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厉鹗生平考述

厉鹗（1692～1752），清初著名文人，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卒于乾隆十七年（1752），享年六十一岁。其先祖居宁波慈溪，后迁居杭州。厉鹗幼年丧父，家贫不堪，靠其兄卖烟草来养活。现存厉鹗年谱有三部：朱文藻的《厉樊榭先生年谱》（以下简称“《朱谱》”）^[1]、陆谦祉的《厉樊榭年谱》（以下简称“《陆谱》”）^[2]、孙克宽的《厉樊榭年谱初稿》（以下简称“《孙谱》”）^[3]。通过这三部年谱可以将厉鹗一生经历作如下概述：

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六岁的厉鹗受业于杭世骏之父杭机，遂与杭世骏成为密友。康熙五十三年（1714），为维持生计，厉鹗馆于汪坤听雨楼，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前后共五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厉鹗开始与当地诗人周京等作文字之会。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十五岁的厉鹗娶妻蒋氏。康熙五十八年（1719），厉鹗出游江苏一带，开始了与扬州诗人的交往。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十九岁的厉鹗考中乡试，受到了考官李绂的赏识，李绂谓其“此必诗人也”^[4]。康熙六十年（1721）春，厉鹗抵京赴会试，落第而归。此后，厉鹗不以科考为生活重心，以坐馆为生。他长年往返于杭、苏、锡、淮、扬一带，馆客于“扬州二马”（马曰琯、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雍正十三年（1735）秋，四十四岁的厉鹗纳姬妾朱满娘，二人感情甚笃。

乾隆元年（1736）九月，厉鹗抵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却因将论写在诗前的格式之误，再次落榜。乾隆七年（1742），姬人朱满娘病卒，厉鹗伤心欲绝。好友有感于厉鹗生活之寂寥，又体恤其积蓄无多，便在乾隆八年（1743）为他操办婚事，纳姬人刘氏。据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可知，刘氏最后“不安其室而去”^[5]。

乾隆十三年（1748），五十七岁的厉鹗以举人入都待选县令。是年夏末，至津门，适逢查为仁撰《绝妙好词笺》，因志趣相投，厉鹗放弃了入京的机会，逗留于查为仁的水西庄，觞咏数月，而后南归。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南巡江浙，厉鹗与吴城同撰《迎銮新曲》进呈乾隆帝。吴城曲曰《群仙祝寿》，厉鹗曲曰《百灵效瑞》，乃歌功颂德之作。全祖望谓之：“二家材力悉敌，宫商互叶，钟吕相宣，非世俗之乐府所可伦也。大吏令歌者奏之天子之前，侑晨羞焉。”^[6]

乾隆十七年（1752），厉鹗病危，弥留之际将文稿嘱托于门人汪沆。九月十一日辰时，厉鹗与世长辞。

第一节 家世考述

一 至亲

有关厉鹗家世方面的原始资料，主要来源于《朱谱》与《陆谱》。《陆谱》“康熙三十一年”条有案语曰：“先生父兄名讳俱无考。”^[7]但《朱谱》与全祖望《公车征士小录》却有记其名。除确定厉鹗父亲名讳外，其余生平相关信息暂不可考。厉鹗先辈从高祖至父辈皆布衣，高祖厉恭、曾祖厉子良、祖厉大俊、父厉奇才，母何氏。据《朱谱》记载，父厉奇才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8]。

厉鹗于雍正七年（1729）作诗《母寿日作》，有句曰“酉年季秋朔，阿母甲子周”^[9]，则能推测其母何氏生于康熙九年（1670）。乾隆十七年（1752）厉鹗过世时，母何氏尚健在。不少友人在写给厉鹗的挽辞中，提到了老年丧子的何氏。如马曰璐《哭樊榭》其三：“集在无儿守，魂归恋母慈。绝弦予白首，仍是岁寒期。”^[10]赵信诗云：“南斗文星惊忽陷，北堂寿母痛孤存。”^[11]张世进诗云：“八十慈亲在，谁为返哺乌？”^[12]杭世骏为何氏撰《厉母何孺人寿序》，有“奉太夫人之教，绩学以至于有立”、“太夫人之通达大体”诸语^[13]，可略窥何氏之涵养。

厉鹗有兄厉士泰、弟厉鹃。据现有文献，可得知厉鹃的一些情况，厉士泰则无考。厉鹃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14]，卒于雍正九年（1731）^[15]。雍正二年（1724），厉鹗曾作诗《桃源县雨泊寄舍弟子山》予厉鹃，诗云：

带雨河声大，维舟暮色虚。虫喧堤外草，烛映枕边书。瘦弟入魂梦，衰亲问起居。天明仍捩柁，远道信来疏。^[16]

由“瘦弟”二字可联想厉鹃羸弱瘦削之形象。雍正六年（1728）十月，厉鹃得一子，惜未几而殒。次年厉鹗作《去年十月舍弟子山举一男未几而殒追感赋此诗》：

入手嫛婗即夜光，每因追忆倍心伤。含饴未得娱大母，吟苦何缘学二郎？落落衰门悭雀贺，迢迢贫境想熊祥。再来若似前人事，好拜弧南乞命长。^[17]

雍正九年（1731），厉鹃卒，厉鹗作《题三弟子山遗诗后》，其《序》云：

予少遭孤露，弟仅六龄，零丁危苦，相依至今，凡二十一年。去年幸弟举一子。今年十月十日，弟忽遘疾夭亡，痛可言邪！检故箧中有手书杂药方十数纸，后有庚戌除夕一绝句。弟素不能诗，其辞似工者，岂有夙慧邪？第二句竟成刘希夷“花落之谶”，抑有物焉以凭之邪？吁，可痛也！因忍泪成二十字题后，付孤侄黼收藏。^[18]

根据《序》中“去年幸弟举一子”可知，厉鹃于雍正八年（1730）又得一子。再结合《朱谱》“雍正八年”条记载的“是年，弟子山举一子黼”^[19]，可知这说的便是厉鹃的幼子厉志黼。

