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国词学从晚唐五代发轫，经过宋元的初步发展，到明清走向极盛，迄至晚清进入“集大成”时期。1908年到1949年，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自嘉庆初年以来，晚清词坛盛行的“比兴寄托”观念，逐渐为主“真情”、重“意境”、尚“进化”的新观念所取代，一度受到常州派推崇的“温柔敦厚”词风不再受欢迎了，以直抒性情为本色的豪放词风重新抬头，曾经由“清末四大家”主盟的晚清词坛，开始出现了梁启超、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新人”。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下，他们对常州派的词学观念进行了强力的批评，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形式宜旧，内容宜新”。这是对常州派词学“不适时性”提出的一种纠弊措施，也是为旧词学在适应时代需要的前提下提出的一种应变策略，他们的“新”主张并没有溢出传统词学的范畴。真正将中国词学由传统推向现代的是王国维、胡适，他们提出的词学观念和倡导的研究方法是对整个词学传统的“颠覆”，他们是要在打破旧词学体系基础上建立一种有现代意义的“新词学”，他们与同道者研讨词学是对“国故”的整理，亦即进行理论的总结而不是用以指导创作，这对20年代以后的词学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传统词学的“集大成”及其危机

1904年是近代词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是年“清末四大家”的前期领袖王鹏运病逝于扬州，“清末四大家”的后期领袖朱祖谋于次年（1905）退居沪上，1906年正式定居苏州，一个新的词派也是晚清词坛的最后一个词派——“彊村派”在东南地区登场亮相了。

“彊村派”形成在光绪末年，但它的渊源实可追溯到清末京师词坛由王鹏运组织的诗词唱和。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初入词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王鹏运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况周颐由家乡临桂入京师，与半塘（王鹏运）共晨夕，因半塘之嘱校雠宋元人词，渐悟常州词派“重、拙、大”之旨，受其影响填词由好为侧艳语转而为白石、美成。光绪二十二年（1896）朱祖谋入京为官，被王鹏运邀入词社，始悟填词之道，并专力为词。王鹏运还赠其《四印斋所刻词》，约其共校吴文英《梦窗四稿》，告之以词史源流正变之故，“从南宋入手，明以后词绝不寓目”。光绪二十四年（1898）郑文焯入京参加会试，其时王鹏运正举咫村词社，朱祖谋、宋育仁皆在其列，郑文焯亦被邀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劫掠，朱祖谋、刘福姚避居王鹏运之四印斋。困守穷城，约为词课，拈题刻烛，喁于唱酬，“日为之无间，一阕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诙谐间作”，后结集为《庚子秋词》。这一时期，王鹏运显然是京师词坛盟主，王氏论词力主比兴寄托，反对浅白直露，倡导“重、拙、大”，朱祖谋、况周颐既受其亲炙，或发扬其校勘词籍之学，或阐述“重、拙、大”之要义，成为王氏之学在清末民初的重要传人。“鼎革之还，彊村（朱祖谋）归隐吴下，恒往来苏、沪间，而所与商量词学者，以夔笙（况周颐）与铁岭郑大鹤（文焯）为最著。”同时，寓居海上的还有冯煦、张仲炘、沈曾植、曹元忠、陈曾寿等，“彊村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作为一个在世纪之初出现的词派，它在近代词史上的意义是对传统词学做了“集大成”的工作。

在清代，词派纷呈，取向各异，词史观亦迥然有别。清初云间派主要效法《花间》，推崇“二李”（李白、李煜）；继起之阳羡派重在师法两宋凌厉豪健之风，标榜苏、辛；浙西派则着力张扬婉雅清丽词风，力推周、姜；中叶以后代浙（西）派而起的常州派，又侧重五代北宋含蓄蕴藉的柔婉作风，其努力目标是温庭筠的“深美闳约”。总的说来，他们始终是在南北两宋之间摇摆，并没有摆脱复古两宋的思维定式。直到周济出，这一理论格局才有新的突破，放弃了长期以来拘守南北的做法，认为两宋各有其利亦各有其弊。他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他还为初学者指示了一条入门的路径：由南返北，由有门径到无门径，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亦即“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在他看来清真是合南北两宋之长的“集大成者”。《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所说“清真集大成者也”，尤为值得关注，它表明常州派所努力的目标是要集南北两宋之大成，从此改变了有清一代对南北两宋倚轻倚重的审美偏向。正如陈廷焯所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

王鹏运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倚声填词的，其词遍历两宋大家之门户，取法碧山、白石、稼轩、梦窗、清真，恰与周济所云“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若合符契。这一思路也成为“彊村派”词人所遵循的入门阶陛，如郑文焯入手即爱白石之骚雅，后经过多年的揣摩体会，终悟清真之高妙；况周颐论词虽以南宋为正宗却也不废北宋，认为北宋词之优长在其善于言情，在评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时说：“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其弟子赵尊岳在《蕙风词史》中明确地指出，况周颐创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冶南北宋于一炉，“举《花间》之闳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于三者有合焉”。朱祖谋初为词是由梦窗而入，再而由南宋上溯北宋，以苏东坡之疏济吴文英之密，调和两端，最后达到“以苏济吴”、“由吴希周”、疏密相间的境界。正如现代词学家蔡嵩云所说，“学东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学梦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变，自成一种风格”。最能说明这派词人“集南北之大成”特点的是郑文焯，他在创作上冶南北宋于一炉，在理论上亦对柳永、苏轼、姜夔、吴文英的词史意义进行了新的估价，主张广泛地学习南北两宋之优长。“不求之于北宋，无繇见骨气；不求之于南宋数大家，亦患无情韵。”只有广取博采，才会达到“高淡”、“沉着”、“醇厚”的理想境界。

