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楔子

元朔二年（前127）春天，皇后卫子夫的弟弟、车骑将军卫青率大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向西略地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一举收复了河套地区，并虏获了数千的俘虏，带回了数十万头牲畜。大汉帝国在河套设朔方郡，建朔方城。皇帝以三千八百户封卫青为长平侯。

这时的大汉帝国是朝气蓬勃的。这一年司马迁也才十九岁，风华正茂。这一年的夏天，他和家人一起，从故乡夏阳县高门里（今陕西韩城西南十八里之嵬东乡高门村）迁居茂陵。茂陵是汉武帝刘彻为自己修的陵寝，位于咸阳兴平市东北，前后花了五十三年才建成，是汉帝国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长、陪葬品也最为丰富的陵寝，耗费之巨让人瞠目结舌，据说汉武帝竟拿每年赋税的三分之一来建造它。在那一年，皇帝下令徙郡国豪杰及家产三百万以上者居茂陵，司马迁的家族既算不上是郡国豪杰，家产亦没有达到三百万之巨，本不用徙居茂陵，但是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以建茂陵之功由太史丞升为太史令，于是他的家人也得以徙居于距京师长安仅有八十里远的茂陵。他们的家，安在茂陵显武里。

正是在这里，在这一年，年轻的司马迁见到了郭解。郭解是轵（今河南省济源市东南十三里轵城镇）人，是当时有名的游侠，年轻时也曾干过许多违法的事情，比如藏匿凶犯、铸私钱、盗墓之类，他为人仗义疏财，好结交权贵和豪杰，其情形，大约有点像电影《教父》里的教父维托·柯里昂；他的家资本来没有达到三百万的迁徙标准，但是当地的官员却因为他声望太大，还是逼迫他迁居茂陵了。郭解的声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长平侯卫青都要为他说情了，卫青对皇帝说：“郭解家很穷，用不着迁徙。”皇帝说：“一个老百姓竟然能够让朝廷的将军为他说情，他的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还是被迫迁居茂陵了，而人们资助他西迁茂陵的钱竟达到千余万之巨。不久之后，举报郭解导致郭解徙居茂陵的县掾杨季主就被杀了，杨季主的家人上书京城，又被人杀死在宫城外。皇帝下令捉拿郭解，郭解把家人安置在夏阳（司马迁的家乡），自己就逃亡了。他的逃亡得到了许多不知名的人的帮助，他逃到临晋时，还得到了一个名叫籍少公的人的帮助：籍少公并不认识郭解，但却把郭解放出关去。官吏追到临晋，籍少公为了保护郭解，就自杀了。郭解一路逃亡，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但是大家都没有告发他，反倒全都在帮助他。许久之后，郭解终于被捉住了，但是他所犯的杀人之罪却全都是发生在大赦前，因此没有办法治他的罪。这时正好发生了一件事：轵地的一个儒生，在公开场合说郭解“专做奸滑的事来侵害公家的利益，怎能说他是一个贤人”，结果就有一个郭解的门客，把这个儒生杀了，还把他的舌头割下来。主持审问的官吏责问郭解，但当时郭解还在狱中，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而那个杀人的门客又逃走了，于是也搞不清究竟是谁主使的。主持审问的官吏没有办法，只好向皇帝报告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是当时儒家的首领，他对皇帝说：“郭解不过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却行任侠之事，权力比官员还大，竟有人为了一点小事就愿为他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此事，但他的罪过实在比自己去杀人还大，简直相当于造反啊！”于是皇帝就把郭解一族全都杀了。当时的司马迁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情所隐含的意义。首先，他不能理解郭解为什么不愿意徙居茂陵，对司马迁而言，徙居茂陵不仅使自己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而且茂陵还是一座崭新的城市，集中了全国的财富与贤人，能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其次，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郭解，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最后，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公孙弘会认为郭解“大逆不道”，以至于使郭解遭到族灭的下场。

很多年以后，直到他因为为李陵辩护而下蚕室遭了腐刑，他才能完全地明白郭解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大汉帝国治下的人民的意义，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帮助他；也是要到下了蚕室之后，他才能明白郭解所做的事情对于皇帝的威胁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御史大夫公孙弘一定要把“大逆不道”的罪名加在郭解的头上。