厉志黼，字之甫，一字绣周，号层云，钱塘诸生。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年不可考。《杭郡诗续辑小传》云：

厉志黼字之甫，一字绣周，号层云，钱塘诸生，为雄飞征士从子，即为征士后，又为丁钝丁先生爱婿，诗筏文津，皆有所受。尝与苏展亭许堂、柯大岩观、郁陛宣礼、倪嘉树一擎、黄书厓模、周亦庵骏发为文字之会，分题审韵，无集无诗，惜多散佚。所居在城东仓巷，破屋萧然，粝餐自给，竟困于缝掖以老。^[20]

因生父早卒，伯父厉鹗老而无子，厉志黼故被过继给厉鹗。厉志黼有诗《允升晩过小斋茶话以诗见投次韵奉答》一首存于《两浙轩录》，书中有诗话云：

李堂曰：“先生为厉太鸿征君犹子，为征君后。禀承家学，亦工诗，坎壈一生，终于缝掖。居城东仓巷，歌屋三楹，庭竹萧然。全尝于冬夕访之。挑灯瀹茗，谈诗至夜深，始别。余作二绝句赠之，先生和答藏余敝箧。曩见续香严诗社有诗二三首，余俱散佚不传。^[21]

可知厉志黼一直以诗书为伴，布衣终身。厉志黼的岳父乃厉鹗好友丁敬，丁敬《砚林印款》云：

余婿厉绣周课文之余时攻有韵之言。每以所作就正老夫。其致思周笔，骎骎日有家法。深喜吾友樊榭先生之有后而吟事继起之有人矣。因刻此印赠之。樊榭有灵，知必凌云莞尔不已也。时乾隆戊寅三月，敬叟篆刻并记于无所住庵，年六十有四。^[22]

在鄂敏所辑《西湖修禊诗》中存厉志黼四言古诗一首：

维暮至春，以阴以雨。杨柳依依，鱼在于渚。续古之人，唱予和汝。不醉无归，爰得我所。^[23]

该诗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时任杭州知府的鄂敏发起西湖修禊雅集，厉鹗偕厉志黼同往，遂有此诗。此外，于《樊榭山房集》中存厉志黼短文一篇：

《游仙诗》三百首，盖先君子少作也。以偶尔托兴，未尝实版集中。小子黼薰袭箧衍，每一敬展，手泽如新，泫然何已！同学鲍君以文绩学嗜古，亟请开雕，不特敏求之足当，实尔诗人不匮之遗矣，黼其能无兴感哉！谨书末方，以识鲍君用意之厚云。乾隆辛巳中春，志黼识于樊榭山房。^[24]

厉志黼应友人之邀，刊刻厉鹗遗作《游仙诗》。“薰袭箧衍，每一敬展，手泽如新”，流露出志黼对其父厉鹗的尊敬之情。厉志黼作诗应是从厉鹗、丁敬一脉，然其诗名却远不及其父。其存世诗作只余二三，故其诗艺亦不可详考。

二 妻妾

厉鹗一生共有妻妾三人：妻蒋氏，妾朱氏、刘氏。

厉鹗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娶发妻蒋氏。蒋氏之伯父乃杭州诗人蒋淑，厉鹗曾屡从蒋淑论诗。雍正二年（1724），厉鹗赴京会试，给妻子蒋氏写了《寄内》：

炎风记上郭门船，回首高城更黯然。徐淑初还因善病，庞公欲隐坐无田。梦回竹月摊书地，人道风潮损稼天。行卷赁居成左计，心关桂玉路三千。^[25]

厉鹗写这首诗歌除了怀念远在南方的妻子，更多的是宣泄科考落第的沮丧与落寞。除此之外，在厉鹗存世之作中便鲜有与蒋氏有关的作品。相反，对于妾室朱氏，厉鹗却毫不吝啬笔墨。

雍正十三年（1735）秋，厉鹗于扬州纳朱氏为妾，作有《中秋月夜吴兴城南鲍氏溪楼作》：

银云洗鸥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楼下溪，交影卧槐柳。圆辉动山下，素气浮左右。坐迟月入楼，寂寂人定后。徘徊委枕簟，窈窕穿户牖。言念婵媛子，牵萝凝伫久。纳用沈郎钱，笑沽乌氏酒。白苹张佳期，彤管劳搀手。乘月下汀洲，遥山半衔斗。明当渡江时，复别溪中叟。^[26]

厉鹗在《悼亡姬十二首序》中对朱氏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

姬人朱氏乌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游吴兴，竹溪沈征士幼牧为予作缘，以中秋之夕，舟迎于碧浪湖口，同载而归。予取净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针管之外，喜近笔砚，影搨书格，略有楷法。从予授唐人绝句二百余首，背诵皆上口，颇识其意。每当幽忧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谨。辛酉初秋，忽婴危疾，为庸医所误，沉绵半载，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仅二十有四，竟无子。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悰，爰写长谣，以摅幽恨。^[27]

朱氏名满娘，字月上，浙江乌程人（今湖州市）。由此《序》可推知朱满娘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七年（1742）。厉鹗对朱满娘用情至深，甚至可能超过对发妻蒋氏的感情。首先体现在厉鹗写给朱满娘的诗词数量之多，如《悼亡姬十二首》《清明日过朱姬湖上权厝》《中秋夜感旧》《湖楼题壁》《清平乐·元夕悼亡姬》《叨叨令·碧浪湖感旧》等。其次，体现在厉鹗用笔之深情绵邈，或喜爱、或思念、或悼亡，十分感人。厉鹗写给朱氏的悼亡诗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在本书第二章“厉鹗诗歌创作”将具体展开探讨，兹不赘述。

朱氏无子，年二十四而卒。蒋氏、朱氏皆未给厉鹗添一子，在子嗣与情感的双重诉求下，厉鹗又纳姬人刘氏。对于刘氏的记载，在厉鹗本人的作品中很难觅其一二，倒是从相关年谱中可知刘氏的情况。从《朱谱》与《陆谱》中可知，刘氏并未与厉鹗白头到老，而是最终离厉鹗而去。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具体展开考述：第一，厉鹗纳刘姬的确切时间。第二，刘姬弃厉鹗而去的原因。

