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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

读懂莎士比亚 作者:GERMAINE,GREER 著


第一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

有关英国最伟大诗人的生平和活动的记录不仅稀少难觅,而且隐晦难懂。如果说它们的含义曾经明白无误,现在却已非如此。所有试图破解莎士比亚生平活动密码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我们所知的而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及其不同的形式在16世纪英国的沃里克郡很普通。诗人莎士比亚可能是农夫理查德·莎士比亚(Richard Shakespeare)的孙子,而这个农夫住在位于斯特拉特福市以北4英里的一个叫斯尼特菲尔德的小村子里。一个被称为“斯尼特菲尔德的农夫约翰·莎士比亚”(Johannem Shakesper de Snytterfyld...agricolam)的男子在1561年被指定为他父亲财产的管理人。而我们推测他与1552年因为在亨利街的住屋前堆了一个粪堆而被处以罚款的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是同一个人(亨利街的屋子今天仍然被崇拜者认定是诗人的诞生地);此人在1556年的一场官司里以手套商身份出现。

当理查德·阿登(Richard Arden,理查德·莎士比亚在斯尼特菲尔德的地主)在1556年制定遗嘱时,他最小的女儿玛丽(Mary)还没有结婚。而1558年,玛丽和约翰·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孩子已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圣三一教堂受洗;1564年4月26日,她的第三个孩子也在此教堂受洗,并赐名“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从那以后18年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情况一无所知。

约翰·莎士比亚的生活日益富裕。尽管目不识丁,他还是在1565年被任命为首席市议员,后又担任司库和高级市政官的职务,最后在1568年荣任乡长。我们从莎剧中的一些暗示可以推知,莎士比亚一定受过至少是文法学校的教育,而作为高级市政官的儿子,他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上过斯特拉特福市的文法学校;可是,那个时期的学校档案都已遗失。1578年以后,约翰·莎士比亚的生意开始每况愈下;在1586年,已经10年没有参加市政会议的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字从高级市政官的名单上被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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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市亨利街的出生地

在1582年11月27日,一个职员在伍斯特教区的登记簿里记录了一份由威廉·莎士比亚和安娜·惠特利·德·坦伯尔·格拉夫顿提出的特别结婚申请(Willelmum Shaxpere et Annam Whateley de Temple Grafton)。第二天的婚前公告则清楚地写明新郎的姓名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gspere),而新娘是斯特拉特福市的安妮·哈瑟威(Anne Hathwey of Stratford)。即使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件事,莎士比亚还是让后世的学者们在迷惑中到处找寻是否还有“另一个女人”;今天我们相信这里名称上的不一致不过是书写的错误。根据安妮·哈瑟威墓上的铜牌,我们得知她在1623年去世时是67岁,那么在1582年,她的年纪应该是26岁左右。他们需要提出特别结婚申请的理由有很多:新郎尚未成年;婚礼的5天之后就是不能举行结婚仪式的基督降临节,在此期间人们要向神忏悔认罪;安娜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且她自己已有身孕。这些情况中最不同寻常的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年纪:他当时还未满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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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斯特拉特福市的受洗记录

6个月之后的1583年5月26日,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孩子苏珊娜(Susanna)受洗。1585年2月2日,她的双胞胎兄妹哈姆尼特(Hamnet)和朱迪丝(Judith)也同时受洗。11年之后,教区登记本上记录了诗人莎士比亚的独子哈姆尼特被安葬的情况。

从他孩子们的出生到他开始在伦敦的戏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莎士比亚生命中“行踪不明的年代”。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莎士比亚可能在学校教书;可能在学习法律;可能在当兵;可能作为某个大人物的随从在欧洲四处游历;或是他因为盗鹿而被逮捕,并因此远走伦敦。我们再一次发现有关莎士比亚的明确记录也有些令人不快。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一个过气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家,因为生活的放荡、污秽和穷困而行将就木。他临终前躺在一张借来的床上,写了他生平最后一本小册子《千悔得一智》(1592年)。其中,他呼吁和他同样有大学背景的文人戏剧家马洛(Marlowe)、纳什(Nashe)和皮尔(Peele)注意“一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以演员之皮包藏虎狼之心,以为他可以像你们一样写出流淌的诗句;他是一个十足的三角猫,虽然自命不凡,其实不过是乡下货色的噱头和轰动场面”。