作为晚清词坛的最后一个词派，彊村派还对清代浙、常两派理论进行了调和与综合。众所周知，浙派论词主清空骚雅，常州派论词主比兴寄托；前者重体格，后者重意旨；前者以协律为先，后者以立意为本。“浙、常两派，至道、咸而交敝。同光以后，已融合为一体，各去其短而发挥其长，乃集清词之大成。王鹏运力追北宋，而酷好姜夔，寻迹王、吴而醉心苏轼，首开宏域。朱祖谋扩而大之，浸成千古未有之局，实为清词一大结穴。”在充分体认两派理论之利弊基础上，朱彊村力纠两派之弊，撷取两派之长，本张皋文（常州派）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廷堪、戈载（浙派）审音持律之说，而益以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他们虽自常州派而来，却不以常州派自限，而是积极地汲取浙派之长，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见，取精用宏，形成一新的词派——“彊村派”，从而结束了浙派、常州派在晚清对峙达百年之久的局面。在这之前，尽管常州派声誉日隆，浙派却并未销声匿迹，黄燮清、张景祁、俞樾、沈曾植便是这一词派在晚清的重要代表，但自“彊村派”出现后，浙派逐渐融入了这一新的词派，常州派其他支脉也相继融入新兴的“彊村派”。

现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指出，晚清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时期也”。诚哉斯言，“彊村派”将传统词学推向顶峰，也预示着清代词学走向终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提倡“柔厚之旨”，要求表达“幽约怨悱”之情，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特别是他们在民国以后多以逊清遗老自居，表现出与新时代新社会的格格不入，他们的词学观念和表达的情感自然要遭到词坛新人的批评。这时批评晚清“彊村派”的主要力量是南社内部的“革命派”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不满“彊村派”的是其过尊南宋和奉梦窗为圭臬。陈去病认为朱祖谋等学梦窗者，只在使事、摛词、协律等方面下功夫，这些都是“无当宏旨”的空言。柳亚子也认为朱祖谋尊奉之《梦窗词》“如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无足道者。郑文焯学白石、玉田亦病在一“涩”字，不过是堆砌无数不相联络之字面，使人莫测其命意所在，“此盖学白石、玉田，而画虎不成者也”。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了无性情无个性的“伪体”，只有空洞的无内容的形式，并无真情实感，脱离生活，远离时代。后来，王国维、胡适在批评“清末四大家”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或曰：“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于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或是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中求生活，“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而龙榆生更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揭示了“彊村派”在创作上存在的危机。从内容上看，“且今日何日乎？国势之削弱，士气之消沉，敌国外患之侵凌，风俗人心之堕落，覆亡可待，怵目惊心，岂容吾人雍容揖让于坛坫之间，雕镂风云，怡情花草，竞胜于咬文嚼字之末，溺志于选声斗韵之微哉？”从形式上看，“居今日而学词，竞巧于一字一句之间，已属微末不足道。乃必托于守律，以求所谓‘至乐之一境’，则非生值小康，无虞冻馁之士，孰能有此逸兴闲情耶？且自乐谱散亡，词之合律与否，乌从而正之？居今日而言词，充其量仍为‘句读不葺之诗’”。无论是柳亚子，还是胡适与龙榆生，他们的批评一致表明：“彊村派”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这一词派已经是衰象毕现，旧词学行将走到它生命的尽头，新词学的发生已是势在必行。

二 文化的新旧转型与现代词学的发生

谈到新词学，主要是指它的现代色彩，是传统词学现代化的产物，在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一般称为“现代词学”。现代词学的发生，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为标志的，它以传统词话的形式包蕴着现代性的观念，为传统词学来了一场无声的“革命”。然而，《人间词话》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它的影响真正发力是在1926年俞平伯整理出版以后的事。在这之前，词坛上最为活跃的是一批南社词人。南社是清末民初影响最大的文人社团，社团成员活跃在南方最为繁华的大都市——上海，秉持着“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的观念，还在《国粹学报》《南社丛刻》《国学丛选》《民权素》上纷纷发表系列词话。在王国维和南社词人之后，继起而转变词坛风气的是胡适，他以白话为词的本体论和以词为新体诗的文学史观，给当时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词学研究流派——“胡适派”。但是，如果没有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就没有现代词学的发生，谈现代词学的发生还必须从近现代文化的转型说起。