先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厉鹗纳刘姬的时间具体在哪一年？

《朱谱》“乾隆七年”条：

在扬州，纳姬人刘氏……

按：《沙河逸老小稿》系于壬戌，是月上殁后即纳刘姬。堇浦作秋玉《墓志》所云“樊榭六十无子”，是“五十”之讹。“窗外有连蒂椒”，是扬州事。朱朗斋疑在南湖，疑在溪楼，是未细看《沙河逸老稿》也。^[28]

《陆谱》“乾隆八年”条：

冬十一月，纳姬人刘氏于扬。（注：《全谢山年谱》。）^[29]

检《全谢山先生年谱》原文，其“乾隆八年条”云：

冬十一月，厉樊榭纳姬人刘氏于扬。（自注：太鸿《年谱》谓在去年冬，误。）集晚晴轩，为消寒之会，先生诗有句云“圆月正中初应女”，盖樊榭新纳姬人，因以戏之。^[30]

此外，《朱谱》《陆谱》《全谢山先生年谱》谈及纳刘姬一事时，都征引了马曰琯的《厉樊榭纳丽》一诗。《朱谱》《陆谱》又另征引赵信《寄调厉樊榭纳姬扬州》一诗。

综上，关于纳刘姬的时间主要有两个说法：一是《朱谱》的“乾隆七年”说；一是《全谢山年谱》的“乾隆八年”说。并且《全谢山年谱》提出修正，谓：“太鸿年谱谓在去年冬，误。”如此看来，厉鹗纳刘姬应是在乾隆八年癸亥（1743）。但缪荃孙重订《朱谱》的按语也言之凿凿，谓：“《沙河逸老小稿》系于壬戌，是月上殁后即纳刘姬。”^[31]可见缪氏认为乾隆七年壬戌（1742）朱满娘卒后，厉鹗是在同年纳刘姬，而非次年。究竟厉鹗纳刘姬是哪一年？

首先，检得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确有《厉樊榭纳丽》一诗。但没有确切的文献依据来判断该诗是作于乾隆七年壬戌（1742）。所以，缪氏所云“系于壬戌”无从考证。其次，厉鹗本人对纳刘姬之事有明确的诗歌记载。乾隆八年（1743）厉鹗作《十一月十三日广陵纪事戏答诸同人作二首》：

岂是风怀尚未衰？鬓丝禅榻已心灰。恐教人种年来失，又遣香车客里催。名士肯分闲馆贮，（自注：谓嶰谷、半查。）词流许借聘钱来。（自注：谓恬斋、西畴、南圻、渔川。）居然添得诗家事，不比金钗二十枚。（自注：用《南史》周盘龙事。）

廿年书剑两无成，赢得江淮作达名。盛德何伤笑安石，闲情不碍赋渊明。占香梦验消寒夜，为客心酬旧雨声。归到故园春正早，玉梅花映绮窗横。（自注：《纬略》引《梦书》云：“梦得香物，妇人归也。”）^[32]

厉鹗这两首诗较为详细地交代了他纳刘姬的具体经过。为他纳妾提供居所的马曰琯（嶰谷）、马曰璐（半查），资助聘金的汪玉枢（恬斋）、方士倢（西畴）、张四科（渔川）、陆钟辉（南圻）等友人都被一一提及。所以，以厉鹗这首诗为直接的文献依据，则纳刘姬的时间当是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无疑，故《朱谱》误矣。

再来谈谈刘姬弃厉鹗而去的原因。《朱谱》《陆谱》及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都记载刘姬最后离厉鹗而去，但于何时离开，为何离开，则有不同表述。

《朱谱》“乾隆十六年辛未”条云：

初夏客扬州。大旱米贵。遣刘姬。

杭世骏撰《马君嶰谷墓志铭》云“钱塘厉征君五十无子，借君宅以蓄华妍”者，谓纳一妾也。杭又有《哭厉征君》诗云“服散几年疏酒伴，分香先日放歌姬”，则先生将殁前，妾已先遣去矣。

按：先生以求子故，累买妾而卒不育。最后纳妾刘姬，扬州人，颇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见全《墓碣铭》。^[33]

《陆谱》“乾隆八年癸亥”条云：

冬十一月，纳姬人刘氏于杨。（自注：《全谢山年谱》）

《墓碣铭》：樊榭以求子故，累买妾而卒不育。最后得一妾，颇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失志死。

案：最后之妾，即指刘姬，但不能考其离去之年月。^[34]

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

樊榭以求子故，累买妾而卒不育。最后得一妾，颇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失志死，是则词人不闻道之过也。且王适不难谩妇翁以博一妻，而樊榭至不能安其妾，则其才之短又可叹也。^[35]

这三处文献存在两种说法。一是《朱谱》的说法：由于经济压力，厉鹗被迫遣走刘姬，时间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一是全祖望《墓碣铭》的说法：刘姬自己不安于室，主动弃厉鹗而去，甚至令厉鹗怏怏失志而死。全祖望甚至不客气地指出，作为大丈夫不能安其妾，乃“其才之短”也。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是矛盾，也可以说是不矛盾。矛盾指的是一个说刘姬是主动离去，一个说是被遣而去。倘若是理解成因为刘姬不安于贫在先，厉鹗迫于压力且不愿意让刘姬受贫故忍痛遣之，这样也可以解释得通。与刘姬之去相关的文献还有丁敬的挽辞中提及的“案头残稿犹思妾，箧内遗编待付孙。回首寒梅香又好，扬州明月忍重论”，自注云：“君病中尚向予诵词一阕，为扬州去妾作也。”^[36]这里的“扬州去妾”指的便是刘姬了，可见厉鹗是个深情之人，哪怕是一个不能与他同甘共苦的妾室，他都是“残稿犹思”。

第二节 入京与入仕考述

在中国古代，科举是读书人毕生的事业。尤其对于来自底层的文人来说，科举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十九岁的厉鹗考中乡试，此后陆续参加了几次科考，都未如愿。厉鹗一生共参加过几次科考？科考的经历对厉鹗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

