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亲

王安忆：但是我确实很早就开始识字读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没有什么识字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很自然地就能看的。我们家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好，虽然家那么简陋，别人家都不能想象我们家简陋到这个程度。可是其实我父母收入挺高，尤其我爸爸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们非常慷慨地给我们买玩具，所以我和我姐姐小时候玩具特别多，玩具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书，连环画、童话书、图画书，没有学识字的这个过程，好像一看字就会了。说实在的，我妈妈还真没有有意识地叫我看什么书啊，往哪个方向培养我啊，都没有过。但是我老是觉得我的父母，主要是我的母亲有的时候很想模仿——也不是说模仿啦，或者说是学习——重新做人，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像上海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熏陶，我觉得他们是有这样的企图的。

张新颖：你妈妈有这样的企图吗？

王安忆：有的，可能这和我母亲的经历有关系。我母亲家是破落户，她的童年有的时候是在她的姨母家——我母亲的姨母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工商业主，家中孩子所受均洋务教育，就这样的背景。我觉得她有一点那种心情的，小时候她给我们找家庭教师，那时候我们很愿意，就像在我们圈子里面很多孩子那样弹钢琴，我们很想学钢琴，我呢也很想学画画，但我父母这点意识很清楚：绝对不学艺术，艺术是绝对不学的。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右派”，吸取了一些教训，所以他们很早就让我们学英语，虽然我现在英语一塌糊涂，我其实是很早就学了。是不是科学强国的意识？我妈妈去给我找英语教师，我在某些小说里也写过这情节。曾经找过一个白俄教师，一看到这个白俄，我和我姐姐死也不肯去了。害怕他会打我们，其实人家怎么会打我们？但是他形象很可怕，我们死也不肯去，只得换一个老师，这老师现在还在。前几年，师母还在马路上遇见我父亲，一眼认出来了。

张新颖：那你学英语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王安忆：我姐姐已经读到三年级，我好像还没读书吧。

张新颖：噢，那非常早。

王安忆：非常非常早，可惜没什么成效。

张新颖：这点我倒是想不到，你说你母亲有这样一个……

王安忆：唉，她有着这样觉悟，她不让我们学艺术。

张新颖：我见过你母亲几次，我感觉她这个人——当然很平易，很亲切，但是气质里面有一种比较高傲的东西。

王安忆：我妈妈挺清高的。

张新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高傲的气质，这个气质，我不知道它的来源。过去我想当然地把它联系到革命干部这样一个出身。

王安忆：我妈妈出身特别复杂，其实就是一个破落户，她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已经彻底败落了。她祖父在杭州生意破产，房子也卖了，她就是出生在上海的，那时他们家已经完全一败涂地。她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出走，家就散掉了，生活非常惨淡。而她周围全都是有钱的亲戚，可是她在有钱亲戚家的生活——一方面你有衣食，另外一方面则是寄人篱下，难免让人感到屈抑，她又是个敏感的人，天性很高傲。我母亲非常高傲的，就这样子一个人。我个人觉得，其实她心里边有一种暗暗的努力，她希望我们有着她有钱亲戚家孩子的生活——她自己肯定不承认，但是我真的觉得她有一点，思想真的很混杂。她看到我们对保姆发脾气什么的，她很恼火的，觉得你们这种腔调很难看，是上海小姐的腔调，她会来制止我们的。我们家里的一些规矩，我觉得是从她的富亲戚那边学来的。我们家从来不吃猪头肉，她定的规矩都还蛮奇怪的，带我的阿姨有一次自己买来给我吃一片，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去跟我妈要，我说我也要吃猪头肉。我妈就把我带到瑞金路——我们家在淮海中路靠瑞金路，瑞金路口有个熟菜店，挂着一排猪头，她就带我们看那个猪头，猪头很恐怖的，说你看这怎么能吃？从此就把我这个念头压下去了。我想我妈妈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她那些富亲戚那儿学来的，当时她自己连饭都吃不饱。

张新颖：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我们原来对你妈妈那个印象是比较简单了。

王安忆：我妈妈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很复杂的。

张新颖：我看到你写你妈妈的好多篇文章。

王安忆：都是介绍她某一些方面。

张新颖：其中有一篇，你刚才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你说你妈妈有一种类似于林黛玉那样的气质。

王安忆：对。

张新颖：怎么会有这个气质……

王安忆：想不到吧！

张新颖：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就想，哎呀怎么会这样！你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

王安忆：我妈妈内心很娟秀的，但她的外表看上去很刚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和我母亲关系很近，而且我母亲是对小孩子管得很牢的一种人。像我父亲不大管我们小孩子的，所以相对来讲从我父亲那里没有受到过什么明确的教育。我父亲从来不说你必须这么做或你必须那么做，他对我们是比较放手的——也不是放手，我爸爸是一个不大管家里事情的人，他又介入我们家相对较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父亲是海外归来的，在上海在中国就他一个人，他没有亲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他没有亲戚孤独一个人，他要对我们施加影响也很难造什么气氛的。