一

陕西韩城，因司马迁出生在此而知名于世，而在汉朝，韩城却是以兵家要地而知名：公元前645年，秦国和晋国在这里大战，以秦国俘虏了晋惠公而告终；公元前205年，韩信以木罂渡过韩城南边的少梁津而擒魏豹。另外，在韩城东北六十里处，还有著名的龙门津，又称禹门津，相传是大禹治水时开凿，“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司马迁是很以自己出生于龙门附近而骄傲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迁生龙门。”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在韩城西南十七里的鬼东乡。他的父亲司马谈，在建元元年（前140）司马迁六岁时出仕，后来官至太史令；他的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旧二十等爵的第九级，自此以上始免徭役。司马喜的五大夫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曾祖司马无泽，为汉市长（不是现在所谓市长，是管理一个市集之长，很小的官）；高祖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再往上追溯，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先祖，叫司马错，为秦蜀郡守。而据《太史公自序》，司马家族的远祖，则是唐虞之际的重黎氏，重为南正，黎为北正。“正”就是长官的意思，南正是古代的天官，观星象，定历法；北正则是古代的地官，执掌农事。

十九岁之前，司马迁一直都在夏阳的家里读书，“耕牧于河山之阳”。从他的祖父能够以四千石粟买来五大夫的爵位这件事来推断，他的家境应该尚可，司马迁不见得真的从小就要下地干活、上山放羊，“耕牧于河山之阳”只是一种美化的说法。司马迁很聪颖，十岁时就开始学习古文字，到十九岁他来到茂陵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了。

父亲司马谈对司马迁抱了极大的期望。《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年仅十三岁，就已经乘坐驿车周游天下，收集古代诸侯的史记了。《西京杂记》里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现代人一般都认为说司马迁十三岁即周游天下太过夸张，但却也没有能找到确实的证据来否认。而司马迁二十岁时的壮游却是确实无疑的，因为《太史公自序》中明明地列出了他所经过的地方。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转述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壮游路线的考证说：“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这样的旅行，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漫长而艰辛的了，而司马迁在这样艰辛的旅程中又还有别的任务，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就是收集各地不为官书所载的旧闻，好为以后编写《史记》做准备。而这一次的壮游，也确实开拓了司马迁的眼界，为他后来的编写《史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大概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司马迁回到了茂陵，而司马谈对此时的儿子仍不满意。而那时在茂陵又正好居住着两位博学鸿儒，一位是董仲舒，一位是孔安国，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于是司马谈把儿子送到这两位大儒那里，让司马迁跟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跟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公元前119年，即武帝元狩四年，大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将军卫青以五万骑深入漠北，与匈奴单于相遇。卫青令兵车环绕一圈，扎下营寨，然后令五千骑兵出击。匈奴方面亦派出了大约一万的骑兵与汉军相抗。这时刮起了大风，沙砾扑面，两军无法交战。卫青派出军队从两翼包围单于的军队，匈奴单于看到汉军强大，便乘六匹骡子拉的车，带着壮骑数百突围而去。此时匈奴和大汉帝国的军队仍在激战，两军伤亡相当。汉军的左校捕虏说匈奴单于天还没黑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汉军发轻骑连夜追捕。而匈奴方面大概是因为单于的逃走而失去了作战的动力，各部军队四散而去。汉军轻骑一直追到天亮，也没有追上匈奴单于，只好放弃。这一战汉军杀死了匈奴一万余人，并进军到赵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把城中的粮草都烧了才班师凯旋。此战之后，匈奴失去了与大汉帝国相抗的本钱，远逃漠北，漠南已无王庭，成为汉帝国的势力范围，汉军的驻地北至令居城（今甘肃永登西北）。然而大汉帝国为了取得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军士卒死亡的达到数万人，损失的马匹更是达到十几万匹，以至于已无马可用，而这只是直接的损失。战争胜利之后，皇帝赏赐给将士的金钱达到了五十万金，而转运粮食、徙民以实边地的费用更达到上亿之巨，导致国库空虚，不得不开始向富人征收财产税，并实行盐铁专卖，且发行白金皮币，而白金皮币的发行又导致了通货膨胀，使国家的货币系统乱成一团。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司马迁出仕为郎，这是一个前程远大的职位，虽然品级低微，秩仅三百石（几年后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置平准均输，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却常常可以近距离地与皇帝接触。元狩四年（前119）司马迁二十八岁，而大汉帝国如日中天，司马迁的内心，必定也是豪情满怀吧！