目前学界仅有王小恒《厉鹗入京考——兼论其心态嬗变》一文对该问题做过专题讨论。王小恒认为“厉鹗一生共三次入都，三次入都均与应试有关，而他对应试的态度也经历了充满信心、徘徊犹豫、主动弃绝的三次心理嬗变”^[37]。王小恒所提及的三次入都科考即康熙六十年（1721）的会试、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乾隆十三年（1748）以举人入都待选县令。王小恒的结论与全祖望所撰《厉樊榭墓碣铭》是一致的。《厉樊榭墓碣铭》记载：

计车北上，汤侍郎西崖大赏其诗，会报罢，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馆焉。樊榭襆被潜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复入长安。及以词科荐，同人强之始出。穆堂阁学欲为道地，又报罢。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会选部之期近，遂赴之……然樊榭竟至津门，兴尽而返。^[38]

其实，在雍正二年（1724），厉鹗也曾入京。所以，全祖望所云“计车北上……自是不复入长安”，即自康熙六十年（1721）会试落第到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科这段时间内厉鹗未曾入京之说，应该与事实不符。而王小恒这篇论文也没有将雍正二年（1724）入京列入讨论范围，故其“厉鹗一生共三次入都，三次入都均与应试有关”的结论，也是有待商榷的。其实，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一书与周潇《厉鹗的生平性情与创作心态》^[39]一文倒是提及雍正二年（1724）入都，但可惜都是一笔带过。如《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云：“实际他京师倒是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康熙六十年首次应进士试，第二次在雍正二年夏、秋之间，第三次是乾隆元年应鸿博之试。”^[40]可惜该文并未具体就其入京目的展开说明。再进一步说，厉鹗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考中乡试后，除了参加过康熙六十年（1721）、乾隆元年（1736）、乾隆十三年（1748）三次考试，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科考经历？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深入的探讨，因此，更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详细的梳理。

一 康熙六十年会试

康熙六十年（1721）春闱是厉鹗人生中第一次会试。他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动身离乡北上，出莺脰湖，经姑苏，过郯城，渡齐河，沿途俱有诗咏。康熙六十年（1721）春，厉鹗抵京。从沿途创作的雅兴与首次赴会试的热忱来看，厉鹗对此次春闱是有所期待的，心情也较为愉悦。如其《庆清朝慢·辛丑长安元夕同王雪子金绘卣集汪西亭水部寓斋赋》所言“闲情似梦，小欢深醉销佗”，“当杯有、一般好月，烛影初斜”^[41]。

令人惋惜的是厉鹗出师不利，落第而归。《陆谱》云：“以诗受赏于汤右曾侍郎。试礼部，报罢。右曾欲止而授之馆，比遣迎之，则已襆被出都矣。”^[42]虽然厉鹗的诗才受到了时任吏部右侍郎的汤右曾的欣赏，但初试报罢对心性内向的他打击应该不小，故此匆匆离京。南归途中，厉鹗赋《南归次琉璃河》：“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拨剌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43]又赋《五月晦日作》：“孤行但寂寂，流光恒冉冉。岂乏奔竞途，厕足畏嘲贬……翣翣雨气来，沉沉夕阳敛。向夜默无言，草际孤萤闪。”^[44]可见其低落与消沉之心境。

二 雍正二年会试

《陆谱》“雍正二年甲辰”条云：“六月八日，先生将北游……再过任丘、赵北口，抵京都。”^[45]可见，厉鹗在雍正二年的确曾入京。《樊榭山房集》诗集“甲辰”年（雍正二年）有诗作《都下寓舍偶作》^[46]、词作《蝶恋花·长安秋雨夜赋》^[47]。其“都下”、“长安”之谓，与《陆谱》记载的“抵京都”吻合。此外，赵昱《爱日堂吟稿》中有作于雍正二年（1724）的《送樊榭之京师》^[48]，亦可作为旁证。所以，厉鹗曾于雍正二年（1724）秋入京，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厉鹗在雍正二年（1724）进京目的何在，是否为了科考？那就先要了解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的会试具体时间。《〈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中有详细的当年会试的时间及过程：

八月甲戌（8月4日）^[49]谕礼部：乡会试为抡才大典，内外帘官子弟理应回避。但跋涉数千里，志切观光，既至京师，不得与试，深为可悯。朕于上科特降谕旨另行考校，然此只可暂行，不便着为定例。

八月己丑（8月19日）谕：恩诏内汉大臣荫生每因缺少壅滞，不得补用。着将年二十以上者查明人数，请题考试。其在外省有情愿来京考试者，亦着一体考试。限明岁八月赴考。

九月辛亥（9月11日）命会试及顺天乡试元魁卷并录二三场文进呈。

九月丙辰（9月16日）谕礼部：今岁会试取中二百九十名，朕兹续取朱卷，着于本科榜后再行出榜。^[50]

之所以如此详尽地罗列《清实录》中该年的科举文献，是为能尽量准确地与《陆谱》中的时间进行对照。《陆谱》中提到“六月八日，先生将北游”，“立秋”后抵京都，“秋末”南归，“九月晦日”至阜城（《朱谱》亦记是年北游一事）。参考《清实录》，可以发现厉鹗在京与离京的时间与《清实录》记载的会试前后时间十分吻合。再结合厉鹗一生的出游踪迹，大部分是局限于江、浙一带，很少有越过江苏以北，至于北上至京师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且其余几次入京也都是与科举有关。所以，厉鹗此番应是为赴会试。此外，也可以从厉鹗的作品中寻得一些线索。

雍正二年（1724）《寄内》诗云：“行卷赁居成左计，心关桂玉路三千。”^[51]“行卷”、“桂玉”之谓，与科考相关。此外，《爱日堂吟稿》在赵昱本人的《送樊榭之京师》后另附有沈嘉辙《送樊榭之京师》^[52]，亦可为旁证。诗中有一句，“献赋长安客”^[53]，也点明厉鹗此行旨在仕途。

