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家经典的魅力与影响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变，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锁的大门，从西方舶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潮水般大量涌入。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刺激下，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开始发生裂变，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更是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走向。就是在这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救亡图存为使命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学者、文人、教授。

清末民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俞樾、章太炎、黄侃、王国维、梁启超、沈曾植，到胡适、鲁迅、傅斯年、顾颉刚、吴宓、柳诒征、陈寅恪，等等，人人声名显赫，家家学贯中西，他们是一个时代思想的旗帜，也是一个时期学术的象征。在词学界也曾经涌现过这样的一些“风云人物”，像“清末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民国四大词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现代词学四大家”（胡云翼、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澳门学者施议对先生曾提出清末民初有三代词学传人，在他所说的这三代“词学传人”中，朱祖谋、王国维、胡适、吴梅、夏敬观、龙榆生无疑影响现代词学发展走向的关键性人物。朱祖谋、胡适分别开创有现代词学的两大学派——“彊村派”（南派）、“胡适派”（北派），王国维是将传统词学进行现代转换的第一人，夏敬观是继朱祖谋之后即1931年至1949年南北词坛的领袖，吴梅在现代词学史上地位的确立，则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培养了一批词学传人（像任二北、唐圭璋、卢前等），而龙榆生不但是朱祖谋的衣钵传人，毕生从事词学研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把当时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凝集起来，共同推进中国词学的“现代化”和“学科化”。

这里选取朱祖谋、王国维、胡适为讨论个案，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朱祖谋代表着清末民初词学对传统词学的集大成，他把吴中词派的重声律和常州词派的重立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跨常迈浙、集南北两宋之大成的意义。然而，朱祖谋对于现代词学的意义，更在于他在现代词坛巨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号召力，他曾主持过“舂音词社”和“清词钞编纂处”，还有意培养词学传人，现代词坛许多名家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和指授。如果说朱祖谋对于传统词学而言是“守成”，王国维和胡适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是“开新”，开创了词学研究的新时代。王国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以一种外在散漫而内在逻辑谨严的言说方式，对传统词学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胡适则把王国维的“无声”革命转化为一场有声有色的“战争”，并在现代词坛掀起了一场力在改变传统的“革命”，他提出的白话文学史观、词史发展三段论以及对豪放的推崇和对婉约的贬抑，在现代词坛造成了一股掀天的巨澜，使得中国词学在变革传统的道路上走向了现代。在这一章，我们并不把他们的词学观念作为问题讨论的核心，而是把他们在现代词坛的影响作为问题研究的中心，揭示他们在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现代词学史上的重要性及示范性。

第一节 朱祖谋与现代词坛“尊梦窗”

在晚清词坛，其声名最著者，为“清末四大词人”。“洎王、朱、郑、况四家比肩崛起，词学益盛。朱、况二老，晚岁尤严四声，词之格律，遂有定程。七百年之队响，至是绝而复续，岂不伟哉！”“清末四大词人”，以王鹏运年最长，进入词坛亦最早，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三人，与王氏或为师友，或为同僚，或为同乡，在学习填词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得到过王氏的指授，王氏去世亦即1905年之前，他当为“四大词人”之首。然而，自王氏在扬州病殁后，从1905年到1931年，朱祖谋则毫无疑问是清末民初词坛的关键性人物，或称其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词坛之殿军”，或谓其“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过去比较多地注重其承前的历史地位，往往忽略了其启后的历史作用，即对于现代词学而言他的影响，他对现代词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正如曾大兴所说“二十八年词坛领袖”。

一 清末民初的词坛领袖

朱祖谋是1896年开始学为词的，引导其走上填词之路的是王鹏运。他说：“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王幼霞给事时举词社，强邀同作。”这个词社名叫“咫村词社”，其时王鹏运在京师，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寓居校场头条胡同万青藜宅旁，参加社集的有张仲炘、王以慜、华辉、黄桂清、夏孙桐、易顺鼎、郑文焯、朱祖谋等。朱祖谋与王鹏运本是旧识，光绪三年（1877）在开封已结交，但他们在填词上的遇合是在丙申（1896）之后的事。这一年，朱祖谋丁母忧，服阕还京，为侍读学士。“半塘官给谏时，言官有一聚会在嵩云庵，专为刺探风闻而设，半塘亦拉古丈入会。会友多谈词者，古丈见猎心喜，亦试填小令数阕，半塘见之，以为可学，嘱专看宋词，勿看本朝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鹏运举为“咫村词社”，朱祖谋亦被邀入社。次年，王鹏运又约其共校梦窗词，语以源流正变之故，同时还举办了“校梦龛词社”，参加者有张次珊、裴韵珊、王梦湘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朱祖谋移居王鹏运之四印斋，他们和刘福姚一起“每夕拈短调，各赋词一两阕，以自陶写”，后辑为《庚子秋词》二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两人先后出京，一年后再遇于沪上，王鹏运将《半塘定稿》交由彊村删订。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王鹏运病逝于苏州，时任广东学政的朱祖谋，在广州为其刻印了《半塘定稿》。

在王鹏运去世后，朱祖谋成了清末民初的词坛领袖。1905年，他以修墓为名，辞去广东学政，先是暂居沪上，次年起受江苏巡抚程德全之聘，出任江苏法政学堂监督，并正式定居苏州“听枫园”。其时，郑文焯正居住在苏州孝义坊“通德里”，朱祖谋的“听枫园”即郑氏为其所选定。“郑氏与朱氏同住苏州，朝夕过从，谈词不倦，即偶然小别，亦书札往还，论词无虚日。”同时，朱祖谋在上海亦有住所，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6年8—12月，朱祖谋几乎都是在上海活动，从1912年起移居至沪上德裕里，在晚年更是以上海为其主要活动中心。从1911年起，况周颐亦正式定居上海，先居梅福里，后迁东有恒路。“时朱彊村侍郎即居德裕里，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得之。”应该说，“晚清三大词人”齐聚苏沪，是清末词坛的一大盛事。然而，很不幸的是，在1904年的时候，况周颐与郑文焯交恶，事情的起因是况周颐在这一年结集的《玉梅词》。这是况周颐为怀念其妾桐娟而作的一部词集，王鹏运谓“是词淫艳不可刻也”，郑文焯更是称“其言浸不可闻”。郑氏的批评引起了况周颐极大的反感和不满，他在《玉梅词后序》中极诋郑文焯，称其为“某名士老于苏州者”，又在《二云词序》中指斥其《玉梅词》“涉淫艳”者实乃“伧父”。赵尊岳《蕙风词史》云：“《玉梅后词》成，叔问尝窃议之。先生大不悦，其于词跋有云，为伧父所诃，盖指叔问。”曾大兴先生分析说，郑、朱、况三人当中，只有朱祖谋两边都说得上话，所谓“周旋于郑、况诸子间，折衷至当”，所以，郑、况两人都十分亲近和追捧他，于是他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大，稳稳当当地做了王鹏运之后的词坛领袖，一直做到1931年12月30日去世为止。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和天津成了当时士大夫流寓避处之地。上海因是各国租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思想开放，生活也相对优裕，因而在辛亥革命后成为许多逊清遗老“流寓”的首选城市。一时间来到这里避处的有沈曾植、冯煦、赵熙、梁鼎芬、樊增祥、陈三立、李瑞清等，他们在这里优游以处，诗酒酬和，借以抒其故国旧君之感。王国维说：