从格林对于《亨利六世》第三部一行台词的借用,我们知道这部戏剧当时一定已经上演,而且还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格林指的显然是莎士比亚;可是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究竟怎样冒犯了格林。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在台上诵读这些大学才子派的诗行,莎士比亚是不应该遭到这样的恶毒攻击。如果格林在这里所用“乌鸦”的比喻源于贺拉斯(Horace)著名的第三封书信——这封信应该为格林和他那些大学才子派文人所熟知——那么他是在指责莎士比亚将别人的作品冒称为他自己所作。

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他那本小册子的确切含义前,格林就已撒手人寰。而纳什则决定和这本“尖刻、无聊、谎话连篇的小册子”划清界线。莎士比亚显然还就此事特意与为出版商整理格林著作的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交涉过;切特尔还特地在自己几个月后出版的《良心之梦》一书的前言中大方地向莎士比亚道歉——“我十分遗憾;格林的这个错误仿佛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莎士比亚先生的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就如他在戏剧事业中的表现一样出众。另外,不同的崇拜者都证实莎士比亚先生为人正直,这说明了他的诚实;而他的写作带有幽默和戏谑的美感,又说明了他的艺术才华”。显然,切特尔明白格林是在指责莎士比亚抄袭;可是,切特尔对此的反驳似乎还有一些保留之处。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举止优雅,才华出众,而且还有不少上层社会的朋友支持他。20世纪商业剧院的戏剧大都没有照搬原著,通常都会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才上演,我们没有理由认定16世纪的商业剧院就不如20世纪的商业剧院富于变化,善于改编剧本;作为一名成功的演员,莎士比亚当然很可能为了增加剧本的内容而借助那些大学才子派文人,而且自然而然地会改编他们的作品为己所用。当时,抄写全本的戏剧是一件费力的工作;通常,每个演员的台词都被单独地写出来,并附有提示,而舞台监督则通过一块写有台词和进出场标志的提示板来指挥调度舞台表演。出版商很少会得到一部完整的戏剧;另外,剧团也将这些戏剧脚本视为他们的重要资产。许多的戏剧作品根本没有出版,还有许多则是匿名出版。很少的戏剧会写明是某一个作家所作,除非这些作家非常有名;而且就算署了名这些戏剧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托马斯·海伍德就宣称自己写过至少220部戏剧,许多“都在多次的转手和剧团的变迁过程中被不小心遗失了”。亨利·切特尔自己写过13部戏剧,其中只有1部被保存下来;他还与人合作过36部戏剧,其中有4部被保存下来。如果在1590年前后,莎士比亚曾与海伍德、德克尔、芒迪及切特尔合写过《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我们不难想象所有这4人,甚至可能还有其他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的作家,都为莎士比亚提供过写作素材。最有可能和莎士比亚合作过的当属约翰·弗莱彻;我们从《亨利八世》文字的风格中可以发现他的身影。1643年四开本版《两个高贵的亲戚》的封面上弗莱彻被列为合著者;而在1653年的版权登记簿上也写明弗莱彻是莎士比亚一部现在已经佚失的戏剧《卡登尼奥》的合作者。我们的证据还缺乏说服力,但是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与人合写,这也不会动摇他作为最伟大的英语戏剧家的地位。当然,这会让那些认为莎士比亚独具天才原创性的崇拜者们感到惊恐。莎士比亚的才华要归结于他的时代和环境。虽然莎士比亚使他所能接触到的作品产生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此种变化的伟大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同代人的文化给他提供的丰富资源也不容忽视。经过几个世纪的筛选,我们仍不能认定哪一部戏或一部戏的任何一部分是莎士比亚的个人原创。也许,只有《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的增补部分可以说是诗人亲笔所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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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托马斯·莫尔爵士之书》,据推测是莎士比亚的手迹

其实,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中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任何自我中心的意识。除了精心准备和出版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及《鲁克丽斯受辱记》这两首长诗外,莎士比亚很长时间默默无闻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自我推销的兴趣。为了寻找到莎士比亚的踪迹,那些次要人物的生平、他家庭中不起眼的成员的生活、与他一起工作的演员以及他认识或可能认识的政治人物及宫廷成员的历史都已经被我们仔仔细细地研究过,可是我们能得到的结论却没有任何改变。

