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记者中的无名鼠辈。我确信,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会握着写稿的蓝笔,和用来校对的红笔。
——花森安治
花森安治,1954年7月摄于生活手帖社。
(摄影:樋口进 照片提供:文艺春秋社)
序 《生活手帖》诞生的街
一瞬的记忆
我与花森安治不曾有过会面。只是在很久以前,我曾在街上偶然见过一次他的身影。
那是傍晚时分,在国电(现在的JR)新桥站附近外堀街(即电通大街,现在的西银座大街)的十字路口。只见一个身材矮小、体形结实的男人,和与他同行的机关职员似的男人并排站着,正目不转睛地朝这边看。所谓“这边”,指的是正在从他面前经过的五十人左右的小规模游行队伍,队伍当中也包括了一个月前刚刚成为大学生的我。
现在回过头去一查,发现1957年的5月15日,英国在南太平洋的英属圣诞岛(现属基里巴斯共和国)上进行了本国首次的氢弹试验。
这恐怕是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由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匆忙组织的抗议游行。在半藏濠的英国大使馆正门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了和其他人一起喊口号。当时我应该相当紧张。不仅是因为喊口号,也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政治性质的游行。
结束了大使馆前短暂的抗议集会后,游行队伍来到内堀大街。正当我们穿过新桥站银座出口的铁路桥,慢吞吞地向解散地点土桥行进时——
“喂,那不是花森安治吗?”
身旁一个抱着胳膊的面生的学生低声对我说,说的正是那个男人。他有着像平家蟹(即武士蟹)一样宽宽的下巴,面容威严,眼神十分有力,可发型却像随处可见的中年妇女留的娃娃头,甚至像是特意烫过。倒是没有穿着他那著名的短裙,可是毫无疑问,眼前的确是以爱穿女装而为人所熟知的那位主编——来自《生活手帖》的花森安治。
——哦,果不其然啊。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目不转睛地斜眼盯着十字路口的短发男人。他留意到了这一点,若无其事地转开视线,向身旁的男人说了一句什么……
我的记忆就到此为止,够得上十五秒吗?即便如此,这一瞬的记忆,也给了此刻正开始写这本书的我一些隐秘的自信。年轻时,我确实目睹过那位花森安治——类似这样的自信。为什么需要这种自信呢?因为从他去世起,已经足足过了三十年,即便是对我来说,花森安治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真实感稀薄的、一半是由传说构成的人物。
包括刚刚提到的女装传说在内,花森是一个拥有很多传说的人物。他自己也有为这些传说推波助澜的一面。每个关于他的传说都十分有趣。我准备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也充分利用这些传说。
另外,我认为花森安治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是现代日本所催生的最具独创性的编辑。他为什么能保持如此之高的独创性呢?我非常希望能一窥其中的奥秘。
然而花森安治的传说化,却常常使他身为编辑所怀的愿景和所做的事情显得扁平又简单。这可就难办了。我希望在享受传说的同时,也能逃脱传说所带来的单纯化和扁平化。对此,年轻的自己在游行队伍里所看到的花森的身影,应该能发挥一些作用吧。
——那时,在游行学生的注视下利落地转开视线的短发男人,并不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而是和我呼吸着同一个时代空气的、活生生的人。
这算是一个证据——不,这更像是一个符咒。我怀揣这样一个符咒,希望能为正在书写的花森传带来一丝鼓舞。
百万销量杂志的缘起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花森安治的时代,那就是“战后”。
经历了以日本侵华为始的漫长战争,日本在1945年终于品尝到惨败的滋味。从那时开始,经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到那本可谓概括他一生的《一分五厘的旗》发行的1971年为止——可以说,这是《美好生活手帖》,一本由半个外行人手作的杂志,从战后的废墟里创刊,不久后更名为《生活手帖》,连续展开以商品测评为代表的人气策划,实销数量超过一百万本,影响力大到被称为“新国民杂志”的时代。
