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及长，辩赡，以骨鲠称”

王羲之的性格是颇有些怪异的，既自傲，又自卑，说话刻毒，为人处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生活在东晋，是不愿轻易与他交往的。当然他是贵族，像我这样的小民想与他交往恐怕也没有机会。

他的令人生厌处，史书中多有记载。比如有一次他到门生家里去，看到有一张桌子，又滑又干净，就拿出毛笔在上面写字，一半楷书一半草书，后来门生的父亲把桌子上的字刮去了，那个门生还懊悔叹惜了好几天。这件事情，现在看来自然是极风雅的，王羲之的字，谁不喜欢呀？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你是门生的父亲，并不喜欢书法，更看重那张又滑又干净的桌子，说不定这桌子还是老婆大人的嫁妆！你王羲之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笔就在主人的桌子上写字，岂不是太无聊？所以门生的父亲必定是很不高兴的，这就是王羲之令人生厌的地方。又比如这件事：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碰到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婆。王羲之也不打个招呼，就在老太婆的竹扇上写字，每个竹扇都写了五个字，老太婆很不高兴。这也难怪啊，人家是做生意的，你把人家的扇子上都写了字，人家还怎么卖呢？王羲之看老太婆不高兴，就说：“你只管说这扇子上的字是王羲之写的，一个扇子可以卖一百钱。”老太婆就照他说的做了，扇子很快就卖完了。这时老太婆再来找王羲之在她的扇子上写字，王羲之就笑着不写了。这件事王羲之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妥帖一些，比如他可以在写字之前先说明缘由，说自己是王羲之，扇子上写了他的字之后肯定能卖大价钱，那老太婆自然会很高兴地让他在扇子上写字了。现在他也不征求主人的意见，就在扇子上写字，老太婆不气疯了才怪呢。

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有一个叫王述的，是一个有名的率性的人。大概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王羲之非常恨王述（原因后文详述）。王述任会稽内史，碰上母亲去世，就辞了职守丧，但是人并没有离开会稽。王羲之是一直希望能到会稽来做官的，这时有了机会，朝廷就安排他顶替了王述来当会稽内史。按常理，王述是你的前任，他没有离开会稽，而且他的母亲又刚去世，王羲之作为父母官，应该常常去拜访人家才对。但是王羲之就是刚到会稽时去吊唁了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了，害得王述每次听到角声（大约大官儿出行都有角声开路），就洒扫庭院，准备茶酒，结果每次都是一场空欢喜。后来王述守制结束，升任扬州刺史，会稽郡里的有地位的人他都去告别了，但是就是没有去见王羲之。扬州刺史正好是会稽内史的顶头上司，王述也不客气，一上任就跟王羲之作对，派人去检查王羲之的工作，搞得王羲之疲于奔命。王羲之终于受不了了，上了一个表章，请求把会稽等郡从扬州府里划出来，单独立为越州，这件事传出去，被人当作笑柄———朝廷怎么可能为了你跟王述的私人恩怨就做出这种行政上的变动？王羲之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索性就辞职了事，后来也再也没有出仕了。

当时被王羲之得罪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作殷浩。殷浩是王述的前任，也做过扬州刺史，他做扬州刺史时权力比王述还大，专门负责北伐之事。当时王羲之听说殷浩要北伐了，就写了一封信劝阻殷浩不要北伐。本来王羲之跟殷浩的关系不错，从小就认识，王羲之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都还是殷浩提拔他当的，但是他写给殷浩的那封信里却充满了辱骂的言辞。一开始他还客气些，先拐着弯子骂，说殷浩没有深谋远虑，又不听别人的意见，搞得国家衰败，几乎要灭亡，然后又骂殷浩出身低微，跟着再骂殷浩矫情。骂完这些之后，他开始威胁殷浩快点让权贵们进入中央政府，否则的话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太过刻毒，最后还来一句“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把你给得罪了，但我情不自禁，还是忍不住要尽情把你大骂一顿），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殷浩自然没有听从王羲之的意见，仍然北伐了，结果大败而回，被死对头奸雄桓温参了一本丢了官，所以他倒没有来得及像王述那样报复王羲之，不过以殷浩的人品，大约他也不会像王述那样率真，那样快意恩仇吧。

关于王羲之的性格，《晋书》王羲之的传记里说得比较委婉一点，说是“及长，辩赡，以骨鲠称”。所谓“辩赡”，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话刻毒———看看他写给殷浩的信就知道了；所谓“骨鲠”，换一个说话，就是不通世故，老得罪人。但是王羲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晋书》里并没有给出解释，而且后来的人似乎也没有注意过这一点，我不揣愚陋，大着胆子，根据史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试着给出一些推测，以待有识之士来批评辨正。