汪沆在《樊榭山房文集序》对厉鹗这次会试也有记载，可惜只是一笔带过，容易被人忽略，其文如下：

康熙庚子乡荐，两上春官不售，遂不复赴计偕。乾隆丙辰，应制科之征，重入都门。名公卿及魁儒硕彦莫不拟先生当膺首选。乃廷试日，以书写论、赋题先后错误，被放，翻然遄归。同征诸公祖道国门外，赋诗惜别。先生曰：“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自此亦不复谒选。^[54]

“两上春官”，即两次会试。这里说的在乾隆丙辰元年（1736）之前厉鹗是“两上春官不售”，自然是指康熙六十年会试、雍正二年会试这两次。

综合上述各类文献，基本可以断定：雍正二年（1724），厉鹗入京参加了会试，考试的结果是厉鹗再次铩羽而归。厉鹗作品中提及这次会试的笔墨不多，因此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三 雍正十一年博学鸿词省试

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欲诏举博学鸿词恩科，并昭告臣子商量相关事宜：

四月己未谕内阁：国家声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朕惟博学鸿词之科……除现任翰詹官员无庸再膺荐举外，其它已仕、未仕之人，在京，着满汉三品以上各举所知，汇送内阁；在外，着督抚会同该学政，悉心体访，遴选考验，保题送部，转交内阁……应行事宜，着大学士、九卿会议具奏。^[55]

六月丁丑大学士等遵旨议覆，皇上治至覃敷，人文蔚起，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今臣等议奏举行事宜……在外同知以下等官，并致仕在籍，因公降调，及进士、举贡监生、布衣等项人员，择其品行端醇、文才优赡，足称博学鸿词之选者，不拘人数，秉公荐举。在内移送内阁，在外保送吏部，转交内阁。汇齐之日，恭候御试录用。从之。^[56]

厉鹗与杭世骏等人同时被征。这次考试是从次年即雍正十二年（1734）的省试开始的。

《朱谱》记载：

雍正十二年甲寅年……九月，总督上蔡程公合试全浙之士，题有《河清海晏颂》。按《文集》有《河清海晏颂》一首，当是赴试所作。^[57]

据《词科掌录》，是年九月初十日正试，十四日补试，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续试。先生正试取第二名，题为《河清海晏颂》《万宝告成赋》《三通论》《冲融和气洽》五排十二韵。^[58]

再检杭世骏《词科掌录余话》原文：

甲寅九月，总督上蔡程公合试全浙之士，题有《河清海晏颂》。^[59]

甲寅冬，余与太鸿既同被征，星斋以进士学习闽省，亦列荐牍。濡滞未至。时鄞县全绍衣祖望尚留京师。除夕梦余及太鸿两人抵京，欢然道故，有诗纪其事。^[60]

以上提及的赴试之作《河清海晏颂》与《万宝告成赋》都收录于《樊榭山房集》中。杭世骏的《省试河清海晏颂》也收录于其《道古堂文集》中。

可惜这次博学鸿词因所举者人数太少而未能进一步进行。《朱谱》“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四十四岁”条载：“二月十七日奉上谕荐举博学鸿词，外省奏荐者寥寥无几。无论已奏、未奏之省，再行遴选。”^[61]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薨。所以，雍正十一年（1733）的这次博学鸿词考试最终未果。厉鹗实际上只参加了省试，而没有入京再考。

四 乾隆元年博学鸿词

雍正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乾隆即位后，再次谕令内外大臣保举博学鸿词，于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发“着直省督抚及在朝大臣保举博学鸿词”等上谕^[62]。这次博学鸿词具体考试时间是在乾隆元年（1736）九月，所以也被称为丙辰词科。是年秋，浙江举博学鸿词的有厉鹗、杭世骏、汪沆、钱载、严遂成、沈炳谦等十八人。具体过程如下：

（乾隆元年）二月丁亥谕：内外臣工所举博学鸿词，闻已有一百余人，只因到京未齐，不便即行考试……令未到之人，俱于九月以前到京。^[63]

是年七月，应词科与赵功千偕行入都。^[64]

九月己未，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员于保和殿，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邵基阅卷。^[65]

此次科考考题：赋题《五六天地之中合赋》、诗题《山鸡舞镜诗》、论题《黄钟为万事根本论》^[66]，于厉鹗《樊榭山房集》中俱不存。检杭世骏《词科余话》得厉鹗《山鸡舞镜诗》^[67]，可供补遗。此番科考，厉鹗再次落第，原因是“试题误写论在诗前”^[68]。此外，厉鹗是年于京师还作有《授衣赋》^[69]，亦应制之作。

据全祖望《与厉樊榭劝应制科书》一文来看，厉鹗本人对这次考试并不十分热衷。《与厉樊榭劝应制科书》云：

堇浦来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脱然，为之欣慰。……近奉明诏特开制科，以求三馆著作之选。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无异辞；樊榭之姿诣，吾浙中人交口推之无异词。乃闻樊榭有不欲应辟之意，愚窃以为不然。……今樊榭为有司所物色，非己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见以为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来，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后……而吾浙人羡门彭公冠场……吾愿樊榭与堇浦诸君勉之。……是则由衷之语，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为例者也。谅浙中当道必不容樊榭之请，荐章之出，指日可待，吾将求樊榭所业而观之。^[70]

杭世骏《词科余话》云：“予自乙卯除夕辞家，以丙辰正月晦抵都。”^[71]所以，全祖望《与厉樊榭劝应制科书》的写作时间是在乾隆元年（1736）初。从“乃闻樊榭有不欲应辟之意”来看，厉鹗本人是不愿意赴考的。再结合厉鹗赴考北行途中所作，确实也表明厉鹗对这次博学鸿词的积极性并不高。其《蕙兰芳引》云：

乾隆丙辰秋七月十日，行郯城道上，残暑犹炽，夹道杨柳依依，暂有慰于倦旅。予自庚子冬，经此已十七年尔。时树犹未种也，江潭憔悴之感，在人更有甚于树者，赋此阕，书旗亭壁。^[72]

