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走，故我在

罗伯特·麦克法伦

凯恩戈姆山脉位于苏格兰东北端，可算作英国的北极圈。每到冬天，时速高达一百七十英里的暴风席卷山中海拔较高的诸郡，雪崩把山坡擦得干干净净。北极光笼罩于山顶之上，发出红绿交错的光芒。即便是在盛夏，积雪依旧覆盖着最深的冰斗，然后缓缓凝结成冰。由于一年到头狂风不止，高原上的松树最高只能长到六英寸，灌木丛压低身子挤在一块儿，挨着石堆形成一片片矮林。苏格兰的两条大河—迪河和埃文河—均发源于此：似雨水下落，经岩石过滤，汇聚成我所见过的最清澈的水流，一路凝聚力量，直至奔腾入海。这儿的山体由大量被侵蚀的岩浆残留物构成，泥盆纪时期从地壳喷涌而出的岩浆冷却成为花岗岩，尔后从周围的片岩和片麻岩中凸显出来，形成山脉。凯恩戈姆山脉曾经比今天的阿尔卑斯山还高，但在历经上百万年的侵蚀之后，现已变成低矮荒凉的鲸背状丘陵和破碎峭壁。生于火，塑于冰，再经风、水、雪打磨，凯恩戈姆山脉的形成靠的是娜恩·谢泼德在这本薄薄的大作中提到这个区域时所说的“原生力”（the elementals）。

安娜·谢泼德（Anna Shepherd，即娜恩·谢泼德）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阿伯丁附近，一九八一年在那里去世。漫长的一生里，娜恩花费了数百个日子，走过了几千英里路徒步探索凯恩戈姆山脉。她的成名作主要包括三部现代主义小说：《采石林》（The Quarry Wood）、《晴雨匣》（The Weatherhouse）以及《格兰扁山路》（A Pass in the Grampians）。但在我看来，直到最近才有为数不多的人接触到她最为重要的散文集：《活山》，一部写于二战最后几年的作品。

谢泼德是那种最出类拔萃的本土主义者：她对自己选择的地方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份熟悉并没有限制她的视野，反而将其拓宽。她成长于普通中产家庭，一生的活动范围大都局限在阿伯丁。她先后就读于阿伯丁女子高中和阿伯丁大学，在一九一五年大学毕业后的四十一年里，一直在如今的阿伯丁教育学院担任英文讲师（谢泼德自嘲说，她在那里的“神圣任务”就是“尝试阻止一些从那儿毕业的学生完完全全地遵从社会认可的生活模式”）。虽说谢泼德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挪威、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南非，但她生活过的地方只有位于迪赛德北部的西卡尔茨村。对她而言，距离西卡尔茨仅仅几英里的凯恩戈姆山脉就是她的心灵腹地。一年之中，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是在清晨、白昼、黄昏还是夜晚，无论是一人独行还是得友相伴，无论结伴之人是朋友、学生还是迪赛德俱乐部的徒步爱好者，谢泼德一直走在去往或踏出山的路上。和所有真正的登山爱好者一样，在平地待久了，她反而会犯高山病。

谢泼德从小就对生活充满渴望，活得兴致盎然，却也不失宁静淡泊。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提到一张蹒跚学步时站在妈妈膝上的照片，说自己“全身乱动，挥拳踢腿使着劲儿，好像要去抓住人生一样—我发誓，你对着照片都能看见小胳膊小腿儿乱舞”。谢泼德是柯勒律治所说的“图书馆鸬鹚”，性嗜翻书，无所不读。一九〇七年五月七日，年仅十四岁的谢泼德开始了人生第一本“札记”，她在这些摘录簿里抄写文学、宗教和哲学作品中的片段，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女性阅读范围之广。

谢泼德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年间迎来了创作高峰，一连出版了三本小说，紧接着又在一九三四年出版诗集《在凯恩戈姆》（In the Cairngorms）。由于发行量小，这部诗集如今几乎难觅其踪。它是令谢泼德本人最感骄傲的一部作品。她脑子里有着清晰的文体层级，高居首位的就是诗歌。在与小说家尼尔·古恩的通信中（两人在信中言语挑逗，字字珠玑），谢泼德写道，“诗歌以最激烈的形式呈现了所有经验的核心”，使人们得以一瞥“生命那熊熊燃烧的内核”。她感觉，只有当她被“附身”，只有当她“整个身心……突然焕发生命”，诗歌才能自笔端淌出。然而，她也曾向古恩真情吐露，担心自己“关于星辰、高山以及光芒”的诗歌过于“冷峻”，过于“无情”。尽管如此，她依然坦承，“在被创作念头完全占有时，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些东西。”

