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俗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

我的母亲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家人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垫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上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生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上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母亲坐在这位子上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注：遭逢父母丧事）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人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告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二十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次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海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从我呱呱坠地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

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梦痕

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作者家乡风俗，即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做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黏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做得像个塌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的米粉和新鲜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最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要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黏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支水烟管……捏到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四不像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摘了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伙伴。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型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后来我们争执起来，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萨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萨追。追到排门旁边，我跌了一跤，额骨磕在排门槛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个洞，便昏迷不醒。等到有知觉的时候，我已被抱在母亲手里，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条向我的头上重重叠叠地包裹。

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趁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省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叩头虫、洋皮纸人头、老菱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钿磨成的小刀等送给我玩，直到我额上结成这个疤。

讲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种种可惊可喜的行状，与我的儿童时代的欢乐，也便跟了这回想而历历地浮现到眼前来。

他的行为的顽皮，我现在想起了还觉吃惊。但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时时刻刻追随他，自愿地做他的从者。他用手捉住一条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钩爪，藏在衣袖里，走到各处，随时拿出来吓人。我跟了他走，欣赏他的把戏。他有时偷偷地把这条蜈蚣放在别人的瓜皮帽子上，让它沿着那人的额骨爬下去，吓得那人直跳起来。有时怀揣着这条蜈蚣去蹲坑，等候邻席的蹲坑者正在拉屎的时候，把蜈蚣丢在他的裤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裤子乱跳，累了满身的粪。又有时在众人面前他偷把这条蜈蚣放在自己的额上，假装被咬的样子号啕大哭起来，使得满座的人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地营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伸起手来收拾了这条蜈蚣，忽然破涕为笑，一溜烟逃走了。后来，这套戏法渐渐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说，若是再拿出蜈蚣来，要打头颈拳了。于是，他换出别种花头来：他躲在门口，等候警告打头颈拳的人将走出门，突然大叫一声，倒身在门槛边的地上，乱滚乱撞，哭着嚷着，说是践踏了一条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经钻进榻底下去了。走出门来的人被他这一吓，实在魂飞魄散；但见他的受难比自己更深，也无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运气不好。他看见一群人蹲在岸边钓鱼，便参加进去，和蹲着的人闲谈。同时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两人的辫子梢头结住了，自己就走开，躲到远处去作壁上观。被结住的两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剧就演出来给他看了。诸如此类的恶戏，不胜枚举。

现在回想他这种玩耍，实在近于为虐的戏谑。但当时他热心地创作，而热心地欣赏的孩子，也不止我一个。世间的严正的教育者，请稍稍原谅他的顽皮！我们的儿时，在私塾里偷偷地玩了一个折纸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铜笔套管在额骨上猛钉几下，外加在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况且，我们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术来发明种种富有趣味的玩意儿，我现在想起了还可以神往。暮春的时候，他领我到田野去偷新蚕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来做“蚕豆水龙”。其做法，用煤头纸火把老蚕豆荚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荚里的两粒豆就从下端滑出，再将荚的顶端稍稍剪去一点，使成一个小孔。然后把豆荚放在水里，待它装满了水，以一只手捏住其下端而取出来，再以另一只手用力压榨豆荚，一条细长的水带便从豆荚的顶端的小孔内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达一二丈之远。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长约寸许，以一端塞入口中轻轻咬嚼，吹时便发喈喈之音。再摘取蚕豆梗的下段，长四五寸，用指甲在梗上均匀地开几个洞，做成豆的样子。然后把豌豆梗插入这笛的一端，用两手的指随意启闭各洞而吹奏起来，其音宛如无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蜡烛的油做种种的浇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镌刻种种的印版，大类现今的木版画……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亦复不胜枚举。

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久已缘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蓬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佐证，是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过去的事，一切都如梦幻一般地消灭，没有痕迹留存了。只有这个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军州”时打在脸上的金印，永久地明显地记录着过去的事实，一说起就可使我历历地回忆前尘。仿佛我是在儿童世界的本贯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这成人社会的“远恶军州”来的。这无期的流刑虽然使我永无还乡之望，但凭这脸上的金印，还可回溯往昔，追寻故乡的美丽的梦啊！

静观人生

一

我似乎看见，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而，真的赤色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掴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

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

二

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得太紧张、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语。

安得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光下的花一样。

三

花台里生出三枝扁豆秧来。我把它们移种到一块空地上，并且，用竹竿搭一个棚，以扶植它们。每天清晨为它们整理枝叶，看它们欣欣向荣，自然发生一种兴味。

那蔓好像一个触手，具有惊人的攀缘力。但究竟因为不生眼睛，只管盲目地向上发展，有时会钻进竹竿的裂缝里，回不出来，看了令人发笑。有时一根长条独自脱离了棚，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子，看了又很可怜。这时候便需我去扶助。扶助了一个月之后，满棚枝叶婆娑，棚下已可纳凉闲话了。

有一天清晨，我发现豆棚上忽然有了大批的枯叶和许多软垂的蔓，惊奇得很。仔细检查，原来近地面处一枝总干，被不知什么东西伤害了。未曾全断，但不绝如缕。根上的养分通不上去，凡属这总干的枝叶就全部枯萎，眼见得这一族快灭亡了。

这状态非常凄惨，使我联想起世间种种的不幸。

四

十余年前有一段时期流行用紫色的水写字。买三五个铜板洋青莲，可泡一大瓶紫水，随时注入墨匣，有好久可用。我也用过一会儿，觉得这固然比磨墨简便。但我用了不久就不用了，我嫌它颜色不好，看久了令人厌倦。

后来，大家渐渐不用，不久此风便息。用不厌的，毕竟只有黑和蓝两色。东洋人写字用黑。黑由红、黄、蓝三原色等量混合而成，三原色具足时，使人起安定圆满之感。因为世间一切色彩皆由三原色产生，故黑色中包含着世间一切色彩了。西洋人写字用蓝，蓝色在三原色中为寒色，少刺激而沉静，最可亲近，故用以写字，使人看了也不会厌倦。

紫色为红、蓝两色合成。三原色既不具足，而性又刺激，宜其不堪常用。但这正是提倡白话文的初期，紫色是一种蓬勃的象征，并非偶然的。

五

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

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即便是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众而走自己的路。

牧羊的和赶鸭的就利用它们的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给我的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婉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都想拼命地用全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山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它、喂它；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心碎）、如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直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刬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让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让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肝胆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作“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可以暂时放下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历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美与同情

有一个儿童，他一走进我的房间里，便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合覆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掉转来。看见我壁上的立幅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我谢他：“哥儿，谢谢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

他回答我说：

“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是的，他曾说，“挂表的面合覆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教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我实在钦佩这哥儿同情心的丰富。从此，我也着实留意于东西的位置，体谅东西的安适了。它们的位置安适，我们看了心情也安适。于是，我恍然悟到，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学的描写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上所经营的问题。这都是同情心的发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于同类的人，或至多及于动物，但艺术家的同情非常深广，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类。

我次日到高中艺术科上课，就对他们做这样的一番讲话：

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各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各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

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

所以，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眼里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予热诚的同情。

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移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地把自己的心移入于乞丐的痛苦的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画，绝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

画家须有这种深广的同情心，故同时又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力不可。倘其伟大不足与英雄相共鸣，便不能描写英雄；倘其柔婉不足与少女相共鸣，便不能描写少女。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

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及于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及于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泣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的送春归。用实用的头脑看来，这些都是诗人的疯话。其实，我们倘能身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及于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没有体得龙马的活力，不能画龙马；没有体现松柏的劲秀，不能画松柏。中国古来的画家都有这样的明训。西洋画何独不然？我们画家描一个花瓶，必其心移入于花瓶中，自己化作花瓶，体得花瓶的力，方能表现花瓶的精神。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是“物我一体”的境涯，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

为了要有这点深广的同情心，中国画家作画时先要焚香默坐，涵养精神，然后和墨伸纸，从事表现。其实西洋画家也需要这种修养，不过不曾明言这种形式而已。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对于事物的形色姿态，多少必有一点共鸣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装饰，器具的形状色彩，所以要求其美观者，就是为了要适应天性的缘故。眼前所见的都是美的形色，我们的心就与之共感而觉得快适；反之，眼前所见的都是丑恶的形色，我们的心也就与之共感而觉得不快。不过共感的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而已。对于形色的世界全无共感的人，世间恐怕没有；有之，必是天资极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隶，那些真是所谓“无情”的人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

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俗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

西洋艺术论者论艺术的心理，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于其中，没入于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体验到美的滋味。我们又可知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没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身的饥寒与疲劳。《圣经》中说：“你们不像小孩子，便不得进入天国。”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平的世界。