在此期间,不,直到1978年六十六岁急逝,花森安治一直在《生活手帖》这一堡垒中固守着主编的位置。
那些通过考试上岗的工薪族编辑可做不到这一点。从这方面来说,就连花森亲密的友人,被誉为战后出版界著名主编、《周刊朝日》的扇谷正造,或是《文艺春秋》的池岛信平,都不例外。在担任几年主编之后被调到其他部门,如果尚有机会和余力,则会被调回原来的杂志再做上几年主编——不论是扇谷还是池岛,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在出版企业里工作的编辑们注定是这样的命运。
就算有例外,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出版同一本杂志,人通常会厌烦,开始想做点别的事情。可花森安治却不一样。他在三十年里毫不厌倦地做着同一本杂志,基本上坚持着同样的风格,手握堪比独裁者的权力,用权威支配着自己的城寨。
但他并不是一个独裁的管理者,而是一个超凡卓越的团队成员兼经理人。
每一期,他除了要撰写大部分的文章和宣传文案之外,还要独自完成插画、花体字、排版、照片拍摄、报纸广告和电车内悬挂的广告,以及从策划到执行的编辑工作,并且是用其他人绝对无法模仿的、极富个性的方式完成。
假如要形容他的话,那就是杂志编辑中达·芬奇式的万能型人才。
现代日本的编辑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你想说《滑稽新闻》的宫武外骨吗?哦,要说相近也算是相近,可即使是这位打破常规的怪人编辑,出版的也不只是《滑稽新闻》一本杂志。从1887年创立《机智协会杂志》到1929年创立《半开玩笑》,他创办了好几种杂志和报纸,但屡办屡禁。他没能把一本杂志做到三十年,也没能创造一百万的发行量。
可是,花森安治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了发行量破百万的杂志的大主编。
不仅如此,系统地阅读以酒井宽所著《花森安治的工作》为主的相关资料后,我再次感到惊讶的是,《生活手帖》这本杂志其实诞生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最初想到这个点子的人并不是花森安治,而是他碰巧结识的一位名叫大桥镇子的女性。在这位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女性的提议下,出版面向女性的生活杂志这一想法才在花森的脑海里牢牢地扎了根。
1911年10月,花森安治出生于神户。战败时,他三十三岁。从战前到战争期间,他参与了化妆品“伊东蝴蝶园”[后来的巴比利欧(Papilio)]和大政翼赞会的宣传工作,书籍装帧和绘制插画的能力也因此获得了承认。可是,那仅仅是在小部分人当中所获得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仍是一个寂寂无名之人。
不仅寂寂无名,花森还和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一样非常贫穷。原先所属的大政翼赞会在战败的两个月前忽然解散,失业的他还负担着学生时代与自己结婚的妻子和刚升上小学的女儿的生活,转眼就陷入日复一日的窘迫之中。随后便是战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一边靠着为杂志画插画勉强糊口,一边为了与翼赞会时期的同事们成立新的广告公司而四处奔走。
就在同一时期,他受到了曾一同在旧制松江高中和东京帝大就读的好友、《日本读书新闻》的主编田所太郎的邀请,得以每周数次前往位于御茶水文化公寓的编辑部绘制插画。除此之外,他也算是田所的个人顾问。
在这里,花森与一位年轻的女编辑相遇了,那就是大桥镇子。她1920年(大正九年)出生在东京,比花森小九岁,当时是二十五岁。念小学时,工薪族的父亲病逝,她因此在独自一人奋斗的母亲身边长大。从府立第六高女(现在都立三田高中)毕业后,她先是在日本兴业银行工作,后来考入了日本女子大学,可是却因病中途退学,于1941年进入日本读书新闻社工作。
而在同一年的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伴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读书新闻社被统合到了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来的日本出版会)这一国家机关当中。该机关归内阁情报局管辖,负责管理和检查战时出版物。大桥搬到了协会的秘书室,田所主编的《日本读书新闻》也变成了机关报。可随着战局的激化,田所手下的编辑部成员们陆续被送上战场,报纸很快陷入了休刊的窘境。战败那年的11月,《日本读书新闻》在退伍后的编辑部成员手中复刊,大桥也回到了编辑部。田所向花森发出邀请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