“倦旅”、“憔悴之感”等，用语低沉，看不出被召考的喜悦。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身体抱恙，即全祖望所谓“始知樊榭之病已脱然”。雍正十二年（1734），厉鹗有《病痁少间西颢圣几见访》《病中承功千以佳豉满器见饷遂进淖糜率裁小诗报贶》二诗，可见在雍正十二年（1734）到乾隆元年（1736）这个时期内，厉鹗长期抱病在身。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于炎炎夏日赶路赴京，有“倦旅”之感，有“不欲应辟之意”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虽然全祖望谓厉鹗是不情愿赴考，但从厉鹗落第后所作诗歌来看，他还是在意这次考试的。是年冬十月，厉鹗欲南归，众人在接叶亭为他饯行。汪沆作《送厉鹗迮云龙曹庭枢南归诗》^[73]，厉鹗和诗曰“客心如落叶，遥夜感羁禽”^[74]，流露出落第的失意。

五 乾隆十三年入都谒选

乾隆十二年（1747），厉鹗拟以举人身份入都参加吏部谒选。依据清代科举制度，举人实际上相当于候补官员，通过吏部选拔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但一般都是年纪老迈且功名无望的举人才会作此选择，厉鹗便是其中之一。

是年，厉鹗欲与全祖望同游江苏。厉鹗作《月夜唐栖舟中同谢山作》^[75]，全祖望次韵《月夜唐栖舟中次樊榭韵》。全祖望于诗中有自注云“时樊榭将谒选，予力止之未得”^[76]，可见全祖望是反对厉鹗谒选的。而乾隆元年（1736）厉鹗应征时，全祖望却是极力支持的。为何全祖望前后态度如此不一？

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则，于全祖望本人而言，乾隆元年（1736）的他刚刚中进士，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正值春风得意，欲大展抱负之时。所以，彼时他力劝厉鹗应征也是情理之中。而乾隆十二年（1747）的全祖望早已辞官归田，隐居多年。此时的他对于仕宦沉浮早已看淡，所以不再主张厉鹗入仕。二则，于厉鹗本人而言，乾隆十二年（1747），厉鹗已五十六岁，正如全祖望所言乃“亦且老矣”^[77]，再加上他羸弱的身体也未必吃得消案牍之劳。并且大家也十分清楚厉鹗本人的性格，乃“和而不随，介而有守”，且耻于“佞颜卑辞，骨节媚”^[78]，并不适合在官场生存。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全祖望作《樊榭北行》来劝阻：“尔才岂百里，何事爱弹冠？鱼釜良非易，茧丝亦大难。瘦腰甘屈节，薄禄望承欢。倘有清吟兴，休从簿牍阑。”^[79]但这次厉鹗并未听劝，一意孤行。他在乾隆十二年（1737）中作的《溪行》一诗中说明了应征县令的客观原因：

溪行堪竟日，枝港杂清浑。晴景开帆色，微霜落水痕。詅鱼黄叶市，夸酒白萍村。物价年来贵，饥驱不复论。^[80]

末句道破玄机，以厉鹗之博才与高龄却欲屈就区区县令之职，实乃为生活所迫。况且彼时，厉鹗尚有年迈的母亲需要赡养，故“思以薄禄养母也”^[81]。

厉鹗于次年即乾隆十三年（1748）动身北上。渡黄河，抵山东峄县待闸，遇沈廷芳，时沈以催赈抵鲁。厉鹗作《峄县待闸呈沈侍御椒园》：

京洛十年别，相逢邹鲁间。泛舟君有役，（自注：时椒园以催赈至山东。）倚楫我多艰。官烛南床话，离杯北路颜。高情得津送，圆月堕前湾。^[82]

乾隆元年（1736）沈廷芳与厉鹗征举博学鸿词，厉鹗落第，沈廷芳则被授庶吉士，官翰林院编修，后改山东道监察御史。他乡遇故知的温暖之余，厉鹗似乎也略有自当年应征博学鸿词的“京洛十年别”后，二人从此朝野有别的感喟。六月，厉鹗作《六月六日舟中寄查莲坡》：

六月六日寺前闸，客子枯坐愁书空。岱云肤寸几时合？汶水涓流何日通？岂有诗篇传济北，漫将米价问江东。（自注：时闻江、浙米价腾贵。）美人咫尺劳相望，尚隔津门烟树中。^[83]

首先，从自注“时闻江、浙米价腾贵”中再次表明厉鹗对经济压力带来的生存困境的担忧。再者，此诗也说明了厉鹗在抵达津门查为仁水西庄之前，就有拜访之意。《陆谱》“乾隆十三年”条云：“夏末，达津门，留查莲坡水西庄，觞咏数月，同撰《绝妙好词笺》七卷，不就选而归。”^[84]可见，厉鹗为了与查为仁共同完成《绝妙好词笺》而主动放弃了这次谒选的机会。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举，但发生在厉鹗身上却是有迹可循的，如前文所言，厉鹗的性格不谐于俗，又如厉鹗此番乃由经济形势所迫而被动应征等。故全祖望谓之“是不上竿之鱼也”^[85]。全祖望又赋诗《樊榭至津门而归》，对厉鹗的态度由之前的不解、不悦转变为赞赏，诗曰：“悲秋笠泽脍，招隐小山枝。兴尽翩然返，从今保素丝。”^[86]

所以，乾隆十三年（1738）的以举人应征入都之行实际上是中途辍于天津，厉鹗并未抵达京城应考。秋，厉鹗自津门归，途中作《雨泊故城寄嶰谷半槎》：

不待迷途觉昨非，扁舟寥落寸心违。孤城风雨秋更断，千里关河旅梦飞。幸托良朋全远志，莫教慈母寄当归。平生浪说交游遍，更有何人重芰衣？^[87]