随感

一

有一种椅子，使我不易忘记：那坐的地方，雕着一只屁股的模子，中间还有一条凸起，坐时可把屁股精密地装进模子中，好像浇塑石膏模型一般。

大抵中国式的器物，以形式为主，而用身体去迁就形式。做椅子的靠背与坐板成九十度角，衣服的袖子长过手指。西洋式的器物，则以身体的实用为主，形式即由实用产生。故缝西装须量身体，剪刀柄上的两个洞，也完全依照手指的模断面的形状而制造。那种有屁股模子的椅子，显然是西洋风的产物。

但这已走到西洋风的极端，而且过分了。凡物过分必有流弊。像这种椅子，究竟不合实用，又不雅观。我每次看见，常误认它为一种刑具。

二

散步中，在静僻的路旁的杂草间拾得一个很大的钥匙。制造非常精致而坚牢，似以巩固的大洋箱上的原配。不知从何人的手中因何故而落在这杂草中的？我未被“路不拾遗”之化，又不耐坐在路旁等候失主的来寻；但也不愿把这个东西藏进自己的袋里去，就擎在手中走路，好像采得了一朵野花。

我因此想起《水浒传》中五台山上挑酒担者所唱的歌：“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这两句怪有意味。假如我做了那个牧童，拾得旧刀枪时定有无限的感慨：不知那刀枪的柄曾经受过谁人的驱使？那刀枪的尖曾经吃过谁人的血肉？又不知在它们的活动之下，曾经害死了多少人之性命？

也许，我现在就同“牧童拾得旧刀枪”一样。在这个大钥匙塞在大洋箱的键孔中时的活动之下，也曾经害死过不少人的性命，亦未可知。

三

翻开十年前堆塞着的一箱旧物来，一一检视，每一件东西都告诉我一段旧事。我仿佛看了一幕自己为主角的影戏。

结果从这里面取出一把油画用的调色板刀，把其余的照旧封闭了，塞在床底下。但我取出这调色板刀，并非想描油画，是利用它来切芋艿、削萝卜吃。

这原是十余年前我在东京的旧货摊上买来的。它也许曾经跟随著名的画家，指挥高价的油画颜料，制作出帝展一等奖的作品来博得沸腾的荣誉。现在叫它切芋艿、削萝卜，真是委屈了它。但芋艿、萝卜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也许比油画中更为丰富，让它尝尝吧。

四

孩子们对于生活的兴味都浓，这个孩子尤甚。

当他热衷一种游戏的时候，吃饭要叫五六遍才来，吃了两三口就走，游戏中不得已出去小便，常常先放了半场，勒住裤腰，走回来参加一会儿游戏，再去放出后半场。看书发现一个疑问，立刻捧了书来找我，茅坑间里也会找到过来。得了解答，拔脚便走，常常把一只拖鞋遗在我面前的地上而去。直到刬袜走了七八步方才觉察，独脚跳回来取鞋。他有几个星期热衷于搭火车，几个星期热衷于下象棋，又有几个星期热衷于查《王云五大词典》，现在正热衷于捉蟋蟀。但凡事兴味一过，便置之不问。无可热衷的时候，整日没精打采，度日如年，口里叫着“饿来！饿来！”其实他并不想吃东西。

五

每逢赎得一剂中国药品来，小孩们必然聚拢来看拆药。每逢打开一小包，他们必然惊奇叫喊。有时一齐叫道：“啊！一包瓜子！”有时大家笑起来：“哈哈！四只骰子！”有时惊奇得很：“咦！这是洋囡囡的头发呢！”又有时吓了一跳：“哎哟！许多老蝉！”……病人听了这种叫声，可以转颦为笑。自笑为什么生了病要吃瓜子、骰子、洋囡囡的头发，或老蝉呢？看药方也是病中的一种消遣。药方前面的脉理大都乏味，后面的药名却怪有趣。这回我所服的有一种叫作“知母”，有一种叫作“女贞”，名称都很别致。还有“银花”“野蔷薇”，好像新出版的书的名目。

吃外国药没有这种趣味。中国数千年来为世界神秘风雅之国，这特色在一剂药里也很显明地表示着，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应该多吃几剂中国药回去。

六

《项脊轩志》里归熙甫描写自己闭户读书之久，说“能以足音辨人”。我近来卧病之久，也能以足音辨人。房门外就是扶梯，人在扶梯走上走下，我不但能辨别各人的足音，又能在一人的足音中辨别其所为何来。“这回是徐妈送药来了？”果然。“这回是五官送报纸来了？”果然。

记得从前寓居在嘉兴时，大门终日关闭，房屋进深，敲门不易听见，故在门上装一铃索。来客拉索，里面的铃响了，人便出来开门。但来客极稀，总是这几个人，我听惯了，也能以铃声辨人。有时一个顽童或闲人经过门口，由于手痒或奇妙的心理，无端把铃索拉几下就逃，开门的人白跑了好几回，但以后不再上当了。因为我能辨别他们的铃声中含有仓皇的音调，便置之不理了。

七

盛夏的某晚，天气大热，而且奇闷。院子里纳凉的人，每人隔开数丈，默默地坐着摇扇。除了扇子的微音和偶发的呻吟声以外，没有别的声响。大家被炎威压迫得动弹不得，而且不知所云了。

这沉闷的静默继续了约半小时之久，墙外的弄里一个嘹亮清脆而有力的叫声，忽然来打破这静默：

“今夜好热！啊——好热！”

院子里的人不期地跟着他叫：“好热！”接着便有人起来行动，或者起立，或者欠伸，似乎大家出了一口气。炎威也似乎被这喊声喝退了些。

八

尊客降临，我陪他们吃饭往往失礼。有的尊客吃起饭来慢得很，一粒一粒地数进口去。我则吃两碗饭只消五六分钟，不能奉陪。

我吃饭快速的习惯，是小时在寄宿学校里养成的。那校中功课很忙，饭后的时间要练习弹琴，我每餐连盥洗只限十分钟了事，养成了习惯。现在我早已出学校，可以无须如此了，但这习惯仍是不改。我常自比于牛的反刍：牛在山野中自由觅食，防猛兽迫害，先把草囫囵吞入胃中，回洞后再吐出来细细嚼食，养成了习惯。现在牛已被人关在家喂养，可以无须如此了，但这习惯仍是不改。

据我推想，牛也许是恋慕着野生时代在山中的自由，所以不肯改去它的习惯。

九

新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三四口，拿到痰盂上去敲烟灰。敲得重了些，雪白而长长的一支大美丽香烟翻落在痰盂中，“吱”的一声叫，溺死在污水里了。

我向痰盂怅望，嗟叹了两声，似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我觉得这比丢弃两个铜板肉痛得多。因为香烟经过人工的制造，且直接有惠于我的生活。故我对于这东西本身自有感情，与价钱无关。两角钱可买二十包火柴，照理，丢掉两角钱同焚去二十包火柴一样。但丢掉两角钱不足深惜，而焚去二十包火柴人都不忍心做，做了即使别人不说暴殄天物，自己也对不起火柴。

十

一位开羊行的朋友与我谈羊的话。据说他们行里有一只不杀的老羊，因它颇有功劳：他们在乡下收罗了一群羊，要装进船里，运往上海去屠杀的时候，群羊往往不肯走上船去。他们便牵这老羊出来。老羊向群羊叫了几声，奋勇地走到河岸上，蹲身一跳，首先跳入船中。群羊看见老羊上船了，大家便模仿起来，争先恐后地跳进船里去。等到一群羊全部上船之后，他们便把老羊寄上岸来，仍旧送回棚里。每次装羊，必须要这老羊引导。老羊因有这点功劳，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我想，这不杀的老羊，原来是该死的“羊奸”。

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

1969年4月28日致新枚

你一定天天候好音，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今天把详情告你，以资慰藉。并有好消息，即林××报告中提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不作为敌我矛盾，而作为内部矛盾（大意如此，想你已看到了）。”近一二月来，变化甚多，总之是一步一步地使斗批对象与群众接近：起初拆牛棚，与群众住在一起；改请罪为请示；改三鞠躬为一鞠躬；与群众一起学习；今天又废止劳动（本来每天早上劳动半小时，我是揩玻璃窗），前天起，大家戴像章——总之，是渐渐地使我们与群众相融合。看来是逐步进展，直到解放。前天有工宣队声言，即日要定性定案，但二三天来杳无消息，想来是被“九大”耽搁了。总之，时间不会长了。我身体甚好，每天早上六时四十分出门，二十六路电车常有座位。星期一、三、四、六，五时下班。星期二、五，八时下班。但今天（星期二）忽然六时下班了，可见此例也将改变。贺天健每天来，有时请病假。陈××捉进派出所了。马公愚病死了，此外无变化。我每天二十六路去，四十二路回家。“走资派”程亚君隔离了一年多，最近放出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