二

元狩五年（前118），大汉帝国的皇帝刘彻三十九岁，自公元前141年登基以来，在位已达二十三年。对皇帝的崇敬与感激之情此时已弥漫于大汉帝国朝野上下，因为大汉帝国正是在刘彻的统治之下，才达到了全盛。在司马迁于公元前93年写给任安（曾与司马迁一起为郎）的信中，他说自己遭到腐刑之前的状态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那意思是说，自己不交接友朋，亦不考虑婚姻之事，把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期望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司马迁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皇帝交给他一个重任，让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设郡置吏，而他的官职也得到了提升，成为郎中将（秩千石）。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都有谁，就知道这个任务对司马迁会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是公孙弘，他后来官至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之前，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官虽不大，却是一代文宗，深受武帝的激赏。如果用前程远大来形容三十五岁时的司马迁，是并不过分的，而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出使归来。皇帝正在前往泰山封禅的途中，司马迁要从巴蜀赶到泰山去面见皇帝，但是在经过洛阳时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病危，正在洛阳等待他的儿子以交代后事。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三十六岁，而司马谈大约五十六岁。自从司马谈任太史令以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件事上：一是编撰《史记》，二是为皇帝的封禅制定礼仪。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有最终完成。《史记》的框架大约已经确定，资料亦已收集整齐，司马谈甚至可能已经写出了一些零散的篇章，但距离完成还非常遥远，司马谈大约早已料到《史记》仅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一直在培养司马迁做自己的接班人；封禅却是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了，而司马谈却在这节骨眼上因为生病而无法扈从，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然而还有一件事，更让司马谈耿耿于怀。还是在那封被后人题为《报任安书》的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说：“我的先人，并没有剖符丹书的大功（即便子孙有罪也可以赦免），只不过是一个掌管文史典籍和天文历法的太史令，相当于以前负责占卜和祭祀的小官儿，常常为主上所戏弄，如同乐人和伶人，因此也为世人所轻视。（原文：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汉代的太史令秩仅六百石，职位低微，司马迁为郎中将出使西南夷，秩已达千石，就已经超过了任太史令多年的司马谈，司马谈一方面想要修史以继《春秋》，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太史令职位的低微，他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去世的。或许他原本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太史令这个职位，否则他不会送司马迁为郎，但是，当命运的巨轮碾轧下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把未竟的事业交给了儿子。

司马迁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之后，就赶到泰山去了，一方面是向皇帝述职，另一方面是要扈从皇帝的封禅。之后他又随着皇帝去负薪塞河，然后就是守丧。守丧结束之后，他正式接过了太史令的职位，这时已经是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八岁。

三

从三十八岁到四十二岁的五年间，除了不时地扈从武帝出巡，司马迁潜心述史，到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即主持修订太初历，对于这个任务，司马迁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现代人对于历法的态度与古代人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人只把历法看成一种记年月日的规则，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别的意义。而古人却对历法极为重视，其一是因为古时还是农业社会，历法对春耕秋收有指导意义，历法的准确与否，与农业的收成有极大的关系；其次是统治者也把制定历法当成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到春秋，只有天子才有制定历法的权力，到战国时，各国称王，自行制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改历就是改朝换代，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也说：“每个新的朝代开始时都是非常谨慎的，要改定历法，更换服色，推求本天的元气所在，以顺承天意。”大汉朝自建立之初，就在要不要改历和易服色以及如何改易等事情上争论不休，众人的意见大多都集中在要改正朔和易服色上，只是究竟如何改易，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有一个定论。一直到太初元年，皇帝既然已经在元封元年第一次到泰山去封禅了，这时也决心要把改历和易服色的事情一鼓作气地完成，而司马迁得以参与并主持如此重大的事情，自然要感到格外自豪了。