相继从战场回到田所编辑部的成员中,有后来因为“眠狂四郎”系列而成名的作家柴田炼三郎。
起初,柴田眼中的花森安治不过是一个出入编辑部的半吊子“插画家”。“在那幼稚和拙劣中,有着专业人士身上不具备的新感觉”,这虽是事实,可光靠这些,总有一天他会“没成大器就消失了”。这样的男人被大桥镇子这位与众不同的女性注意到,“对他来说是好运的开始”。
“她在战争期间便是《读书新闻》编辑部的一员,是公认的全能型女性——不光是在工作上,就连在日常各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上也如此能干,这样的人极其少见。即使在物资逐渐稀缺、各方面都不充裕的战争期间,无论是砂糖还是火车票,只要拜托大桥镇子,任何东西她都能搞到手。……她这种超乎寻常的才能不知道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妖怪数学家:花森安治》)
抛开这段话中柴田式的夸张,年轻的大桥镇子确确实实是一个拥有非凡行动力的人。她不得不代替早逝的父亲来支撑母亲和两个妹妹的生活,而这种行动力正是在这强烈的使命感中孕育出来的。与花森安治的关系也是如此。虽说被大桥“看中”确实为花森安治带去了“幸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桥也是被家境逼得走投无路,才“看中”了花森,这件事也和她自身的“幸运”紧密相连。
总之,率先行动的不是花森安治,而是大桥镇子。根据大桥镇子九十岁时出版的回忆录《〈生活手帖〉与我》(2010年出版,大桥于2013年去世)中的记述,当时她刚刚完成《日本读书新闻》复刊号的校对,应该是1945年底。她找田所主编商量,说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让一直以来辛苦操劳的母亲和外公能够享福,可依靠目前的收入根本做不到。她这样向田所咨询——
我感觉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为此也想了很多。我是一个经历战争的女学生,没怎么念书,什么都不懂。如果去查一查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想知道的事,再拿来出版的话,我觉得,那些比我大五岁,或者小五岁,加起来年龄跨度是十岁的读者们,都会愿意看的。我想为这些女性制作出版物,您觉得怎么样?
田所收到咨询后向她推荐道:“这样的话,你不如和编辑部的花森安治谈谈,他在这方面更有能力。”大桥当天就在编辑部的角落里,向因为“长得有点吓人,有种不好接近的感觉”而一直敬而远之的花森大胆地说了自己的计划。花森回答道:“我明白了,让我为你的孝心也出一份力吧。”几天后,花森把大桥叫到了尼古拉堂旁边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里。我从其他资料里引用一下当时花森所说的话:
这次的战争,女性没有责任。即便是这样,女性却吃尽了苦头。我对此负有责任。如果女性都能幸福,如果人人都拥有温暖的家庭,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就让我为你的事业出一份力吧。
(《〈生活手帖〉与半个世纪》)
女性没有责任。可是,我有责任——
如果花森真的这样说过,那么这个责任究竟是指什么呢?一定与他战争期间在大政翼赞会宣传部里所做的事有关。确实有传说,现在仍臭名昭著的“奢侈就是敌人!”这一战争时期的标语,作者正是花森安治。
话说回来,我也只能推测到这种程度,更为详细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不,不对,包括这件事在内,只有一件事,是连我也清楚知晓的。在收到大桥询问后的几天时间里,出乎花森的意料,恐怕也是战败之后第一次,他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开始蠢蠢欲动。
很快就到了新的一年,大桥辞掉了日本读书新闻社的工作,与两个妹妹晴子和芳子一起,按照花森的忠告,开始为成立新公司做准备。
“既然出版的书要在全日本销售,出版社放在银座比较合适。你们先考虑在银座开一个事务所吧。”
按照大桥的回忆,这是花森最初所说的话。这些话并不算是老板下达的命令,在这个阶段,只是作为“你们”的事业协助者所提出的建议。可是,同一件事在柴田炼三郎的笔下却是这样的:
“(花森)早早地命令她们去获取资金和大楼里的一个房间。她们则通过一直以来的关系,很快地为花森带去了二十万日元,以及银座八丁目日吉大楼里的一个房间。”