“幼讷于言”

童年的经历往往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已经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过了，我对心理学没有研究（其实是一窍不通），就不在这里夸夸其谈了，总之王羲之“辩赡”和“骨鲠”之性格的形成，是可以在他的童年经历里找到缘由的。

王羲之童年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七岁时他父亲的失踪。说到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王羲之的家世。王羲之的始祖，据说是周灵王的太子晋，晋因为直谏被废为庶人。晋的儿子敬宗后来成为周的司徒，人们因为敬宗是废太子的儿子，就称他们家为“王”家，敬宗因此以“王”为姓。王羲之的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居到琅邪临沂，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由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的曾祖父王览，已经过了二十六世。王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气很大，入了二十四孝的，名叫王祥，王祥因为自己的品德很高，得到政府的重用，出任徐州别驾，后来升任大司农，到晋武帝时，官拜太保，晋爵为公，而王览也做到了光禄大夫。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他的祖父是王览的四儿子王正，父亲王旷，字世宏，是王正的二儿子，他还有一个伯伯，名叫王廙，字世将，一个叔叔，名叫王彬，字世儒。

琅邪王家在魏时就已经是名门望族，永嘉之乱前，王羲之有一个族伯名叫王衍，以善于清谈和姿容秀美知名于世，得到了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重用，成为司徒。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当时是琅邪王司马睿的长史，族伯王敦，当时任扬州刺史，这两个人是一伙的，他们搞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议王氏一族的前途。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听说他们正在讨论大事，就跑过去，从墙缝里偷看，还大喊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我要告官去。”王导和王敦没有办法，就放他进来。王旷提出可以与司马睿一起南渡到建邺去，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王导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自然赞成，王敦也同意，于是一件决定了晋室和王家的前途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司马睿成为东晋的开国之君，王旷是立下了大功的。

但是由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王导和王敦两人其实是并不信任王旷的，否则的话应该从一开始就找王旷来商议，而不是等到王旷威胁说要告官了才接受他参加这次的会议。司马睿到建邺之后，王旷出任淮南内史，治所在扬州。309年，他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要他率领军队北上去救上党。王旷带领三万军队由扬州北上，在长平遇到了刘聪的军队，两军大战，王旷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部将施融、曹超战死。

关于这件事情，《晋书》的记载很诡异。王旷作为那三万军队的主帅，如果战死的话，理应被提到，如果没有战死，而是投降了，那么也应该提到王旷降贼才对，但是《晋书》里既没有说王旷战死，也没有说王旷降贼。总之，在这一次大战之后，王旷或许并没有人间蒸发，但确定无疑的是已经从史书里蒸发了。

王旷的事情，会不会是王导和王敦为了排挤他而暗地里搞鬼呢？史书里找不到确实的证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羲之是有所怀疑的，这可以从他后来不愿意到建康去当官、成为王导的死对头庾亮的长史等等事情中看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羲之的童年就非常悲惨了，因为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王导和王敦的庇护，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充满了仇恨。这样的情形，让我想起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童年。杨过在桃花岛的时候，同样是对郭家的人充满了仇恨和不信任感，但同时他又离不开郭靖的庇护。他被郭靖的孩子和徒弟们欺负，却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这一切使杨过的性格变得怪异而不合群，既骄傲又自卑，这样的性格与王羲之的性格就非常相似。更糟糕的是，据说王羲之少年时还患有癫痫，隔一两年就会发作一次，这种病的存在，只会使王羲之的性格进一步地走向极端。《晋书》中说王羲之幼时“讷于言”，从这个“讷于言”中，我们也可以猜测出王羲之的童年或许过得并不幸福。

“牛心炙”和“东床快婿”

在这样悲伤的童年时光中，唯有两件事能让王羲之感到快乐。第一件事是练习书法。王家本来就有善书的传统，王羲之从小就对书法甚感兴趣，十二岁时，他从父亲遗留下来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论著《笔论》，由此书法大进。当时的书法名家卫夫人看到了王羲之写的字之后，大加赞赏，说道：“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又说：“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笔势传》）对当时的王羲之而言，书法或许就像桃花源一样，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的不快乐。

另一件事，则是伯父王廙来看他。王廙擅长绘画和书法，王僧虔《论书》中说道：“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右军”就是指王羲之，因为他曾当过右军将军，所以这样称呼他。王僧虔的意思就是在王羲之之前书法最好的人，就是王廙了，连王羲之也曾经向他学习。王廙也很喜欢王羲之，他曾将索靖的草书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赠送给王羲之，在王旷失踪之后，这位伯伯对王羲之而言无异于父亲。