六年写就四部作品，然后，一片空白。其后的四十三年间，谢泼德再无作品问世。这种文学上的沉寂究竟是出于审慎考虑还是因为文思枯竭，如今已无从知晓。即便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产出高峰期，谢泼德也曾因无法创作而几近抑郁，深受打击。“我已经写不出任何东西了，”她在那一年写给古恩的信中难掩压抑，“人们（又或许只是我）在一生中总有些说不出话的时候。我猜，除了任生活继续，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语言可能会回来。但也可能再也不来。假如它再也不来，我也只好接受失语的状态。至少，不能仅仅为了制造噪音就大吵大叫。”语言的确在一九三四年后又回来了，但也不过是断断续续地光顾。她写得很少，除了《活山》—一本只有大概三万单词的作品—以及一些偶尔投给迪赛德俱乐部杂志的文章。

有关《活山》创作过程的精确信息很难获知。可以确定的是，虽然这本书是从谢泼德一生的登山经历中汲取灵感，但其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二战末期。书中，战争仿佛一记远雷：飞机坠落在高原上，机组人员因此丧命；在施行灯火管制的夜里，她走去片区内唯一的那台收音机收听作战新闻；为满足战事所需，若斯墨丘斯庄园里的欧洲赤松被放倒征用。我们知道谢泼德在一九四五年夏末已经完成了草稿，因为那时她曾给古恩发去一份书稿请他审阅并提出意见。“亲爱的娜恩，你根本不需要我来告诉你我有多么喜欢你的书”，古恩狡黠的回复以此开端，随后写道：

完美之作。行文克制，有着犹如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一般的准确度；下笔精准，毫无学究气，却永远到位。爱由此流露，以及智慧……你关注的是事实，有条不紊、语气平静地在此基础上建构观点。在你的世界里，光和存在本身即是事实。

古恩直白地点明了这本书风格上的独特之处：抒情节制，极其专注，精准到位，以观念编织描述，令事实摆脱臃肿，变得轻灵而有趣。然而，信里紧接其后的观点就有些傲慢了。古恩认为这本书“可能难以”出版。他认为对读者来说，有关凯恩戈姆山脉的各种“专有名词”毫无意义，他建议谢泼德插入图片，再加幅地图来辅助阅读。他建议她避开“一团糟”的费伯出版社，转而考虑在《苏格兰杂志》上发表连载。他对谢泼德—他的“洛神”—写出这些可能吸引“山林乡野爱好者”的文字表达了祝贺。

可能是当时无法确保出版，也可能是谢泼德不想在那时出版，总之四十多年里这本书的手稿都被落在抽屉里，直到阿伯丁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七七年静悄悄地将其付印。同年，布鲁斯·查特文出版了《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出版了《时间的礼物》，约翰·麦克菲出版了《到乡下来》；一年之后，彼得·马修森充满禅宗思想的山野史诗《雪豹》问世。在我看来，《活山》可与这四本名声更响的游记类经典作品比肩。在我所知的二十世纪研究英国山水的作品里，只有约翰·亚历克·贝克的《游隼》拥有与它相似的浓缩度，二者都是此类作品中的异类，拥有引人注目的散文诗特质，以及对眼神的迷恋（不仅限于视觉意义，还有神谕般的意蕴）。有许多原因都可以用来解释这本书为何会吸引新一代读者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写作”在当今社会引发的热潮。由于谢泼德鄙视谄媚之言，我在谈论这本书时必须注意自己的语言。在一九三〇年写给古恩的信中，谢泼德谴责了曾对她早期两部小说发表过评论的苏格兰媒体，称其“过于阿谀奉承”。“你难道不讨厌自己的作品被过度追捧吗？”她抛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些行为让我非常讨厌那些吹捧者。”我很难想象怎么样才算“过度赞扬”这本书，因为我实在太推崇它了，但—既然谢泼德已经清楚地发出了警告—我还是会注意克制。

