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的变异

我是来讲故事的，这句话是戏仿先锋小说的叙述。我真是来讲故事的，这句不是戏仿。我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一位导演跟我说，技术很重要，比如我在北京的咖啡馆拍一个某某某喝咖啡的镜头，然后我再在广西拍一场大火，喝咖啡和大火本不相干，但只要我把这两个镜头剪到一起，你会觉得有故事。如果在大火和喝咖啡之间跳接一次，你会奇怪面对一场大火这个人怎么如此冷漠；但跳接三次以上，你可能怀疑这场大火与这个喝咖啡的人有关……当年我正是带着对技术的迷恋，开始阅读先锋小说。我阅读先锋小说是为自己推开了一扇窗口，而先锋小说作家们又为我推开了另一扇窗口，我从他们那里开始，去寻找他们的来路，因而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派小说。今天我们谈论先锋小说的时候，不能撇开当时的环境来谈。先锋小说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每个人都有求变求新的渴望，别的变不了，但小说还是可以变一变的。很感谢小说的变化，安慰了读者们求变的心情。在先锋小说之前，有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但先锋小说出现之后，很多寻根文学的作家也在求变，他们与先锋小说相互激荡，形成文学创新的局面。先锋小说是对中国传统写作的一次变异。

第二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报社工作，那时候的通信还没今天这么发达，打电话只有座机，而长途电话只有主任的座机开通，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下班的时候主任会把座机锁起来。座机上有一个锁，只要一扭，就只能打市话不能打长途。但有人告诉我，只要在座机上同时按*键和一个数字键，就可以解码打长途。我们试了几次，偶尔能打通，但按这两个键时手指必须配合得恰好，否则怎么也解不了码，即使你的手指在座机的键盘上像弹钢琴，十有八九打不通。一位编辑灵机一动，直接把主任座机的电话线拔出来，接到我们没上锁的座机上，终于通行无阻。先锋小说其实也面临过与读者无法打通的问题，他们敲击电脑的手指也像弹钢琴一样好看，却没法解码，于是，他们像那位编辑一样直接拔掉上锁的座机电话线，接到没上锁的座机上。这样一来，他们跟读者的长途电话终于打通了。莫言说过他要在写作上“大踏步地后退”，就是回到民间立场上。余华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写了《妻妾成群》《红粉》等一系列好读的小说。格非写了“江南三部曲”，他说写到第三部的时候，明显感到原来的叙述不适于叙述现实生活，所以要改变。他们自己改变了，或者也可以称为先锋小说的自我变异。他们这些小说，如果不打上先锋小说的标签，我们也许不会注意它们是先锋小说。这些小说已经回到了故事，回到现实，成为新的经典。像余华的《活着》前年卖了80万册，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证明有人在勤奋地阅读他们。他们的写作就像治疗胃病，吃多少药都没用，而是靠自我修复。许多原来学习先锋小说写作的作家一直不变，师傅都跑了，他们还在原地做俯卧撑。

第三个故事。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年回到家乡，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能通过身体接触传染。结果，他媳妇被传染了，他媳妇被传染后他父亲被传染了，他父亲被传染后他母亲被传染了，他母亲被传染后村长被传染了，村长被传染后全村人都被传染了。先锋小说也有传染性，它传给了像我这样的“新生代”作家。我们继承了先锋小说的创新精神。我们一直是先锋小说的旁观者，曾经跟着先锋小说的作家们跑过步，但我们先天地注意故事和现实，然后再加入他们的创新精神。不可否认，我们是被先锋小说传染的一代作家。同时，先锋小说传染了网络作家，比如先锋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悬置，这个方法网络作家正在大量使用，他们悬置历史与现实，虚化背景。也许这种写作方法是中国作家的宿命，只有虚写历史与现实，才可能写出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先锋小说把先锋精神传染给了各种写作流派，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先锋精神是有原生性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阅读过先锋小说的作家也同样有可能具备先锋写作精神，这是创作者的本能。有时候我想，先锋写作是不是把它的荒诞性传染给了现实？因为我觉得现实越来越荒诞，然而我反过去想，难道从前的现实不荒诞吗？它比今天也许还荒诞一百倍，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感觉到荒诞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荒诞的感受比从前更敏感了。这种对荒诞性的敏感，是西方现代派小说传染的，先锋小说也有传染之功劳。因此，传染是先锋小说的第三次变异。

“先锋小说”的写作在今天貌似终结了，但先锋精神并没有终结。我多次说过，我的写作就是要跟人家有点儿不同，这其实就是当年的先锋精神。我曾经受惠于先锋小说，曾经得到过先锋小说作家们的切实帮助，比如苏童在离开《钟山》杂志的时候，曾经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作家》杂志的宗仁发发表。我的新长篇《篡改的命》得到余华兄不遗余力的推荐。因此，每当我遇到这些作家，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天然地有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