1591至1594年间,英国经常有瘟疫发生。1592年夏天的疫情最为严重。为了防止伦敦“因人群的聚集而增加瘟疫的传染”,8月24日的巴塞洛缪节被迫取消,剧院也都关门停业。莎士比亚这时开始从事一些文学性更强的工作。1593年4月,《维纳斯与阿都尼》被版权登记簿记录在案;随后,一个叫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的斯特拉特福市人出版了此剧。诗人的全名出现在了给年轻的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的献词下方。一年之后,《鲁克丽斯受辱记》也出版了,同样附有给南安普敦伯爵的献词信。信的内容显示了两人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我所写出的作品属于您,我将要写作的作品也同样属于您,凡我所有的,也都必定属于您,您忠诚的莎士比亚”。这两部诗集都大受欢迎。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一下再版次数即可。在莎士比亚去世前,《维纳斯与阿都尼》就再版8次;而在英国历史上的王政更替时期前,一共再版了14次。这样的记录已经超过了锡德尼的《阿卡迪亚》和马洛的《希罗与勒安得耳》。另一部戏剧《鲁克丽斯受辱记》也再版了8次之多。从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莎士比亚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作为戏剧家,他是否也同样出名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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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鲁克丽斯受辱记》的献词(1594年)

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有没有为成为南安普敦伯爵门客这一机会动过心,或者,他是否真的有过这样的机会。如果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莎士比亚可能被另一个显得更有才华、更讨人喜欢的人所取代,并且此人一定不反感南安普敦伯爵性格中令人厌恶的一面。无论历史真相如何,我们可以确知莎士比亚几乎是从无间断地为剧团写戏。在1593年夏天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剧团被迫解散之前,他们就一直在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1594年四开本版《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扉页上就写明彭布罗克剧团以及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和斯特兰奇勋爵(Lord Strange)的仆人(他们又被称为“海军大臣剧团”)都上演过此剧;而且“海军大臣剧团”的戏单上还列出了平时演出的莎剧剧目。《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扉页还显示萨塞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的仆人也演过此剧;显然,他们一定是从彭布罗克剧团那里获得了剧本,并在1593年12月和1594年2月间上演此剧。但在他们的剧目中我们并没有找到作者莎士比亚的名字。这并非唯一的情况:当四开本《亨利六世》第二部以《约克与兰开斯特两个著名王室争斗史之第一部》之名在1594年出版时及这部剧的第三部分以《约克公爵理查德的悲剧》之名在1595年出版时,都没有提到作者莎士比亚的名字。在当时盛行改编旧作和合写剧本的情形下,戏剧界的作者意识一般来说是比较淡薄的。可是在1598年,《理查三世》的第二个四开本版面世时,扉页上却署上了作者莎士比亚的全名。为了取代现在已经遗失且并不规范的第一版《爱的徒劳》而出版第二个四开本时,扉页上也清楚地写明此剧“为威廉·莎士比亚最新的改定增补版”。《理查二世》的第二个四开本也印上了莎士比亚的全名。我们可以推断,在1598年时,莎士比亚的大名已经成为了出版商的一个卖点。即使情况真是如此,《亨利四世》第一部却没有署上莎士比亚的大名,直到它的第三版在1599年问世时,莎士比亚的名字才出现在书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个四开本在第一版出版两年后的1599年问世时,并没有印出莎士比亚的名字。《亨利四世》第二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等几部戏的四开本在1600年出版时,又印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可是,《亨利五世》在同年出版时,却又没有出现作者的姓名。这种毫无规律的情况在当时其实丝毫不会令人惊讶;如果上演此剧的剧团可以成为出版商更大的卖点,那么作者的姓名也就自然被隐去了。

在成为有名的戏剧家之前,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就已经颇有名气。我们发现他与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都是一个被称为“张伯伦剧团”的新剧团的领头人;这个剧团为圣诞节的娱乐活动收取费用的事情被记在了1595年3月15日的王室记录中。1596年,大概是应他功成名就的儿子的请求,约翰·莎士比亚获颁一枚盾徽。1597年,威廉·莎士比亚购买了一处名为“新宅”的房产,该房产是由1491年曾担任过伦敦市市长的斯特拉特福人休·克洛普顿爵士(Sir Hugh Clopton)建造的。后来,莎士比亚一家就定居于此;而莎士比亚本人,作为当地一个拥有大量贵重物品和广泛投资于土地房屋的富裕市民,其大名就常常出现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各种文档记录之中。可是当时所有的市政档案都没有提及他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活动。