灰暗而绝望的童年生活渐渐过去了，到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声望很高的大官儿，名叫周，315年的时候，他在建康当礼部尚书，当时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老爷子的夸赞，因为得到他的一句夸奖，就无异于鱼跃龙门，从此就会名声大振，前途光明。有一次周老爷子宴客，王羲之不知道为什么也参加了，以他的年龄，只有敬陪末座的份，但是周老爷子看到他之后，却十分欣赏。大概是因为刚从中原地区过来的缘故，当时的物资还不是十分丰富，有一道名为“牛心炙”的菜，是每次宴会必备的，最受人重视。如果哪位客人得到了主人亲手割下的第一道“牛心炙”，就说明他是这次宴会里排名第一的贵宾，周顗当时就把那第一道的“牛心炙”给了王羲之。

在这样名流云集的宴会上得到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欣赏，应该会使王羲之的自信心有极大的提升，这或许会大大地改变他的少年生活的底色，更重要的是，王导和王敦也因此而注意到了家族里这个沉默寡言的患有癫痫的少年。之前他们或许以为王羲之只是在书法方面有些才能罢了，但是现在连周也夸赞他了，那就完全不同了，于是连王敦也称赞起王羲之来，说他是“吾家佳子弟”，将他与当时享有重名的阮裕相提并论，之后，王羲之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与王承和王悦一起，被誉为“王氏三少”，成为琅邪王家的希望。

但是之后灾难却接踵而至，先是族伯王敦举兵，以“清君侧”之名，攻占了建康。王敦起兵的时候，王导和王氏一族都住在京城，王导作为族长，战战兢兢，带着子弟们到台城待罪。王羲之作为王家的一员，应该也在其中。就在他们都跪在那里的时候，周来了，王导可怜巴巴地对周喊道：“伯仁，以百口委卿！”伯仁是周的字，王导的意思是我家里这一百多口人都靠你了。周进去见晋元帝司马睿，苦劝司马睿不要杀王导，司马睿终于答应。周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出来，看见王导他们还跪在那里。周这个人喝了酒之后，本来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据说他以前在别人家里喝酒发酒疯，居然还想要强奸人家的妾，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他还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这回他大概也是喝酒喝多了，不仅没有告诉王导自己已经救了他们，反倒说道：“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意思是我今年要把你们这些贼奴才全杀了，把一个斗大的金印系在我的肘上。结果王导就以为周是要害自己的。等到王敦进了台城之后，问王导周可不可以做三公，王导不吭声，又问可不可以做尚书令，王导还是不吭声，王敦说既然这样就只能杀了他了，王导仍然不吭声，结果周就被王敦给杀了。后来王导看到了周为了救他上的表章，叹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两年以后，也就是324年，王敦病卒，他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他自己的尸体也被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司马睿在322年闰十一月崩）从坟里挖出来砍了头。王导虽然平安无事，但是已经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现在是皇后的哥哥庾亮执掌朝政。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跟着就是祖约和苏峻的叛乱。祖约就是那个“闻鸡起舞”的祖逖的弟弟，祖逖死后他接手了祖逖的军队。苏峻的身份也跟祖约差不多，都是带着一伙流民从北方过来的豪强。这样的人，史书里称为“流民帅”，中央政权对他们是不怎么信任的，一般都不让他们过长江，留在江淮一带。祖约当时是在豫州（今安徽芜湖），苏峻是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平王敦叛乱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民帅，名叫郗鉴的，联合其他的流民帅一起，帮助中央政权消灭了沈凤、王含等等王敦死后留下来的势力。祖约和苏峻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发展了势力。庾亮当政之后，试图削夺苏峻的势力，招苏峻进京，苏峻就联合祖约发起了新的叛乱。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入建康，在建康城里大肆掳掠，使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郗鉴和陶侃联手，把这场叛乱镇压下去了，但是庾亮因为激起了这场叛乱，不得不离开京城去任豫州刺史，中央政权再一次回到了王导的手中。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郗鉴派他的门生到王家去招女婿了。郗鉴是322年由北方南撤到合肥的，王敦于那一年的正月于荆州起兵，不久攻陷台城。闰十一月司马睿忧郁而死，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323年到324年，郗鉴一直在合肥和建康之间来去，而王导当时也自顾不暇，郗鉴不大可能在这时候与王导联姻。324年王敦覆亡，王家败落，郗鉴更不可能与王家联姻了。328年祖约、苏峻叛乱，次年叛乱平息，庾亮离开建康到了豫州，郗鉴因为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官拜司空，而王导也重新掌握了朝政，官拜太保，领司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郗鉴这时候与王导联姻，是最有可能的，也是最合适的。