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于是趋海滨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贤，亦往往而在。……夫入非桑梓之地，出非游宦之所，内则无父老子弟谈宴之乐，外则无名山大川奇伟之观，惟友朋文字之往复，差便于居乡。当春秋佳日，命俦啸侣，促坐分笺，一握为笑，伤时怨生，追往悲来之意，往往见于言表。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有许多由逊清遗老组织的诗社，如淞社系由刘承干、周庆云主持，重要成员有缪荃孙、吴庆坻、徐珂、王国维、张尔田、潘飞声、郑文焯等；超社、逸社则系沈曾植发起成立，参加者有冯煦、樊增祥、梁鼎芬、吴庆坻、朱祖谋、杨锺羲等。由这些诗社所组织的社集或唱和活动，都公推朱祖谋为社长，朱祖谋自然成为他们公认的词坛领袖。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浓厚保守倾向的“逊清遗老”，反被许多拥有强烈排满之思想的南社词人尊为词学“导师”。如姚锡钧说：“余不谙倚声，某年谒朱彊村先生，间语及之，而苦其律度。先生曰：词之功，不徒事此也。先生以严治声律，宗主坛坫，顾其言如此。盖审乎初学畏难，将望而却步，用诱而过之，匪独善易者不言易而已。”1915年2月，庞树柏、王蕴章、陈匪石等，在上海组织发起“舂音词社”，便一致推举朱祖谋为社长。“第一集集于古渝轩，入社者有杭县徐仲可、通州白中垒、吴县吴癯安、南浔周梦坡、吴江叶楚伧诸人。酒酣，各以命题请。古微先生笑曰：‘去年见况夔生与仲可有游日人六三园赏樱花唱和之词，去年之樱花堪赏，今年之樱花何如？即以此为题，调限《花犯》可乎？’时中日交涉正亟也，众皆称善。……第二集檗子所得河东君妆镜拓本命题，调限《眉妩》。第三集梦坡值社，假座于双清别墅，携旧藏宋徽宗琴，为鼓一再行，即拈《风入松》调，属同人共赋。名园雅集，裙屧风流。傍晚同游周氏学圃，复止于梦坡之晨风庐，尽竟日之欢而别。翌日，梦坡首赋七律一章纪之。同社诸子，各有和作，亦词社中一段佳话也。”

朱祖谋不仅对民初遗民及南社词人有影响，就是对年轻的现代词人亦时时提携，像吴梅、叶恭绰、杨铁夫、刘永济、夏承焘、龙榆生等都曾得到过朱祖谋的直接指授。1910年，吴梅开始与朱祖谋结识，“时朱古微、郑叔问诸先生客吴下，先生过从甚密。其《读近人词集》第四首，盖为先生作也”。吴梅亦自述云：“是年访古微丈于听枫园，庭菊盛开，倚此就教，过承奖掖，良用惭奋。”1927年，杨铁夫到上海拜会朱祖谋，“呈所作，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勖”，“归而读之，如入迷楼，如航断港，茫无所得，质诸师；师曰‘再读之’。又一年，似稍有悟矣，又质诸师；师曰：‘似矣，犹未是也，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1929年，叶恭绰倡议成立《清词钞》编纂处，并推定朱祖谋为总纂，同时广约南北专家，分主选政，兼及海内藏家所有清人词集，并由叶恭绰汇送到朱祖谋处由其鉴定。叶恭绰后来追述说：“其始同人分任初选，而余任复选，而终决于朱先生。朱先生一一为之审择，且有增益。”还有夏承焘、刘永济，前者与朱祖谋“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后者早年在沪上游历时曾拜况周颐为师，并与朱祖谋有所接触，朱氏曾赞其所作“能用方笔”。至于龙榆生，更是被朱祖谋视作衣钵传人，临终前还把自己的“校词双砚”和未刊词稿交给了他，龙榆生后来毕生从事词学研究，不能不说是有“词学传人”这个精神动力在作支撑的。“朱氏平生对后辈辛勤之教诲，期望之殷切，使人感奋兴起，努力不懈，因以推动词学之发展。”

二 现代词坛的“梦窗热”