所谓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指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它实际上涉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新文化派与东方文化派两大阵营：前者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代表，后者以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前者的舆论阵地是《新青年》，后者的舆论阵地是《东方杂志》；前者主张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学习、走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后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可以吸收，国体政体也可以参考西方进行改革，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宗教以及社会风俗、家族制度则不宜也不应改变。这样在两派之间形成了思想上的冲突与论争，陈独秀认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旧”的文化，西洋近代文化才是“新”的文化，东方文化要落后于西方文化，是应该被淘汰的“古之遗”。杜亚泉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西洋文明破绽百出，中国人不应对其抱崇信之态度。“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穷者。”到五四时期，这样的观念对立直接导致了东西文化论争的发生，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站在杜亚泉一方，张东荪、胡适、常燕生站在陈独秀一方，相互辩论，各陈己见，其论题也由初期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讨论转向对新旧文化取舍的讨论。东方文化派认为宇宙的进化是“移行”的，而不是“超越”的，世间万物不论其进化到何种阶段，都是“新旧杂糅”的，因此，他们主张“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新文化派则认为生物的变化只有突变与潜变两种，前者为外在表现，后者为内在动因，从这个角度讲调和之论是不能成立的，“新旧调和”论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中国文化的止步不前。在他们看来，“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这两种文化在性质上是极端相反的，取“新”必须去“旧”，“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他们对于文化建设的态度是“破旧立新”、“以新代旧”或“弃旧图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发展起来的“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对新文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观均提出批评。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学衡派，对于东方文化派的经典——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持有自己的看法的。刘伯明认为梁氏的三种路向说——西洋说、中国说、印度说，虽然指出三种文化各有其长，到最后还是陷入文化循环论的怪圈，并以印度文化作为归宿，有尊东抑西的倾向。他对于西洋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过于重视其物质性，而忽视其精神性，其实，西洋文化传统中同时存有科学、带浪漫主义的神秘思想、人本主义三种倾向。还有，他认为西人以理智与情感为对立的看法也不确切，实际上西人是理智与情志并重的，从这个角度看，梁氏反对理智亦属太过，重直觉而轻理智，进而导致其对科学精神的轻视。更重要的是，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化的危机夸大了，其实西方文化前途并未有艾，“吾国人如走入歧途，不特对于世界文明之责任未完，即建设新国改良群治之目的亦不能达也。”但是，这并不表明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立场一致，相反，它与东方文化派一样是站在反对新文化派的立场上，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首先，它反对新文化派的“今必胜于古，新必胜于今”的进化论，指出，“昔之弊在墨守旧法，凡旧者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爱者则假以旧之美名，所恶者则诬以新之罪状。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所恶者则诬以旧之罪状，所爱者则假以新之美名。”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是错误的，就今日国人心理而言，第一层流弊渐已消失，而第二层流弊方日炽盛，已成为最主要的危险。故今日欲救时之偏，就要辨明新旧之关系，了解“一味趋新”之害，“绝去新旧之浮见，而细察个中之实情”，进而取长去短，亲善远恶，以评判之眼光，行选择之正事，不为一偏之盲从。在他们看来，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间者，然其根本定律则若一。”譬如，天上的云彩，早上和晚上各异，但都是由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成雨，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所以，对于新旧文化应该从变（“新”）而不变（“旧”）处着眼，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间之事，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现，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们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主张创造一种“吸收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新型文化。“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中国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和耶教融合孕育而成；因此，如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就必须认真研究孔教、佛教、希腊罗马的文章哲学和耶教的教义，取孔教的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熔为一炉，这样才能做到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有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因此，学衡派坚决反对新文化派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只能是西方文化的“移植”，用西方的“新”文化取代中国的“旧”文化的主张。

上述三大思想流派，分别以《东方杂志》《新青年》《学衡》为主要舆论阵地，这三份刊物散布在三个不同的城市——上海、北京、南京，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现代词学也在这三座城市渐次发生并有序展开。

先说上海，它是晚清遗民的聚居地，也是现代词学的发源地。在1900年代，一批意气风发的革命志士——南社文人，来到这座十里洋场，借助近代新兴的报刊鼓吹排满革命。有些南社文人，在思想上是革命的、激进的，在文化上却比较保守，并与寓居上海的朱祖谋、况周颐和其他遗民词人来往密切，他们在词学观念上也表现出革命与保守的双重性。他们对于现代词学的贡献是：第一，由他们创办或主编的近代报刊，刊载了许多诗词作品或诗话词话，改变了传统诗词的传播方式。据有关史料记载，上海在晚清民初是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有《申报》《民报》《中华新报》《民吁日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国粹学报》《南社》《国学丛选》等重要报刊。“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报刊也成为现代诗话词话传播的重要媒介，像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选巷丛谈》、庞树柏《龙禅室摭谈》都是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其他如王无生《惨离别楼词话》载《民吁日报》，陈去病《病倩词话》载《中国公报》，王蕴章《梅魂菊影室词话》载《民立报》，旧体诗词创作批评与现代传媒结合起来，使得诗话词话传播的速度加快，影响加深。第二，在上海的南社文人与遗民词人相唱和，促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联姻，开启了沪上文坛繁盛的结社唱和之风。作为近代文化的发源地，上海在文化取向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这里生活的南社文人毕竟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对以诗词唱和的生存方式有着特殊的情结，因此，他们与寓居沪上的遗民词人走到一起，以诗词相联吟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由南社文人王蕴章、陈匪石、周庆云等发起的“舂音词社”，其推举的社长却是遗民词人朱祖谋，主要成员也分为两大阵营，有南社成员吴梅、徐珂、庞树柏、潘飞声、黄孝纾等，也有遗民文人夏敬观、郭则沄、邵瑞彭、林鹍翔、林葆恒、况周颐、曹元忠等。他们开展社集有21次，时间长达三年，并与淞社、超社、逸社等诗社一起，共同促成了上海文坛繁盛局面的形成。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词家作为社中骨干，嗣后分别北上，在各地开坛设席，创办词社，推动民初词学的进程。”第三，南社对于近现代词学而言，还在于它催生出现代词坛的思想论争。据柳亚子《南社纪略》回忆，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南社成立会上，南社内部在诗词宗尚上就已经有了两派之分：一派是柳亚子、朱锡梁的宗法苏、辛派，一派是庞树柏（檗子）、蔡守（哲夫）的力挺梦窗派。前者是南社内部的革命派，后者是南社内部的保守派；前者尊五代北宋，后者尊南宋；前者对朱祖谋尊梦窗多所批评，而后者则极力维护朱祖谋的盟主地位。因为观念的分歧，这一论争后来逐渐由思想层面发展到人事层面，但它对于推进词学观念的现代转变也有意义。