329年，王羲之二十七岁。对于一个贵族子弟来说，二十七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出仕，已经是很迟了。322年，也就是王敦叛乱那一年，一直庇护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去世了，这一年王羲之二十岁。按理他是“王氏三少”之一，二十岁出仕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方面因为王廙去世，另一方面324年到329年王导自身难保，因此王羲之的出仕和婚事都被拖了下来。这几年对王羲之而言应该是非常灰暗的，因此，当郗鉴要到王家招女婿的事情传到他耳中的时候，可以相信王羲之对成为郗家的女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与王羲之同辈的王氏子弟，王敦那方面不用算，仅王导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其中的老大王悦也是“王氏三少”之一。除去已婚和早死的不算，这六个儿子中，至少也应该有这么两三个是很适合成为郗家的女婿的。以王羲之的性格，他当时到东厢去，露着肚子躺在榻上吃胡饼，完全就是一副去看热闹的态度，并不是去应聘女婿的。

但是郗鉴为什么偏偏就看中了王羲之呢？历来都把“东床快婿”这件事情说得十分风雅，似乎王羲之完全是因为他的飘逸不群的风姿才成为郗家女婿的，其实在当时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没有哪一次的贵族的婚姻不是政治联姻。郗鉴到王家去招女婿，就意味着王氏与郗氏两个家族在政治上已经结为一体。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庾亮联合陶侃，几次想要举兵推翻王导，都因为郗鉴的反对而不得不放弃。那么，为什么郗鉴不直接与王导的儿子联姻，而是选中在王家没有什么势力和背景的王羲之呢？一方面有王羲之的态度在里面，郗鉴因王羲之“袒腹东床”而说“正此佳婿耶”，正是因为“袒腹东床”这个姿态证明王羲之是没有野心的，并不想借这一次联姻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显然要比一个有野心的人要更好控制。另一方面，郗鉴虽然与王家联姻，但并不意味着他想与庾亮以及陶侃作对，要联合王家把东晋的其他门阀世族都给灭了，他联姻的目的只是想维持政局的平稳罢了，那么他选择在王家比较边缘化的王羲之做女婿，也就恰恰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微妙的联姻，而王羲之正是适逢其会，直说的话就是交了狗屎运，天上掉馅饼砸在他头上，再加上王羲之飘逸不群的风姿正合东晋人的品味，而且又擅长书法———郗鉴和后来成为王羲之的妻子的郗璇也都擅长书法———王羲之最终成为郗家的女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王家与郗家的联姻还有一个尾声。后来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娶表姐郗道茂为妻，那时郗鉴已死去多年，郗家逐渐败落，王献之在简文帝司马昱的压力下，不得不与郗道茂离婚，改娶了简文帝的女儿余姚公主。《世说新语》里面说，王献之临死前，请道士来作法治病，道士问他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王献之说：“其他的都不算什么了，只有与郗家离婚这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郗家于王羲之困顿之时招王羲之为婿，对王羲之可说有大恩，但王献之还是迫于皇族的压力，不得不选择了忘恩负义。王献之对郗道茂还是很有感情的，后世留传有《奉对帖》，是王献之写给郗道茂的信，信中说：“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唯当绝气耳。”这信不好译，译成现代文，那里面的缠绵悱恻就没有了，我就不多此一举了。

琅邪王氏的敌人

王羲之与郗鉴的女儿郗璇结婚不久，就出来当官了，而且还是十分清贵的官职———秘书郎。这个官职虽然只有六品，但在当时却是贵族子弟的禁脔，轻闲、俸禄优厚，更重要的是容易升迁。王羲之是在叔父王彬和岳父郗鉴的荐举下才得到这个官职的，由此也可以见出与郗璇的婚事对王羲之的仕途实在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过多久，王羲之就改任会稽王友，这个官职的职责与它的字面意义相近，就是陪会稽王读书、见客和饮宴，做会稽王的朋友。而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虽然会稽王友这个官职也只有六品，但却是一个可以与当权者套近乎的绝佳的官职。不久，大概在330年或331年，王羲之就升职成为临川（今江西抚州）太守，当上了地方大员。

这几年是王羲之在仕途上最为顺利、最为意气风发的几年。331年底，王羲之的母亲去世，王羲之辞官守制，这一段时间他应该都待在临川。一直到334年，他守制期满，可以出仕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可以报复王导的机会———王导推荐他到中枢任职，而王羲之拒绝了，他宁愿选择到庾亮的幕府中去做一个参军，虽然这个位置比起他原来的官职临川太守来要低得多。