《活山》是本难以定性的书。一本颂歌似的散文诗？一次探索自然的诗意追问？一首关于处所的赞美诗？一场探讨知识本质的哲学思考？一份长老派与道家教义的混搭？虽说这些描述或多或少都符合《活山》的特征，却无法将其概述完整。谢泼德自己把它称作“爱的流通”（a traffic of love），“流通”在这里意味着“交换”和“交互”，而非“拥挤”或“堵塞”，甚至还带有包含在“爱”里的性的震颤。本书语言沧桑老练，体现在两个层面：它既描摹了不同种类的气候，也是作者与“原生力”接触几十年的收获。从调性来看，“灵台清明”和“情感涌动”并存；从文类上讲，它囊括了田野笔记、回忆录、博物学和哲学沉思。一方面，它涌动着令人兴奋的唯物色彩，凯恩戈姆山脉坚硬的岩石兀自挺立，这样一个大山世界“完全什么都不做，唯是其所是而已”；另一方面，它关于心灵与山脉间互动的描写几乎有万物有灵的意味。

《活山》应当在最广阔的意义层面上被理解为一部地方性的作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方性”（parochial）这个词已经变味了。作为“教区”（parish）的形容词形式，它渐渐被赋予了宗派主义、孤立性、局限性的意义，意味着一个心灵或是整个群体向内转向，开始令人鄙夷地自我设限。然而，这一切并非向来如此。爱尔兰伟大的世俗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就对教区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对卡瓦纳来说，教区并非界限，而是一个小孔，由此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地方观念（parochialism）是普世皆同的，”他写道，“它处理的是最基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卡瓦纳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没有把“普世”（universal）和“普遍”（general）混为一谈。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普遍”的概念宽泛、模糊而且难以辨认，“普世”则源自对个体的密切关注，在经历了细致调整之后才能形成。卡瓦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普世”与“普遍”之间的这种关联，不断提及一个观点：我们通过仔细观察近在眼前的事物来获得新知。“所有伟大文明的根基都来自地方，”他这么写道：

哪怕只是想完全了解一个领域或一片土地，也需要耗费一生的时间。在诗歌的经验世界里，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广度，而是深度。篱笆间的一道缝隙，狭窄河道里露出水面的一块光滑石头，植被茂盛的草丛中的一处风景，四块小牧场交接处的一湾溪流—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可以体验的全部。

谢泼德对凯恩戈姆山脉的了解并不“广博”，却很“深刻”。对她而言，凯恩戈姆就像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约翰·缪尔的内华达山脉、蒂姆·罗宾逊的阿伦群岛一样重要。它是她陆上的岛屿、专属的天地、钟爱的领地，她用脚步丈量、探索，长期以来对这片土地的关注为她带来了全方位的了解，而非局限的知识。谢泼德曾经问古恩，人能否发现一种方法“使庸常之物发散出光芒”？她自己总结道，这“应当会赋予其普世性”。《活山》正是谢泼德成功化“庸常”（common）为“普世”的一个成就。

大部分登山文学都由男性作家书写而成，而大部分男性登山者都聚焦于山巅：在他们看来，一次山野探险的质量如何，完全取决于是否登顶。然而正如登顶并非爬山的唯一路径，关于围攻与冲顶的叙述也不是书写的唯一方式。谢泼德的这本书或许更适合被归为山野文学，而非登山文学。早些时候，她承认自己年轻时常常抵不过来自“高度的味道”的“诱惑”，在接触凯恩戈姆山脉时以自我为中心，拿大山“在我身上产生的影响”为标准来欣赏它，也曾“直奔山顶”。《活山》叙述了随着时间流逝，谢泼德是如何学会漫无目的地走入山岭，“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除了与他做伴，再无其他意图”。“我又到了高原上，像只转着圈儿的狗一样围着它走来走去，想弄清楚这是不是个好地方，”她以聊天式的口吻开始了一个章节，“一切正合我意，我要在这儿待上一会儿。”对溜达的兴趣取代了登顶的狂热，高原取代了山巅。她对探索能够让她无所不知、拥有上帝视角的峰顶失去了兴趣。因此这本书开篇呈现出一幅清晰的图景，永久地改变了我观看凯恩戈姆山脉的方式。她提议把山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一系列独立的峰顶：“高原才是这些山脉的真正顶峰；所有的山必须被视为一体，而那些山顶……也不过只是高原表面的涡流罢了。”