次说北京，这里是现代大学最早发源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发生地。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北京大学对于现代词学的学科化有奠基的意义，1918年由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词学的现代化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之一。

1917年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鼓励创新，改学年制为学分制，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专科性科目。当年12月2日召开的改定文科课程会议记事上，开始列有“唐五代词”、“北宋人词”、“南宋人词”的科目，次年（1918）元月第二学期课表上，国文学门第三年便有了“词曲（吴梅）”，是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一览》介绍北大教员时，也有“吴梅（词曲）”与“黄节（中国诗）”的标志，词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门类，和“诗学”一起走上了北京大学神圣的殿堂。“由是向时所薄为小道之词，乃一跃而为国文系主要学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发布《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派别”，后者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文之用心，俾增进其之文学技术”。按照该教授案规定，第一二学年教授各类文（诗、词、曲），第三学年为选科制，学生可以择其一二科精心研习，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这样就开启了“词”与“词史”分开的历史，前者重在作品的鉴赏与创作的指导，后者重在叙述词史之变迁及重要词派。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南北各省纷纷废除旧式学堂，创办新式大学，如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暨南大学，这些学校大都设有国文系或中文系，在教学体系上多是参照北京大学设置课程的。只是各大学会根据自身的师资情况，对课程的安排有适当的调整和更新，就词曲课程而言，则分别有“词及词史”（辅仁大学）、“词学及词选”（东北大学）、“词曲史”（东北大学）、“词学通论”（中央大学）、“唐宋词选”（中央大学）、“词学概论”（安徽大学）等不同称谓。

更重要的意义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传统词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使中国词学步入了现代化的正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发表，这一主张很快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积极响应，并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胡适“文学革命”对于传统词学变革的意义，是在王国维建设新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使中国词学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来了一次改头换面的大变革。

胡适为了进一步强化他的白话文学观，不但撰有《白话文学史》（1921），而且还编选有《词选》一书（1926），对吴文英及其追随者朱祖谋提出批评，认为“近年来的词人多中了梦窗的毒”，这时在南京的胡先骕、上海的龙榆生对胡适的说法分别予以强力的回击，批评胡适所论之虚妄及其以偏概全的缺陷。诚然，胡适在词学观念及研究方法上是存有偏颇的，但由他引领和倡导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也造就了一大批在新文化运动旗帜感召下的词学研究新人，结束了词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为“彊村派”学者所垄断的局面，使得1919年以后的词学研究队伍出现一支新兴的研究队伍——“胡适派”。这一派成员极为广泛，凡是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者皆属之，比较突出的有俞平伯、陈子展、吴文祺、胡云翼、陆侃如、冯沅君、柯敦伯、刘大杰等，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彊村派”，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的发展史，并把胡适编选的《词选》奉为现代“经典”。

“胡适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词学的现代生成，人们对于旧体诗词关注的重心也从创作转移到研究，“词学”的含义从此发生裂变——指的是对词的研究而不是用以指导创作。胡云翼认为，“词”的黄金时代主要在唐宋两朝，它在五百年前“便死了”，现代的作者已没有填词的必要了，但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却有特定的价值，这一视角的转变标志着现代意义上“新词学”的真正确立。词向来被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但在“胡适派”学者看来，词与旧体诗一样成为一种过去，它也与旧体诗一样是一种过去的文体样式，它与旧体诗之间就没有地位高下贵贱之分，这样词的地位在现代学者的视野里是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已经摆脱了传统学者千年不变的文学观——诗文为正宗，词、曲、小说为变体为“小道”、“末技”，而是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历史是进化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后代雄，词相对诗而言，它在宋代其实就是一种“新体诗”，是经过晚唐五代许多先驱者的努力“尝试”，逐渐衍变而成的一种有文学生命的“新体诗”。词是宋代的“新体诗”，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打破了诗词的文体界限，从文学本位的立场看待词，将人们的审美重心由词的音乐性转到词的文学性上。这一立场的转变，改变了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传统观念，以诗为词的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等得到“胡适派”的肯定，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他们对苏、辛豪放词派的肯定，在现代词学史上掀起了一股推苏尊辛的热潮，苏轼、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也在逐步抬高。而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同步进行的，“胡适派”学者在思想上倡言白话文学，崇扬苏、辛等的“诗人之词”，在研究方法上也对传统词学偏重词乐研究、词籍校勘、词学批评作了较大的调整。清末民初甚有影响的“四大词人”，由王鹏运发端，朱祖谋偏重词籍校勘，郑文焯偏重词乐研究，况周颐偏重词学批评，对传统词学进行全面的总结，集传统词学之大成。但他们的研究始终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们生活在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潮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代社会，却抱着封建遗老的旧思想，以保存国粹为己任，显示出他们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时代的不相适应性。“胡适派”学者则能顺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引进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对千年词史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总结。对传统学者热衷的词乐、词律、词韵研究，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对作家的生平、思想、作品的意境，词史的变迁抱有更大的热情，或热衷剖析作者的思想情感，或热衷分析作品的意境，这些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重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优长，也最便于他们对西方先进的观念和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他们对现代词学所作的最突出的贡献，亦即将旧词学转换为新词学。