在这一年，司马迁还修正了《史记》的断限，并与壶遂讨论了作史的义例。《史记》的断限原本是由司马谈确定下来的，即上起陶唐，下讫获麟即元狩元年（前122），而司马迁则把《史记》的起始时间上推至黄帝，把下限下推至太初元年（前104）。壶遂曾与司马迁一起主持修订太初历，当时的官职应该是太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秩千石，掌议论），与司马迁或许还是好友。他问司马迁：“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壶遂表面是问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实际上是在问司马迁修史的目的何在。这时候的司马迁仍然是豪情满怀的，他借老师董仲舒的话回答壶遂说：“我曾听董先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司马迁的原文，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退诸侯，讨大夫”还罢了，天子之为天子，即是天命所归、皇权所在，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何德何能，而能“贬天子”？后来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即将这一句改为“贬诸侯，讨大夫”，删去了“贬天子”三字，因为班固深知天子是不可贬的。而司马迁却以为天子是可贬的，司马迁的这种想法，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

四

太初四年是大汉帝国由盛转衰的一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是皇帝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他于太初元年（前104）第一次率领大军远征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其兵力为“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其目的则是大宛国的善马。皇帝原本以为这一战必定可以轻易拿下，因为之前有人跟他说“以汉兵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哪里想到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个大草包，他的军队千辛万苦走到大宛东境的郁成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根城）时，已经只剩数千人，而且还都是又饥又疲，李广利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攻城，结果大败。这时连李广利也知道事情不好办了，他对手下王恢和李哆说：“连郁成都攻不下，更不用说大宛国的王都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敦煌去。带出去数万人，回到敦煌的仅剩十之一二。皇帝听说贰师将军大败，大怒，让使者到玉门关去阻拦，不让李广利入关，还说谁敢入关就杀谁。李广利没有办法，只好留在敦煌。到这一年的夏天，皇帝下定了决心要再次攻打大宛，他先是查办了反对讨伐大宛的公卿大臣，随后派出军队计六万人（负载私人装备的随从未算在内），牛十万头，马三万余匹，驴、骡、骆驼亦有好几万头，携带粮食、兵器、弓弩前去攻打大宛。因为大宛王城内没有水井，再征发水工以引开王城水源，又征发边防戍军十八万人到酒泉、张掖以北以拱卫酒泉，并征发全国的七种人（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入赘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去转运粮食。这一次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理由再失败了，到太初四年，终于大胜凯旋，带回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而李广利亦得封为海西侯。

这一年改元为天汉元年，到天汉二年（前99）而李陵案起。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颇有乃祖之风，善于骑射且爱护士卒。长大以后，先是做了建章监（建章卫尉的属官，统率羽林骑。卫青未显时，也曾任建章监），后来汉武帝因为他是李广的孙子，便给了他八百骑兵，他率这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没有遇到敌人，安全地返回了，因此得拜为骑都尉（秩二千石），率领五千荆楚勇士，教射于酒泉、张掖。天汉二年秋，那个大草包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到祁连天山（在今甘肃张掖西南）去与匈奴右贤王作战，而使李陵率五千士卒出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北，深入匈奴千余里以分匈奴兵。李陵大概走了三十天，到达浚稽山（蒙古国图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宿营，约定的日期已到，就率军往回走，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骑包围。李陵手下只有五千步卒，只能且战且退，连续与匈奴人打了八天，终于退到距离居延城仅有百余里的地方，这时却被匈奴人阻挡了道路，粮食、武器都已耗尽，而救兵又迟迟不至，李陵没有办法，只好投降。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京师长安，皇帝大怒，正好这时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大败而回，一帮子阿谀奉承之徒，都知道李广利是皇帝宠姬的哥哥，因此都略过不管，只是一股劲地大骂李陵。司马迁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以为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王庭，伤敌万余，虽不得已而降敌，但功过已可相抵。且李陵忠心耿耿，虽身陷敌境，但只要有机会，必定会奋起以报汉。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皇帝说了，汉武帝也觉得有理，于是派因杅将军公孙敖（此人是卫青的发小）率军深入匈奴以迎李陵。公孙敖在边境上待了有一年多，大约是待得实在不耐烦了，便借俘虏之口说“李陵教单于兵以备汉”，皇帝大怒，族灭了李陵一家，而司马迁也被株连，被判“诬罔”之罪，这罪是死罪。汉朝有赎死的法律，只要皇帝允许，可以入钱五十万以赎死，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腐刑赎死。而司马迁不过是个秩六百石的太史令，拿不出五十万钱，朋友们这时也避之唯恐不及。他告贷无门，原本想一死了之，却又想到《史记》还没有写成，父亲的嘱托尚未完成，况且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也不是大丈夫的作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腐刑赎死的办法。