朱祖谋对现代词坛最大的影响，是掀起了一股推尊梦窗的热潮。吴文英在南宋词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与姜夔一起分别开以“疏”、“密”两派，诚如张祥龄所说：“词至白石，疏宕极矣，梦窗辈起以密丽争之；至梦窗而密丽又尽矣，白云以疏宕争之。”但是，其用词富丽、章法繁复、好用僻典也招来张炎的非议，称其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元明时期，词学中衰，梦窗亦湮没不闻，到清代，词学走向“中兴”，梦窗逐渐受人关注，如浙派，或称“梦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李良年语），或谓“梦窗词以绵丽为尚，笔意幽邃，与周美成、姜尧章并为词学之正宗”（杜文澜语）。到常州派周济，更把吴文英作为由南转北的关键性词人，与王沂孙、辛弃疾、周邦彦一起成为“领袖一代”的四大家，但把吴文英推上词史顶峰之位的是王鹏运和朱祖谋。王鹏运谓：“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朱祖谋说：“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学，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不但如此，朱祖谋还通过校勘梦窗四稿和编选《宋词三百首》来达到抬高吴文英的目的，他一生四校《梦窗词》，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先生复萃精力于此，再三覆校，勒为定本，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针。”由他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宋词选本，据王兆鹏先生考证，朱祖谋对《宋词三百首》的选目作过三次删增改动，现在一般多以1924年刊刻的《宋词三百首》为原刻本，在这部选本里，入选量超过10首的是吴文英（25首）、周邦彦（22首）、姜夔（17首）、晏几道（15首）、柳永（13首）、辛弃疾（12首）、贺铸（11首）、晏殊（10首）、苏轼（10首），其中以吴文英之作所选为最多，这说明朱祖谋之取向就在吴文英的“幽邃密丽”。而他自己的创作也是以追攀梦窗为旨归，吴梅说：“先生得半塘翁词学，平生所诣，接步梦窗。”胡先骕说：“盖梦窗胸襟自有过人处，非枉抛心力作词人者比，而百世下，但知其琢句之工，但知学其面目，故终碌碌。独彊村侍郎为能知之，为能学之，得其潜气内转之秘，而尽去其饾饤滞晦之知，遂为一世宗工矣！”

由于朱祖谋特有的领袖地位，他的审美偏嗜自然要影响到他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首先是“舂音词社”的社友，如庞树柏、成舍我、闻宥、陈匪石、王蕴章、叶中泠等，在《南社》所刊社友词选里便载有他们步和梦窗韵的作品，如叶中泠《点绛唇》（原用梦窗韵）、《燕归梁》（用忍庵韵梦窗体）、《莺啼序》（寒雨夜游石城，向夕微霁，用梦窗韵），庞树柏《莺啼序》（壬子三月，劫后过吴阊，感赋步梦窗韵）、《霜腴花》（秋晚泛棹枫桥和梦窗自度曲韵）、《西子妆》（西湖春泛，和梦窗韵）、《生查子》（过秋社偶题，用梦窗秋社韵）、《霜叶飞》（挽沈职公母夫人赵节孝，用梦窗韵），黄人《霜腴花》（重过安定君宅，和梦窗自度曲韵）（4首），陈匪石《水龙吟》（蛇莓山公园中峭壁悬瀑，潴为清池，全屿自来水源也，用梦窗惠山酌泉韵）、《瑞龙吟》（用梦窗韵与中泠中垒联句）、《倦寻芳》（甲寅元夕，和梦窗韵）、《水龙吟》（寿汪符生丈六十，用梦窗寿梅津韵），吴梅《霜腴花》（步梦窗韵）等。他们对梦窗词亦予以较高评价，成舍我初学词有“风定庭红叶纤愁”之句，有誉之者谓“此可以抗手梦窗也”，他的回答是：“梦窗恐无此笨句，要惟笨人有之耳。”大约是自忖自己学梦窗而未能至也，他认为梦窗之长即在“涩”之一字，“涩即棘练之简称，而梦窗则专以棘练见长者也”，如“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断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等句，“皆想入非非，非率尔操觚者所能做到”。自张炎以来，词坛一直存在着尊白石抑梦窗的倾向，到清代浙派崛起这一倾向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在陈匪石看来，世人所谓梦窗病之“涩”，是对梦窗词的一种极大误解：“盖涩由气滞，梦窗之气深入骨里，弥满行间，沉着而不浮，凝聚而不散，深厚而不浅薄，绝无丝毫滞相。”比较而言，白石与梦窗皆善练气，但白石之练气在字句之外，人易见之，而梦窗之气潜气内转，伏于字句中，人不得而见之也。“此所以知白石者较多，知梦窗者较少。”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闻野鹤，他说，世人之尊白石“清空”而抑梦窗“质实”，实质上是以面目相判，而非探本之论也。“石帚天分孤高，洞晓声律，其学自宜迈人。所谓清空者，犹不过其面目耳。若梦窗则作词浑厚，遣辞周密，若天孙锦裳，异光曜日，无丝缕俗韵，特学者每以蕴意深邃为憾，于是有以凝滞诮之者矣。要之皆非本也。”

在当时，推尊梦窗之最力者有陈洵和杨铁夫。早在1917年，朱祖谋已有《梦窗词集小笺》之举，大体上依查为仁、厉鹗《绝妙好词笺》之体例，但是这一笺本存在“略而不详”之弊，陈洵和杨铁夫则在朱氏笺本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陈洵（1870—1942），字述叔，号海绡，广东新会人。他自述年三十始学而为词，读《宋四家词选》而服膺周济之主张，后在创作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由周希吴”的治词路径。陈洵本是僻处岭南的一介儒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朱祖谋读到他的几首词，认为其词深得梦窗之骨格风神，于是致书索取词稿并手选百余首为之刊刻，还向中山大学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推荐陈洵出任词学教授。他与朱祖谋的结缘实乃同宗梦窗而起，正如龙榆生所说：“彊村、海绡两先生之同主梦窗，纯以宗趣相同，遂心赏神交，契若针介也。”朱祖谋曾手批《沧海遗音》本《海绡词》曰：“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又致信陈洵称：“公学梦窗，可称得髓，胜处在神骨俱静，非躁心人所能窥见万一者，此事固关性分尔。”正是在朱祖谋的鼓励和促成下，陈洵开始谋划撰写《海绡说词》，以示其“推演周、吴”之旨。《海绡说词》分“通论”、“宋吴文英梦窗词”、“宋周邦彦片玉词”、“宋辛弃疾稼轩词”四部分，在“通论”部分，他提出“贵留”之论，“词笔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并指出两宋词人中唯梦窗最合“贵留”这一点，高明者看梦窗当看其“贵留”之处：“以涩求梦窗，不如以留求梦窗。见为涩者，以用事下语处求之；见为留者，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以涩求梦窗，即免于晦，亦不过极意研练丽密止矣，是学梦窗，适得草窗。以留求梦窗，则穷高极深，一步一境。沈伯时谓梦窗深得清真之妙，盖于此得之。”一部《海绡说词》实际上就是其深研苦习梦窗词的独到心得，因此，在“宋吴文英梦窗词”部分，他不惜笔墨详尽地解说梦窗词的篇章结构、运笔用意、离合顺逆、潜气内转等“内质之美”，这实际上是在理论上提升了梦窗词的学术内涵和审美意蕴。龙榆生还提到陈洵在中山大学讲论词学，“专主清真、梦窗，分析不厌其详”，“其聪颖特殊子弟，能领悟而以填词自见者，颇不乏人”。