这首诗道出了年近甲子的他内心复杂的感受：科场的蹭蹬，曾经的不甘，而今主动放弃的释然，脱离其外的轻松，真当是疲旅科场的真实写照。除了屡战屡败后带来的心灵上的打击致使其淡泊仕途，年老体衰应是厉鹗主动放弃应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乃厉鹗一生应试科考历程的具体梳理，基本上可以解答“厉鹗入京与入仕”这个问题。在次数上，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乡试之后，厉鹗共参与了五次科考，分别是：康熙六十年（1721）会试、雍正二年（1724）会试、雍正十一年（1733）博学鸿词省试、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乾隆十三年（1748）以举人入都谒选知县（此次中途而废，并未参试）。其中，雍正二年（1724）与雍正十一年（1733）多为人忽视，故特此说明。在心态的演变上，从厉鹗的追求功名，到渐渐淡漠功名，再到后来主动弃考，是一种渐趋淡漠的心路历程。

第三节 性情平议

“不谐于俗”已然成为厉鹗性格中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厉鹗的与众不同之处。人们谈及厉鹗性情时，往往简单地以“不谐于俗”而蔽之，这似乎过于脸谱化与标签化。“不谐于俗”固然是概括厉鹗性情最为妥帖的说法，但其中也存在些许问题：其一，人们只看到厉鹗孤僻冷漠的一面，认为厉鹗从来便与世事格格不入，却没有看到厉鹗性格中也有“谐于俗”的一面。其二，人们多认为“不谐于俗”乃厉鹗天性所致，却忽略了后天生活遭遇对这种性格生成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厉鹗性情作一番更全面、更细致的解读，尤其是对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不谐于俗”进行更深刻、更立体的阐释。

一 “不谐于俗说”溯源

“不谐于俗”的说法最初源自何处？最直接、最可靠的说法当然还是首推厉鹗的自我评价。厉鹗在临终之前曾召弟子汪沆曰：

予生平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88]

寥寥数字，概括却极为精准。这是临终前的厉鹗对自己一生性情、个人形象、诗文艺术的概括。因此，“不谐于俗”便成了厉鹗本人的代名词。

厉鹗好友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此。如杭世骏谓厉鹗乃“和而不随，介而有守”，且耻于“佞颜卑辞，骨节媚”^[89]。全祖望亦谓之“为人孤僻”^[90]。后辈诗人王昶也道厉鹗“性情孤峭，义不苟合”^[91]。可见，孤峭而不随俗是厉鹗给人的整体印象，并且这种印象在时人乃至今人的心目中几乎未曾改变。

现今学界研究者每每论及厉鹗个人形象时，也大多依旧着墨于“不谐于俗”。较早探讨厉鹗“不谐于俗”的乃张仲谋的《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一书。该书认为：“以厉鹗为首的诗人集团……堪称是盛世之下的不和谐音。所谓与盛世不相谐和，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康熙朝政治的冷漠态度。他们不求仕进，向往野逸，喜欢赏玩古董，与方外交游。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大约一说便俗，或者说是淡漠到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其次，表现为群体诗风的野性色彩。他们喜欢古董，写古墓、古砖、古钱、古金石拓本……浙派诗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南宋后期的江湖派……然而他们与南宋的江湖派诗人又有重要的区别……在浙派诗人集中，看不到江湖派诗中常有的凄凉漂泊之叹。”^[92]具体提到厉鹗这种不谐于俗的性格的表现时，张仲谋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不热衷于科举的行为方式，向往隐逸的人格理想，厌弃人世、渴求解脱的心态。

还有几篇讨论厉鹗人格、心态特征的文章，其论调也大致与张仲谋之说相类。如周潇《厉鹗的生平性情与创作心态》的“忍贫于身，蓄富在学”、“性不苟合，不谐于俗”、“淡泊宦途，耽迷山水”等观点^[93]。又如何春环《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中提到厉鹗不谐于俗的人格特征时，又补充其性格生成的原因，认为“家境贫困，生活孤苦，又加上自己体弱病羸，更是厉鹗人格个性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94]。朱曙辉《厉鹗、金农的人生定位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厉鹗、金农所遭遇的这种‘身世两相弃’的现实境遇，使个人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95]。张丽丽《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认为，“厉鹗作为清中期‘浙派’代表诗人，生活在乾隆朝的‘盛世’之中，却终身执意远离科场，成为盛世的‘不上竿之鱼’……厉鹗知道如果一意进取，未必没有进身之阶，但他也了解仕途必然充满了凶险。雍正朝后，东南士人人人自危，浙江士人更是噤若寒蝉……因此不如主动放弃，以保全自己清高耿介的人格，在‘盛世’中，惟有作一个不谐于俗的‘真’人，才能写就不谐于俗的‘真’诗”^[96]。

从清人较为简练的描述厉鹗“不谐于俗”的语词，到当代学人从各种角度入手来具体论证“不谐于俗”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可以说明“不谐于俗”已经成为总结厉鹗形象及其性情的定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 “不谐于俗说”平议

从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及周潇、朱曙辉、何春环、张丽丽诸位的论文来看，周、何二文的看法与张仲谋先生的基本一致，认为其“不谐于俗”大抵是天性使然，即厉鹗向来对科举较为淡漠，对政治保持疏离，从来就是富有“野性”的诗人。朱、张二文则略有更深层的分析，认为其“不谐于俗”个性的形成除了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因素，如个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张力，科场的失意导致他失去进身之阶等等，这些都促使厉鹗原本就偏于内向的性格演变得更加孤僻乖张。

人们认为对科举的淡漠、对政治的疏离这两方面是最能体现厉鹗“不谐于俗”的焦点事件。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也能发现厉鹗“谐于俗”的一面。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梳理：一是厉鹗入仕心态的演化，二是与官方的若即若离。

