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体经济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程天赋说：“凡属明文规定之外，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应当一律取消。”

●收入微薄的妻子对张化勇说：“老张，你得赶紧找工作啊，要不然暑假开了学，大小子的学费可怎么办啊！”

●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果断地提出：“我们应该允许农民经商。”

中央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1980年，改革的春风唤醒了沉寂多年的个体经济，中国大地上的个体经济开始复苏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很快就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

个体经济的发展迅速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它一方面发展了经济，增加了国家税收，使很多人致了富；另一方面它还增加了就业，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因此，个体经济一出现，就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

这个《决定》，从发展生产力的基点出发，在经济体制方面着力清理“左”倾错误遗毒，为个体经济大力正名。

《决定》明确指出：

在所有制方面，限制集体，打击、取缔个体，城镇企业急于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既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又堵塞了劳动就业的多种渠道。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初步改善，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

……

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国对个体经济采用的是“引导、鼓励、促进、扶持”八字方针。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1997年9月，党的十五次大报告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再一次肯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给个体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个体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各地完善私营经济政策

1997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在党的“十五大”的推动下，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完善私营经济政策，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西部的贵州，当时，乱收费问题仍使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费种和收费部门多；费额高，企业负担重。群众反映：“头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

收费重及伴随而来的“三乱”成为影响企业效益，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对此，贵州省委、省政府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清费治乱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此，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表示，进一步清费治乱，切实规范和减轻经营者的负担，是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的当务之急。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程天赋说：“为了进一步加大清费治乱工作的力度，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凡属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和省人民政府明文规定之外，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应当一律取消。”

程天赋还表示说：“要切实把收费纳入公开、公正和规范的轨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所有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规定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

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贵阳、遵义等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整治乱收费行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特别是市场管理、公安交警、运输管理、城管、卫生、技术监督、文化稽查等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其严格执法、职业道德和服务群众的意识，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费、依法收费。

经过整治，贵州各地个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贵州的个体经济发展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陕西省，陕西有关部门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长期以来，陕西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慢、规模小、水平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的一条“短腿”。

为改变这一状况，陕西省委、省政府发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行“大中小并举，总量扩张与质量提高并举”的方针。

为此，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放开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范围、放开生产经营方式、放开投入机制的同时，将企业登记审批制变为注册制，并改变工作作风，实行“一厅式”注册，“一条龙”服务。

同时，陕西的公安、银行、劳动、人事、财政、物价、土地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配套政策，支持私营经济发展。

陕西各地市通过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表彰个体经济经济发展典型，增强了广大群众对发展个体经济的信心。

半年时间，陕西全省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68万户，私营企业逾3万户。其中，新发展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9％和55.6％，新增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1.3％和58.4％。

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营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集团化发展趋势，为社会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

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湖北省浠水县也开始采取措施发展私营经济。

为此，该县全面清理涉及对个体工商户收取的各种收费，以保护和促进其健康发展。

几个月之内，全县就清理了1245个经常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税收项目、收费标准等，规范了138个收费项目，取消了7个部门的17项收费。

为彻底根治费大于税、强征滥收等积病，浠水县还推行了一家审批、一家收费的收费审批制度。

1998年初，浠水县委、县政府与全县各个行政执法部门约法三章，对涉及个体私营企业的各类税费征收依据、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处罚措施等进行全面审核，在此期间，停止一切收费，否则收一罚十。

很快，浠水县“糊涂费”的清理审核已经完毕，根据清理结果，浠水县又建立了个体私营业者缴费“明白卡”，规定了统一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清理了收费项目，有了缴费“明白卡”，浠水县的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治乱减负”，为个体、私营业者真心实意营造宽松环境。

针对一些部门向个体私营经济乱收费、乱罚款，增加不合理负担问题，沈河区委、区政府公开提出“创建全市最低非税赋区”的主张。其目的就是除了国家税收以外的，所有收费都要降到全市的最低点。

为此，沈河区专门从财政中拿出130万元，解决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经费不足问题，堵住了他们乱收费、乱罚款的“创收”借口。