杨铁夫（1869—1943），名玉衔，字懿生，号铁夫，以号行，广东香山人。他学词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任教香岛（香港）期间，而他与朱祖谋的遇合则是在十年后（1932）旅居上海时期。“铁夫旋居上海，常出入于中山同乡小榄人甘翰臣先生之别业‘非园’。时至非园客有朱彊村、王病山、陈伯严、曾农髯诸叟，皆当代诗词大家。铁夫为朱先生在粤督学时所取之士也，复师事之，屡呈所作，多得奖勉，示意多读《梦窗词》。”在朱祖谋的指点下，并得陈洵《海绡说词》之启发，他渐以领悟到梦窗之家法。“于是所谓顺逆、提顿、转折诸法，触处逢源，知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而玉田‘七宝楼台’之说，真矮人观剧矣。”其笺释之作屡刊屡改，一稿笺词168首，二稿笺词204首，三稿则笺全集（340首）：“盖梦窗之精华毕萃于此，余对梦窗之心得亦抉发无遗矣。”夏承焘为之评曰：“钩稽愈广，用思益密，往往于辞义之外，得其悬解”，其笺释辞义，或据史书，或依地志，“凡此皆互证旁通，使原词精蕴，挹之愈出，较彊村之笺，为尤进矣。”钱仲联亦有言：“笺诗难，笺词尤难，笺梦窗之词尤难。”“盖梦窗一生，其流闻轶事，见于说部志乘，传诸今而足以征信者，云中鳞爪而已。非博证旁通，以意逆志则其本事奚以明，其难一也。梦窗之词，如其所谓‘檀栾金碧，婀娜蓬莱’然，人巧极而真宰通，千拗万折，潜气内转，非沉浸咀含，与梦窗精灵相感，则其悬解何由得？其难二也。故非熟谙天水旧事者，不足以笺梦窗；非词人之致力深而析心细者，亦不足以笺梦窗。盖两者合之之为难，博闻者不必皆词人，词人不皆善说词。噫！不有铁夫，孰为梦窗千载之子云？”

其实，在朱祖谋的影响下，当时致力于梦窗词笺释的还有吴梅和夏承焘。1930年12月，大约是在读过朱氏笺本后，夏承焘有意为朱氏匡疏正谬，并得到彊村之允可，嘱为整理其《梦窗小笺》，朱氏去世后，他将自己的零散考证汇为《梦窗词集后笺》（载《词学季刊》创刊号）。1931年秋，吴梅在中央大学主讲词学，曾以毛扆校本为底本，参以杜文澜、王鹏运、朱祖谋等刊本，精勘汇校，附以己见，成《汇校梦窗词札记》（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也是为了呼应朱氏倡导的梦窗之学。

不仅如此，受朱氏《宋词三百首》影响，当时一些选本也比较多地选录了梦窗词，如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38首），陈曾寿《旧月簃词选》（15首），陈匪石《宋词举》（5首），刘永济《诵帚堪词选》（14首），曲滢生《唐宋词选笺》（6首），吴遁生《宋词选注》（4首），徐声越《唐诗宋词选》（9首）。如果将这些选本入选数量进行排序的话，我们会发现吴文英词的排序大多数是排在首位的，或是非常靠前的，这也很能说明当时人们对梦窗词的尊奉之意。

三 围绕“尊梦窗”展开的批评和讨论

现代学者吴眉孙认为，在现代词学史上，有以朱祖谋为代表的尚文派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尚质派；查猛济则认为应该划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朱祖谋为代表的传统派，一是以王国维、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派，一是以刘毓盘为代表的兼有上述两种倾向的折中派。不过，按我们的理解，现代学派实际上可按时代递进关系来划分，在清末民初是朱祖谋的尚文派与王国维的尚质派并峙，在民国时期则是以胡适（1891—1962）、胡云翼（1906—1965）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龙榆生（1902—1966）、夏承焘（1900—1986）、唐圭璋（1901—1990）为代表的传统派的共存，他们在思想和方法上对清末民初之两派有继承也有发展，因此，对于朱祖谋及追随者的“尊梦窗”亦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先说以胡适、胡云翼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是一些接受过新学教育或思想熏陶的现代学者，接受的是自西方输入的现代文学观念。他们在文学上持守“白话文学”、“国民文学”的观念，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演进史。“白话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现在我们的文学观念，既然与古人迥然不同，已经抛弃了那种——文以载道和文学复古——谬误的文学见解，那末，我们自然否认‘词是末技’这些话，并且认为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体裁里面，应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纲目”里，便包含有“晚唐五代的词”、“北宋的白话词”、“南宋的白话词”等章节，由他编选1926年出版的《词选》也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入选的作品主要是明白浅显、通俗易懂的白话词，对于起自民间的唐五代词以及在北宋广为流行的柳永词和苏轼词多予肯定，而对南宋以后讲究形式雕琢、内容隐晦生涩的格律词派极尽批评之能事，原因就在他们把词从已经脱离音乐“成为一种文学的新体”的发展方向，来了一个逆转，“硬送回到音乐里去”。“吴文英、王沂孙一派的咏物词、古典词，成了正宗，词家所讲究的只是如何能刻画事物，如何能使用古典，如何能调协音律，这一类的词和后世的试贴诗同一路数，于是词的生气完了。”进而，他猛烈地抨击了朱祖谋等人的“尊梦窗”：“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胡云翼是胡适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对梦窗词更是没有好感，声称到了吴文英那里，“已经是词的劫运到了”。他的词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太讲究用事，太讲求字面了”，“唯其专在用事与字面上讲求，不注意词的全部的脉络，纵然字面修饰得很好看，字句运用得很巧妙，也还不过是一些破碎的美丽辞句，决不能成功整个的情绪之流的文艺作品”。正如胡适对于朱祖谋的态度一样，胡云翼对于朱祖谋等人的创作亦持严厉批评之态度：“他们只知道不厌烦地去讲究‘词法’和‘词律’，以竞模古人为能事，故结果，他们的词除了表现一点文字的技巧外，全不能表现一点创造精神，全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和情感，只造成一些词匠。”其他如冯沅君批评梦窗词流于堆砌、晦涩、缺少情致，刘大杰批评梦窗词“词旨晦涩”、“气格卑弱”、“缺少血肉和风骨”，等等。