为现代词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1924年以后，南京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它把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一时成为人才汇聚的中枢之地。这里的东南大学曾经是现代“学衡派”的大本营，改制后的中央大学更成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胡适以白话取代文言，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在创作上用白话作诗填词，在理论上批评清末词坛的尊梦窗之风，均持批评态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的国文教授，如王瀣、吴梅、黄侃、汪东、王易等，在文化理念上都是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讲授词曲课程的吴梅、汪东、王易等，不只是作简单的知识介绍，还有比较实际的创作指导，力图把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结合起来，这是东南大学在词学教学上与北京大学的最大差异。如果说北京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开了风气之先，那么把教学与创作相结合则是东南大学的主要特色。王季思在五十多年后还能回忆起吴梅指导他们创作的情形：“先生以同学们多数不会填词，为增加我们的练习机会和写作兴趣起见，在某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找我们到他的寓处去……随出一个题目，叫大家试作，他更从书架上拿下那万红友的《词律》、戈顺卿的《词韵》，给我们翻检。初学填词，困难是很多的，有了老师在旁边随时指点，随时改正，居然在三四个钟头里，各人都填成了一阕。”为了达到提高技能训练的效果，他们还指导学生成立词社，以雅集唱和的方式激发其诗词创作的兴趣。如1924年，东南大学学生在吴梅指导下成立了“潜社”，吴梅说：“潜社者，余自甲子、乙丑间偕东南大学诸生结社习词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然后散，至丁卯春，此社不废，刊有《潜社》一集，亦有可观处。”1932年秋，由中央大学五位女生组织发起成立“梅社”，她们是王嘉懿、曾昭燏、龙芷芬、沈祖棻、尉素秋等，后来，杭淑娟、徐品玉、张丕环、章伯璠、胡元度等亦相继入社，她们在创作上也得到了吴梅、汪东等的直接指导。“梅社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作东道主，指定地点，决定题目，上一次作品交卷，相互研究观摩，然后抄录起来，呈吴师批改。”因此，在二三十年代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充满着一种浓厚的创作旧体诗词的风气，这种切身的创作体验与感受，使得他们的研究更能接近诗词之本相。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非常自豪地谈到中央大学这一独特的教学风格。“记得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吴瞿庵先生的班中，同学都参加潜社，每周聚会作词一次，并且还出版了《潜社词刊》……这些又岂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能梦见的呢？我们可以说，研究诗的如会作诗，将有助于他对诗的了解。”

由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东南大学的词学研究彰显鲜明的特色，在现代词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拥有阵营最为齐全的词学教学和研究队伍。从师资来说，它队伍完备，实力雄厚，有曾在北京大学教授词曲的吴梅，有著名学者章太炎的学术传人汪东，还有后期进入东南大学的国学教授王易；从学术成就来讲，吴梅以《词学通论》闻名一时，汪东也有同名著作传世，王易在进入中央大学以前就有传世之作《词曲史》；他们治学各有专攻，吴梅以曲见长，汪东以词擅胜，王易则专治词曲史，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专长达到了知识互补的效果。第二，它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效对接，为现代词学研究培养了新生力量。因为吴梅、汪东对写作训练的重视，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技能，而且也培养了他们从事词曲研究的兴趣，此后，有一批学生将其学术志向放在词曲研究上。像唐圭璋在三四十年代开始致力于词学史料的辑佚校勘，先后编纂出版了《全宋词》《词话丛编》等史料丛刊；赵万里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国学院师事王国维，整理出版了被胡适称为治学方法最科学的《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三，重视对于词的体制探讨，对于词乐、词律、作法等尤为关注。他们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词学传统，并不是废弃，而是扬弃，是发扬光大，是试图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传统观念进行系统整理。如汪东的《词学通论》重在体制辨析，分原名、甄体、审律、辨韵、征式五节，大致总结了唐宋词以来形成的传统。吴梅的同类之作更趋完善，按体制与历史两个方面展开，在体制上谈到词的声韵、音律、作法，从历史角度论述了自唐五代到明清的代表词人，是第一部将音乐与文学结合得最好的通论之作。第四，学术演讲的开展，学术期刊的创办，加速并推进词学现代化进程。在各种词社诗社之外，东南大学的学生还成立了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等，定期邀请专家讲座，出版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有《国学丛刊》《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东南论衡》等，并刊发部分会员比如陆维钊、胡士莹、赵祥瑗的旧体诗词及研究论文等，彰显了传统文体在现代的生命活力，以及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到20世纪30年代朱祖谋去世后，南北词坛基本上形成新旧对立的格局。在北方，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以新派（现代派）学者为主，比如清华大学的俞平伯、燕京大学的顾随、北京大学的赵万里；在南方以上海、南京、武汉为中心，以旧派（传统派）学者为主，比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暨南大学的龙榆生，之江大学的夏承焘，武汉大学的刘永济。北方受王国维、胡适影响较大，南方与朱祖谋、况周颐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词学研究都表现出一种融汇古今、走向现代的新趋向和新气象。亦即，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有效建设，中国词学的现代格局基本奠定，词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现代“文学教育”的课程体系。1934年，龙榆生正式提出了现代词学“八科”之说，标志着现代词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三 现代词学的研究价值、路径及方法

关于现代词学的时间界线，其范围是从1908年到1949年，约40年的时间。之所以以1908年为起点，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为起点的。1949年是政治的分水岭，也是学术的分水岭。这40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40年，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既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也是对现代学术的建构，今天所认同的一些学术传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的，现在所谈的词学传统也主要创建在这个时期。