同时，对全区行政执法主体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严格审核，对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通过沈河区委、区政府的努力，沈河区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998年，沈河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增加值14.8亿元，比上年增长17％，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库税1.67亿元，占全区税收的79.3％；安置下岗人员3.5万人次。

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14条措施。四川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取消不合理乱收费，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大批个体户走上富裕路

1997年以后，在中央和各地政策的鼓励下，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北京城郊个体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1998年，刘金枝开始从事个体养殖。首先她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内查外调了解市场信息，认为养奶牛前景广阔，便忍痛卖掉了和丈夫苦心经营多年的服装加工厂。

建养殖小区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资金不足，于是，刘金枝就向亲朋借，向银行贷，倾其积蓄筹资6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50亩、存栏50头的奶牛养殖小区。

改行搞养殖奶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个“门外妇女”。横下一条心，刘金枝从书本要知识，跟实践要经验，向市场要效益，40多岁的她经过半年的“摸爬滚打”终于掌握了奶牛饲养技术。

接下来，作为个体户，刘金枝又开始为鲜奶销售犯愁。

为此，经多方奔走，在区、镇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刘金枝牵头多家奶牛养殖户，成立了马卷奶牛合作社，与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订立了鲜奶收购合同。

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及先进的制冷设备，鲜奶被拒收的事时有发生。

看到雪白的鲜奶硬给倒掉，刘金枝痛下决心，从职工培训、提高素质入手，请专家、聘教授，刻苦学习现代化养殖管理。

同时，刘金枝还投资40万元，安装封闭式管理挤奶机、自动制冷罐等先进设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金枝家的鲜奶质检终于达标了，每天她家的奶不断地运往三元公司，在后来的多次质检中，在50多家鲜奶行业中，刘金枝家的鲜奶质量在评定总是名列前茅，并得到三元公司的一致好评。

经滚动发展，刘金枝的养殖小区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到奶牛240头，年产鲜奶1700余吨，并走向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路子。

门头沟的一个村民张化勇，原是北京某国有企业的职工。

1998年，因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只有500多元的收入。张化勇感觉自己一个40多岁的汉子，每月拿这一点钱，怎么养家糊口，同时，在亲戚朋友面前谈起收入，张化勇都感觉到丢人。

于是，张化勇把工作辞了。

最初，张化勇本以为自己一个40多岁的汉子，找个工作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然而，现实比张化勇想象的要残酷。他一找工作才知道，40多岁其实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很多单位都喜欢要20多岁的年轻人，一看张化勇40多了，都不愿意要。

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张化勇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此时，本来就没有多富裕的张化勇家，顿时感觉经济紧张起来。

“老张，你得赶紧找工作啊，要不然暑假开了学，大小子的学费可怎么办啊！”收入微薄的妻子对张化勇说。

听到妻子的话，张化勇更加着急了。

一天，张化勇在路上走，一个坐小轿车的人喊道：“张化勇！张化勇！”

张化勇一愣，我没有开得起车的熟人啊。停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同学。

这个老同学告诉张化勇，他这几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一些钱。

听到老同学的话，张化勇一直在想，工作找不到，做生意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还不用瞅老板脸色。

晚上回到家，张化勇就和家里人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张化勇就开始为做生意准备了。

首先，张化勇通过各种关系向亲朋好友借来了3万元钱。即使是在当时，3万元钱要在北京做生意也是很困难的。

张化勇咬牙说，本钱小，也要干。

于是，张化勇先在前门大街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租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的小房子，而且通过和房东软磨硬泡才做到前3个月房租月付，这就给张化勇剩下了一定的资金。

卖什么呢？张化勇就想自己第一次做生意，什么都不了解，只有服装可能还能对付一下。

但当时，在北京大街上，服装店到处都是，自己啥都不懂，连货源都不知道从哪里进，更别说款式、颜色这些东西了。如果贸然去做，必然要吃亏。

于是，张化勇就放下架子，经常和那些小商贩聊天，向他们取经。

经过几天的闲聊，张化勇发现有几个卖特色服装的小贩生意不错，而且利润很高。

于是，张化勇就决定开个民族特色服装店。

小店开业了，经过短暂的摸索后，张化勇懂得了很多经商之道。

前门大街，每天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旅客，他们看到张化勇店里的服装非常有特色，便纷纷进去观看。