然而，在传统派学者看来，现代派对梦窗的攻击有失公允，或谓其“专事隶事修辞，而不注意词之脉络”，或谓“词至梦窗为一大厄运”，“真武断皮相之论矣”！王易说：“比事属辞，为辞赋家正当本领，惟梦窗善于隶事，故其词蕴藉而不刻露；惟其工于修辞，故其词隽洁而不粗率。且梦窗固长于行气者，特其潜气内转，不似苏辛之显，安得遂谓其无脉络？”龙榆生说：“后之论吴词者，毁誉参半，要其造语奇丽，而能以疏宕沉着之笔出之。其虚实兼到之作，诚有如周济所称‘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者，亦岂容以其有过晦涩处，而一概抹杀之也？”唐圭璋说：“近日诋之者亦多，不曰堆砌，即曰晦涩，不曰饾饤凌乱，即曰毫无生气，一唱群和，罔救真际，可慨孰甚？……近人反对凝练，反对雕琢，于是梦窗千锤百炼、含意深厚之作，不特不为人所称许，反为人所痛诋，毋亦过欤。……好学深思之士，固当精究梦窗词之底蕴，幸勿随声轻诋也。”当然，他们也不是将梦窗的优长作无限放大，并不是要求大家唯梦窗而是尊，对于清末民初词坛学梦窗之不足，亦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吴梅说：“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往往未撷精华，先蹈晦涩。”夏敬观也说：“今之学梦窗者，但能学其涩，而不能知其活。拼凑实字，既非碎锦，而又扞格不通，其弊等于满纸用呼唤字耳。”吴眉孙将当时词坛学梦窗之弊归为三点，“一填涩体，二依四声，三饾饤襞积，土木形骸，毫无妙趣”。龙榆生也有一段文字专门描述晚近词坛学梦窗之弊：“填词必拈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必唯梦窗是拟。其流弊所极，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绝顶聪明，而专务挦扯字面，以资涂饰。则所填之词，往往语气不相连贯，又不仅‘七宝楼台’，徒炫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沉埋，而梦窗又且为人所诟病，王、朱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不过，在他们看来，清末民初词坛出现的种种弊端，原因主要在学梦窗者往往仅得其皮毛而遗其精神，模仿其形式上的专拈僻调、雕琢字面、晦涩难懂等，其实这是背离了朱祖谋等尊梦窗之原初意图的，从而回击了现代派对朱祖谋尊梦窗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对梦窗词的得失优劣皆有体认，改变了清末民初尚质派的偏激态度。如胡云翼就认为胡适所谓“词到吴文英可算是一大厄运”之论，“又未免太偏见了，梦窗的词也何尝没有好的吗？”当然，他主要是从现代派立场去看梦窗词的，指出：“吴梦窗虽是显著的古典派，但他的词也不只限于雕琢与堆砌，也有描写活泼的作品，也有用白话创作的词……梦窗这一类词，完全脱下了古典的衣裳，成为很清蔚的小词。”冯沅君对于吴文英的小词亦多所肯定，认为其长调确有堆砌晦涩的不足，但他的小词却多有佳构，如《风入松》、《唐多令》的“疏快”，《点绛唇》的“清挺沉着”，《思嘉客》的“妍婉华美”等等即是。刘大杰也认为吴文英的词虽有内容晦涩缺少情感的不足，但其造字练句之功、音律的和美也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成就，不容否定。薛砺若认为梦窗词有两大特长：一是能返南宋词的“显露”为北宋词的“浑化”；二是最善修辞，“往往平常的语句，一到他手里，便能柔化得无丝毫的生硬，陶溶得无一点渣滓”，最后发表意见说：“吾人读吴词时，虽觉其偶尔失之晦涩，但其全部作品，则均为一生心血之所晶成。”他对梦窗的肯定，从胡云翼、冯沅君着眼“小词”，刘大杰着眼于艺术表达，转向对其全部作品及其审美价值的认同。他们撰写的《宋词通论》、《中国词史略》，列有专章论述吴文英的词，称吴文英虽不能说两宋词坛的大家，但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很有名的词人，这是现代词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已从胡适尚质派的激进立场转变到现代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上来。

四 朱祖谋对现代词学文献学的影响

虽说在朱祖谋尊梦窗的问题上，现代派与传统派有较大的分歧，但是对于他校勘唐宋词籍的成就却一致给予极高之评价。胡适说：“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朱氏的《彊村所刻词》、吴氏的《双照楼词》，都是极可宝贵的材料，从前清初词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见的词集，现在都成了通行本了。”胡云翼说：“他们对于词的贡献，只在于校刻词集和批评古词两方面。”他在《宋词研究》后面所附“参考书举要”里便列有《四印斋所刻词》和《彊村丛书》，并指出：“这是近人编刻最精的两部词总集，搜刻了许多散佚了的名家，搜刻了许多散佚的词，那些被毛晋《宋名家词》遗漏的作家，有许多搜编入《四印斋词》里面去，那些被《宋名家词》、《四印斋词》遗佚的词，《彊村丛书》又补编了不少。”龙榆生也说：“彊村老人，承王氏之业，益务恢张扩大，一以清儒校订经籍之法，转治词集，以成词学史上最伟大之《彊村丛书》。”“所刻《彊村丛书》，搜辑唐宋金元词家专集，多至一百七十余种，为词苑之最大结集，凡治中国文学史者，莫不资为宝库，固不独有功于词林而已。”然而，朱祖谋实不仅以一部《彊村丛书》影响现代词坛，而且他还编选有《宋词三百首》，主持过《全清词钞》的编纂工作，在考订、编年、校勘、选本等方面，为现代词学文献学的建设起到了“垫基铺路”的作用。

