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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验,在最深处

我们内心的尴尬 作者:东西


第一章 经验,在最深处

写作,是为了沟通

有人问哥伦比亚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你为什么要写作?他的答案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虽然后来他对这一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但这个貌似脱口而出的回答,想必也符合某些创作者的心意,比如我,此时此刻。

为什么要强调此时此刻?那是因为现在我跟各位还不太熟悉,也就是说我在南洋理工大学驻校讲课及写作的前两个月,还没有机会跟更多的作家和同学交流,暂时处于潜伏期,所以特别愿意认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渴望以写作的名义交朋友。一切有待发生。但之前,我的心情正如游以飘先生《约会》中的诗句:“凑份子,务必巨大于心灵/纤细于心眼/前去的路上,你是草鞋/也是玻璃鞋/有时更是跑步鞋……”

我就是一个到新加坡来凑份子的人,仿佛一双跑步鞋,在接到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驻校邀请后,于今年8月17日午时,像一根秒针追赶时间那样跑步前来报到。

我出生在广西西北部一个名叫谷里的乡村,地处云贵高原边陲。那里山青青,雾茫茫,远远看去一浪又一浪的山形,在云雾里仿如大海的波浪,美极了。但是,在成长的少年时期,我的山村不通公路不通电,四面大山,信息不畅。宽远的高山和连绵的森林让我感到渺小和孤独。偶尔飘过行人的歌声,那就是文明的符号,像雨点打湿我的心灵。11岁那年,我和一位少年朋友为到乡政府看一场电影,竟然瞒着父母,在没吃晚饭的情况下来回走了12公里的山路。山高路远和饥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看完电影后出来,我们才发现头上没有星光,回家的小路已被漆黑淹没,路两旁茅草深处不时传来野兽行走的声响,并伴随夜鸟吓人的怪叫。11岁,我竟敢冒着有可能被野兽伤害,有可能脚底打滑摔下山坡,有可能被父母暴揍的危险,去享受一场精神盛宴。这是什么精神?热爱艺术的精神。就像中国作家阿城在《棋王》里塑造的王一生,他插队到了农村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游走,其目的是找人下棋;也像《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蒂奥·布恩迪亚,他试图从满是沼泽的马孔多开出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道路;也像小说中那个一心想要复仇的鬼魂,当他千辛万苦找到仇人之后,竟然是想跟他说一句话。所以,那个晚上,与其说我是去看一场电影,不如说我是想下棋,想开辟一条道路,想跟外面的世界说话。

因为封闭,我常常站在山上瞭望,幻想自己的目光穿越山梁、森林、河流、云层和天空,到达北京。后来,我把目光的这种特殊功能写进了小说,标题就叫《目光愈拉愈长》。这不是歌颂目光,而是在表达一颗因渴望而产生幻想的心灵。这颗心灵是孤独的,孤独到我在一篇名叫《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把盲人、聋人和哑人凑到一个家庭里。父亲看不见,儿子听不到,儿媳妇说不出,正常的沟通被活活切断。

沟通,一直是个难题,从我的母亲开始。1990年,我把母亲带到我工作的城市与我一起生活。常常有远方的朋友打电话到我家,他们基本上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会提起话筒。她不识字,更听不懂普通话,经常是答非所问。有时她坐在我的身旁看电视,一个故事会被我们母子俩看出两个故事。因为她听不懂,所以只能靠猜,也可以说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根据她的思维虚构。电视里的故事和我母亲的关系,就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里的一个细节:盲人王老炳叫他失聪的儿子王家宽去买一块肥皂,但王家宽却买回来一条毛巾,原因是肥皂和毛巾都是长方形的,都可以放到身上搓洗。起先我常常对母亲错误的理解进行纠正,但久而久之,我以繁忙为理由,一任她的理解错误下去。于是她便生活在想象之中,自得其乐,自以为是。这就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只要不沟通,难免会产生误解,甚至于漠不关心。

《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洪水大劫以后,挪亚子孙要在平地上建一座巴别塔,希望塔比天高。那塔节节升高直入云霄。上帝知道这事后,降临现场观看。他看见平地上,城头上,人们川流不息地传运着砖料和灰泥,从下往上层层传递,有条不紊,塔愈砌愈高。上帝担心起来,对天使说:“他们的动作如此协调,靠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今建塔,往后做别的事就没有不成的。看来我们得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上帝使建塔的人们说出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因为无法沟通,缺乏统一,人心涣散,建塔的工作半途而废。人类最终屈服于语言,再也无法挑战上帝。上帝变乱了语言,使人类的沟通变得困难,且成为一种渴望。