在张化勇的细心服务下，很多人拿出了钱包，纷纷购买张化勇的商品。

就这样，张化勇店里的生意好起来了。当年，张化勇就盈利10多万元。

接下来，张化勇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0年，张化勇在前门大街，承包下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小商场。

2001年，张化勇又在海淀区的一个商业街，租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地方，专门卖特色服装。

生意做大了，张化勇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夏天，张化勇在海淀区远大路买下了一个三居室，全家人都搬了进去。

2002年，张化勇又买了一辆汽车，既拉货，又可以载人，很是方便。

看到几年个体户生涯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张化勇说：“要知道如此，我早就应该出来做生意，如果那样，我现在该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像张化勇这样，通过个体经营走上富裕道路的，在全国各地，可以说到处都有。

这些个体户在自己走上富裕之路的同时，他们的示范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在社会上，又有一大批人，包括大学生、大学教授等，投入到个体经营中，他们的加入使个体经济更加壮大了！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辉煌

2005年8月，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斯坦利等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中国发展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最早的小商品市场是什么样子，已根本无从考证。有研究认为，尽管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资料描述当时的市场情况，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实际上在1974年已成雏形。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义乌已存在一个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

在当时，专门从事小百货交易还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商贩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还要装备简单，便于“逃跑”。

1978年冬天，随着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义乌非正式小商品市场开始与定期的集贸市场分家。

义乌县政府所在地的稠城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小商品市场较为理想的地方。

最初，在县城沿街叫卖的只是少数几个老汉，随后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仅半年的时间，稠城镇县前街的摊贩增加到了100多人。

1981年，随着政府对个体经济的逐渐开放，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状态，有了固定的地点，聚集在县前街、北门街。

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商品品种不断增加，有塑料玩具、塑料用品、装饰品、打火机、各种帽子、手提袋，以及开始不准经销的服装、针织品等。

货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从本地或外地百货公司批发；从外地厂家直接进货，进货点从省内到省外，门路越来越多；有的个体户还自己加工生产产品。

随着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市场的摊位数也开始直线上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市容。

因此，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多次奉命驱赶，但未能奏效。这些个体户的装备简单，还有一部分是提篮小卖，灵活机动，万一被“抓获”、没收，损失也不太大，所以工商部门的行动根本无法打掉摊主的积极性。

在当时，主管部门既无法驱赶摊主，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市场管理办法管理，更无法收取市管费和税收，就这样，工商部门和个体户双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使工商管理部门左右为难。

自发市场与工商管理部门表面上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内部的交易，却是依然井井有条。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湖清门第一个小百货市场开放了。自此，工商部门与个体户的冲突才算结束。

1982年开放的湖清门市场严格地说只是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市场摊位十分简陋。

当时这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市场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而是因为部分农民“弃农经商”在义乌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转移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地方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小商品市场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而是由于自发形成的市场影响了交通和市容，还造成了执法管理部门与众多摊主之间的冲突。

“猫捉老鼠”的游戏长期玩下去，总不是解决的办法，于是，有关部门就逼迫市场主管部门，必须迅速拿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既然禁止的做法不能奏效，小商品市场本身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与其关闭，还不如顺其自然，就这样，稠城镇湖清门第一个小百货市场开放了。

当时的湖清门市场非常简易，在一条用于排水、排污的内城河沟上架起了水泥板，在水泥板上方用木板搭成摊位，在长条木板上方用塑料薄膜搭起了雨棚。就这样，一个个个体户的简易摊位就形成了。

摊主经工商所登记，领取摊位证，摊位固定，每一摊位占用的木板长度相等。

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时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讲话中果断地提出“四个允许”：

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和允许多渠道竞争。

“四个允许”政策是在小百货市场开放之初，县领导审时度势做出的决策。但是，“四个允许”的提出，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它打消了许多尚在等待观望的个体户的疑虑。

从此，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社队企业，特别是家庭工业的发展。

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抓住这一可喜的势头，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