词集校勘。张尔田谈到清代词学有“四盛”，一曰守律，二曰守音，三曰尊体，四曰校勘，进而将校勘之功归于朱祖谋。他认为，词籍丛刻在朱祖谋之前，先有常熟毛氏、无锡侯氏、江都秦氏重在“搜佚”，后有圣道斋彭氏、双照楼吴氏志在“传真”，而归安朱氏“不惟搜佚也，必核其精；不惟传真也，必求其是”，也就是说《彊村丛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复精”、“求是”，亦即以精勘细校为其优长。当代学者吴熊和先生将《彊村丛书》在校勘方面的成就归结为八点：尊源流、择善本、别诗词、补遗佚、存本色、订词题、校词律、证本事。当然，他这些成就的取得则是来自王鹏运的直接指导，沈曾植说：“盖校词之举，骛翁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志益博而智专，心益勤而业广。”龙榆生也说：“光绪间，临桂王鹏运与归安朱彊村先生合校《梦窗词集》，创立五例，藉为程期，于是言词者始有校勘之学，其后《彊村丛书》出，精审加于毛、王诸本之上，为治词学者所宗。”在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下，现代词学汇辑校勘词集蔚成风气，对于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皆有辑校成果问世，如王国维、刘毓盘、赵万里、周泳先、赵尊岳、陈乃乾、唐圭璋等，在这一方面做的贡献最多，成就亦最高。刘毓盘自述最初辑刻《唐五代宋辽金名家词集六十种》，就是受到王鹏运、朱祖谋、吴昌绶等人的影响。赵万里也谈到自己辑校《校辑宋金元人词》，是为了弥补上述诸家之遗漏而作的，意在补足诸家所未见及见而未及刊者，并广征宋元词籍及宋元说部所引宋元人词“以勘诸家专集”，“词林辑佚之功，于是灿然大备矣！”周泳先从事唐宋金元词之钩沉，亦是继赵氏而起，其所辑录则为赵氏书所未及，作者遍检宋金元人集部及诸家选本、类书、笔记、谱录、方志，“得向未为人所知之词集近二十家”，“其用力之勤，而大有功于词苑也”。

作品笺注。作品笺注始自宋代傅干《注坡词》，其后有曹杓《注清真词》、陈元龙《详注周美成片玉集》，而后代不乏人，在近代则首推朱祖谋笺校的《东坡乐府》。朱氏之笺校本，刊于宣统二年（1910），它以元刻延祐本为主，毛氏汲古阁本著于词后，改传统的分调本为编年本，无从编年者再以调编次，在每首词后附录笺证，或采宋人诗话说部，或录同时交游事迹，因其用功甚勤，在校订、编年、笺证上有创始之功，故被沈曾植推为“七百年来第一善本”。在他的影响下，龙榆生踵其余绪，撰为《东坡乐府笺》，为朱氏刻本《东坡乐府》增为笺注，“考证笺注，精窍详博，靡溢靡遗”，有如夏承焘所说“繁征博征，十倍旧编”，实为现代东坡词研究的权威注本，也是苏词编年笺注本中最完备的本子。“龙本在朱本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对苏词的整理和笺注，起了开辟道路之功，为后代研究苏词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当时，影响较大的笺注本还有杨铁夫的《清真词选笺释》、《梦窗词选笺释》，前面说过，杨铁夫从事词学研究是得到朱祖谋的直接指导的，他从事周邦彦、吴文英作品的笺释工作也体现出受朱祖谋直接影响的印迹。“校者校其同异，笺者注其出处，释者解其用意。”还有，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据厉、查《绝妙好词》例，疏通而畅明之，晨夕钞录，多历年所，引书至二百余种”，吴梅将其优点归纳为“三善”：一曰“爬梳遗逸，粲然具备”，二曰“博收广采，萃于一编”，三是汇列宋以后各家之说，较他家尤备。此外，比较重要的笺注成果还有华钟彦的《花间集注》、陈秋帆的《阳春集笺》、王辉增的《淮海词笺注》等。

选本编纂。选本编纂也是朱祖谋后半生从事词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他先后编选有各类选本，如《词莂》（清词选）、《宋词三百首》（宋词选）、《湖州词录》（郡邑词选）、《国朝湖州词录》（断代郡邑词选）、《沧海遗音》（清末民初同人词选），他的这些选本甄采精良，网罗维备，类型齐全，“为近世编辑词集的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特别是由他主持编纂的《清词钞》，更是现代词学史上的一大学术事件。其在现代词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约有两端：一是第一次有意识对清词进行系统整理，并带有很强烈的保存和抢救文学遗产意识，这也直接影响到当时陈乃乾编辑《清名家词》和当代程千帆主持编纂《全清词》；二是《清词钞》编纂之动议虽最初由叶恭绰提出，但却是藉朱祖谋的词坛领袖身份把南北词人汇集起来，《清词钞》编纂处的成立，实际上是现代词学同仁在学术研究上协同合作的一大壮举，从而启动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型。

第二节 《人间词话》与词学“意境”之争

王国维是在1905年才开始填词的，其最初之机缘，是有感于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因此，“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当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研究有成，对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有独到体认时，却发现它实无助于解决现实的人生困惑，而他自己也不可能创建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些困惑的哲学体系，自然而然地就将其研究方向转到了文学上来。填词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写作自信，并激发起他从事词学研究的热情，在1906年发表《人间词甲稿》、1907年发表《人间词乙稿》后，接着在1908年出刊的《国粹学报》上又正式发表了《人间词话》64则，提出了“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写实”、“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现代文学观念。《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先后推出，改变了清末民初词坛既有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新起点。“他坚执了这种理论（意境说），把过去的词人和他们的制作，重定了新的评价，给此后的词学论坛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的词学活动

在王国维步入词坛的1905年前后，当时的词坛情形是：在晚清甚有影响的词学大家谭献（1900年），文廷式（1905年），王鹏运（1904年）、张鸣珂（1908年）先后故去，但晚清常州派的另外三位大家——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仍然蛰居苏、沪，一方面整理校勘唐宋词籍，另一方面还不时开展唱和活动，并指导词坛“后进”学习填词。其实，王国维并非清末民初词坛的活跃分子，虽然在1898年已进入上海，但他主要在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学习，后经罗振玉介绍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一年后回国，在上海、南通、苏州等地任教，这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新学，并未与当时词坛主流群体发生任何联系。1906年，经罗振玉推荐，他到北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改任学部图书局编译，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这一段时间正是他从哲学美学转向词学、戏曲史研究的重要时期。