1598年,在张伯伦剧团于“帷幕剧院”上演的本·琼生的《人各有癖》的演员名单中,莎士比亚是领衔主演。当时该剧团正在寻找新址,打算用先前一个剧院遗留的木材来建造一个名叫“环球剧院”的新剧院。他们租赁了由托马斯·布伦德爵士(Sir Thomas Brend)之子提供的河畔区的一处土地;布伦德死后的文件显示莎士比亚是主要的租赁人。根据1599年2月21日的租赁合同,莎士比亚拥有一半权益中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而伯比奇兄弟则拥有另一半的权益。在威尔·肯普(Will Kempe)为了把他的歌舞节目带到诺维奇郡而离开剧团之后,莎士比亚的股权增加到了七分之一。当时的记录表明莎士比亚住在毕晓普格特区靠近肖尔迪奇剧院附近的单身汉公寓里;在1596年的时候,他住在泰晤士河南岸区;而在1599年,他在临近环球剧院一处叫“监牢街”的地方安身。尽管其他的演员往往在伦敦安家落户,莎士比亚却选择在他的家乡投资一处大宅。在伦敦,他习惯在毗邻工作地点的地方暂居。这说明莎士比亚和他妻子安妮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疏远。夫妇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在乡下经营一份大产业。除了房子需要大量的翻新,伊丽莎白时期大宅院里的日常生活还包括烘烤、酿酒、蒸馏以及其他的生产活动。莎士比亚的住宅还附有两个谷仓和两个花园,至少一个花园里种着葡萄。数年后,莎士比亚又在他的宅地里建造了一处小屋和一个花园,增加了107英亩的土地并交由佃农耕种。这一切成功的经营肯定离不开他妻子的智慧和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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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伦敦塔里的南安普敦伯爵

在1598年,作为诗人、演员和戏剧家的莎士比亚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巴恩菲尔德在他的诗集《情绪各异的诗歌》中称赞莎士比亚有着“流淌蜂蜜的诗才”。同年,弗朗西斯·米尔斯在其《智慧女神的女管家》中的“希腊、拉丁及意大利诗人与我们现代诗人之比较”一文里赋予莎士比亚一个大学才子派文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

“奥维德迷人而又睿智的灵魂在充满韵律和口吐莲花的莎士比亚身上得到延续;看看他的《维纳斯和阿都尼》、《鲁克丽斯受辱记》和在他的朋友中流传的蜜糖般的十四行诗吧。普劳图斯和塞内加被认为是拉丁诗人中最优秀的喜剧和悲剧家;而莎士比亚在我们英国人中是同时擅长这两者的诗人。论喜剧,我们可以举出《维洛那二绅士》、《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爱的获得》、《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论悲剧,让我们看看《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约翰王》、《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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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莎士比亚盾形纹章的草图(1596年10月20日),由嘉德勋章院第一主管威廉·德西克爵士作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赞扬有过誉之嫌,那我们应该记住,其实米尔斯对于莎士比亚的同乡,也来自沃里克郡的迈克尔·德雷顿的评价更高。米尔斯评论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它给出了12部莎剧(其中有一部现已无从考证)和一些在当时只以手稿形式流传的十四行诗的名录。1599年,急于从莎士比亚的声望中获益的威廉·贾格德将一部分搜集来的诗歌编为《激情的朝圣者:莎士比亚诗集》出版,但书中的20首诗中只有5首是莎士比亚所作。5首中两首是第138和144首十四行诗的一种版本;另外3首则来自于《爱的徒劳》中年轻贵族们的诗歌游戏。这部诗集存在两个不同扉页的事实说明也许是莎士比亚个人,也许是巴恩菲尔德、巴塞洛缪·格里芬(Bartholomew Griffin)或其他被盗用的作家干预了此事,并要求编者采用别的扉页以及删去任何有关莎士比亚的字眼。1612年,当贾格德肆无忌惮地再次玩弄这样的把戏时,他加入了一些从托马斯·海伍德的作品《特洛伊英雄》中胡乱截取下来的诗行;海伍德则在《为演员辩护》一书中给印刷商的信里表示他自己的诗歌不能匹配莎士比亚的大名,而莎士比亚根本不认识的贾格德擅自盗用他的名字则是冒犯了这位更伟大的诗人。