1969年5月17日致新枚

我很健康。生活也习惯了。北面房间，上星期已还给我，现在家里很舒服，我同母睡在北室，前室当作吃饭间，阳台空着。可惜你不来看看。我单位“文革”进行迟缓，别的单位也如此，听说五月内要定性定案，但是否实现，很难说。总之，我现在不希望它早结束，反正总有结束的一天。林××报告第四部分中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段，你想必看到了。这证明党处理从宽。我放心了。我近来相信一条真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想，对现在就满足，而心情愉快。例如你，远在石家庄，不得见所亲的人，但退一步想，如果到了更远的地方，还要苦痛，则现住石家庄，可满足了。你不在此，家中全靠阿姐，凡对外对内种种事体，都是阿姐主持。她近日观察，她不会下放插队落户。故可放心。我劝她重温日本文。

我们请罪已改为请示，鞠躬取消，身戴像章，劳动废止，与群众混在一起。只欠缺“解放”二字。由此看来，这不是一刀两断的，而是逐渐逐渐的，近日来，我完全无事，全面交代早已通过。现在天天看别人交代，也快交代完了，故前途看来不很远了。总有一天将好消息报告你。

1969年8月23日致新枚

久未写信给你，有许多话想对你讲，拿起笔来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反正时间问题，我现在也不盼望了。我把上班当作日常生活，注意健康，耐心等候，我准备等过国庆，等到春节。

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其间，好毛要来生产，你要来探亲，见面有期了。今天阿姐说，她也许要派外码头工作。我劝她要求派到石家庄，我与母跟她走。倘能如此，我们可以长久团聚了，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了。近我酒量甚好，每日啤酒一瓶，黄酒半斤。

唐云撤销隔离已久，我与他很投合，互相勉励，得到安慰。我们近来星期一、二、三到博物馆，四、五、六到药厂或画院劳动。劳动很轻便，而且有兴味，往往三四点钟下班。我闲时用各种方法消遣，有时造“平上去入”四言句（前已告你），有时作“一声诗”，即个个字用平声，或上声，或去声，或入声。古人有“全仄诗”：“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人我席，暝色亦已退。此景最可爱……”以下忘了。我近作了“去声诗”：“种豆又种菜，处处要灌溉……”未完，真乃无聊消遣也。

前日有人评一画，写“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画一人坐看红叶，是画错了。因为“坐”是“为了”之意，非真坐也。例如“坐罪下狱”，即为了犯罪而下狱也。此“坐”字我过去亦不解，以为真坐也。

1969年9月7日致新枚

“八二八命令”后，加紧战备，诸事延搁，我已有思想准备，耐心等候，并不烦恼。听说，“退休”之风盛行。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

你诗兴好，集“一”字起的七十多句，我无暇补集，想来可得一百句。我亦集句如下：新丰老翁八十八，儿童相见不相识，爱闲能有几人来，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家清兴在新春，能以精诚致魂魄，记拔玉钗灯影畔，几人相忆在江楼，千家山郭尽朝晖，首阳山上访夷齐（此十句集句之首字连起来是：新儿爱古诗，能记几千首）。

今日华瞻来，欣赏你的集句，一字开头的，他加了几句。

“三”字开头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三春三月忆三巴、三晋云山皆北向、三月三日天气新、三年谪宦此栖迟、三边曙色动危津、三千宠爱在一身、三月残花落更开、三春白雪归青冢、三分春色二分愁、三杯不记主人谁。“三”字很少。

1969年约10月上半月致新枚

看花携酒去，携来朱门家，动即到君家，几日喜春晴，冷落清秋节，可汗大点兵，莫得同车归，死者长已矣，玄鸟殊安适，客行虽云乐（此十句集句之首句首字与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连接起来是：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

你那集句，我看不懂，阿姐研究出了。现我也仿作如上，真乃无聊消遣，但亦雅事。

上周起，不到博物馆，到画院。可以不乘电车，步行十七八分钟。晨七时半至下午五时。无甚事，真乃拖延时日，不知何意。“八二八命令”后，局势加紧，每天要写思想汇报。我货色多，不觉其苦，每天写一张耳。

贺工资已定，是一百七十元，如此看来，我将来不会比他少，但不知何日实现耳。我准备到春节，大约不会再延了。阿姐言，退休者甚多，我就希望退休耳。

1969年12月21日致新枚

我二十日（星期六）上午由乡返市，要在画院上班（博物馆已取消），约两星期，过元旦后再下乡。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八个人的问题，岂知十九日下午上海发生了大事——文化广场失火，别的单位连夜返市，只剩我们一个单位，大会就作罢了。在我看来，我们要在画院的两星期中解决。大都无甚问题，总是要解放的，不过拖延而已。

我身体很好，返家后，又吃补药，母也健康，眼很好，能写信。阿姐元旦前必返家，可与我见面。上次我返家，请假五六天，共住九天，曾到联娘家看好毛及新生儿丰羽。他们都很好。上次已函告你了。

天照顾：下乡后天天晴明，只有一个半天小雨。我在乡，吃早饭很好，粥、腐乳等。但午餐夕餐都不好，都是肉，我全靠自己带酱瓜、腐乳。但每餐二三两饭，并不饿。

唐云对诗词颇有理解，他有一次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末句的意思是“诸葛亮应该联吴攻曹操，不应企图吞吴，故吞吴是失策的，是遗恨”。他说老杜诗用字仔细，故对李白粗枝大叶不满，有“重与细论文”之句。

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

1970年4月10日致新枚

嵌字之诗句，宜少作。我们是游戏，被人误解为“隐语”，何苦。但我还是不能忘情，有时要搜索“一、二、三……十”开头的诗句，甚多。“一枝秾艳露凝香……十三学得琵琶成。”可集几套。你信上“谢”字第三、第七，我与华瞻皆想不出。

1970年4月20日致新枚

今日是我回家第六天（四月二日），日见好转。唯体温仍在三十七点二摄氏度左右。

昨上午有两个青年来，态度异常客气（母称他们为“好人”）。他们持画院介绍书，来调查抄家情况。我与母将几次抄家情况如实答复。他们记录了，给我看过，然后叫我签字，然后辞去，连称“打扰”，所以母称他们为“好人”。此事不知说明什么？大约调查抄家物资贪污问题，或者是要发还抄家物资？不得而知了。

昨夜梦“新丰老翁”，他折臂，我伤腿，颇相似。他对我说：“我是‘新丰’，你是‘老丰’，我们大家活过八十八吧。”我卧床看字帖消遣，难得看书。

1970年6月6日致新枚

想到就写些，有便寄给你。

我生病，是因祸得福。天天吃鸡汤牛奶，以及好菜蔬（鸡、鱼、蛋、火腿、干贝）。如果不生病，绝不会吃这些。酒不喝，省的钱正好买菜蔬。

Red Chamber Dream（《红楼梦》），很可解闷。我桌上的PAS及雷米丰，倘能送给黛玉吃了，曹雪芹这部书的结尾就要改换面目。

阿姐等猜量，六月内或七月初，会解放我。我不急，迟早总要定案。上月去看病，挂号的、看病的、透视的，都知道我，和我谈了许多看病以外的话，很好笑的。尤其是那挂号的，知道我很详细，并替我打算今后生活。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的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毛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长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近每日早上五时半起来，大便后即坐在窗口洗面、吃粥、临帖。直到八时，吃了药，睡觉。睡到九时半起来喝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饭、睡觉，三时起来，再看书休息，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就寝，旧梦甚多。每天刻板似的，预感七月会好全，腿病亦渐愈，能独自步行，但不能持久，日后一定痊愈。

1970年6月约16日致新枚

前日宝姐替我送痰去验，回说“活动性”，即“开放性”，要传染的。于是，家人大家去打预防针。结果小明抵抗力最强，其余都有传染可能，须打针。我本已没有参与人群的资格，如今又属开放性，更是“隔断红尘”了。近日体温照旧在三十七摄氏度左右，不想喝酒。看来还得两三个月方可下床。

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八十八岁的朱姓的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些，枕边略有些雪。

我足疾好些，大便可以自己去，扶墙摸壁。这是神经痛。二月二日病发时，原是此病，不知你们为何拖我去看肺病，现在回想很奇怪。我不想吃酒，足见体温未复正常。本来可以“掩重门浅醉闲眠”，今只能“冥想闲眠”。冥想常入非非。有时回想过去，有许多事深悔做错了，但无法更正。此亦可以勉励今后，勿再做后悔之事。例如说，当年我花了七八千元（合今三万余）造缘缘堂，实在多事。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夕，我顶进闸北汉兴里房子（十三根小金条），不久，以十根小金条顶出，也是多事。但一九五四年顶进这屋（出六千元），并不后悔。现在只差煤气在楼下，不方便，倘能把煤气改装在楼上，十全了。朱幼兰正替我设法。但我也并不十分盼望，因为以后住处未定。要看人事而定。

王介甫势盛时，有人（东坡？）作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讽得甚好。后来王罢相，微行返乡，暮宿一农家，有老妪呼猪：“王安石！王安石！”盖其人家破人亡，皆害在王手里。恨极，以其名呼猪。