汉武帝其实也不是真想要司马迁的命，他若真想要谁的命，那不管你有多少钱，也不管你有多少生殖器，都没有办法逃得脱。终武帝之世，士大夫犯死罪而得以腐刑赎死者只有两人，司马迁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可能只是想用腐刑折辱司马迁而已，这一点从他将受了腐刑的司马迁任命为中书令（武帝以宦官为中书谒者，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文书档案，中书令为中书谒者的主官）也可以看出来，他仍然欣赏司马迁的才能，他只是想用腐刑来磨去司马迁的桀骜不驯，让司马迁乖乖听话。然而腐刑割去的却只是司马迁肉体上的势，他的思想反倒因此而变得更为桀骜不驯了。

五

道与势的关系，自战国以来，就是中国文人关心的大问题。余英时先生曾说，当孔子说“士志于道”时，就已经为中国的文人定下了一个基本面，即不“志于道”者，就算不上是一个“士”。那么何谓“道”？孟子给出了解释。《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孟子说：“尚志。”王子垫又进一步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矣。”孔子的学生曾参也说“仁以为己任”，可见“仁”是“道”的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何谓“势”？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力。道与势的关系，孟子给出了解释：“古代的贤王只追求真理，而不看重权势，古代的贤人不也是这样的么？乐于追求真理而不在乎人之权位。因此即便是王公贵族，如果礼数不周到，想见贤人一面都见不到；见面都那么困难，让贤人做王公贵族的臣子，就更不可能了。”因此孟子是把道放在势之上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保证道不为势所屈，孟子却语焉不详。

战国时期，各国争霸，对于士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士与君主的关系，还可以分为四类，即师、友、臣、役，《战国策》记郭隗答燕昭王语：“仁义的帝皇以士为师，一般国王以士为友，王霸之徒以士为臣子，而亡国之徒以士为奴。”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汉继之，士与君主的关系，迅速变化为只有臣与役两种。中国的文人一方面支持国家的统一，支持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地位的改变感到茫然，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学说，试图借助“天”的力量来限制君主，然而汉武帝只接受了他的“君权神授”的理论，对于“天道”对君主的限制，却是弃之如敝屣，而董仲舒自己也是一生蹭蹬。司马迁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把董仲舒的学说接了过来，因此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虽然在他遭腐刑之前，他一直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汉武帝，他对汉武帝的感情，简直可以说是感激涕零，但“贬天子”的观念，却也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司马迁只怕还有些书呆子气，口角上又锋锐不知退让，更喜欢冷嘲热讽（这个从《史记》的语言风格可以看出来），汉武帝拿他下刀，杀鸡给猴看，也就是正常的了。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他与其他的文人一样，对皇帝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把皇帝看作是帝国的化身，是帝国利益的象征，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同一。有这种想法的人绝非司马迁一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皇帝就是忠心耿耿，他积极地支持修建茂陵，支持封禅，即便修建茂陵和封禅耗费了帝国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也在所不惜；而封禅、改制这些事情，同样也为其他的文人所支持，比如司马相如，他临死前还留书汉武帝谈封禅的事情；还有贾谊，他也同样是支持封禅改制的。直到司马迁被下了蚕室之后，他才突然地意识到将帝国与皇帝同一的荒谬之处，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说出这种想法，但是从《史记》的很多章节，尤其是《封禅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皇帝的讥讽与嘲笑，而从这一点出发，他又进一步怀疑起帝国存在的必要性，怀疑帝国的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而且更进一步，他还指出了那些为了帝国的存在和扩张而处心积虑地寻找其合法性的儒生的虚伪。然而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或许与他年轻时曾经与郭解相遇以及他二十岁时的壮游有关，他从郭解的遭遇进一步地联想到了许多前贤的遭遇：项羽、田横、荆轲、聂政，孔子的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其志，伯夷叔齐的宁肯不食周粟也不改其忠，伍子胥的百折不回终得以为父报仇，齐太史兄弟的宁死也要实录史事……这些人所坚持的理念或许不同甚至相互之间有矛盾，但他们的生命却都是张扬而自由的。