1719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首次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那个名叫鲁滨逊·克鲁索的主人公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只身漂流到荒岛,开始了长达28年2个月又19天的孤独生活。一次,他看见一艘船在不远处触礁,“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求伴求友的强烈欲望,有时竟会脱口而出地大声疾呼:‘啊!哪怕有一两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能从船上逃出性命也好啊!那样他能到我这儿来,与我做伴,能有人说说话也好啊!’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与人交往,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个人逃出性命啊!‘啊,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好啊!’这句话我重复了上千次。我的这种愿望是多么急切,因此,每当我嘀咕这句话时,不禁会咬紧牙关,半天也张不开来;同时会紧握双拳,如果手里有什么脆软的东西,一定会被捏得粉碎。”

只身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但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他的最大渴望却是有人说说话。没有食物我们会死,但没人说话会出现什么情况?《鲁滨逊漂流记》是从亚历山大·赛尔柯克的真实故事获得的创作灵感。据当时的英国杂志报道,1704年4月,赛尔柯克在海上叛变,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900多公里的一个岛上,4年零4个月,当他被航海家发现获救时,他竟然忘记了他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野人。也就是说,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在他的长篇小说《沉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终于听到远处有人声传出。纵使那是狱吏从现在起要审问自己,也胜过忍受这如刀刃般冰冷的黑暗。司祭急忙把耳朵贴到门口,想听清楚那声音。”为什么司祭渴望审问?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囚室里,孤独,焦虑,害怕。这个名叫罗德里哥的葡萄牙传教士,在江户幕府禁教时代来到日本,当局要他弃教,但是他一直坚持,最终被单独关押。所以,他渴望有人说话,哪怕是戴着酷刑的审问,那也是说话,也是交流。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主人公曾广贤为了倾诉自己的后悔,竟然用钱请“三陪女”听他讲述。可见,交流是人类本能的渴望,当这种渴望强烈之时,甚至可以花钱请人来做听众。

当然,今天的各位朋友不是用钱请来的。相信各位作家和我一样也有交流的渴望,也有被人阅读的渴望。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在《谜语》一文中说:“有一些人说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才写文章的,但我们一定不能相信,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新加坡是一块华语的飞地,我们一直在彼此阅读,从流行文学到严肃文学。当年,你们的祖先怀揣汉语,叮叮当当一路跋山涉水到南洋,他们像牵牛赶马那样把那些字词带到这里,落地生根。你们的祖先以现在的飞机速度,让汉语往南飞行了3个多小时,让汉语的半径往南扩展,一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在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语作家。是你们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华语的坚韧。是华语的坚韧,使我们的交流变得没有障碍。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新加坡的作家才可以拥有中国巨大的阅读市场,而中国作家才有机会延长自己作品的半径。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我带着8本书来到这里,但愿那些文字能与新加坡读者的目光偶遇。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我对与各位的交流充满信心,并期望获得崭新的创作灵感。

其实,两个月来,我以讲课和阅读的方式,已经在跟新加坡的学生和作家们进行交流。课堂上,我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如何创作小说。从他们渴望的眼神里,我知道在他们中间未来一定会产生华语作家。课堂下,我阅读了几十篇参加新加坡金笔奖的小说。这些小说直观生动地呈现了新加坡华人的生活以及想象,其中不乏关于保护华语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山歌里有一句唱词:什么无脚走天涯?过去的答案是“大船”。但现在,我的答案是“语言”。语言无脚走天涯。许多新加坡的作家没有去过中国,但你们的作品已经去了。一些中国作家没有来过新加坡,但他们的作品已经来了。作家是通过作品与读者沟通的。但是我不放心,作品来了人还要跟着,以期达到沟通的双保险。作家以语言为生,靠交流维持信心。一旦沟通失效,写作也就失效。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曾发出如下感慨:“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同糖和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洛克菲勒先生不知道,在沟通方面作家们比他还着急。

请回到我的小说,回到那一家三口的生活中去。虽然他们一盲一聋一哑,但最终他们借助对方的健康器官,达到了有效的沟通,甚至还生养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成不了的沟通,只不过他们借助的是对方的健康器官,而我们借助的是伟大的汉语。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是所有写作者最最想达到的目标。


(本文是2017年10月20日在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举办的“驻校作家开幕茶会”上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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