王导是不是在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的失踪事件中负有责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史书中找到直接的证据了。那么王导是不是一直在排挤王羲之呢？恐怕未必，因为在王羲之从二十岁到二十七岁的七年时间里，接连碰上了王敦之乱和苏峻、祖约的叛乱，王导几乎自身难保，怎么可能顾得上王羲之？再说以王导的地位，也没有必要与族中一个没有官职的年轻人作对，最多只能说，那几年王导并没有照顾王羲之。王羲之这一次拒绝王导而入庾亮幕府，无异于与王导决裂，甚至也可以说是与琅邪王氏一族决裂，因为在当时，王家与庾家几乎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如果王羲之的母亲没有去世，或许他不会做出如此不顾后果的举动，但是现在母亲去世了，父亲早已失踪，伯父王廙也早已去世，叔父王彬也已年老（次年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王羲之的行动了。他原本就是一个性格骨鲠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正常的。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王导已经老了，他的长子王悦病死，次子王恬又好武，不堪大用，历来为王导所不喜，而王家的其他子弟又已零落，像王羲之这样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寥寥无几。333年，王导曾经请求王羲之的同年堂兄弟王允之出任义兴太守，王允之以自己仍在守丧为由拒绝，王导再去信请求———不，简直可以说是哀求了，在信中他说道：“我们的祖先太保王祥还有安丰侯王戎都是以孝行而名闻天下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拒绝出来做官；和峤是海内名士，不也出来做了中书令吗？我的部属大多都死了，我们王家的子弟，也已经零散凋落，我现在对待你就像对待亲生的儿子一样，如果你都不愿意出仕，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羲之仍然选择了背叛，这背叛必定令王导感到极度悲伤。

从334年一直到340年，这六年的时间里，王羲之一直都在庾亮的幕府中，一开始是做参军，到后来成为庾亮的长史，这个位置非常重要，相当于庾亮的首席幕僚。339年7月王导去世，8月郗鉴去世，次年庾亮去世。庾亮去世前，表请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江州（今湖北武昌）在当时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庾亮时任征西将军，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长江上游是他的势力范围，庾亮去世后，这些地盘由庾亮的弟弟庾冰接手，而这些地方的军饷大多要靠江州来供给，由此可见庾氏一族对王羲之是非常信任的。王允之当时已经成为琅邪王氏首屈一指的人物，他自然也很清楚江州的重要性，按常理，王羲之是王氏家族的一员，由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王允之却不惜以放弃豫州为代价，自己去做了江州刺史。

这件事也进一步地证明了王羲之已经背离了王氏一族，成了王家的敌人。

到会稽去

王敦和王导谋害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虽然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却可以在史书中找到许多的旁证，王羲之数次拒绝王导的征召而入庾亮幕府就不必说了，还有之前提到的王敦的哥哥王含在败亡时不愿投奔王羲之的叔父王彬而投奔另一个堂兄弟王舒，最后被王舒害死，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据《晋书》王彬本传，王敦攻入台城之后，王彬被元帝司马睿派去犒赏王敦的军队，王敦看到王彬脸上有泪痕，就问王彬为什么哭。王彬说：“伯仁死了，我为他哭的。”伯仁就是前面提到的给了王羲之牛心炙的周，正是王敦和王导联手把他害死的，而周对王羲之有恩，因此王彬哭他也是正常。但是王敦却不高兴了，大怒道：“周伯仁自己不识好歹，我杀了他是他罪有应得，而且他一直都看不起你，你有什么好哭的。”王彬道：“周伯仁是仁厚长者，和你也是好朋友，在朝廷上虽然因为性格刚硬得罪了不少人，但却决不是结党营私的小人。你本来已经下了大赦令，后来却又把他杀了，我因此而感到十分伤心。”王敦这回更生气了，骂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当时王导也在座，他看势头不好，就出来做和事佬，让王彬跪下向王敦谢罪。王彬说：“自从我脚痛以来，见到天子我都不想下拜，更不用说跪了，现在想让我向他谢罪，做梦吧！”后来王敦又一次要举兵攻打建康，王彬苦苦劝谏王敦悬崖勒马，王敦不听，想叫左右侍卫把王彬抓起来杀了，王彬这时候说了一句话很重要，《晋书》原文是这样说的：“彬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邪？’”这里的“昔岁害兄”，《晋书》以为是指王敦之前杀了王彬的堂兄豫章太守王棱的事，但是从王彬的口气来看，不如说王彬是指王敦曾经借刘渊之手除掉王彬的哥哥———也就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一事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