这时候他终于也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地敬爱郭解帮助郭解了，因为郭解正是战国以来的自由生命的象征，帝国的建立使生命的外在自由再也不存在了，每一个人都是帝国的一分子，都是帝国治下的黔首，甚至于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与死的权利；而司马迁也终于明白了公孙弘为什么一定要处郭解以族杀之刑，因为郭解作为一个象征，他的存在会产生越来越巨大的离心力，使帝国最终瓦解。

然而司马迁的内心仍然是矛盾的，因为他与别人一样，同样害怕帝国的瓦解，害怕像战国那样的战乱频仍的时代重新到来。然而，在个人的自由与帝国的存在和扩张之间，有一个中间的道路，使两者可以共存吗？他没有找到。

六

有一个办法，似乎是可以解决司马迁的矛盾的，即道与势的同一。换句话说，就是让“素王”孔子成为真正的帝王。帝国的败坏与荒谬不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吗？汉武帝重用亲娅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使帝国的扩张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他的封禅或许是必需的，但是封禅后的求仙却是毫无意义且同样耗费巨大，他对“巫蛊案”的处置使太子自杀，间接导致外戚控制了朝廷大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有一个坏皇帝———不，甚至只是一个不完美的皇帝———对帝国的损害是多么的巨大。沿着这个思路，历史向前滚动了一百年，终于出来了一个最符合儒生理想的皇帝：王莽。

王莽似乎是完美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学识上，在道德上，他是万民敬仰的圣人，在学识上，他是太学生出身，是国师刘歆的同学，是一个真正的儒生，然而王莽统治的结果，却不过是使帝国由独裁走向了极权。

然而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能说得清的，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太史公司马迁上来吧。

《史记》的最终完成，大约是在太始四年（前93）之后不久，之后司马迁仍在不断地修订，并补录了一些太初之后的大事。据张大可先生的猜测，司马迁最迟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时已去世，因为在这一年的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辩难中引用《史记·货殖列传》时称“司马子言”，而这是对已故学问家的尊称。

《史记》成书之后，并不为人所重视，据东汉卫宏所说，汉武帝看了此书之后，很不高兴，下令删去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如今流布的版本里，《今上本纪》就是直接用《封禅书》来替代的。直到宣帝时，因为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四处宣传此书，《史记》才得以大范围流传。司马迁父子作此书时，本名《太史公书》，到东汉桓灵时，终于被人们以《史记》称之，“史记”本是对所有史书的通称，人们用《史记》来替代《太史公书》，可见对其之重视。

但《史记》真正为主流文人所承认，还要等到两汉之后。西汉时武帝删削此书，藏于府库，就不用说了；东汉时，正统的儒生是视《史记》为“谤书”的，东汉末的司徒王允更直接怪责武帝没有把司马迁给杀了，使他得以把《史记》完成，贻害后人；相反，班彪、班固父子所作《汉书》，则因为其迂腐的儒家立场，在东汉时成为正统，地位比《史记》要高得多。到魏晋南北朝时，《史记》的地位开始提升。到唐朝，《史记》已与《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三史”，都是科举考试之目。古文运动中，韩愈等人又以《史记》为旗帜，从而大大提升了《史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唐以后《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夸张的是明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柯维骐的，为了能安心做学问，竟然挥刀自宫了，这样的行为，自然只能算是东施效颦，但由此亦可见出司马迁的影响力有多大。

其实司马迁对于自己在两汉时的边缘地位以及最终得到承认都早有预知，他在《报任安书》中就已经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同时代人对他的不理解，他早就预见到了，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是可以传之后世而流传久远的，同样是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也是我最看重司马迁的地方，佛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亦是此意，孟子云“虽千万人，吾往矣”亦是此意，这是何等的大勇气，又是何等的大苦难。

然而作史之不易，两千年过去了，今人与古人却也没有大的不同，这也仍然是大可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