现代的研究显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后期,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速度明显放慢。他每年只写一部戏剧,如1600年的《哈姆雷特》、1601年的《第十二夜》、1602年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以及1604年的《李尔王》。当然1598至1600年间出版业的热潮也在消退。《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五世》和一直热销的《理查三世》的四开本在1602年出版;而《哈姆雷特》则是在1603年和1604年再版两次。在这之后,除了偶有旧戏的新版面世,如《理查三世》(1605,1612年)、《爱的徒劳》(1607年)、《理查二世》(1608,1615年)、《罗密欧与朱丽叶》(1609年)、《哈姆雷特》(1611年),莎士比亚只有4部新戏上演:《李尔王》(1608年)、《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1609年)、《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1609年)和《奥瑟罗》(1622年)。在莎士比亚给国王剧团所写的13部戏剧中,只有《李尔王》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在他去世前出版(1609年)。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的名字其间却出现在一些并非由他创作的戏剧作品的四开本的扉页上,例如《伦敦浪子》(1605年)和《约克郡悲剧》(1608年)。这两部戏据说都由国王剧团上演。这样的异常情况部分是因为张伯伦剧团和国王剧团都在努力使他们手中的剧本不被印刷流传。这些后期的四开本多半是根据错谬百出的演出剧本偷偷出版的,或者是由剧团正式授权出版以打击市场上的盗版书籍。如果这样的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国王剧团为了保护他们最为重要的资产的努力最终还是成功了,因为在1623年对开本莎剧出版时,36部戏剧中有一半从未出版过。盗用莎士比亚姓名以及《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斯受辱记》持续再版的情况足以表明莎士比亚的名字仍然是出版商的一大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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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庇护人亨利·卡里,第一代亨斯顿勋爵

1601年间,莎士比亚为一部名为《殉情者,或罗莎琳娜的抱怨》的诗集写了一首诗;这部谜一般的诗集大概是献给伉俪已久的约翰·索尔兹伯里爵士(Sir John Salisbury)夫妇的,或是为了庆贺一桩婚事,或是间接地哀悼埃塞克斯伯爵的败落(以及他的副手,莎士比亚的庇护人南安普敦伯爵)。诗集中最重要的一首诗由是罗伯特·切斯特(Robert Chester)所写;在这之前是一组名为《根据一个旧题——乌龟与凤凰——而作的诗歌》,其中两首出自本·琼生之手,而马斯顿,查普曼和莎士比亚则是各写了一首。

《凤凰与乌龟》是英国诗歌中柏拉图式爱情理想最为经典的表达形式。可是,一个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的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对于爱情态度完全不同的莎士比亚。这个著名的故事是由爱德华·柯尔(Edward Curle)讲述,并由约翰·曼宁厄姆(John Manningham)记载在1601年3月13日的日记里:

以前,伯比奇饰演的理查三世一角曾让一位女士大为着迷,以至于她在离开前,邀请伯比奇晚上以理查三世之名到她的住处与她幽会。莎士比亚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晚上提前去了那位女士那儿;结果,在伯比奇到达的时候,莎士比亚和这位女士已经在男欢女悦之中。当仆人来报理查三世就在门外时,莎士比亚叫仆人回话说“征服者威廉”当然要早于理查三世啦。

我们无从得知此事的真伪;但是,热衷于逛戏院的律师学院的学生显然认为这件事是可信的。可能,莎士比亚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如此;而且,莎剧中反复出现的,让脸皮较薄的学者们尴尬不安的淫词秽语也可为此佐证。当然,即使真是如此,莎士比亚浪荡的一面也并非与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完全不能相容。

要确定莎士比亚在1598年(米尔斯的莎剧单出现的日期)至1604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和重排的老剧开始出现在宴乐账目上)之间所写戏剧的具体年份并非易事,我们只能依赖一些偶然的巧合,比如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在他的《乔叟诗集》的页边上曾留下了一段赞美莎士比亚的话语——“年轻人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可是他的《鲁克丽斯受辱记》和《哈姆雷特》却有着可以吸引更加睿智观众的内涵”。《哈姆雷特》这部戏吸引的似乎不仅仅是“更加睿智”的观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一个蹩脚诗人安东尼·斯克洛克(Antony Scoloker)艳羡的评语——“讨人喜欢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当悲剧演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之时,喜剧演员也可以在其中任意驰骋,难怪像《哈姆雷特》这出戏会让所有的人都喜爱无比”。1603年出现的《哈姆雷特》盗版证明这出戏剧获得了成功。某个盗版的版本甚至成为停泊在塞拉利昂的一艘大货船上的船员们业余演出时的脚本。

1603年5月19日,当莎士比亚的剧团同意接纳国王的同胞劳伦斯·弗莱彻之后,英国的新国王詹姆斯(James I)一世给予了莎士比亚和他的演员同僚们盖有英国国玺的特许执照。这份执照允许他们“自由地演出他们已经熟悉和未来将习演的喜剧、悲剧、历史剧、短剧、道德剧、田园诗剧、舞台剧及其他种类的戏剧”。莎士比亚所属的张伯伦剧团此后成为国王剧团。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演员名单的第一位;这些演员获得王室赠予的红色布匹以制作新的制服,以便以国王大殿的王室侍从官身份参加国王加冕仪式的游行。1604至1605年间的宴乐账目中记载了6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其中3部戏(《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和《威尼斯商人》)的作者被错写为“莎士比德(Shaxberd),而另外3部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爱的徒劳》和《亨利五世》)就像其他许多被列出的戏剧一样,根本没有写明作者是谁。