母眼还好，能缝纫，杭州寄来丸药，颇有效云。

再过三天，叫阿英妈去取药。再过一个月，七月十六，再去看病，算来已费了国家好几百元的医药费。

在重庆时，马一浮先生送我一诗：“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他回杭时住六桥蒋庄，可惜迟死了一二年，被逐出，到城中促居。在“文革”前死了，落得干净。

平生记得，关于吃酒，有两人最有趣：其一，你出世前一二年，抗战初，我家逃难到桐庐乡下，租屋而住，邻人盛宝函老人坐在一圆凳上，见我来了，揭开凳盖，取出热酒（用棉花裹好，常温）及花生，与我对酌。其二，西湖上（你八九岁时）有人钓虾，钓得三四只，拿到岳坟小酒店中，放在烫酒炉中煮熟了，讨些酱油，叫两碗酒，吃得津津有味。

居杭州时（你八九岁）客堂中挂一小联，用东坡句：“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那时每月到楼外楼“家宴”，必请一外客，郑晓沧、苏步青、易昭雪等。楼外楼老板要我写额，我写古人句“湖光都欲上楼来”。此额新中国成立后后仍保存，但把老板之名割去，现在一定废弃了，作者、写者都是放毒呀。

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全仄）。

1971年3月2日致新枚

阿姐言：上次两人来看我，是准备开一批斗会，然后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须准备到会一次。我记得那天他们问我“能下楼否？”看来就是要我再出席听骂一次，我已有心理准备，只要他们派人来扶。你准备在城中觅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厌恶感，颇想另营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你说有绍兴酒，那更好了。

1971年4月3日致新枚

昨天来了个解放军，石门人，名周加骎，同我谈了多时，曾把你的住址抄去，他以后也许会来看你，所以我把本末详告你：

石门有一周紫堂，我年轻时，他在上海银楼工作，我与母常去看他（此时母在上海入学），此周加骎，即周紫堂之子，现在遵义某工厂（此厂造导弹云）当军管组长。两三个月之前，此人从遵义来信，说起他一九五六年曾向我索画，我送他一幅。现在他又向我索新作。我看了此信，想不起他是何人（昨天才明白）。大家笑他冒昧，没分晓，此时还来向我索画。昨天他同我谈，才知道他都分晓，并不冒昧。他说，他室中向来挂我送他的一幅画。“文革”初，人们劝他勿挂，他就收了。去年，人们又说可以挂了，因此他又挂起来，并且向我索新作。我许他稍缓画给他。周加骎的通信地址是“凯山四七八信箱军管组”（保密不写遵义）。此人（他的夫人在长春，也未调拢）常常出差，周游全国。故也许会去看你。

上月来了一个新的工宣队，问问我病，最后对我说：“将来病好到画院来白相相。”前天又来一新工宣队，向我详细查问我家让出房子的经过。不知是何用意。阿姐说，如果将来要还我们，要求把煤气装到楼上来。华瞻说：现在，万事都要“落实”，所以房子也要调查，不知究竟何意。

我正在写《旧闻选译》（古书上所见有意义的故事，用白话译出）。将来再写《往事琐记》（前与你说过，写我幼时事）。两事都很有兴味。陶渊明云：“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说“在世无所需，惟酒与长年”。颇有同感。

1971年7月13日致新枚

今日去看病，透视报告，照旧。约定十月十四再去看，给药三个月量。“衰年病肺唯高枕”，大约老人患肺病只要高枕而卧就好了。我自觉除肺外，百体皆健。语云“抱病延年”，因病，多休息，反而可以延年。

宝姐言，虽有“三还”消息，恐实行须拖延至国庆。因有许多头面人物（巴金等）还在斗批。我已等了多年，再等也不在乎。病人本来叫作patient，是最会忍耐的。反正不会拖得很久了。

上次给你信，说及“译大乘”，此信须毁去，勿保留。此信也毁去。

1971年7月22日致新枚

……有人劝我，将来可要求将你调上海，因你笔译口译皆能，上海用得着。此言不一定过分，也许能成事实，未可知也。我身体甚好，肺已入吸收好转期，在家日饮啤酒，早上研习哲学（已成五分之一，已给朱幼兰拿去看），真能自得其乐。

前日来的胡问遂是沈尹默的学生。言沈已于上月逝世，八十九岁。可见现在长寿者多。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势必加密，上海英译必多需要。故那人言调你来沪，并非空中画影，有希望也。来信勿言经济事，因信大家要看，我不愿大家知道。

1971年10月14日致新枚

昨去看病，照旧。休假九十天之内，一定诸事都解决了。

以后来信，用“语录”二字代“画”字。因此间别人不知我寄你这许多画，我勿愿他们知道。

过去寄你的“语录”，已超过七十余幅，那序文将来要改。因尚有新的“语录”续作。

闻画院中老人大多上半天班，或全不上班。我将来一定不须再去上班。只要去看病，照例给假三个月也。

1972年4月16日致新枚

此次诊治，X光透视，无变化。照旧给三个月药，七月十二再去看。

近日各方面（有三方面）向我报喜讯。大约不久可以打完牛皮官司（然而，日期难说，我也不希望太早）。阿姐已在做各种具体计划：关于还款的，关于房子的……再见你们时，情况恐大变了。

一个插曲：我去看病时，旁边有一病客说：“此人姓名与上海一个大画家完全相同。”宝姐向他笑笑，我也不说。大约我的样子不像，他想这个人总不是大画家。

1972年5月9日致新枚

关于我的牛皮官司，各方喜讯都说得很确实，但是直到今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

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余无话。

1972年6月2日致新枚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而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

香港有读者，无端寄我港币一百元，即四十元二角。我分二十元给小羽买东西，另行汇出（你们切不可买东西回敬我，使我反而扫兴）。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

我近来吃烟大减（日吸六七支），吃酒也换一种方式：同外国人一样，把酒一气吞下，取其醉的效果。因我不爱酒的味道，而喜欢酒的效果（醉）。

1972年8月4日致新枚

我最近早上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很有兴味。因此幽居小楼，不觉沉闷。日饮啤酒二瓶，高级烟十余支，自得其乐。

今天是八月四日，一年前七月三日，画院老孙来，给我一信，内有十几个问题，要我答复。老孙说：“简单回答些，问题就解决。”

市革委也有一女人来，口头问我几个问题，特别指出我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后来阿仙和民望都来报喜，说可靠消息，我是意识形态问题，毫无政治问题，故不久可无事解放。岂知直到今天，还是杳无音信。可见拖延得厉害。我已下定决心，从此不再等候，听便可也。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病假两年半以来，笔下产生了不少东西，真是因祸得福。

联阿娘说：邵远贞写信与李先念，替你叫屈，说你因我关系，远放在石家庄，应该出来北京、上海当译员。此女如此肯管闲事，倒也想不到。好毛必知其详。

1972年9月9日致新枚

昨来了市革委二人，同我谈了许久，几乎都是闲话，问病，问房子，问钱够用否。我与母都如实答复。最后说：“你的问题快解决了。房子、工资等，那时一同解决。”看来，此次是真要解决了。也许深秋我可到石家庄来。我告那人：“我要转地疗养，问题不解决，不好出门。”他答：“快了，耐心一点。”

近来万事拖拉得厉害，所以，对此事我也半信不信。且看。

1972年11月2日致新枚

久不写信与你们，天寒，我室十一摄氏度，遥念北国，心思黯然。但你等绝不会久居北地，不久可以图南，后事难料。此数年北地生活，亦是人生一段经历，可作他年佳话也。

此间，用不满足的心来说，是岑寂无聊，用满足的心来说，是平安无事。我是知足的，故能自得其乐，翻译日本王朝物语（一千年前的），已有三篇，今正译第四篇，每篇皆有十余万言，“文革”前完成的《源氏物语》（其稿现存北京文学出版社）有九十八万言，乃最长篇。此等译文将来有否出版机会，未可必也。

1972年11月7日致新枚

好多天不写信了，今略有事相告：

（一）阿姐到画院去，问他们，书及画集已出版了（《猎人笔记》在北京再版，《丰子恺画集》在上海发行，每册五元八角，我题签的字帖皆已发卖了），为何不定案。画院工宣队答言：他们亦盼望早解决，因为账早已算好，只等上头指示，立即交还物资。但他们只管“定性”，无权管“定案”。因我是“头面人物”，须中央宣布定案。他们已将“性”报告中央，所以书都出了。但何日宣布，他们也不得知。最后慰我们说“快了快了”。

如此我也安心了。性既定，则大事已定。迟迟宣布定案，且耐性等待，想来不会太长久了。我在此，眠食俱佳，身体很好。来客甚多，多年不通消息者，今皆已来访。

1972年11月8日致新枚

郑晓沧来信，给一吟的，寥寥一行半，只问“令尊安否”。我亲复了。他又来信说，有刘公纯者（马一浮先生的学生），在杭州盛传我已死了。造成这误会。这在我是替灾免晦的，已经假死过，不会真死了。余后述。