因此，谢泼德作为一个行走者所进行的，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圣之旅。她并没有一路猛冲，而是绕山漫步，跨越峰峦，走入山林。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翻山越岭中怀着含蓄的谦卑之心，这和其他人对登顶的狂热背后的那份自鸣得意形成了对比。普通登山者期待俯视万物，向外寻求无所不知的快感；而这位朝圣者则满足于向远处、向内里寻求神秘感。

凯恩戈姆是我接触最早的山脉，直到今天依旧是我最了解的一个。我祖父母在山脉东北端斜坡上的一个林间小屋安家，他们粗犷的牧场一直延伸到埃文河的岸边。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在夏天和家人一起去拜访他们。房间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由英国陆地测量局制作、关于整个山脉的巨大层压式地图，我们用手指在上面划出已经走过的路，描摹下一次漫步的轨迹。我祖父是一位喜欢登山的外交家，一辈子都在世界各地爬山。正是他和他的凯恩戈姆世界在年轻的我心中埋下了对高度的热情。在幼时的我看来，他那三英尺长的木柄冰镐和陈旧的铁质攀岩冰爪就像是巫师的道具。祖父向我展示过他攀登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人类竟能登上这些山脉，这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对那时的我来说，登山就如谢泼德所说，“是一项传奇任务，只有英雄方能达成，远非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和谢泼德一样，童年时期与凯恩戈姆山脉的接触“让我一生都与大山紧紧相依”。从那以后，我多次徒步、滑雪跨越山峰，我的区域地图如蜘蛛网一般，布满曾经尝试过的路径。我看到过几十只蓝白色的雪兔，这些体形和狗一样大的兔子从格拉斯莫尔山后的泥沼地里跳出来；也跟随过一群群的雪鹀越过布雷里厄赫山的高地；也曾在暴风雪肆虐时躲在北部冰斗的一个雪坑里，度过了好几个小时。

因此，早在二〇〇三年一位老朋友推荐《活山》给我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凯恩戈姆山脉了。他提到这本书时，就像在谈论一本差点被人们从经典文库遗漏的大作。我捧起它，随后被它改变。我曾以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凯恩戈姆，而谢泼德的文字让我意识到这是多么自负的想法。她的文章重塑了我看待这些熟悉山脉的视角，教会了我如何看见它们，而不仅仅是看着它们。

《活山》充满了敏锐的洞察力，只有“在山上待过一段时间”、频繁走过某些地形的人才能做到。“桦木只有在雨天才能释放出气味，”谢泼德写道，“这种香醇的味道就像陈酿白兰地一样浓郁，在潮湿而温暖的日子里，教人醺醺然沉醉其中。”在读到这些文字以前，我从未注意过桦树的气味；而如今但凡站在夏日雨后的桦树林里，就不可能嗅不出一丝拿破仑干邑的香气。在书中的其他地方，谢泼德记录并评论了金雕“一圈又一圈”步步高飞的过程，“地衣中微小的绯红杯菌”，“白翼松鸡”的腾空飞行，一池塘的“像投掷游戏里的筹码一样跳跃的小青蛙”，以及一只穿越阳光下的雪地、留下“古怪而可笑的狭长阴影”的白色野兔。她拥有类似安迪·高兹沃斯的敏锐洞察力，能够发现大山在偶然间展露出的大地艺术：“山毛榉的芽鞘被吹落在道路边缘，仿佛潮水过境，为灰尘漫天的五月带来了一丝明亮的色彩。”她在“绸缎般温柔”的十月夜里露宿在高原的火成花岗岩上，半睡半醒间感觉自己变成了石头，“深深地沉入静止状态”，在火成岩的影响下转变为全新的矿质版的自己。

由此看来，谢泼德可以算作目光敏锐之人。和很多目光敏锐的人一样，她也有点神秘主义倾向，极端经验主义对她来说是通往内在世界的第一步。“观看了很久之后，”她写道，“我才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未真正看见过它们。”她的描述常常超越，或者更准确地说，穿越了物质本身。在山上边走边看几小时之后，她写道：

双眼会看到此前错过的风景，或者发现欣赏旧风景的新视角；耳朵和其他感官亦然。这些时刻难以预知，但似乎是受某种规则掌控，至于其工作原理我们仍所知无几。

谢泼德，尼尔·古恩，以及苏格兰探险家、散文家威廉·哈奇森·默里都深受佛道两教影响。禅宗哲学，如同花岗岩里的云母微粒，在三位作家的散文中都有闪现。即便是在今天去读他们融合了高地景观与佛教形而上思辨的作品，依旧令人感到震撼，如同在菜园里遇到了一场能剧表演，或是在冰斗间看到了一朵野菊盛开。

