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与就业

江山县属衢州府，地当浙、闽、赣三省之交，县境内有仙霞岭，万山环列，一望无际。须江发源于县之石鼓，流经鹿溪，与常山县同江汇于钱塘，东流入海，以上二者为本县最突出的名胜。至于全县境内山明水秀，风景甚佳，尤以仙霞岭为著名险要、浙东屏障。只是在清末民初之时，本县仍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风气未开，教育落后，对女子教育，更不注重，故我幼时无机会受当时的新式这校教育。

蒙馆受教

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徐老先生来家教蒙馆，这是我初次启蒙，教读《三字经》，学描写“上大人，孔乙己”红字，同时父亲邀来附近小女孩共读。蔡一锷夫人李馥梅女士便是那时蒙馆同学，至今还有书信往来（蔡全家移居美国）。大约在一年后的夏天，有一次我背不出书，老师用竹片做的板子打我的背，致背上有两条红印，我向祖母哭诉，她大怒说：“女孩子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命父亲辞退徐老师，停办家塾，于是我失学了。

西河女校

辛亥年革命军起，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当时全国学校停课。江山有少数在杭州、北京等地求学的男学生纷纷回乡，如：毛常（夷庚）、毛准（子水）、毛咸（子正）、毛应麟、朱斌魁（君毅，我的中表兄，详见第三章“逃婚记”）、胡维鹏、胡之德等。这些青年从各大都市都得了不少新知识，眼看本县尚无女校，女孩无处求学，故商议办一女校。乃经费无着，校舍及设备无从筹办，束手无策。幸江山县城内，西河毛氏宗祠是一个有钱的机构，且有余屋。这批青年以毛咸为首，向宗祠主事者磋商借用空屋，开办女校，得其应允并协助，便因陋就简，居然办成，命名“西河女校”。那些发起的青年都是教师，公推毛咸为校长，当时仅有二十几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民国二年初，全国各校复课，我们的青年教师各回原校求学，西河女校由朱叶氏（我的舅母，她的名字好像是叶德桔）接办。

这个女校既非完全小学，也非正规中学，没有学制，只靠教师能教的便教，课程中有国文、算学、地理、历史、体操、唱歌、女红等。女生多半在家学过方块字，或读过《三字经》、《千家诗》，多多少少有点国文根底，故校方对国文特别重视，有《论语》、《孟子》及选读《古文观止》的文章，并背诵《诗经》等功课。

杭州女师

清朝推翻，民国起始，但百废待举，尤以教育未普及，民智未开为大问题。各县急于添办小学，无奈小学教员奇缺，因之各省教育厅共谋补救办法。浙江省教育厅令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加办讲习科二班，两年毕业，由各县县政府在县内女校中选择一名女生保送入学，完全免费，以年龄20岁至35岁为合格，毕业后回各县做小学教员。我幸而被选上，可是虚岁16，冒填20岁。

我被选上是有原因的：一是我能勉强写点通顺的文字。二是民国二年春全县发起天足运动，定期在城隍庙开大会。事先徐光国先生（朱君毅的舅父）写了一篇演说稿，要我背熟，上台演说。我费好几天工夫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光国先生及我自己都以为没有问题了。不料那天城隍庙挤满了人，姚应泰县知事和地方士绅一排坐在台上，我一进庙门就被吓倒！等到上台演讲时，讲词完全忘了，只向台后、台前一鞠躬，说：“今天是开天足会”，以下便说不下去了，忽然想起捐一枚银元做天足会基金是事先预备好的。急忙从衣袋取出银元一枚，放在台上，说：“我先捐一元。”便鞠躬下台了。此时姚知事问旁边的人：“这女孩是谁家的女儿？她背不出讲词而没有哭，知道怎样下台，真是聪敏。”因之姚知事对我有了好印象。（姚前后做了两任江山县知事，在他第二任时又帮了我大忙，详见第三章“逃婚记”第二节：家庭革命。）所以选拔女生保送去杭州女师，我便被选中了。

我被保送去杭女师，在那时是一件大事。衢州府没有女生入选，该府认为失面子，有些县份也没有女生可选，赶不上江山。衢州周石华女士于半年后自费赴杭求学，各县风起云涌争将女儿送往杭州受教育，本县女生亦相继前往，这对于女子教育是好现象。

那时我虚岁16岁，身体还没有十分发育，矮矮小小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女孩。从未离开过家，满口江山方言，骤然离乡背井，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教我怎样适应呢？我一向男装，发多而长，拖了一条长及膝的辫子。入校第二天早晨便要把发向前面梳成一个大圆饼的样子顶在头上，我愈梳愈梳不起来，于是哭了。在旁边的蔡任玉（叔慎）同学看见了（女师的盥洗室是大家住在一起共同用的），帮我把长发剪短并剪少，方才梳成。以后好久都是她帮我梳的，我们成了好友，出了校门交往也未中断。后来她与蒋志澄先生结婚，伉俪情深，有一子。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蔡任玉偕儿子、媳妇在上海搭机赴港，因飞机出事，三人丧生。蒋志澄先生在上海服毒自杀，真是惨绝人寰！

在校约一星期，有一天学监沈兆芝女士叫我去问话，她问：“毛彦文，你今年几岁？”等了好久，我答不出，反而流下泪来，勉强说：“20岁。”沈说：“20岁就20岁，为什么要哭？”这叫做贼心虚，自己知道是虚报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