第二年5月，义乌撤县建市后，“兴商建县”的口号又改为“兴商建市”。

1984年12月，以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建成为标志，义乌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代市场占地1.3万平方米，全部水泥地面，水泥板固定摊位，钢架玻璃瓦，排列有序，市场中心建成四层服务大楼，并配有工商所、税收稽征组、银行分理处、个体劳协、寄存和饮食服务、招待所、广播室、民警值勤室、治安委员会等服务设施和机构。

自此，义乌小商品市场实现了由“马路市场”、“草帽市场”向“以场为市”的转变，商品种类达274O余种，流通范围逐渐跨出本县和周边市、县，并向外省、市辐射。

第二代小商品市场以其品种多、价格低、服务好、安全有保障等优势很快提高了市场知名度，开始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更多的客商。

到1985年，小商品市场的摊位增至2874个，成交额5000万元。

1986年，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建成。第三代市场占地4.4万多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387个。

场内有设备较齐全的商业服务大楼，另外还配有工商、税务、金融等管理服务用房，立体型管理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来自温州、台州、绍兴等省内其他市、地和福建、江苏等外省的客商进场设摊。

1987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两亿元。

1988年至1991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过民间与政府的合力孕育，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开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场地规模、摊位总数、商品种类、年交易额等继续稳步增加。

到1991年，小商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增至10亿多元，跃居全国同类市场榜首，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小商品市场。

从此，义乌小商品市场声名鹊起，不但周边县、市、区的相关产业日益围绕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来自浙江其他地区和沿海省份的商品也陆续入驻，而且以此为依托培育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产业群，间接地推动了周边地区市场和产业的发展。

就这样，在全省、乃至全国，一个与义乌小商品市场或企业有着紧密经济联系，并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即“义乌商圈”，已经基本形成。

“义乌商圈”的辐射范围不仅包括附近省份，而且在东北、西北、华北等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久，义乌小商品城在新疆、北京、内蒙古、福建、甘肃、四川等省市办起了分市场或小商品配送中心，输出商品、资本、人才和管理，使义乌市场在国内的辐射能力大大增强。

在此后的几年里，“义乌商圈”的辐射能力还延伸到海外，先后兴办了乌拉圭分公司和南非分市场。

1992年2月，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第一期工程建成，该工程占地6万平方米，场内新设摊位7100多个。

从此，小商品市场实现了“以场为市”向“室内市场”的转变。

1994年7月，第四代二期工程建成，占地6.8万平方米，新设的7000个摊位投入运行。

1995年，宾工市场建成，该市场占地28万平方米，共设600间门店和8900个摊位。

截至1995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营业面积增加到46万多平方米，市场成交额达到152亿多元。

从1995年起，义乌市政府与当时的国内贸易部、香港贸发局等合作，每年一度举办“中国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受到国内外经贸界的关注。

2002年以后，开始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商贸城”市场，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的软硬环境，使义乌小商品市场步入了接轨国际的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向度已达到60％以上，初步形成了“买全球货、卖全球货”的国际化商贸新格局。

此时，虽然周边同类市场也获得快速发展，如2004年台州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成交额191.9亿元，但它们与义乌小商品市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国小商品生产、流通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牢固确立。

国际商贸城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五代市场，极大地改善了市场经营环境，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来自全国各地、以高中档为主的小商品，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窗口，源源不断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且已有约占总成交额5％的国外商品进入这里。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正在逐步向商品市场与信息市场并重的新阶段过渡。

尤其是国际商贸城已不再以现货交易为唯一或主要的功能，其产品展示、信息交流等功能成为市场持续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尽管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经营场地规模没有显著增加，但市场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义乌小商品市场自1982年创办以来，已有“中国小商品城”篁园市场、“中国小商品城”宾王市场、“中国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三大主要市场群，拥有营业面积76万多平方米，2000余间门店。

市场内设立16个交易区，经营28大类10万余种商品，经营者10万多人，日均货物吞吐量近1万吨，日均现金流量1亿多元，商品辐射全国各地及周边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被誉为“华夏第一市”。

与浙江的义乌一样，在山东、广州等地各类商品市场还有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品市场，为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