1972年12月30日致新枚

今日画院工宣队人来，告知我，我已于上周五解放，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

工资照长病假例，打八折，电视机嘱即去领回。房屋亦将全部还我。抄家财物，过年后，可派人去领回云云。

1972年12月30日致软软

告诉满娘，我今日被解放。工资照长病假例打八折。抄家物资、电视等，开年叫一吟去领回。他们派我自由职业者，属于内部矛盾。总算太平无事。

过春节后，我即将到杭州，在你家住多日，六七年来不曾离上海，也觉气闷。今后当走动。新枚在石家庄，近迁居，房屋较大，我也想去。

1973年1月23日致新枚

今日阿姐到画院，带了四大箱书画来。从前抄去的，都还来。

存款要等春节后原经手来，如数发还。至于扣发补不补，正在打报告请示。阿姐说：“既是内部矛盾，大家都发还的。”他们说：“可能发还，但不一定。”如此看来，至少存款是一定发还的。

总之，他们解放我，使我精神愉快，亲朋都为我庆贺，此精神上的收获，已属可贵。“皇恩浩荡”，应该“感激涕零”，少收回些钱，终是小事。

1973年4月2日致新枚

我到杭州去了一星期，胡治均陪去，照顾十分周到，竟像照顾小孩一样管我。我的脚力也操练出了。以后到石家庄，不须人陪了。满娘八十三岁，甚健，吃得比我多。看来可以长命百岁。软姐和维贤都竭诚招待，杭州供应极差：馆子无好菜（西湖醋鱼吃不到），交通工具难觅。不可久留。我身体健好，尽日闲居休养。余后述。

1973年4月2日致软软

此次我游杭，非常快活。第一是看见满娘健康，甚为欣慰。今世长寿者多，此间有九十八岁之婆婆自去泡开水者。可知百岁以上不稀奇也。

1974年4月24日致佩红

新枚大约即将回石，此信你看后留给他看，下面说的是上海等处文艺界近况。

北京有个画家，是林派，画一个树林，下面三只老虎，意思是“林彪”。

又有一画家，画一个弹琵琶的女人，题曰“此时无声胜有声”。此人曾入牢狱，此画上一句是“别有幽愁暗恨生”。借此发牢骚也。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北京的名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画可作，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

唐云画一只鸡，也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但也无反响。

此种吹毛求疵的办法，在“文革”初期很新鲜，但现在大家看伤了，都变成笑柄。

1974年7月11日致新枚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防恐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五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

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我近日正在翻译夏目漱石的小说，是消闲的，不会出门。每天吃酒一斤半，吸烟一包半。近日已有蟹，吃过几次了。

有一个人从洛阳来，向邮局探得我的地址，来求写字，我写了毛主席诗及另一幅白居易诗给他。

文彦难得来。上周来，带一包田鸡（青蛙）给我，我不吃，让他带回去。

有一个人在杭州放谣言，说我死了，害得许多朋友来信给华瞻、一吟，问我健康否。我亲笔写回信辟谣。我到今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是实足七十七岁。现在百体康强（只是右足行路不便），看来当比章士钊寿长（章九十三岁死在香港）。

海外极少通信，大都不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高朗，有时来信，问候而已。

1974年8月24日致新枚

我气喘病，早已好了。有人（石门湾同乡）送我一棵灵芝草，此物难得，乃从深山中采得，据说煎汤服用，可治气喘。我现已好全，暂时不用。放在抽斗里，香气溢出，闻之气爽。昔人有联云：

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

前信我说“足不出户，墨不出门”。今应改为“画不出门”。因求字者甚多，未便拂其意，写毛主席诗词，万无一失。求画者，婉谢之。

1975年4月24日致新枚

我到乡下十天，他们招待周到，我很开心。只是来访的亲友甚多，应酬亦很吃力。送土产的很多，满载而归。胡治均照顾我，非常热心。他也收得许多土产。石门湾新建的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正在工作中，门额是我写的，每个字二米见方。

我写了许多张字去送人，是贺知章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每次入市，看者人山人海，行步都困难。有人说我上海不要住了，正在乡间造屋，养老。如此也好，可惜做不到。

1975年6月11日致软软

知道满娘患病，甚为挂念。我又不能亲来探望，心甚焦急。我想，满娘年纪不算大。生育少的人，元气充足，小病定能复健。今世寿长的人很多。古语云：“夜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满娘定可向他们看齐。你和维贤都请假侍奉，甚好。但望不久收到好消息。

1975年7月29日致新枚

（此信是绝笔，丰子恺因患肺癌，于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与世长辞。）

与宝姐信我已看过。你送妻子入京，端居多暇，作嵌字诗，亦是一乐。时人对你评判甚好，深为喜慰。不批评别人，亦是厚道存心，无伤也。我一向老健，读书写字消遣，今晨写二纸，附寄予你，赠人可也。此间来客，闲谈笑乐，颇可慰情。母亦健康。姐仍多忙。嫂（志蓉）昨日赴京省亲，须二十余日还来。我日饮黄酒一斤，吸烟一包，可谓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也。

私塾生活

我的学童时代，就是六十年前的时代。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学校，儿童上学进的是私塾。怎么叫作私塾呢？就是一个先生在自己家里开办一个学堂，让亲戚、朋友、邻居家的小孩子来上学。有的只有七八个学生，有的十几个，至多也不过二三十个，不能再多了。因为家里屋子有限，先生只有一人。先生大都是想考官还没有考取的人，或者一辈子考不取的老人。那时候要做官，必须去考。小考一年一次，大考三年一次。考不取的，就在家里开私塾、教学生。学生每逢过年，送几块银洋给先生，作为学费，称为“修敬”。每逢端午、中秋，也必须送些礼物给先生，例如鱼、肉、粽子、月饼之类。私塾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暑假，只有年假，放一个多月。倘先生有事，随时可以放假。

私塾里不讲时间，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人家没有自鸣钟。学生早上入学，中午“放饭学”，下午再入学，傍晚“放夜学”，这些时间都没有一定，全看先生的生活情况。先生起得迟的，学生早上不妨迟到。先生有了事情，晚上就早点“放夜学”。学生早上入学，先生大都尚未起身，学生挟了书包走进学堂，先双手捧了书包向堂前的孔夫子牌位拜三拜，然后坐在规定的座位里。倘先生已经起来了，坐在学堂里，那么学生拜过孔夫子之后，须得再向先生拜一拜，然后归座。座位并不是课桌，而是先生家里的普通桌子，或者是自己家里搬来的桌子。座位并不排成一列，零零星星地安排，就同普通人家的房间布置一样。课堂里没有黑板，实际上也用不到黑板。因为先生教书是一个一个教的。先生叫声“张三”，张三便拿了书走到先生的书桌旁边，站着听先生教。教毕，先生再叫“李四”，李四便也拿了书走过去受教……每天每人教多少时光、教多少书，没有一定，全看先生高兴。他高兴时，多教点；不高兴时，少教点。这些先生家里大都是穷的，有的全靠学生年终送的“修敬”过日子。因此，做教书先生，人们称为“坐冷板凳”，意思是说这种职业是很清苦的。因此先生家里柴米成问题的时候，先生就不高兴，教书也很懒。

还有，私塾先生大都是吸鸦片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叫作鸦片？待我告诉你们。鸦片是一种烟，是躺在床上吸的。吸得久了，天天非吸几次不可，不吸就要打哈欠、流鼻涕、头晕眼花，同生病一样，这叫作“鸦片上瘾”。上了瘾的人很苦：又费钱，又费时间，又伤身体。那么你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吸呢？只因那时外国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中国人，贩进这种毒品来教大家吃，好让中国一天一天弱起来。那时清政府怕外国人，不爱人民，就让大家去吸，便害了许多人，而读书人受害的最多。因为吸了鸦片，精神一时很好，读得进书，但不吸就读不进，因此，不少读书人都上了当。

私塾没有课程表，但大都有个规定：早上“习字”，上午“背旧书”，下午“上新书”，放夜学之前“对课”。

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像现在学校里的算术、图画、音乐、体操……那时一概没有。语文之外，只有两种小课，即“习字”和“对课”。而这两种小课都是和语文有关的，只算是语文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语文”，也并不是现在那种教科书，是一种古代的文言文章，那书名叫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都很难读，就是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但先生不管小朋友懂不懂，硬要他们读，而且必须读熟、能背。小朋友读的时候很苦，不懂得意思，照先生教的念，好比教不懂外国语的人说外国语。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戒尺就是一尺长的一条方木棍。

上午，先生起来了，捧了水烟管走进学堂里，学生便一齐大声念书，比小菜场里还要嘈杂。因为就要“背旧书”了，大家便临时“抱佛脚”。先生坐下来，叫声“张三”，张三就拿了书走到先生书桌面前，把书放在桌上，背转身子，一摇一摆地背诵昨天、前天和大前天读过的书。倘背错了，或者背不下去了，先生就用戒尺在他后脑上打一下，然后把书丢在地上。这个张三只得摸摸后脑，拾了书，回到座位里去再读，明天再背。于是，先生再叫“李四”……一个一个地来背旧书。背旧书时，多数人挨打，但是也有背不出而不挨打的，那是先生自己的儿子或者亲戚。背好旧书，一个上午差不多了，就放饭学，学生回家吃饭。