挺有意思的嘛,柴田先生,你把这故事写得也太有意思了吧,我不由这么觉得。
首先,“获取”了“大楼里的一个房间”的人并不是镇子,而是她的妹妹晴子。晴子曾在丸之内的保险公司上班,在午休或下班回家的路上,她一座接一座地在没有被空袭烧毁的银座大楼里询问打听,终于听说在西八丁目名叫“日吉大楼”的老旧三层建筑里,位于顶层的“名川律师事务所”的房间好像可以出借。而且很偶然地,大桥家和同住在大井鹿岛町的名川家稍有来往。靠着这层关系,她总算借到了一个八坪[1]左右的小房间。
还有一点是柴田炼三郎提到的钱,也就是出版社的成立资金,这也是晴子在保险公司时负责的一家位于千叶的酿酒厂慷慨解囊,一下子借出了两万日元(而不是二十万日元)。花森十分高兴,说“有了这些,就能尽情做事了。简直像是绝处逢生”。他把钱交给大桥的母亲保管。
以下是我的推测。
早期的生活手帖社,恐怕就像漫画《海螺小姐》里长谷川町子姐妹一起设立的“姊妹社”一样,是一个家族出版社。花森以指导者的身份参与大桥家的家族生意,投入的感情越来越多。不仅是助一臂之力,他开始把这里作为自己战后再次出发的起点,最终从之前一直筹备的广告公司中抽身,认真地立下了从事出版的决心。概括起来,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吧。
未被烧毁的街道一角
就这样,1946年春天,花森安治与大桥家的三姐妹在日吉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成立了一家小小的出版社。算上负责财务的横山启一(原先在日本宣传技术家协会工作,后与晴子结婚),一共是五个人。社名定为“衣裳研究所”。这里发行了好几本Style Book,有《上班族的Style Book》等,与其说是杂志,更接近单薄的小册子。两年后的1948年9月,他们把社名改为生活手帖社,以大桥为社长、花森为主编,创办了《美好生活手帖》杂志,也就是后来的《生活手帖》。
这次更改社名,如同做出了这样的宣言——从今往后这不再是家族生意了。在这一阶段,常年积攒在花森安治心里的、可称为编辑欲的东西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知道这话有些夸张,却仍然想这样说,因为原先的Style Book和新的《美好生活手帖》相比,在热情和完成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可是要把这一点展开来说还为时过早。等我们把花森安治战前和战时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他编辑欲的萌芽,都调查清楚之后再说吧。在这里,不妨再听我说说他事业的起点——银座西八丁目的景象。
首先是“银座西”,和字面意思一样,指的是西边的半个银座。用现在的西银座街(外堀街)来说的话,数寄屋桥路口索尼大楼所在的那一带是西五丁目,从那里往新桥方向是六丁目,接着是七丁目,不一会儿就到了土桥,这时在眼前的就是西八丁目。现在,土桥过来的转角处是Recruit公司高大的办公楼。
说到土桥,毋庸置疑,我在前文所写的游行队伍向着土桥行进,指的正是这个土桥。外堀川从数寄屋桥下流过,在新桥站前边向左拐了一个大弯,立刻就到了那座小小的桥。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作为五一游行等游行队伍的解散地点而广为人知。
可是,这座桥已经不在了。就在我偶然目睹花森身影两年之后的1959年,为了开通首都高速公路,它和外堀川(这一带曾被称为汐留川)一起被填埋,现在只有名字还勉强留在首都高速公路“土桥入口”和“土桥路口”的标志牌上。
那么,日吉大楼又在八丁目的什么位置呢?
我偶然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发现了由“平和博物馆创立会”编写的《银座与战争》画册,里面折叠着一张1937年制作的手绘银座街道地图。我借来用放大镜细细查看,从土桥靠近银座这一端的桥头,也就是现在Recruit公司大楼所在的角落出发,沿着首都高速公路找,没有找到。沿着汐留川左转,则很快就在第二个街区的一角找到了“名川事务所”的小字。不会有错。虽然没有日吉大楼的名字,但这里应该就是大桥晴子找到的那间“名川律师事务所”吧。
我还想多说几句,在制作这张街道地图的1937年前后,现在Recruit公司大楼所在的位置上,面朝大街的方向杂乱地分布着加油站、名片印刷店、烟草店、理发店、榻榻米店、美容院等十几家小商铺。若对地图上的那一带进一步凝神细看,会发现其中有一家被标注为“虎屋汽车”的店铺。
旧银座五至八丁目地图。箭头所指处写着“名川事务所”一行文字,这里就是后来改为生活手帖社的“衣裳研究所”所在地。(收录于画册《银座与战争》)
咦,这个虎屋汽车店,不是小泽先生出生的地方吗?
