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关怀古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那日清早，当我蹬上自行车，两袖生风地赶到苏州城西阊门外八九里处的枫桥时，一抹朝晖，已经静静地揉在了大运河的凉波上。

自从学生时代读过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后，便很想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诗中描绘的优美意境。世上因为一首诗，而使一座普普通通的桥成为“诗桥”、一座平平常常的佛院成为千古名寺的，恐怕非枫桥与寒山寺莫属了。

寒山寺位于大运河东岸，江村桥与枫桥之间。寺院不大，但确实幽静出俗，完全没有杭州灵隐寺或者方岩胡公庙那种嘈杂拥挤、香火浓烈，令人不堪忍受的感觉。特别是寺内的两层六角形钟楼，黄墙青瓦，造形精巧，独具飞峰之势。据说，寒山寺的游客多半是慕此钟楼之名而来的。尤其是不少日本人，每年除夕之夜，都要特地登上钟楼，亲手撞响或聆听寒山寺的新年钟声，以求消灾去祸，万事如意。

这钟声到底有没有这等神效，我不得而知，但寒山寺每年数以几十万元计的旅游收入是明摆着的。张公区区二十八个字，一千年后竟产生如此之高的经济效益，要是杜甫在天有灵，难道还会再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

然而，真正令我感慨不已、流连忘返的，还是巍立于枫桥东端的铁岭关。在如此幽雅、秀丽、平静的古运河畔，居然会有这样一座拔地数丈的雄关，也算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游客一个意外的发现和收获吧。

在中国历史上，从元末到明朝万历年间，一大批日本武士、海盗商人和流氓化了的破产农民，勾结部分中国的溃兵败将、不法奸民，侵扰中国沿海，作恶长达三百年之久。特别是到了明嘉靖时候，武备废弛，朝政腐败，严嵩父子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信道入魔而又自以为是的明世宗朱厚熜不问政事，倭寇之患日益严重，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据记载，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间，倭寇轮番窜扰苏州、松江一带。枫桥历来是苏州重镇，又是官道所在，南北车舟于此交会。阊门至枫桥一带，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的繁华商业区，竟一连三次遭受烧杀洗劫。有一次，倭寇攻陷苏州，大火烧了整整一天。昆山县城被烧房屋两万间，邻近村落房屋十毁八九，死者如麻更是惨不忍睹。苏州军民在抗倭名将俞大猷等率领下，奋起御敌，给倭寇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城市四郊军事要塞筑关设防，铁岭关就是其中一处重要关塞，成为苏州城西的一道屏障和苏州军民誓死保卫家园的象征。但是，同俞大猷的卓著战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伴随着俞大猷一生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贬谪、停俸、革职、入狱、戴罪办贼、褫夺世荫……呜呼，一代抗倭名将，竟遭如此劫难！

其实，翻开《明史》看看，遭受同样厄运的岂止俞大猷一人。他的朋友，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一生戎马倥偬，带领戚家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到头来不仅壮志未酬，而且张居正一死，保守派掌权，即被参劾革职，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老家，最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还有张经、李天龙、朱纨、胡守仁、王如龙、朱钰等等，虽然一个个横枪跃马，运筹帷幄，战功有加，末了一个个不是入狱问斩，就是被革职查办，充军戍边。

这一幕幕悲剧凑到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几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封建王朝，在不能容忍任何有悖既定的文官集团施政原则，不能容忍任何对既有权力“平衡”构成挑战的思维定式下的必然结局。俞大猷的悲剧，其实是明王朝走向衰亡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王朝制度下，纵使英雄辈出，也无力扭转乾坤，而只能作些碎玉般的历史的点缀罢了。

我站在铁岭关下，轻轻抚摸这岿然独存，“高三丈六尺有奇”的砖石拱门，遥想四百年前的漫天烽火，觉得今天的游人，要是把它仅仅看作一处环境优雅的名胜古迹，实在太可惜了一点。

铁岭关应该是一面历史的明鉴，虽然历史本身更残酷，更沉重。

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