下午，先生倘是吸鸦片的，要三点多钟才进学堂来。“上新书”也是一个一个上的。上的办法：先生教你读两遍或三遍，即先生读一句，你顺一句。教过之后，要你自己当场读一遍给先生听。但那些书是很难读的，难字很多，先生完全不讲解意义，只是教你跟了他“唱”，所以唱过二三遍之后，自己也不一定读得出。越是读不出，后脑上挨打越多；后脑上打得越多，越是读不出。先生书桌前的地上，眼泪是经常不干的！因此有的学生上一天晚上请父亲或哥哥等先把明天的新书教会，免得挨打。

新书上完后，将近放学，先生把早上交来的习字簿用红笔加批，发给学生。批有两种：写得好的，圈一圈；写得不好的，直一直；写错的，打个叉。直的叫作“吃烂木头”，叉的叫作“吃洋钢叉”。有的学生，家长发零用钱，以习字簿为标准：一圈一个铜钱；一个烂木头抵消一个铜钱，一个洋钢叉抵消两个铜钱。

发完习字簿，最后一件事是“对课”。先生昨天在你的“课簿”上写两个或三个字，你拿回家去，对他两个或三个字，第二天早上交在先生桌上。此时先生逐一翻开来看，对得好的，圈一圈；对得不好的，他替你改一改。然后再出一个新课，让你拿回去对好了，明天来交卷。怎么叫对课呢？譬如先生出“红花”两字，你对“绿叶”；先生出“春风”，你对“秋雨”；先生出“明月夜”，你对“艳阳天”……对课要讲词性，要讲平仄（为什么叫作词性和平仄，说来话多，我暂时不讲了）。这算是私塾里最有兴味的一课。然而，对得太坏，也不免挨打。对过课之后，先生喊一声：“去！”学生就打好书包，向孔夫子牌位拜三拜，再向先生拜一拜，一缕烟似的跑出学堂去了。这时候学生个个很开心，一路上手挽着手、跳跳蹦蹦、乱叫乱嚷、欢天喜地地回家去，犹如牢狱里释放的犯人一般。

今天讲得太多了。下次有机会再和小朋友谈旧话吧。

嫁给小提琴的少女

我乘船到香港，经过汕头，海关人员来检查。那人员查到我的房间，和我握手，口称“久仰”“难得”。他并不检查，却和我谈诗说画，谈得非常起劲。隔壁房间的客人和茶房们挤进来看，还道是查出了禁品，正在捉人了。海关人员辞去之后，邻室的客人方知道我的姓名，大家耳语，像看新娘一般到门边来偷看我。茶房们亦窃窃私语，可惜讲的闽南话我一句也不懂。

挤进来看的人群中，有一个垂髫女郎，不过十八九岁模样，脸圆圆的，眼睛很大，盯着我炯炯发光。海关人员走后，此人也就不见了。开船，吃夜饭之后，我独坐房舱中（我的房两铺，但客人少，对铺空着，我独占一房）看当日的《星岛日报》。有人叩门。开门一看，正是那个大眼睛女郎。她忸怩地说：“我是先生的读者，先生的文集、画集我都读过。景仰多年，今日得在船中见到，真是大幸，所以特来拜访。打扰了！”一口国音，正确清脆，十足表示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我留她坐，问她姓名籍贯，以及往何处去。她告诉我姓Y，是W城人，某专科学校毕业，随她姐姐乘船到香港去谋事，就住在我的隔壁房中。接着她就问我《丰子恺漫画集》中的阿宝、瞻瞻、软软（我的子女，现在都比她大了）的近况，又慰问我在大后方十年避寇的辛苦。足证她的确都读过我的书，知道得很清楚。我发现她在听我答话的时候，常常忽然把大眼睛沉下，双眉颦蹙了，忽然又强颜作笑，和我应酬。我心中猜疑：这个人恐有难言之恸。

忽然，她严肃地站起来，郑重地启请：“丰老先生，我有一个大疑问要请教，不知先生肯不肯教我？”说着，两滴眼泪突然从两只大眼睛里滚出，在莲花瓣似的腮上画了两条垂直线，在电灯下闪闪发光。这是丹青所画不出的一个情景，突如其来，使我狼狈周章。我立刻诚恳地回答她：“什么疑问？凡是我所知道的，一定回答你，你说吧。”她说：“先生，世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恋爱’？”我说：“你所谓‘纯洁’，是什么意思？”她断然地说：“永不结婚。”我呆住了，心中十分惊奇。后来我说：“有是有的，不过很少很少。西洋古代曾经有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提倡这种恋爱，Platonic love（柏拉图式的爱），但我没有见到过实例。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她凄凉地说：“啊，你没有见到过？那么，世间所谓‘纯洁的恋爱’，都是骗人！都是骗我们女人！啊，我上当了！”她竟在我房中呜咽地哭起来。

我更是狼狈周章了。等她哭过一阵，我正色地说：“你不必伤心，说不定你所遇到的确是柏拉图恋爱主义者。我所见狭小，岂能确定你是受骗呢？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妨对我说，也许我能慰藉你。”因了我的催促和探诱，她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地把她的恋爱故事告诉我。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

她出身于书香人家，她的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文人，她从小爱好文艺，尤其是诗词。她今年十九岁半，性格十分天真，近于儿童。她憧憬于诗词文艺中所描写的人生的“美”与“光明”，而不知道又不相信人生还有“丑”与“黑暗”的一面。她只喜欢唯美的浪漫主义，而不喜欢暴露的写实主义。她注意灵的要求，而看轻肉的要求。我猜想，养成她这种性情的，半由于心理，即文艺诗词的感染，而半由于生理，即根本没有结婚的要求，亦即没有性欲。古人说“食、色，性也”，“没有性欲”这句话似乎不通，除非是残疾的人，况且她的体格很好，年龄也已及笄，我岂可这样武断呢？但我相信“性欲升华”之说，而且，见过许多实例（历史上独身的伟人不少），故我料她的性欲已经升华，因而在世间追求“纯洁的恋爱”。据她说，她和她的姐姐很亲，大家抱独身主义，本来不再需要异性的爱。但因她迷信了“纯洁的恋爱”，觉得除姐姐以外，再有一个异性纯洁的爱人，更可增加她的人生“美”与“光明”。于是，她的恋爱故事发生了。她的一个男同学追求她，起初她拒绝，后来因为合演话剧的关系，渐渐稔熟起来。那男同学就向她献种种殷勤，也非常的真诚。据说，他是住校的，她是通学，每天回家吃午饭的，而他每天到半路上接她两次，送她两次，风雨无阻。她说：“教我怎么不感动呢？”但她很审慎，终未明白表示“爱”他，因此，他失望、绝食、生病了。别的同学来劝说，大家恨她太忍心。她逼不得已，同时真心感动，便到病床前去慰问，并且明白表示了“我爱你”，但附带一个条件：“纯洁的爱，永不结婚。”男的一口答允，病就好了。她说，从此以后，她的确过了两个月的“美”的“光明”的恋爱生活。但是两个月后，男的便隐隐地同她计划结婚了，屡次向她宣传“结婚的神圣”，解说“天下没有不结婚的恋爱”之理，抨击“独身主义”的不人道。她愤愤地对我说：“到此我才知道受骗呀！”她又哭了，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是一个傻孩子！”我想，“这天真烂漫而奇特的女孩子，真是难得！”

她个性很强，决心和他分手，但因长时间的旅伴和感情的夹缠，便未突然一刀两断。她就拖延，想用拖延来冲淡两个人的爱情，然后便于分手。她说：“这拖延的几星期，是我最苦痛的时间。”但男的只管紧紧地追求，死不放松，她急傻了。幸而她已毕业，就写了一封绝交信寄他，突然离开W城，投奔在远方当教师的姐姐。至今已将一年。幸而那男子没有继续来追她，并且，传闻他已另有爱人。因此，她也放心了。但她还有疑心，常常怀疑：世间究竟有没有“永不结婚的恋爱”？因此不怕唐突，来“请教”萍水相逢的我。她恭维我说：“丰老先生，你是孩子们心灵的理解者、润泽者、爱护者，唯有你能够医好我心头的创伤。”我听了又很周章。我虽然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儿童生活的文和书，但不曾研究过柏拉图式的恋爱，对眼前这个痴疑天真的少女的特殊的恋爱问题，实在无法解答。我只劝她：“你爱你的姐姐。你用功研究你的学问，倘是喜欢音乐的话，你最好研究音乐，因为音乐最能医疗心的创伤。”她破涕为笑，说：“我正在学小提琴，已经学到Hohman（《霍曼》）第二册了。”我说：“那是再好不过了！你不必再找理想的爱人，你就嫁给小提琴吧！”她欢喜信受，笑容满面地向我告辞。