小泽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作家小泽信男。这位小泽先生的长篇小说《小说昭和十一年》,就是以绘制这张街道图的前一年(1936年)为题材创作的,那一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和“阿部定事件”。小说在1969年发行。我时隔四十年重读了这本小说,正如我所料,小说开始不久就有这样一个章节:“这里是银座靠西边的外侧,土桥桥头的电车轨道。虎屋汽车店是桥头数过来的第五家。木造的车库包着白铁皮,幸运的是没有被前一天的大雪压垮。正前方停着三辆汽车,勉强挤靠在一起。在那后面,一侧是事务所,另一侧凹进去的位置停放着一辆汽车,车后面是四叠[2]半的小房间和厨房。这样就走到了头。可是,二楼却有六叠和八叠的房间,甚至还有晾衣服的平台。这是座头重脚轻、造型奇特的违法建筑。四叠半的房间里住着两个住家帮佣的司机,而店主的孩子包括婴儿在内一共五个人,正在二楼香甜地沉睡。”
虎屋汽车店,是小泽的父亲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后不久开办的贸易商行。小泽是五个孩子里的第二个,当时他还是西五丁目泰明小学三年级的小小少年。从虎屋到日吉大楼,以少年的腿脚奔跑的话连三十秒都不用。原来如此啊,在经历了夹杂着战争的十二年之后,花森安治他们又在这条街上创办了《生活手帖》。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45年,银座遭到三次猛烈的空袭,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其中1月27日的空袭里,有乐町站有两百五十人死亡,尸体在地铁站台上堆成了小山。除了奇迹般没有被烧毁的尾张町路口的服部钟表店(现在的和光)以外,三越、松屋、松坂屋等百货公司,歌舞伎座,泰明小学,以及读卖新闻社,都因为五十六架B——29远程轰炸机投下的两百五十公斤的弹药雨而熊熊燃烧。烧剩下的大楼外墙黑漆漆的,并排耸立在残留的瓦砾堆上。土桥另一侧的新桥也同样遭受了毁灭般的破坏。而在这之中,为什么日吉大楼平安无事,没有被烧毁呢?这便是我的疑问。
答案就在上文提到的画册《银座与战争》中。书中还收录了战后不久制作完成的地图《战灾烧失地图》,图中显示,几乎整个银座都作为烧毁地区被涂成了红色,其中只有七丁目和八丁目仍维持着白色。即使同在银座,不知为什么只有这一带一直到最后都躲过了空袭。各处因为强制疏散而造成了大量的空地,可尽管如此,空中交错飞过的B——29始终没有向这个地区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
——要开出版社的话就要去银座。就从银座出发吧。
花森曾这样说过,而那个银座,既不是战争前的摩登都市银座,也不是如今有着索尼大楼和Recruit大楼,正逐渐高层化的银座。实际上,那是不久前被美军的空袭所烧毁,如经历过野火的荒原般惨淡的银座。
从横跨汐留川的土桥上迈一步就到了新桥。新桥也被破坏殆尽,整条街都被临时搭建的商店、廉价夜总会、场外马券销售点挤得熙熙攘攘,成了黑市。那种野蛮的气氛,一定也深刻影响了西八丁目一带——只有这银座的尽头一带还维持着旧时街道的原貌。
这一带虽然好不容易才躲过烧毁,却被卷入了战后复兴的浪潮,转瞬间就改头换面了。当我1957年游行路过这里时,小泽信男出生的地方——虎屋汽车店一带,已经变成了名为Showboat的大型夜总会。后来Showboat也在1970年关闭了。随后不久就被大火烧毁,那块地皮上盖起了Recruit总公司的大楼。
而说到生活手帖社,1953年在麻布狸穴的苏联大使馆旁增设了“生活手帖研究室”,编辑的重心也转移到了那里。在那之后,日吉大楼的房间仍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或许就是那时,花森安治刚刚从社里走出来,在Showboat前的十字路口遇见了我们的游行队伍吧。这一点我无法确定,也并不打算确定。以灰蒙蒙的街道为背景,两个男人沉默地伫立着——傍晚时分的这幅景象仍留在我遥远的记忆深处。
[1]坪,日本传统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本书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注)
[2]叠,表示房间面积的单位,1叠约合1.62平方米。(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