说起现代词学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联结点。正如上文所说，传统词学到了清末已有集大成之势，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的词学都有这种倾向，是对清代以来浙西派、常州派的集大成，是对自明代以来婉约与豪放之争的集大成，一千年来的词学传统到了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综合。他们虽各有偏嗜却并不抱残守缺，而是积极吸纳诸家之所长，并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和理论主张。他们还特别注意传统的传授，王鹏运先后邀朱祖谋、况周颐加入咫村词社就是这种表现，而现代词坛的薪火也是由朱祖谋、况周颐点燃的，朱祖谋对吴梅、陈洵、龙榆生、夏承焘、杨铁夫、叶恭绰有影响，已无疑义，其实况周颐对现代词学亦影响深远，夏敬观、赵尊岳、刘永济、陈运彰都直接或间接师事于况周颐，也就是说他们培养了传统词学的“传人”，也播撒了现代词学的“种子”。施议对先生曾把二十世纪词学队伍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是清末四大家，第二代是陈洵、吴梅、夏敬观、刘永济、叶恭绰、陈匪石等，第三代则是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龙榆生、詹安泰、李冰若等。而第二或三代传人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词学的开创者，他们奉献给学界的重要成果，如《词学通论》《唐宋词人年谱》《全宋词》《明词汇刊》《词学研究》等，成为现代词学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有继承更有发展，所谓继承就是尊重古代的词学传统，所谓发展就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传统，使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让传统在现代依然能焕发出熠熠光芒，像吴梅、王易、龙榆生、刘永济等人的研究都具有这一特色，亦即传统与现代在他们那里实现了有效对接。他们从文献整理、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现代研究方法的开拓等方面，基本规划了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要手段，如果没有他们创建的现代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词学研究，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内容，大体上是对吴梅、刘永济、胡云翼、夏承焘、唐圭璋的继承，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一些局部的调整，但总体上还未能溢出他们所规划的范围和所使用的方法。

说起现代词学的重要，还因为它依然沾溉着我们今天这些从事词学研究的学术新人，他们的著作已成为我们从事词学研究的入门指南，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在现代词学的基础上展开的。从文献整理角度看，像张璋、黄畲编的《全唐五代词》、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都利用了林大椿在30年代汇辑而成的《唐五代词》，唐圭璋编、王仲闻审订《全宋词》也是在4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张璋、饶宗颐编纂《全明词》更是充分利用了赵尊岳明词整理的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赵尊岳一直有编纂《全明词》的设想，但因条件的限制未能付诸行动，后来，他把自己多年搜集所得交给了饶宗颐，这成为《全明词》编纂的最初基础。虽然《全清词》的编纂是重新启灶，但叶恭绰的《全清词钞》也为它的编纂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学科规划看，我们对词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相关的思考，也是对现代词学有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有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有以填词为词学的，有以治词为词学的，前者指向创作，后者指向研究，何取何舍？龙榆生在1934年撰写《词学研究之商榷》一文指出，应该严格区别“填词”与“治词”，提出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八项内容：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这一构想是在传统基础上适应新时代需要而提出来的，“算是把旧学与新学、基础与上层都兼顾到了”。后来，在20世纪下半叶，也有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唐圭璋（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吴熊和（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籍、词乐）、刘扬忠（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的声情、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学典籍目录、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的有关词学设想，也都是以龙榆生的构想为基础来建构学科体系的。从研究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还原（以史料考据为主）与现代阐释（以理论阐释为主）两个方向，历史还原就是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用传统朴学的方法，对一些文学史现象做忠实而客观的还原工作；所谓现代阐释就是运用先进的西方理论对中国词史进行新的建构。这两种路数也正是由现代词学研究所开创的，属于前者如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唐圭璋的《全宋词》，属于后者有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我们今天无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何创新，基本不出上述两个方面。

然而，现代词学的重要不仅仅在于它承上启下，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有别于旧词学的“新词学”。所谓“旧词学”，是以创作为基本方向，以传统诗教为创作原则，以源流体制为研究内容，以词话词籍评点为主要研究手段。而“新词学”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大大地突破了“旧词学”的理论格局。对此，刘扬忠先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说：

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方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如果说“清末四大家”尚属旧词学，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便是“新词学”了，有人提出现代词学研究队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前者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后者以俞平伯、胡云翼、冯沅君为代表。这样的提法有其合理性，其实这两派都应该属于“新词学”，只是在研究立场上，有的强调要从传统出发，有的主张要顺应时代发展，把他们称为现代词学的两个学术流派是可以的。曾大兴先生的提法值得借鉴，他认为在20世纪词学界存在两个学术流派——“南派”和“北派”，在词学渊源、词学思想、治词路子、研究方法上有较大差异。但它们都是在新时代运用现代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已不再以旧时代的诗教观为指导原则，而是以真情纯美的新观念看待词史，在研究方法上也以科学的实证法为努力的方向，它们的研究都应该属于新词学，都盖上了鲜明的“现代”印戳。