二学生

暑假中，有两个我所熟稔的中学生各自来访我。甲学生来访时我问他“几时开学？”他回答说：“再过一个月就要开学了！”乙学生来访时我问他“几时开学”，他回答说：“还要一个月才开学呢！”这两句话表露了这两人的性行的不同。我觉得这二人是青年学生性行的两大类型的代表者，就据我所见闻为他们写照如下：

甲学生今年十七岁，但其沉着苍白的脸色，朴素简陋的服饰，可以使人误猜他是二十岁了。他脸上极难得有笑容。大家齐声笑乐的时候，他偏偏不笑。倘有人把自己以为可笑的话说给他听，说过之后盯住他，看他笑不笑，那时他就更加不肯笑了。反之，在宿舍里，或教室里，别人认真地谈话，或认真地讲解问难的时候，他们的一句一字，有时会使他一个人掩口葫芦，弄得大家不解。实则他所笑的，有时是讲话者的口头禅，是别人所不注意而他所感兴趣的。有时是他自己脑中的回想，不是目前出现的事情，根本不能使别人共感。他在人群中既不笑乐，又沉默不语，好像是聋且哑的。逢到有人问他一句话，他不得不回答时，也仅说寥寥数语，甚或只说“然否”二字，而且这“然否”二字也轻微得不易听到，全靠点头或摇头的动作帮助着使人理解的。因此同学都把他当特殊人看。有的同学向众人揶揄，逢到他就不侵犯；有的同学拉大家出去胡闹，放他一个人独在室中，而大家视为当然，从没有一个人提出“为什么除他以外”的话。同学中有人不得已而要同他讲一句话，就得换一种口气与态度，恭敬地向他启请。但也并非特别敬重他，只是当他特殊人看。好比他们是一群中国人，而他是住在这群中国人中的一个外国人。中国人大家用汉语自由谈天，他一概听不懂，不闻不问。中国人要对他谈话，须得改用外国语调，简要地问答一下就完了。他呢，就好像一个不谙熟汉语的外国人；逢到别人有问，只能简单地说一句答语；逢到自己万不得已而要问别人一声，那就十分困难。他的从来难得听到的喉音，以及生硬的语调，往往使满座静默，十目注视，仿佛发生了特别事件一般。同时他的脸孔就涨红了，好像做了一件极难为情的事。

他在众人前说话如此困难，但是说也奇怪，他在一二知己或家人前，是一个雄辩家！但这雄辩家的出现，须在星期六晚上人迹不到的校园里，在一二知己朋友的面前，或者校外的僻静处，同一二知己散步的时候。这一二知己，在他真是唯一唯二的朋友，但他们倒并非同他一样性格的人，他们除他以外还有许多朋友，闲常也混在众人队里，只是他们的性格中备有某种要素，因此能获得和他的交际。他们深知道他，在闲常，当众人前，轻轻地、隐隐地同他说话，他也轻轻地、隐隐地回答，就像是在翁姑伯叔面前的新郎新娘。等到背了众人，他就像新娘进了房里一般，有说有笑地和新郎讲起情话来。他有见识，有决断，有主张，而且还能雄辩地批评世间一切的事，以及他的对手的言行。当他伴着一二知己躲在僻静的房间里纵谈的时候，你倘在壁上钻一个洞，偷偷地看他的态度，听他的说话，你一定不要惊诧，误认他是另一个人了。

他嫌恶一切共同生活。共食的时候看他最不自由，往往疗饥似的吃了些饭，第一个离席。开同乐会的时光，可不到的他就不到，必须到会时就难为了他。因为如前所说，他对于别人认为可笑、可乐的事，都不感兴趣，只在别人欢笑的旁边枯坐了几小时，闷闷地退出。他不欢喜穿制服，可不穿时，尽量地不穿，非穿不可的时候，不自然地套在身上，领头折了也不管，纽扣脱了也不管，仿佛故意显出制服的恶点来，为他的不愿穿辩护。总之，他是一个个性很强而落落寡合的孤独者，他把生活力全部发泄在书本里，所以学业成绩多是甲上。他来访我时，总是跟他父亲同来。我从他的父亲和同学处知道他的性行。

乙学生今年十九岁，但其嬉皮笑脸的神气、短小精悍的身材、齐齐整整的衣服，可以使人误猜他只有十五六岁。有时他的崭新的制服的口袋上，装着闪亮的一个笔套夹，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黑皮鞋，头上生着一对闪亮的黑眼睛，独自跑来访我。我骤见他时觉得眼睛发耀，心中暗赞“好一个翩翩少年！”他一见我就带笑带说，笑个不休，说个不休，但说得不教听者讨厌。每逢我想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敏捷地收住自己的话头，和颜悦色地听我说话，中间随时加以爽快的应答。但当我抽烟、喝茶，或说得口乏而想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话就巧妙地补衬上来，以防相对沉默的寂寞。我对他提出什么话，没有说完，他的嘴巴已表出说“是呀！”的姿势。有时不禁使我想象：“假如我对他说：‘今天太阳从西方出来的呀！’他也会接上一个‘是的！’来。”然而这也不过极言其说话之和悦。其实，他并非人云亦云，或阿人所好，只为他懂得说话技法，要表示反对的时候，也从赞成入手，旁征博引地说出他反对的意见来，使听者不得不同意他。他到我家一两次，就同我家的孩子们熟稔了，好像旧相识的。连我家的老妈子也同他谈得很投机，每次殷勤地倒茶给他吃。他到我家如此，在学校里的行状便可想见。

我从他的先生及同学处，知道他是全校第一个交际家。他没有一个知己，但没有一个同学不是他的好朋友。同学会里有什么兴行，他是总干事。学生个人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是调解者、慰安者、帮助者。他知道一切同学的性行、习惯、生活，以及在校外的行动，甚至家庭间的状况。他仿佛是一个学校里的侦探。同学之外，教师的家里有几个人，茶房每年可赚多少钱等事，他也都知道。所以他的生活很忙，不大有自修的工夫。

其实，他即使有时间，也不欲埋头“读死书”。他常用巧妙的谦虚的言辞，对众人表明他对于求学的意见，隐隐地指摘“读死书”之无用。他的话是这样：“世间有两种书，一种是纸做的，一种是人做的。像你们，聪明的人，有能力读破万卷纸做的书，可以埋头用功。像我，既无聪明，又不耐劳，埋头纸做的书中，一生也读不好，等于自杀。像我这样又笨又懒的人，进了学校只能读人做的书。先生的教训、同学的交游，以及我所对付的一切人，都是我的书。”这类的话说得对方既欢喜，自己又体面。于是，他就实行他的求学政策。晚上自修的时间，他只在先生来督看的一会儿时间内做些必不可少的自修。例如，要交卷的东西，他只得草草地写起来；要背诵的东西，他只得硬记一下；其他都可在上课时间内临时预备。等到先生走开了，他也就走开，走到谈得上话的同学那里，拉了他出自修室，到阅报室里去谈话。谈话同志越多越好。有时幸而集了一群人，在阅报室里，他插身其间如鱼得水，浑身畅快。他对于阅报室感情特别好，不仅为了每晚可作他的谈话室，正因为室中有的是报纸，满载着他最关心的国家大事、社会新闻。他们可以随手指着报纸上的某一事件，作为谈话的引子：若是外交问题，他的谈论比大使更雄辩；若是内政问题，他的批评可以压倒一切要人；若是民事问题，他的裁判活像一位法官。若没有先生干涉，他们会谈到就寝。有时熄灯后和几个同志偷偷地走出寝室，到先生听不到的地方去做夜谈。

吃饭的时候，他往往是最后出食堂的人。有人以为他是大饭量，其实冤枉，他每餐吃的饭不多，只是吃得十分缓慢。缓慢的用意，就是要等多数人吃毕而去，然后集合几个健饭健谈的同志，添些菜，从容地且谈且吃。然而在学校的食堂里，这事到底行得不痛快，故他最盼望的是假日的撇兰花（在一张纸上画了许多线条，在线脚上注明多少不等的钱数，然后把钱数卷藏了。请各人各选一根线头开线脚来看，各人依注明的数目出钱去买食物共吃，叫作撇兰花）。他们或者拿撇来的钱买了各种糖果在校里吃，或者多撇些，大家上饭馆去，那吃得更畅快，谈得更尽情。