首先，从厉鹗对科举的心态演化来辨其“不谐于俗”。我们已在前文中详细勾勒出厉鹗一生入仕的经历，考述了他从追求功名到淡漠功名的科考过程。也就是说，厉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淡漠功名的，毕竟科考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是人生头等大事，于厉鹗应该也不例外。在康熙六十年（1721）首次会试落第之后的南归途中，厉鹗吟咏数篇诗歌，其字里行间的失望、落寞恰恰说明了他曾经对科考的信心与期待。雍正二年（1724），厉鹗又入京求仕，惜亦无获而返，这又一次打击了他入仕的积极性，他只能再次以诗歌表达内心的苦闷与压抑。而此后他便对科考渐渐淡漠，以至于对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与乾隆十三年（1748）的入都待选都抱以较为消极的态度。这样看来，人们认为厉鹗天性不随大流、不喜入仕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他在求仕过程中是经历了期待、无奈、徘徊、幻灭这样一系列的心理变化的，而并非一味弃绝仕途而甘居于野。更何况厉鹗曾经也明确有过对于“知遇之艰”的感慨，其《汪司马半舫集序》云：

自唐、五代迄宋，以诗赋决科，故诗人最重知遇。往往有刻意苦吟，旬锻月炼，槁项黄馘，无人过而问焉者……先生少擅淹雅，寓吴门，为朱太史竹垞、宋中丞西陂所重。恭逢仁皇帝南巡，先生以诸生献诗舟次，御试特置第一。阶是与纂修，赐上第，宜其生平之述作炜煌钜丽……由其博观约取，为功匪旦夕，益见圣主睿赏，度越常流万万也。唐人称诗人之达者，无如高忠公。今先生名位虽不逮忠公，而遭遇出常格，士林传为美谈……嗣君陈也刻先生遗集竟，属序于鹗，因感叹昔人知遇之艰，推先生为穷于诗者吐气焉。^[97]

在这篇序文中，厉鹗用许多笔墨来描述友人因献御诗而知遇于主上一事，在艳羡汪某为“穷于诗者”吐气之余，也流露出对大多数“刻意苦吟，旬锻月炼，槁项黄馘，无人过而问焉者”的同情。经历多次科考阴差阳错的厉鹗本人便是“无人过而问焉者”中的一位，所以厉鹗才得出开篇所谓“诗人最重知遇”的结论。而这种希冀求知于他人、闻达于一方的心理，不应轻易地被归为“不谐于俗”的性格特质中去。

其次，从他与官方人士若即若离的关系来辨其“不谐于俗”。张仲谋先生认为，以厉鹗为代表的在野诗人与康乾盛世甚不合拍，他们对当朝政治基本上持冷漠态度，也很少谈论政治，与官方较为隔离。这一说法用于描述当时在野诗人群体的大致特征，基本是正确的。但若由此来推断厉鹗之“不谐于俗”，却是与事实有所出入的。实际上，厉鹗虽为在野诗人，但他也并不刻意排斥与官方人士的交往，也没有刻意于在朝、在野之间强加上“俗”与“不俗”的意味。若细细考察，甚至能发现厉鹗非但不讨厌结交官场中人，甚至也有用心迎合的时候。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时厉鹗撰《迎銮新曲》便是力证。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江、浙，厉鹗与吴城合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曲曰《群仙祝寿》，先生曲曰《百灵效瑞》，合为一编^[98]。此曲一出，轰动一时。全祖望有《迎銮新曲题词》曰：

其词典以则，其音噌宏清越以长，而二家材力悉敌，宫商互叶，钟吕相宣，非世俗之乐府所可伦也。大吏令歌者奏之天子之前，侑晨羞焉……而二君之作，上彻九重之听，山则南镇助其高，水则曲江流其清，是之谓夏声也矣。爰为之弁其首。^[99]

杭世骏有《迎銮新曲序》曰：

吾友樊榭、瓯亭两先生，有掞天绘日之才藻，而耻蹈袭扬、马之常故，链犿其辞，诡谲其体，借乔、张之雅调，传征侨之逸事，率先衢歌巷舞，诸父老迓，六飞于天上，被之管弦，次第进御。圣天子止辇而听之，每奏一篇，称赏不置。虽俳优乎，使枚皋、东方朔若在，毕力而为之，未能有加也。^[100]

《百灵效瑞》乃典型的娱帝王、颂升平之作。而“圣天子止辇而听之，每奏一篇，称赏不置”则直接反映出厉鹗此番献曲之举深得圣心。再细读其文本，迎合帝心、润色鸿业之语俯拾即是，如：

【仙吕】【点绛唇】璎珞飘扬。宝冠摇漾。天人相。来贺吾皇。花雨缤纷将。

【油葫芦】俺则见，百顷琉璃水月乡。皱微风吹细浪。双峰高峙碧霄旁。两隄倒暎青奁向。六桥横跨银潢上。点梅花林叟家。垂杨柳苏仙舫。识欢心黄鸟林间唱。喜孜孜，长愿奉君王。

【赚尾】【合唱】治世转轮王，出世牟尼藏。受海众无边供养。怎比得圣德神功流厚壤。处茅檐愿睹轩裳。看朱方五采飞翔。且暂离青猊选佛场。莫推辞双趺滉漾，双丫摇宕。霎儿间，驾青莲一瓣到钱塘。^[101]

此外，厉鹗还作《圣驾驻跸西湖恭纪一律以当衢歌》：

化日嬉游鬓已斑，野臣何幸仰天颜。因遵祖训巡方举，为奉慈帷赐粟颁。羽卫参差依弱柳，箫韶和谐绕春山。君王要与民同乐，特许三门夜不关。^[102]

以上作品的字里行间反映出的厉鹗形象与平时的“不谐于俗”大相径庭，甚至呈阿谀奉承之态。其实，皇帝南巡也的确是件极为轰动的事情，作为文人士子极尽歌功颂德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厉鹗一生从未有过面圣的机会，一介布衣难掩激动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厉鹗一直被冠以“不谐于俗”之特性，将他与这般热情之举相联系，似乎有突兀之感。再者，厉鹗青壮年时期便已主动数次弃科考，渐渐淡漠仕途与政治，更遑论此时已年届花甲、垂垂老矣。退一步说，即使他与里中文人一同接驾面圣，若非无心，也实在不必表现得如此大费周章与高调。相较于素日所标榜的“不谐于俗”，厉鹗此番撰《迎銮新曲》并进呈圣驾，与其素日孤僻隔世的形象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