1609年5月20日,一个叫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的人获得许可出版一本诗集;当诗集出版时,书名被简单地定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索普出版的书的开头部分有一个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献词——“献给W.H.先生,并祝愿您永远幸福和不朽,这些诗行是为您而作”。其中的一些诗在1598年之前就已经在一个小圈子中流传,但是我们无法得知索普从何处得到这些诗稿。当所有的猜想现在都已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诗是何时所作,为谁而作,书里的献词又有何含意;我们也无法确定任何一个诗中提到的人物的身份。我们甚至无法确认我们是应该把这些诗解读为莎士比亚个人性格和私人生活的反映,还是应该把它们看成对已有的哲学及文学思想和传统的再现。如果沃尔特·拉雷爵士可以为一个把他投入大狱、头秃牙坏、残酷无比并且年迈衰朽的女王写作一首英语诗歌史中最富激情的诗篇,而且在其中使用爱情与忧郁的语汇来表达自己的忠诚,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莎士比亚的世故圆滑丝毫不亚于拉雷爵士。

国王剧团在1608年的时候重新获得了黑僧剧院的租赁权。这个剧院是伯比奇的父亲詹姆斯(James)1596年的时候买下了原来的僧院之后改造而成的。演员们原来就曾在里面演出;在詹姆斯的手中,它被建成为一个室内剧院。但不幸的是,附近居民的抗议使得剧团一直没能真正使用这个剧院。作为剧团冬季的驻地,这个剧院非常理想;但作为一个服务相对少数和更注重品位的私人剧院,它需要一种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类似于王室喜爱的有面具和盛装表演的戏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显然就是为这个新剧院所写的作品。1611年11月,国王观看了《暴风雨》和《冬天的故事》这两部戏的演出;由于很喜欢它们,国王还决定让剧团在1613年庆祝巴拉丁选侯(Elector Palatine)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的婚礼仪式上再次上演这两部戏。届时,剧团还会同时演出国王在1604年11月就已经在白厅宴会厅观看过的《奥瑟罗》、《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裘力斯·凯撒》和《无事生非》。

当时的莎士比亚刚好48岁,正处于生命和事业的顶峰;可是就在国王剧团非常成功但也一定是让人筋疲力尽的演出季结束之后几个月,莎士比亚作为斯特拉特福市的市民被传召到伦敦为一桩民事纠纷案作证。这桩案子的双方是斯蒂芬·贝洛特(Stephen Belott)和贝洛特的岳父克里斯托弗·芒乔伊(Christopher Mountjoy);莎士比亚被传召的原因与他自1604年起就是芒乔伊的房客这一情况有关。1613年,莎士比亚为卢特兰伯爵(Earl of Rutland)设计了他参加国王登基庆典中的长矛格斗表演时所穿服装上的徽记和格言,并因此获得了44先令的工钱。作为投资,莎士比亚还购下了黑僧门房,并交由他指定的3人来管理。这3人分别是:他的同事约翰·海明斯(John Heminges)、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和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

1613年6月29日,环球剧院在演出《亨利八世》时屋顶着火,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剧院全被焚毁。莎士比亚并未参与剧院的重建,在他的遗嘱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剧院的股份。我们不知道是有剧团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剧本,还是剧本本来就被放在别处保存。

我们也无从知晓莎士比亚第一份遗嘱制定的日期是在1615年还是1616年;在遗嘱上,他按照常规写下“立嘱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文字。1616年3月25日,他请律师修改了第一份遗嘱,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第二份遗嘱,因为他的二女儿朱迪丝一个月前刚与托马斯·奎内(Thomas Quiney)结婚。这份遗嘱非常简单,无法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妻子安妮·莎士比亚的名字只是在后记中的字行间出现了一次——“我决定给予我妻子我们第二好的床以及全部的家具”。作为遗孀,安妮·莎士比亚会自然地拥有她丈夫三分之一的财产;而莎士比亚在此处写下的简短条款大概是因为他要特地明确在分割财产时,安妮将会得到他们共同使用过的大床。遗嘱中也提到了他的同事伯比奇、海明斯和康德尔(Condell),但是莎士比亚只留给他们每个人26先令8便士用于购买葬礼时佩戴的指环。就像当时所有谨慎负责的商人,莎士比亚遗嘱的大多数条款涉及财产分割的细节,以保证他的女性继承人的权益。

