缪和乐的人际关系，并极重人伦中的种种亲密感情。……再次是形如囚犯，成为‘圈牢之养物’，要他装聋做哑、不问世事的实际生活遭际使他陷入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的苦境。……还有他在将人生不永同自然永在的观照中体会出的人虽寄居于天地之间而不能同自然相始终的忧患”^[45]。

由以上所列诸家在曹植情感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曹植的思想，基本认为以儒家为主，同时对曹植思想中具有道家因素也予以认同。对于曹植文学中所体现的亲情、友情、孤独等情感研究已经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已经认识到曹植在友情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出“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然而曹植成就更高的爱情书写，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亲情、孤独等情感的研究也稍显薄弱。

二 曹植情感表达研究

（一）渊源

一般认为曹植抒情方式主要源于《诗经》和楚辞。早在南朝时期，钟嵘便指出曹植“其源出于《国风》”^[46]，后世学者对此多有遵从。近年邢培顺将其细化为遵循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守持《诗经》的创作传统，崇尚“中和”的情感表达原则，继承了《诗经》的诗歌意境，学习了《诗经》的比兴表达方法和章法、句法、语言。^[47]

楚辞对曹植的影响同样明显。清代李重华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屈宋《楚辞》而后，不应轻拟骚体，必欲拟者，曹植庶得近之。”^[48]当代学者吴相洲也认为，曹植之所以会在五言诗发展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主要在于对屈原作品的继承。认为“曹植是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使命，与他继承屈原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提高了情意的厚度，丰富了诗的辞采”^[49]。同时，毛庆认为“同屈原一样，曹植的创作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具体方法接近于表现主义并略带感伤色彩；作品结构讲求内在的、动态的艺术平衡；象征手法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集中式象征，并将集中式与分散式象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其作品总的语言风格是‘丽’，其诗的用韵、声调也学习了屈骚的与情相配、起伏变化的特色，还有着独到的平叙仄结的特点。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诗人中，曹植对屈骚艺术的继承无疑是最杰出的”^[50]。

（二）曹植文学的情感表达

曹植诗赋研究一直是曹植研究的重中之重，刘跃进先生认为曹植的创作整体上具有“情兼雅怨”的特征，“‘情兼雅怨’，实际蕴涵着曹植创作的‘雅’与‘怨’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要素。雅与文，即文雅的风格，而怨与质则表现为质朴、通俗的特色”^[51]。更多的论文则对曹植的诗歌与辞赋进行了分体研究。

1.曹植诗歌的情感表达

曹植诗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早在南朝梁代，钟嵘就对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52]的文学创作大加赞赏，将其誉为周孔、龙凤。此后对曹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认定虽偶有贬抑，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其“建安之杰”的地位。《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一文认为曹植诗歌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53]该文专论诗歌，未涉及赋作，且限于篇幅并未细致探讨曹植具体在各类情感表达中的贡献。

曹植诗歌的主题与题材。蒋寅先生认为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在曹植的创作中萌生。^[54]对于曹植诗歌的主题研究，女性、游仙、游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女性题材诗歌方面。木斋师从诗歌流变的角度对曹植后期的女性题材写作进行研究，认为其特点是“凝练、抒情，实现了由男子视角客观摹写到女性视角主观抒情的转型”^[55]。王萍在博士学位论文《曹植研究》^[56]中专列一章探讨曹植五言诗中的女性题材写作。文章分析了曹植前后两期女性题材诗歌创作的演进，并且探讨了其中女性视角之转换，深入分析了曹植“男子作闺音”作品兴起的原因及其中隐含的“怨情”。

游仙诗方面。自钟优民《曹植新探》将游仙诗加以重点分析以来，曹植游仙诗便成为广受关注的题材。近期游仙诗研究的主要趋向是将游仙诗与曹植特殊的人生经历、人生理想结合起来，论述其中蕴含的情感特征。郭真义的《曹植游仙诗的艺术寄托》认为曹植的游仙诗总体而言意在咏怀而非求仙。诗人在游仙诗中所寄托的，主要是其对自由的渴望、孤苦无依的情怀和强烈的功业意识。^[57]

游侠诗方面，有的学者将游侠诗与情感表达联系起来，认为曹植的《白马篇》“对传统的侠义伦理、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造和规范，树立起了一个经典化的侠意象，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58]。此外，游宴诗与曹植的友情、亲情相关，是快乐情绪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游宴诗的成就引起了学者注意。木斋师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结合西园之游探讨曹植等人游宴诗的特殊意义，点出“游宴诗具有从两汉空泛言志诗向具体场景写作的转型意义，而诗人们一旦离开游宴的环境，而走向社会，就会发现一片广袤的原野，发现一个蔚蓝的天空，发现人生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具体场景值得写作，发现这众多具体场景，拥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美学含义”^[59]。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诗歌研究中邓小军先生对曹植政治抒情诗的研究，邓小军认为曹植“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的微言艺术手段，包括诘问、反语、影射，以揭示被政治谎言掩盖的事实真相，不愧为五七言微言政治抒情诗的原始典范。曹植微言诗的意义在于……把谎言掩盖的事实真相，自己的真情实感，告诉天下后世”^[60]。

2.曹植赋的情感表达

曹植赋研究相对于曹植诗歌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是曹植赋虽然代表了建安时期赋作的最高成就，但在艺术上更多地属于渐变。相比之下，曹植诗歌处于五言、四言转换和诗歌由叙事传统向抒情传统转换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更多的关注。事实上，曹植赋在赋文体缘情发展上的地位同样重要，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认为，曹植辞赋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主力作用”^[61]。曹植赋作“题材最广，抒情性最强，艺术价值亦最高”^[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