“一座山，”谢泼德充满禅意地描述道，“自有其内里。”她所谓的这一“最初的想法”，是个相当反直觉的命题，因为通常我们更倾向于从山脉的外在形态—峰顶、山肩、悬崖—来思考。谢泼德总是在观看凯恩戈姆景观的内里，我发现现在的自己站在山丘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的眼神一次又一次向表面之下的世界窥探，深入岩石裂缝的内部，深入清澈而明亮的湖泊溪流内部。她把手浸入冰斗小湖，赤裸走进埃文湖的浅滩，把手指伸进老鼠洞和积雪里。在《活山》里，“深入……内部”（into）这个介词通过再三重复，获得了动词的力量。她走入大山试图寻找的不是雄伟的户外美景，而是深刻的“内在”、隐秘的“凹陷”。各种隐而不现的风景令她着迷，比如阿登高地的“地下洞穴”，还有凯恩戈姆山脉里的“洞穴”与“壮观的峡谷”。格兰扁山区里“小溪”与“湖泊”的水流如此清澈，在她看来，“好比晴朗的天空/天光汇聚其上”。冰斗吸引她的地方在于，在它们创造的罩形空间里，色彩和空气都被赋予了“形体”和“内容”。写到黄昏时在“阴暗森林”里瞥见的生物的眼睛，她好奇它们眼球的“水绿色”是不是“人们看到的某种奇异的虚空的绿色……来自外界光芒的反射或是内部光线的闪烁”。

对大山内部的痴迷可不是一番幻想；相反，它体现出谢泼德试图实现“接近内在”的目标。在谢泼德看来，世界的外在图景与精神的内在景观之间的来往持续不断、从未停止。她知道，长久以来地形地貌为人类提供了有力的寓言资源，是一种为自我画像的良好途径，也是塑造记忆、为思想定形的有力手段。这也正是她在书中研究的对象：山脉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谢泼德明白，正如约翰·缪尔早在四十年前所写，“向外出走……其实也是向内探索”。

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我在三月下旬离开剑桥的家，在伦敦坐上卧铺火车，去北方的凯恩戈姆山脉旅行。在英格兰南部，黑刺李的小白花爬满了篱笆，郁金香和风信子散落在郊区的花坛里：春天最繁盛的时刻已经到来。刚一抵达凯恩戈姆，我就发现自己回到了严冬。背风坡上雪崩还在隆隆作响，埃文湖一片冰封，高原上依旧暴风雪肆虐。历时三天，在四位朋友的陪伴下，我徒步跨越了山丘，从东南方向的格伦希滑雪抵达位于西北边的莫利赫湖。在本阿布尔德宽阔的山顶高原，我体验到了最纯粹的“雪盲”状态。爬过高山或是去过两极的人们对雪盲可能并不陌生：雪、云、暴风雪，交织形成了一个苍白的世界，大小和距离变得无法辨别，既没有阴影也没有路标，空间显得深不见底。甚至连地心引力在这里也变弱了，只有当头骨里的血液倒流，才能判断出陡坡和瀑布的线条。在本阿布尔德山上那段令人惊讶的时间，我们仿佛飞行在纯白的世界。

山中世界和沙漠世界一样，充满幻象。雪、雾、云和距离创造出不同的幻觉效果，比如光线和透视的把戏、幻日、雾虹、布罗肯幽灵、雪盲，等等。这些光学特效令谢泼德为之着迷。某个冬日，她看到一个“无所依附的雪骨架”，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块很高的峭壁上的黑色岩石；由于无法看清下方的雪堆，它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盛夏时节，她透过清澈的空气，看到几百英里外仿佛伫立着一座山峰，一座高大的布拉西尔岛。“我发誓，我曾看到过一个青色的轮廓，它清晰而渺小，比任何地图已有记载的山脉都要遥远。然而图表和我的同伴对此表示反对，而我之后也再没看见过它。”谢泼德将这些幻觉一语双关地称为“拼写错误的迷咒”（mis-spellings）：某种拥有意外魔力、能够提供意外启示的视觉“错误”。她喜欢这些时刻，丝毫不持怀疑或矫正态度。因为“我们轻信的双眼”容易被山里的世界“欺骗”，可是事实上这正是我们重新阅读这个世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