然而我知道，他的欢喜约了人聚吃，并非征逐饮食，目的在于交际。因为他平素不贪吃，不饮酒，且反对饮酒，曾经在演讲比赛会中讲过《饮酒之害》这题目，大意是说：酒能使人脑筋糊涂，非有为青年所宜饮。有害、卫生还在其次。又说：中国之贫弱，非关于人民体格不强，实由于人民脑筋糊涂，只顾自己而不管国事之故。说得满堂师友拍手，拿演讲比赛的锦标送给他。他有这般的交际手腕和这般的荣誉，因此，全校上下对他都有好感。只有他的级任教师微微不满于他，说他的成绩太差了。这也难怪，他事务这般忙，哪有工夫对付学业？能够保住六十分，不留级，已是亏他的了。总之，他在人类社会中是像皮球一般圆滑周转的一个人。除了睡眠以外，他几乎没有片刻的孤独生活。“与众乐乐”“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种古话都可以送给他作为座右铭。他可以访我时必来访我。有时坐片刻就去，如他所说，是“专程来看望我的”。我从他自己及他的父亲、先生和同学处知道他的性行。

现在离开学很近，恐怕这几天甲学生有些怅惘，而乙学生在那儿高兴了。

一饭之恩

去年冬天我与曹聚仁兄在兰溪相会，他请我全家吃饭。席上他忽然问我：“你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我遗憾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聚仁兄断然地叫道：“很好！”

我当时想不通不欢喜艺术“很好”的道理。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我由长沙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吃惊之下，恍然记起了去冬兰溪相会时的谈话，又忽然想通了他所谓不欢喜艺术“很好”的道理，起了下面的感想：

“《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这就是说现在“不要护生”的意思。换言之，就是说现在提倡“救国杀生”的意思。这思想，我期期以为不然。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彘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

但是，这件事不可只看皮毛，需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护生画集》中所写的，都是爱护生灵的画，浅见的人看了这些画，常有种种可笑的非难。有一种人说：“今恩足于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又有一种人说：“用显微镜看，一滴水里有无数小虫，护生不能彻底。”又有一种人说：“供养苍蝇，让它传染虎列拉（霍乱，cholera的旧时译名）吗？”他们都是只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是：“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再换言之，护生是“事”，护心是“理”。以前在报纸看见一则幽默故事，颇可以拿来说明护生的意旨：有一位乡下老婆进城，看见学校的操场上，有两大群学生正在夺一根绳，汗流满面，声嘶力竭，起而复仆者再，而绳终未夺得。老婆见此，大发慈悲，上前摇手劝阻道：“请你们息争！这种绳子舍间甚多，回头拿两根奉送你们！”盖此老婆只见夺绳的“事”，不解拔河之戏之“理”，故而闹此笑话。护生者倘若执着于禽兽鱼虫，拘泥于放生吃素，而忘却了“护心”“救世”的本旨，其所见即与此乡下老婆相等，也是闹笑话。故佛家戒杀，不为己杀的三净肉可食。儒家重仁，不闻其声亦忍食其肉，故君子远庖厨。吃三净肉和君子远庖厨，都是“掩耳盗铃”。掩耳盗铃就是“仁术”。无端有意踏杀一群蚂蚁，不可！不是爱惜几个蚂蚁，是恐怕残忍成性，将来会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而无端有意去轰炸无辜的平民！岂真爱惜几个蚂蚁哉？所以，护生的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希望读《护生画集》的人，需得体会上述的意旨，勿只看皮毛，拘泥小节。这画集出版已经十年，销行已达二十万册。最近又有人把画题翻译为英文，附加英文说明，在欧美各国推销着。在现今这穷兵黩武、惨无人道的世间，《护生画集》不但不可烧毁，我正希望它多多加印，为世界人类保留一线生机呢！

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莫索里尼（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是鄙贱的。我认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制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刑的。现今世间侵略国的军人，大都是战匠，或被强迫为战匠。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都被这帮人所破坏，真是该死！所以我们此次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战争，我认为是现世最神圣的事业。这抗战可为世界人类造福，这一怒可安天下之民。

杜甫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我曾在流难中，受聚仁兄一饭之恩，无以为报，于心终不忘。写这篇日记，聊作答谢云尔。

画友

一对一青年习画者的谈话

要学画，当然要入学校或从先生，好像你的画术全是学校或先生所授予的。但在实际上，我以为不尽然。和你一同学画的朋友，对于你的事业常尽着更切实体贴的辅导之责。先生只指示你学画之道，朋友则和你携着手去走；先生给你的是有形之教，朋友给你的是无形之教。所以你倘把有形的学费送给你的先生，应该把无形的学费送给你的画友。

试想你的习画生活中，画友给你的帮忙一定不少。你家里的人大都不能了解你所保藏的静物写生模型的好处，要讥笑你“年纪这样大了还弄玩具”。但和你一同习画的朋友一定不讥笑你。非但不讥笑你，又能赏识你的收藏，或者帮助你的收藏。譬如你的弟妹们，都欢喜收拾香烟里的画片，那些画中印着的是摩登美女、电影明星，或是《三国志》《水浒》里的人物，画法非常幼稚，你是不要看的。但你无法阻止你的弟妹们的收集，无法劝导他们舍弃这种画片而来喜欢你所喜欢的绘画。你只能对你的画友诉说这种画片的幼稚和弟妹们的美术教养的贫乏。只有你的画友来了，才会陪你到街上的纸马店里去，选购乡人们祀神用的财神马、蚕花马、灶君马等神像来当作木版画欣赏。品评它们的线条，赏鉴它们的图案。乡人们买这种神马是有定时的。年头上财神马上市，春间蚕花五圣马上市，年脚边灶君马上市。在不上市的时间去买这种神马是特殊的，会一齐并买各种的神马的，更是异端。倘没有你的朋友同去选购，你一定被那纸马店里的人视为疯子。有你的朋友同去，共相品评而选择，可以减少你这种行为的奇异性，给你不少的方便。中国旧时的木版画有不少是很可观的，只有你的朋友能帮助你向各处去探寻这种埋没着的木版画。所以，你不可不把无形的学费致送你的朋友。

又如你到室外去觅画，假如独个人去，你将感到孤寂；假如跟了你的非画友同去，你将感到更多的不方便——他会引导你到豪奢的洋楼前、富丽的花园里，盛称这是可以画的景致。又会劝你到名胜古迹的地方，盛称这是值得作画的题材。然而，豪奢的洋楼大都只是豪奢，富丽的花园大都恶俗不堪，而名胜古迹大都只堪回想而不足观赏。你不画，有负盛意，勉强画些，何苦？这时候你一定会热烈地想念起你的画友来，假使有他们同行，根本不会来到这种地方。那路旁的劳劳亭，那市梢的小茶店，那庙前的打铁场，那桥堍下的豆腐浆摊，以及一切无名的美景，早已引起你们的共感，邀得你们的共赏，而满足你们的画欲了。中国的一般人所意识的“画”，好像另有一种定义。说起画，似乎非梅兰竹菊不可，非山水台榭不可，非红袖翠带不可，非名园胜迹不可，非月夜不可，非雪景不可，非瀑布不可，非时装美女不可……前回我从莫干山回来，许多人问我描了多少画。实际，我在莫干山住了三五天，一张画也没有画。我的速写簿天天躲在我的袋里，始终没有见过莫干山上的天日。因为那山上并没有什么可画，远不及山下的乡村市井间的画材的丰富。然而听到我这话的人都表示不信，他们总以为我恐防别人“揩”我的画“油”，所以秘而不宣，真是天晓得。除了天以外，只有我的画友晓得。

又如你要描人物画，请一个非画友的人坐着给你画一下，他便装出不自然的神气来，使得自己的姿态不能入画。他又会想到画的美丑同他的面子有关，于是来干涉你的画法。假如他看见你在描写别人，他便用他的好意关照那个人说：“你不要动！他正要画你！”于是，那个人立刻不自然起来，做作起来，也使得自己的姿态不能入画，而你的画便在他的好意之下宣告失败。假如你描写路上的一个女人，倘使这女人有些漂亮，你的非画友的同伴者便会浅薄地讥讽你，使你蒙不白之冤。要雪这种冤恨，只能去找你的画友，只有你的画友能解除了一切人物的现实的关系，而同你在人物画中研究纯粹的线条、纯粹的形象和纯粹的色彩。画并不全是装饰图案，画中的意义当然是重要的，但在技术的构成期间（制作的时间），却不容你顾到画中人物的现世的关系，务须当作纯粹的形状而对付。此中消息不足为外人道，只有你的画友知道。绘画的人，拿了时代社会所养成的世间观，向世间去选择画材，再拿了脱离时代社会关系的绘画观，向画中去构造形象。这关键也只有画友知道。画友不但能对世间人物做共同的绘画观，自己也能身入画境，被画友观察描写，或竟被自己观察描写。要作良好的肖像画，被写的人一定要理解画道。但世间有许多人，莫说画道，连照相道都不理解，常在照相镜头前装出很滑稽的不入画的姿态来。

然而，画友不一定是要弄丹青的。平生不曾描过一笔画的人中，尽有大画家存在，反之，天天描写的人中，颇不乏绘画的门外汉。你选择画友不可不慎，无友不如己者，同时亦无友胜己者。因为胜己者往往要做你的先生，不肯和你携着手在画道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