关于现代词学的研究现状，已有学者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清理，大致说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涉及现代词学的内涵、范畴、分期等问题，微观方面主要是讨论著名词学家的学术成就。这些研究对于推动现代词学研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即大多以词学家为切入点，重点分析王国维、吴梅、胡适、梁启超、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大家的思想观念，这样固然能梳理相关线索，彰观现代词学的某些特色，但现代词学毕竟不同于传统词学，它的研究资料极为丰富，只以大家名家带动历史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静态性的研究也不能反映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是可以根据实际作一些新的探索？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探索，我认为可从大家、家族、教育、社团、学术等方面找到现代词学研究的一些“增长点”。第一，对于“大家”的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视角转换，从他们对现代词学的影响入手，讨论他们为现代词坛贡献了哪些新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于现代词学建设所发生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大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新颖，他们的方法有多么科学，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他们对于历史的贡献，是中国词学在他们的手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比如朱祖谋的意义在于他作为民初词坛领袖，培养了一批词学研究新人（南派），王国维的意义在于他引进西方的学术理念对传统词学进行了实质性“改造”，胡适的意义则在他把传统词学的改造作为一种学术事业来对待，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胡适派”（北派）。第二，从家族的角度观察词学的现代转型，也是过去研究所忽略的，笔者尝试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世家的个案分析，希望能找到一些传统研究所未能发现的“节点”。众所周知，晚清民初处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但文化的传衍并没有随着政治的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相反，一些在晚清时期成熟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家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人们过去注意到义宁陈氏对于现代学术建设的重大影响，无锡钱氏对于现代诗学建设的突出贡献，其实文化世家对现代词学的发展也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像德清俞氏和新会梁氏就是这样典型的文化望族，即使是江山刘氏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也功不可没。第三，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学府成了现代学术的发源地，现代词学也在这里生根发芽起来。实事求是地说，高等学校是现代学术的输出站，也是现代学者的活动空间：一方面他们把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在师生互动中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并将其研究心得迅速转化为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民国大学良好的育人环境，包括生活待遇的优裕，时间相对自由和闲适，有利于他们自由的思考和思想的交流。这里还是文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雅集唱和成为他们最佳的交流方式，因此，在南京中央大学有师生之间的“潜社”唱和，也有校内师生与校外文人之间的“如社”互动。还有一点，大学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镇，设置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创办学术期刊，对推进学术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现代词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就是由这些高校的师生撰写并发表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这不但营造了高等学府学术研究的氛围，也培养了一大批词学研究新人。第四，在高等学府之外，文社包括诗社或词社是现代词学生产的另一所在，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场域”。在近现代最有影响的文社是南社，它活动时间长，入社成员多，在清末民初之际对于现代词学的发生产生过一定影响。过去，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般性文社看待，其实，因为其成员的复杂性，也影响到现代词学的发展方向，从时间上看它是介于清末“彊村派”与民初“胡适派”之间的一个文学社团。据统计，现代词社有二十余家，本书将从宏观的角度着重考察现代词社发展的脉络，分析其审美倾向的变化，探讨其活动内容和理论主张，把它作为一种词坛现象，考察它对于现代词学所作的贡献。另外，作为晚清最重要的词派——常州派，对于现代词学有哪些影响，过去关注不多，本书拟对其思想在现代的传衍情况作一系统梳理，试图说明传统观念在现代的传衍及其生命活力。第五，现代词学的进步是与现代学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学术到了清末民初之际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何优何劣？遽难论定，但外来学术对传统学术的冲击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学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应对外来学术？通过考察现代学术史，发现现代学术大师们通过创造性转换，将传统与现代对接，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现代学术的体系性和思辨性的养分，将传统进行现代转换；另一方面，在乾嘉朴学的基础上推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朴学”，将从乾嘉学者那里而来的音韵、训诂、校勘方法，与自西方舶来的实证方法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具有精密而纯粹之特色的新型学术——考证学。

通过以上描述，对现代词学相关问题或许有一些新的印象，由此对过去相关研究展开反思。《中国词学史》、《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等研究著作，涉及现代词学的部分内容，这些著作大多是以评传的方式对一些著名词学家思想观点的归纳和总结。这样的研究路数或者说切入点，未能全面反映现代词学研究的丰富多样性，也忽略了现代学术研究所重视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从1908年至1949年的四十年是中国词学向现代转型的四十年，新旧并存与现代转型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总体趋向。在现代，已不是一两个大家一统学术界的格局，而是由众多学者围绕相同的议题展开讨论并推进学术进步的新时代。“学术转型”这一核心话题是本书重点关注的。何谓学术转型？它是指在外在因素的推动下，由一种旧有研究范型向新兴研究范型的转变，包括研究主体的学术理念、研究对象的内容以及研究过程中所使用方法的变化等。但过去的相关研究关注的中心是“是什么”，而笔者将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为什么”上，将现代词学家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分析，探讨现代词学是如何转型的及其转型的路径，它是一种过程研究，或曰动态研究，使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词学转型的内在动因。这样的研究内容和路向，也决定本书不能完全袭用“以大家带动历史”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方法有它先天的局限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笔者希望通过第一手材料的梳理，找到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与转型的内在理路。过去以大家名家代表时代的思维模式，对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存在认识和思维的缺失，所以，对于现代词学，在史料的搜集与分析上必须重新认识。