莎士比亚什么时候去世以及去世的详情我们今天都已无法得知。他的葬礼在1616年4月25日星期四举行。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莎士比亚的生日和卒日都是4月23日,正好是圣乔治日

7年过去之后,海明斯和康德尔编辑出版了包含36部莎剧的第一对开本,这是莎士比亚留给后人的不朽杰作。他们的动机也许是“为了怀念这个可贵的人和朋友”,也可能是因为贾格德又在打算从莎士比亚的巨大声誉中牟利——在1619年,贾格德又在忙于出版一系列使用虚假名字和日期的盗版四开本。

1623年的对开本前言部分只有4首赞美莎士比亚的诗歌。其中著名的一首由本·琼生所作,他说到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热爱”并且“以一种近乎于崇拜的方式怀念他”。其他几首平庸的诗歌是由几位不知名的诗人所作。琼生自己作品的对开本前面的献诗数量是莎士比亚的3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同事查普曼和卜蒙的诗。琼生死后6个月,就出版了一本纪念他的哀歌集《回忆琼生》,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琼生都被看成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但是,从琼生自己的提醒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莎士比亚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群追随者,他们把莎士比亚看成是一位天才。一方面,我们看到琼生始终在批评莎士比亚随意的、几乎是不加修饰的文学风格;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琼生在提醒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就像所有其他的诗人一样,莎士比亚也需要挥洒汗水“在缪斯神的铁砧上反复锤炼他的诗篇”。

在第一对开本伦纳德·迪格斯的诵诗中,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纪念碑1623年就已经立在斯特拉特福市的圣三一教堂内。(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的长相就依赖于海拉特·雅森[Gheerart Janssen]制作的这个纪念碑和第一对开本扉页上马丁·德罗肖特[Martin Droeshout]创作的版画上的莎士比亚)。与其他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证据相比,这些画像不仅画得不好而且相互矛盾。我们不知道斯特拉特福市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是根据什么人的作品制作的;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安妮·莎士比亚这个不为人所知的女人在1623年8月去世,并与她的丈夫合葬在圣三一教堂的高坛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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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第一对开本的扉页,上面是马丁·德罗肖特所作的莎士比亚版画像

叙述这些平实但又令人迷惑的莎士比亚生平的情况是为了在讨论莎士比亚思想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此,我也剔除了那些许多学者们经年累月关注的猜测和假想。历史上,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反复地仔细检看,以寻找各式各样的证据来说明他是否从属于天主教、清教、埃塞克斯派政治团体、柏拉图主义、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等等;关于莎士比亚何时、何处、认识何人等种种的猜想彼此不同而且还相互矛盾。此类的猜想在本书中不会被涉及,因为我对于莎士比亚思想的讨论将会完全依照莎士比亚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

因为莎士比亚很少站在私人的立场言说和表达,所以在讨论莎士比亚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莎士比亚本人并未在其作品中现身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把它看成是莎士比亚才智的一种表现。我所要做的与许多莎士比亚的赞美者不同。我不打算称颂莎士比亚“拥有所有思想和感情的灵感”——尽管莎士比亚可能会同意泰伦提乌斯的看法,会认为作为一个人,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对于他而言都不是陌生的。哈兹里特在赞扬莎士比亚的时候可能是多了些溢美之词;他认为莎士比亚具有领会所有观点和感情的能力,并且“用一种直觉的和有预见性的方式深入到这些思想和情感的各种发展方向,深入到命运的改变、激情的冲突和思想的转变中去”。的确,莎士比亚的感受力比那些受到严格思维训练的人更博大更具综合性,但是这并非是某种直觉的产物——莎士比亚不是神圣灵感用来显示自身的工具。与此相反,莎士比亚对于思想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兴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把这些思想观点简单化、格式化,或者试图调和或者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他选择的是将它们戏剧化,以此让人们意识到思想之外的维度,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充满想象力的维度。

讨论莎士比亚思想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人们通常假设莎剧中的某个戏剧人物就等同于莎士比亚个人。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宣传家;他也没有把戏剧当作传达自己思想的简单工具。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充满了辩证冲突的戏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针锋相对,而对于思想本身更为深刻的理解就在这些思想的交锋和冲突中得以浮现出来。莎剧所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要否定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要通过戏剧艺术创造出一种各种观念之间的静态平衡。而我们在称赞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会同时意识到它的难度和脆弱性。