当然，王国维虽未与晚清词坛的主流群体有过直接交往，并不说明他对清末民初的词坛现状毫无了解。赵万里《王静庵先生国维年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条说：

是岁，先生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先生于词独辟意境，由北宋而返之唐五代，深恶近代词人堆砌纤小之习。先生尝谓：“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由此故。”

王国维提出“意境”说，推崇晚唐五代的自然做派，实乃针对晚清词坛“堆砌纤小”之弊而发。所谓“堆砌纤小”当是指晚清词坛学南宋，喜用事而少性灵，重音律而轻立意，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姜夔的词“虽格高韵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又称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陈允平皆“乡愿而已”，这些南宋词人正是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所推崇的。但在王国维看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之病皆在一“隔”字，正如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所说，“（王国维）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进而，他对清初以来的词坛现状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国初诸老“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的词“意尽于摹拟，然无救于浅薄”，其根本原因就在“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意境”是他评价历代词人成就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流亡日本，直到1916年才返回国内，居上海，以“胜朝遗老”自居，与活跃在上海词坛的沈曾植、缪荃孙、吴昌绶、朱祖谋等相往还。“丙辰春，国维自海外归，遇先生（朱祖谋）于上海，同时流寓之贤士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1916年秋天，何维朴为朱祖谋绘《彊村校词图》，他奉命撰有《彊村校词图序》一文。序曰：

彊村者，在苕水之滨，浮玉之麓，先生之故里也。先生既以词雄海内，复汇刊宋、元人词集成数百种。铅椠之役，恒在松江、歇浦间，而顾以“彊村”名是图，图中风物，亦作苕霅间意，盖以志其故乡之思云尔。夫封嵎之山，于《山经》为浮玉，上古群神之所守，五湖四水，拥抱其域，山川清美，古之词人张子同、子野、叶少蕴、姜尧章、周公谨之伦，胥卜居于是，千秋万岁后，其魂魄犹若可招而复也。先生少长于是，垂老而不得归，遭遇世变，惟以填词、刊词自遣，盖不独视古之乡先生矜式游燕于其乡者如天上人，即求如乐天、永叔诸先生退休之乐亦不可复得，宜其为斯图以见意也。

在这里，他一改《人间词话》对朱祖谋的批评态度，不但表彰了朱氏校勘唐宋词籍的学术成就，而且还称赞朱氏“以词雄海内”，是张先、叶梦得、姜夔、周密等宋代词人“魂魄”在千秋万岁后的重现，这时他的思想较之其前期（辛亥革命前）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在他的观念中在他的创作中比较多地流露出“不忘故国，怀念前朝”的思想。这从他1919年为朱祖谋所写《霜花腴》，可以看出其心态变化的印迹，这一年，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编务，聘请王国维、朱祖谋等为分纂，适逢朱氏寿辰，命人绘为《霜腴图》，在沪词人沈曾植、况周颐等皆以《霜花腴》为之寿，王国维亦专门撰词一首为之“补寿”。

海漘倦客，是赤明、延康旧日衣冠。坡老黎村，冬郎闽峤，中年陶写应难。醉乡尽宽。更茱萸、黄菊尊前。剩沧江、梦绕觚棱，斗边槎外恨高寒。　回首凤城花事，便玉河烟柳，总带栖蝉。写艳霜边，疏芳篱下，消磨十样蛮笺。载将画船。荡素波、凉月娟娟。倩郦泉、与驻秋容，重来扶醉看。

在这首词里他连用数典，颂扬朱祖谋对亡清的执着：“剩沧江、梦绕觚棱，斗边槎外恨高寒。”其中“沧江”、“觚棱”、“高寒”，分用杜甫《秋兴八首》“一卧沧江惊岁晚”、“每依北斗望京华”诗意和苏轼《水调歌头》“高处不胜寒”词意，“这几句是设想朱彊村虽然远居上海，却心念君主，无时无刻不为清王室的处境担心忧虑”。在这期间，他还写有《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题徐积余观察随庵勘书图》、《题况蕙风太守齐无量佛画像二首》、《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诗词，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回忆说：“在与王君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少推许别人，但对上海的学者，他可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朱先生是词里的老辈大家，辈份远比王君高，但好像跟仍在壮年的王君相熟得很。”这说明他与蛰居沪上的民初遗民词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时他在现代词坛的角色完成了一个由局外者到地地道道局内人的转变。

1922年，王国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北上，充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因胡适之荐，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几年他的活动地点由上海转移到北京。其学生赵万里记录了这一期间他对朱祖谋、况周颐作品的评价：

彊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着。

这两条论词言语见于赵万里《丙寅日记》，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谈话时对他讲的。据钱学增先生分析，朱祖谋《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作于光绪二十九年癸未（1903）夏初，其时作者在广东学政任上，方视学至嘉应州（今广东梅州），经水道返回省城广州，这两首词抒写了作者沿途所见所感，表达了作者难以排遣的忧国忧民之情。况周颐《满路花》一词亦抒有朱祖谋《浣溪沙》类似的感慨，并着重表现故国已亡、事事成非的兴亡之感：“虫边枕簟，雁外梦山河”、“浮生何益，尽意付消磨”、“凤城丝管，回首惜铜驼”、“点鬓霜如雨，未比愁多”。王国维推赏朱祖谋《浣溪沙》、况周颐《满路花》，显然是因为这两首词能激起他心中的共鸣感，亦即对山河破碎、故国如梦的沉痛之思，至于况周颐的《题香南雅集图》诸词，乃多为应景之作，并无真情实感可言，所以说“殊觉泛泛，无一言道着”。他还进一步比较况周颐、朱祖谋说：“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在他看来，况周颐入民国后，生活一度陷入困顿，其词之“沉痛”，较之朱祖谋更为“真挚”而“深刻”。

二 《人间词话》在现代的影响

然而，王国维在现代词坛的影响，并非因他晚期与朱祖谋、况周颐、沈曾植等人的密切交往，而是因为《人间词话》给现代词坛带来的巨大冲击波。“王氏通西文，解近世科学方法，批评名家词集，常有独到之处，时流竞推服之。”特别是他的“境界”说经过胡适《词选》的推衍，成为现代学林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主张。正因为这样，有学者把王国维和胡适分别称作是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历史进程中的“维新党人”和“革命派”，王国维是以革新者而非保守派的形象屹立于现代词坛的。