第一，历史与细节。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现代词学，是一种过去的学术，“过去”就是曾经的“现在”，是一种鲜活生动的历史存在。“鲜活”，就是由许多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细节组成，作为历史研究者，其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鲜活”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以追求细节的真实为目标，有了细节才能还原历史说明真相，这也是当前史学界所倡导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方法。我始终坚信，历史不只是名家的简单相串，特殊性不能取代一般性，一般性就是“鲜活”的生活真实，所以，一定要回到历史的场景里去观看当时人的活动，不能因为史料的少于记载，就忽略了历史的一般性。的确，大家名家是一个时期思想的“标志”，却不能涵盖一切，历史的进步体现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上，一定要摒弃以名家研究取代历史的做法。如何再现一般性，再现细节的真实？我想最有效的办法是大量的接触原始材料，广泛的材料阅读会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场景中，看到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比如在30年代的上海，有一场由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的讨论，这一场讨论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有关讨论的继续，在传统的诗歌、戏剧革命之外，对于词的形式与内容进行的革命，其参与的人物有余慕陶、褚问鹃、陈钟凡、龙榆生、柳亚子、郑振铎、董每戡等，只是因为鲁迅对曾今可有批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这次讨论略而不谈，但它在当时却是在词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史料与理论。当前，人们的研究有些过于迷信理论，认为只有新理论才会有新的学术观点。其实，史料对于理论而言它的价值具有恒久性，我觉得，对于文学史学科而言，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的建设上，还不如脚踏实地在史料的搜集上多花些时间，新史料的发现会让我们改变偏见。比如对20世纪之初的词学，人们过去关注较多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这些新派人物，却忽略了一个紧承“清末四大家”而来的南社文人群体，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亦不逊色于上述新派理论家，而且他们把清末词学与民初词学之间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了。在过去，因为过多地关注大家名家，对于其他一些学者往往视而不见，如果能注意到大家名家之外的学者和词人，在数据的关注度上侧重于一些非大家非名家，会发现现代词学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也是一个众人添火的工作。我在现代词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许多学者和著述，比如王蕴章的《词学》、孙人和的“续修四库词籍提要”、徐兴业的《清词研究》、《清代词学批评家述评》、夏仁虎的《枝巢四述》“论词”等。我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就是新观点的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讲究以材料说话，就是这层意思。现在大家觉得理论具有创新性，其实，史料的发现与理论的创新并不矛盾，理论的言说需要史料的支撑，史料能比较准确地说明观点。比如，过去总以为胡适对旧文学是否定的，但通过读《胡适日记》，发现胡适理论的立足点是白话文学，支撑他这一理论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文学史，他是建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认识基础上，他把乐府、词曲、小说都看作是白话文学，词曲在他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但编有《词选》一书，还在《国语文学史》中对宋词给予较高的评价，作为文学史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胡适日记》的通读，怎么能正确理解胡适表述上的矛盾性呢？还有俞平伯，过去一直把他作为现代新诗的代表，他是五四时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员，但通过了解他的家学渊源，了解他接受教育的背景，才知道俞平伯为什么会走上词学研究之路，原来他的曾祖、他的父亲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词人，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又受到黄侃的影响，正因为他有过比较成功的填词经历，还在清华大学教授过词学，并先后推出《清真词释》《读词偶得》《词课示例》等著作，才使他的词学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传统底色。

第三，知识与思想。对于史料的重视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基础，却不是目的，所以，开展现代词学研究，是要通过它来展现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特别是我们对于前人已有认识的超越和进步。但是，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唯知识论的倾向，某些著述存在着严重的史料堆积的毛病，只是满足于对“知识”的掌握，忽视了“知识”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以“思想”的创新为其价值体现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只是人类“思想”进步的一个阶梯而已。可是，有些人却主张回到乾嘉时代，试图以知识取代思想，“由考覈以通乎性与天道”，这实际上是试图以知识吞并思想，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识优先的理念，结果是将他们的全部精力耗费在史料的搜集上。其实，知识与思想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有不同的品性，知识的特点在它的正确性和恒定性，人们对知识的了解在求博求实求稳，对知识的掌握主要靠的是主体的记忆力；相反，思想的特点在它的新颖性和时代性，人们对思想的要求在求深求专求新，对新思想的探求主要依赖的是主体的辨识力和创造力。作为社会生存的手段，知识是人类必需的，但推动人类进步的却是思想的创新，人类的天性亦在它的不断求新，在思想的创新过程中促进了自身的进化，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对新思想的探求是人类的最根本性特征。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亦在创新，对于现代词学的研究也是这样。在已有史料清理基础上，适当进行理论分析，提炼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展示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认识水平的深度和广度，使我们的研究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思想标记。

总之，从基本史料出发，我认为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广阔，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矿藏丰富且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

1. 对于彊村派的提法，参见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前言”，但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一般以“清末四大家”或“晚清四大词人”称之，参见孙克强《清代词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版），我认为如果把它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研究群体相对比，称之为“彊村派”，亦未尝不可。
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3. 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27页。
4.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同声月刊》第1卷第10号（1941年9月）。
5. 浙派是浙西派在清代中后期的称谓，浙西派名自《浙西六家词》，清代中叶以后，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吴中、扬州、两浙皆有其传人，谈清代中后期的“浙派”，一般泛称宗法南宋、尊奉姜张的词人。
6.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尹志腾校，《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07页。
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十，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747页。
8.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9. 赵尊岳：《蕙风词史》，龙榆生编《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34年4月）。
10. 蔡嵩云：《柯亭词话》，《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914页。
11. 郑文焯：《与朱祖谋书》，《词学》第七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12. 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刘梦芙编《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92页。
13. 蔡嵩云：《柯亭词话》，《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908页。
14.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15. 参见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 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17. 柳亚子：《与高天梅书》，郭长海、金菊贞编《柳亚子文集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8.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57页。
19. 胡适：《词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20. 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1.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2.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23.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
24.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5.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26. 刘伯明：《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衡》第3期（1922年），第1—7页。
27. 吴宓：《欧洲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与吾国人应有之觉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期，1928年1月16日。
28.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
29. 参见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第二章、第三章的有关论述。
30. 李康化说：“报刊业是南社成员主要从事的职业，有记载的南社成员大多数曾涉足或立足这一行业，或主办报刊，或任报刊的主编、编辑。”（载《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136页。）
31.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32. 查紫阳：《清末民初的词社与词风》，《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3. 龙榆生：《最近二十五年之歌坛概况》，《龙榆生全集》第三卷“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34. 胡适：《词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5. 王季思：《忆潜社》，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6. 吴梅：《吴梅全集》（日记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37. 尉素秋：《词林旧侣》，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 周法高：《汉学论集》，台湾精华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39. 施议对：《方笔与圆笔——刘永济与中国当代词学》，《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1期。
40. 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41.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42. 曾大兴：《二十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素描》，《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
43. 傅宇斌：《现代词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1期。
44. 倪春军：《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