  1.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英国教育制度中提供中等教育和大学预科教育的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学。——译注,下同
  2. 大学才子派(university wits):活跃在16世纪末期的一批英国戏剧家,他们的戏剧创作革新了传统和单调的戏剧形式。他们被称为“大学才子派”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大学教育背景(主要是剑桥大学)。重要的代表就有罗伯特·格林和下文提到的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纳什(均为剑桥毕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写作无韵诗的马洛。“大学才子派”的戏剧被认为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铺平了道路。
  3.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著名的关于诗学的一封书信,后人将它单独编为《诗学》(Ars Poetica);此书对于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影响颇大。在英国,受贺拉斯影响的诗人包括蒲柏、琼生等。
  4. 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约1574-1641),英国剧作家,演员。代表作有悲剧《死于仁慈的女人》。
  5. 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约1572-1632),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鞋匠的节日》和《从良的妓女》。
  6. 安东尼·芒迪(Anthony Munday,约1560-1633),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剧《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和《托马斯·莫尔爵士》。
  7. 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忠实的牧羊人》。
  8. 巴塞洛缪节:英国16世纪时每年的圣巴塞洛缪日(8月24日)都要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集市举行的娱乐活动,多有戏剧演出,市民不分阶级地位均会参加。
  9. 王政更替时期(Interregnum):旧王统治结束新王尚未登基的王位空位期。在英国历史上共有两次王政更替时期。这里是指第一次(1649-1660)。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处死,查理二世在1660年才登基,其间英国处于无王的共和国时期。
  10.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爱星者与星》和评论集《为诗辩护》。
  11.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狐狸》、《炼金术士》、《人各有癖》和《巴托罗缪市集》等。
  12. 理查德·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1574-1627),英国诗人。
  13. 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1565-1647),英国作家。编撰的《智慧女神的女管家》一书对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和诗歌影响甚大。
  14. 奥维德(Ovid,前43-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爱的艺术》和《变形记》。
  15. 普劳图斯(Plautus,约前254-前184),一共写有130部喜剧,流传下来的有20部,著名的有《孪生兄弟》、《一坛黄金》和《撒谎者》。
  16. 塞内加(Seneca,约前4-65),古罗马悲剧作家,其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有《特洛伊妇女》、《腓尼基少女》、《美狄亚》和《阿伽门农》等。
  17. 嘉德勋章是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它起源于中世纪,是今天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骑士勋章和英国荣誉制度最高的一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枚勋章,其中包括英国国君和最多25名在世的佩戴者。
  18. 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理想》。
  19. 威廉·贾格德(William Jaggard,1568-1623),英国出版商。莎士比亚作品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和他密切相关。
  20. 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1567-1601),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对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徒作战有功,但败于爱尔兰,因失宠企图叛乱,失败后被处决。
  21. 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1575-1634),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愤世者》和《荷兰妓女》。
  22.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约1599-约1634),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全是傻瓜》。
  23. 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14世纪以后英国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为其中之一。其他三所分别是林肯学院、格雷学院、内殿学院。
  24.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约1028-1087),本是诺曼底公爵,后于1066年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史称威廉一世。理查三世(Richard the Third,1452-1485),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1483至1485年在位。
  25. 宴乐账目(Revels Accounts),英国王室记录庆典活动的账目。
  26. 劳伦斯·弗莱彻(Lawrence Fletcher,?-1608),演员,1594年跟随一个喜剧团在苏格兰演出,与当时统治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结下了私人交情,后因为詹姆斯登基为英格兰国王而沾光不少。虽然不算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但是在1603年发给国王剧团的特许状上,他的名字却赫然列在首位。
  27. 沃尔特·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gh,1554-1618),一度为伊丽莎白女王宠臣,后被捕下狱。创作有几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和一本未完成的《世界史》。
  28. 圣乔治日(St George's Day),即4月23日,是一个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将圣乔治(Saint George)作为主保圣人的国家和地区间举行,包括英国、格鲁吉亚、保加利亚、葡萄牙以及加泰罗尼亚。在英国,圣乔治日同时也是全国的国庆日。公元303年的这一天,圣乔治因试图阻止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而被杀害。
  29. 弗兰西斯·卜蒙(Francis Beaumont,1584-161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厌恶妇女者》和《燃杵骑士》。
  30. 伦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1588-1635),英国诗人,翻译家。
  31. 泰伦提乌斯(Terence,约公元前190-前159),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共写有6部剧本,全部保存下来。它们是:《安德罗斯女子》、《自责者》、《阉奴》、《福尔弥昂》、《两兄弟》和《婆母》。
  32.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代表作有《莎士比亚戏中人物》、《圆桌对话》和《时代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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