《人间词话》最先发表在学术思想具保守倾向的《国粹学报》上，但在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一起流亡日本，此后他也一直未再提及《人间词话》一书。首先发覆其理论意义的是傅斯年。他在1919年1月1日发表的《评宋元戏曲史》一文中说：“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任傅。”接着便是胡适了，虽然胡适声明自己编《词选》时并未见过《人间词话》一书，但其思想却与王国维一脉相承，是王国维相关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曾为北大学生、后为河南大学教授的任访秋先生，在30年代曾撰文揭示了胡适《词选》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很多方面“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就是批评之标准——“意境”，王国维最先在《人间词序》里提出“意境”一词，后来在《宋元戏曲史》中对“意境”的含义作了解释，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写景、抒情、述事之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在《人间词话》里他将“意境”一词进一步细化为“境界”，至于“境界”之含义则言之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归结起来，也就是抒情“真实”与表达“自然”之二义而已，当他谈到有境界的大家之作时便说：“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造作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在《词选》一书里，胡适对两宋词人批评的标准也是“意境”，如论李煜：“他的词，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还替后代的词人开了一个新的意境。”论苏轼：“第一风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新风格。”论吴文英：“这一大串的俗套与古典，堆砌起来，中间又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了纲领。”这里所说“意境”，亦不出“真实”和“自然”之二义，所以，他批评南宋以后的词为词匠的词：第一，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贴，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正因为胡适深受王国维文学思想的影响，吴文祺把王国维称作是“文学革命的先驱”，浦江清更进一步分析说：“胡氏生后于先生，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尽受先生之影响可也。”

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极大，他对王国维思想的推衍也影响着现代文坛。第一个对《人间词话》进行整理的人，就是从写旧诗转向写新诗的新潮社诗人俞平伯，1926年他将王国维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人间词话》，首次用现代标点整理并交朴社出版，前有序文一篇。他说：

（《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论衡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

这篇序文对《人间词话》之理论意义虽有所抉发，但却不如它在出版传播上的特殊意义，亦即《人间词话》经过俞平伯的整理出版后，才逐步引起学术界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杰作的关注。比如，陈子展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指出：“王氏在词学上的贡献，不在他作的词而在他作的《人间词话》。……《人间词话》虽寥寥不过三千多字，但都是深辨甘苦、惬心当理之言，非读破万卷，玩索有得，不能道其只字。他真是算得中国新世纪第一个文艺批评家！”朱光潜在1934年发表的《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也说：“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还有，吴文祺在1927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发表《文学革命家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时，还只注意到《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对小说戏曲研究的重要意义，到1940年他在《学林》杂志发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时，已对《人间词话》的理论意义作了全新的评价并予以高度的肯定，并将王国维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文学观点相比较：“胡适认为中国文学一千多年来，都是朝白话这条路上走的，周作人则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只是载道与言志两派的循环，王氏的见解较之他们，高明得多，也正确得多。”

当时，一些在“五四”新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在编写文学史时对词史的分析和词人的评价，也明显地保留有受王国维思想影响的印迹。比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在分析李煜的作品时指出：“这些以血书的词真能写出士大夫们人人所感到而苦于说不出的悲哀”，接着引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说李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认为王国维这句话“道尽士大夫们共同的悲哀”，并发表评论道：“王说实为最深切的批评”。在肯定姜夔词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姜夔替后代词人开了“恶道”，其一是在南宋词坛上造成过重音律的风气，其二是在南宋词坛造成过重辞句的风气，这种风气的流弊便是使作品晦涩、匠气，并借用《人间词话》的话说“使读者常有‘雾里看花’之感”。胡云翼受《人间词话》影响更深更大，在《词学概论》、《宋词研究》里为读者开列的参考书目，皆有《人间词话》一目，并且说：“词话本是胡说乱道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见地至高，也得看看。”在《中国词史略》里，在分析唐宋词人的创作特色时，更是多次引用《人间词话》的相关说法，作为自己相关观点的支撑和佐证。还有，由刘大杰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对唐宋词人的评价及唐宋词史分析的主要观点，也是明显地受到了《人间词话》的影响的。

不仅如此，《人间词话》还成为一部引导现代青年跨入词学殿堂的学术指南，现代词学史上许多青年学者是在《人间词话》的影响下进入词学研究领域的。自俞平伯校点《人间词话》出版后，相继搜集整理《人间词话》的有：赵万里《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人间词话》上下卷、沈启无编校《人间词及人间词话》、靳德峻《人间词话笺证》、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等，《人间词话》在现代词坛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当代著名词学家叶嘉莹先生讲到，她爱上古典诗词并最终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其机缘就是中学时代母亲为其购买的一套“词学小丛书”。“其中附有一卷《人间词话》，《丛书》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作者和作品，我当然极为欣喜，然而使我觉得极为感动和受用的，却是那薄薄的一卷《人间词话》。……我之喜爱上了这一本书，似乎只是因为其中一些评词的话，曾经引起过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我想这主要是因为静安先生写作态度之诚挚，知之深而且言之切。”又据吴世昌先生追忆，他在燕京大学听顾随讲词学时，顾随就是“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顾随之女顾之京女士也说：“先父顾随一向推重静安先生，无论其理论抑或其词作，历年讲授古典诗词，每每论及静安先生，又曾著《人间词话笺释》，惜未及出版而手稿毁于十年动乱中。”他对《人间词话》的热爱，可谓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课堂上为学生讲授《人间词话》，在课下则对《人间词话》作点评笺释的工作，其点评之底本即是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1933年10月，他为沈启无编校《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作序时，说自己“平日喜读此二书”，“兹欲假一序结香火因缘”，并想象在该书出版后，“以一册置案头，明窗净几之间，时一流览，亦浮世偷生之赏心乐事”。顾随通过《人间词话》，还把吴世昌、叶嘉莹等弟子带入词学堂庑，《人间词话》对他们而言，犹如一扇打开词人心灵的窗棂。吴世昌说：“余每读《人间词话》，便觉作者把我送入另一圣洁之境界。”叶嘉莹也说：“平生论词，早年曾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及顾羡季先生教学之影响”，“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