张新颖：那你什么时候有点儿明确地意识到你妈妈是个作家？

王安忆：从小就知道，这好像是比较早就知道了。因为我妈妈总是在写作，写到很晚，她自称“开夜车”。那是我妈最早时候的写作，是蛮辛苦的。我父亲回上海以前，我的姐姐是跟保姆睡的，睡在一间大的房间里，我就睡在我爸爸妈妈房间里，我爸爸不在，我就和我妈妈睡的。我妈妈生活是这样，她晚上先要把我弄睡着，然后她再写东西，写到几点我就不晓得了。在我眼睛里有她一个写作的形象，她始终是在写作，至于她在哪发表呢，我也不大知道，但是听我们家保姆经常会说领稿费什么的。这个时候我爸爸已经是“右派”了，工资一下子滑到很低，我们生活还依然很好，就是靠妈妈的稿费。我们小时候生活很优裕的，都超过了一般的小康人家。

张新颖：资产阶级那时候没有什么收入，是靠以前的那个底子。

王安忆：中产阶级人家比较有积累的观念，像我爸爸妈妈则完全没有。我小时候玩具娃娃多得不得了，每个礼拜天都要到玩具公司去买玩具，吃得也很好。我姐姐学校老师都很敬仰母亲，家访时对我母亲很尊敬，这些也让我知道妈妈是个作家。

张新颖：你刚才说你母亲不喜欢你们学艺术，那么写作呢？

王安忆：更加不鼓励了。

张新颖：那你大约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个写作的意识？

王安忆：我从小作文就蛮好的，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也有点儿看我妈妈面子，经常把我的作文贴出去叫我朗读啊，就是挺纵容我那方面的发挥的。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要从事写作。

张新颖：这个念头要到什么时候才有？

王安忆：要到“文革”以后了。

张新颖：到“文革”以后？下乡之前还是……

王安忆：下乡的时候是考虑生存大计，谈不上为前途作设想。但是我向来喜欢文学，从小就很喜欢看书，家里边书也很多，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看一些所谓小孩子不宜看的书。

张新颖：那么你小时候看过你妈妈的东西没有？

王安忆：看过的，我妈写的东西也不多嘛，就有那么几篇。我妈还会和我讲述，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楚的。有一次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在玩，把家里搞得很脏，搞得很乱，母亲忽然走出小房间说，你看你们搞成什么样子，然后就坐下来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我妈的《如愿》里边的一段，奶奶去做工，将小孩子留在房间里边……后来着火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母亲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没什么来由的。我妈妈的写作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占位的，还是占去了很多的注意力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还给我们讲个故事，就是《逝去的夜》。《逝去的夜》是母亲写孤儿院的小说。这时候可能她已经写好了，写得挺满意，因为她的讲述很完整。讲完之后，记得我姐姐哭了，我姐姐是个很会哭的人，我也觉得蛮凄惨的，很压抑的一个故事。我妈经常会把她正在写或者完成了的一些东西讲出来，她会讲的。

张新颖：她讲的时候其实你们不知道是她写的？

王安忆：也知道也不知道，但是会觉得是个修饰过的东西，是个故事，并不是真实的事情。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小时候跟我母亲到作家协会去，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吴强，我妈妈就和吴强谈小说，谈《阿舒》，或者《第二步》，反正是一个叫“阿舒”的姑娘，谈到一些细节，我在旁边听。你要说我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会对这些细节记忆清楚，我觉得作家可能都是记忆力好得要命的人，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她和吴强在谈她的写作，吴强显然在指导我母亲，谈得很具体，有一些场景，我记得就是谈“阿舒”。这印象很鲜明，尽管不怎么连贯，小时候的印象都是很片断的。

张新颖：对，一定不完整。

王安忆：都是非常片断的东西。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看一个人。那时候，弟弟还没生出来，我就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妈妈常常带我在身边。大年初一的早上，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压抑的印象，那人还没起来，太阳已经老高了，我们都出来玩了，他还躺在床上，而且好像很苦恼的样子。我妈妈去看他，他呢也并没有高兴的表现，就爬起来坐在床沿。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又苦闷又颓废，一个老人，他看到我，从盘子里面抓了几颗糖塞在我的口袋里，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妈妈通常只是给我们两颗糖，他给了我三颗，我觉得非常富足。于是，这老人不开心的样子，就进入记忆。而我妈妈又不愿和我讨论这次造访，甚至不许我说我们到过他家，好像他当时有什么问题，再加上得了三颗糖的欣喜，印象非常混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