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和翻译中的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

我这个不幸的使者……

我真心爱我的主人，

可是倘要尽忠于他，

我就只好背叛自己。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本文开头的这些诗行来自莎士比亚的早期浪漫喜剧《维洛那二绅士》（第四幕第4场第97、101—102行，大约撰写于1594年）。在这部喜剧中，朱丽娅（Julia）知道了她的恋人、维洛那的普洛丢斯（Proteus）背叛并抛弃了自己，于是她决定化装成一个少年前往米兰，虽然他当时不忠心，她最终还是赢回了他的爱情。第四幕中，她被普洛丢斯派去给米兰公爵的女儿西尔维娅（Silvia）送一枚戒指。朱丽娅此时改名西巴斯辛（Sebastian），成为一名男侍从，在这些诗行中自称是“不幸的使者”，注定要么“背叛”自己的“主人”，要么背叛自己。虽然朱丽娅想出了一种很有创造性的送信办法，最终并未背叛自己，但“背叛”这个意象本身就对应了翻译领域里一种常见的批评——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就是背叛者）。的确，朱丽娅作为类似翻译者的一个“中间人”，是背叛了主人的意图，但她的背叛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它逆转了先前对她的背叛，最终有利于各方——情书作者（普洛丢斯），送信使者（朱丽娅），收信人（西尔维娅）。

在《维洛那二绅士》的结尾，西尔维娅被放逐的恋人凡伦丁（Valentine）与普洛丢斯重新确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凡伦丁宣布两对婚礼：“大家在一块欢宴，一块儿居住，一块过着快乐的日子”（第五幕第4场第171行），这表明一个有意的背叛带来的特殊好处，以及使者/翻译者暗藏的能动性。在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翻译过程中意义增减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那个传统说法“Traduttore，traditore”用英文翻译成“翻译者就是背叛者”，我们就剥夺了那一意大利押韵警句的全部双关价值了。因此，一种认知的态度会迫使我们将这一警句改为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以回答下面这些问题：翻译者翻译的是什么信息？背叛者背叛了谁的价值？我认为，雅克布森区分了翻译中的不同信息和价值，暗示着有必要把视角从原文（作为无可辩驳的“权威”之源）转换到译文的语境（作为新的“作者身份”的多个场所）。为了探讨权威（authority）与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问题，本文将把翻译研究与电影改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两个显然分开的、但同样“不幸的”的学科——之所以不幸，是因为它们在学科等级结构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实际上两个学科有很多共通之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两个学科都努力重建自己，解构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隐形”和“忠实”等神话，以求最终“在当代媒体研究中从边缘走向中心”。几十年来，关于“忠实”及其对应物（忠诚、准确）等观念控制着文学翻译和电影改编的理论和实践。在翻译中，原文总是被置于译文文本之上。类似地，在改编中，文学作品也被置于电影改编之上。既然权威事先就置放在原文中，Traduttore，traditore中所含的矛盾使翻译和改编都成了危险的运作，于是理论家和实践者常常躲藏在忠实或隐形的神话之后，将翻译者或改编者自己的作者身份置之不提。最近，翻译和改编研究的发展已经揭破了这类神话，转而提倡范式的转移，远离隐形，超越忠实，走向作者身份。

本文将比较《维洛那二绅士》及其出乎人意料的一部1931年的中国默片改编，以此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支持的这种创造性的文化翻译，其实在中国较早的跨文化遭遇中已经出现。作为莎剧一个鲜为人知的银幕改编，该电影跨越了令人生畏的语言、艺术、文化、社会和政治差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电影的贡献，下面我先简述一下翻译和改编这两个学科中最近的转向。

一、反对隐形：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学长期力图建立一个有别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基础。在翻译领域中，“忠实”等概念的主导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沙比洛（Norman Shapiro）宣称：“一个好的翻译就像一片玻璃……［它］永远不会让人注意到自己。”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这表达了一种隐形的神话，并开始置疑这样的神话其实是“翻译者本人经过对英语的操纵后得来的话语上的幻觉效果”。同样，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动态对应”（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也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但也是理想化的）隐形，其目的是在译文语言中“实现完全自然的表达”。对韦努蒂来说，完全的自然只能通过暴力实现，“按照目标语言中预先存在的价值观、信念和表现方式——而它们的结构总是依照主导与边缘的等级——把外国文本进行重新建构”。为抵制当代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英美价值观，韦努蒂提倡一种“将翻译陌生化”（foreignizing）的策略，其立场是“抵抗性的”，它采用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文化他者中寻求陌生之物，追求文化多样性，突出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差异，改变目标语言中文化价值观的等级结构”。

韦努蒂对“操纵”（manipulation）、“抵抗”和“意识形态”的使用，明确地将自己置身于翻译研究中最近的“文化转向”这一范式转移中。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认为，“文化转向”可以追溯到1985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书名为《对文学的操纵》，它追求“描述性的翻译研究”，表达的一些基本理念后来与“操纵学派”联系在一起：即“一种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方式，它是描述性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它感兴趣的是控制着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与限制，是翻译和其他种类的文本过程的关系”。1990年，《操纵》一书的撰文者的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与勒菲弗尔（Andr Lefevere）进一步主张描述性方法，呼吁翻译研究从“文本”转移到“文化”，由此标志了这个原来被科学、语言学方法所控制的领域开始了文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