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秋千

白夜之约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像白夜一样晴朗的女孩。她长长的黑发间有一股大兴安岭松脂的香气。我想起了她的《北极村童话》，背景里有很白很厚的雪，有姥姥家那座结实的木克楞房子，她黑黑的眼睛在那扇木格子窗权里闪烁。那是女孩子迟子建的眼睛，也是女作家迟子建的眼睛。面对这样一双眼睛，尽可以猜想白夜的美丽，猜想黑龙江的清澈，猜想极地的神秘。

她在哈尔滨的家虽居八层楼上，仍有市声传递上来。她写字的桌子背对着窗户，桌上蒙一块蜡染的粗布，瓶子里插着秋天的芦苇。我吃惊地望着它们，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说，我的桌上也有这两样东西。子建与我会心地笑起来。

看她挂在墙上的画，我以为出自哪个名家之手。子建说，那年她心脏不好，一分钟跳一百二十多次，跳得不能写东西，就上街买了一盒油彩，一块粗布，坐在家里画画。从来也没画过，却第一张就画深秋的白桦，金黄的安宁的白桦。居然画得很美，先把自己感动得流泪了。接着又画大兴安岭的森林，纯如翡翠辞如湖的森林。她知道为什么心跳了，闹市不是家。于是她怀揣着心跳，乘着江轮回到北极村姥佬的身边。那次的病就这样不治而愈。

我对子建说，我要去北极村看白夜，看白夜之前我一定要先来握住你的手，你把那里写得太美了。子建说，去吧素素，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你其实是自然的女儿。

就这样，我走进了中国最北的那个村子，迟子建姥佬的村子。

在我坐的车子到来之前，已经有无数的车子和人涌入。这一天是夏至，是一年中最长的白昼，人们有理由搅碎北极村的宁静。我不是也来了么？

北极村并不很大，老式的尖顶木克楞房子与后来盖的瓦房再后来盖的水泥捣制的楼房，松松散散地连缀在黑龙江边。不知为什么，那几幢小楼让我感觉生硬，那些瓦房也显得极不和谐。在森林与江水的背景里，只适合那种尖顶的木克楞房子，它们之间才有很深的依偎和亲昵。那是一幅画。

我住的却是村中间的一幢小楼。它ou北极村饭店。我一进门就打听迟子建的姥姥住哪里，门口一个女人立即说，这家饭店的主人就是迟子建的小舅舅呀。天呵，迟子建干脆把这个细节省略了，她居然不为自己的小舅舅拉一拉我这么好的主题，而我居然自己找上了门。

那时，迟子建的小舅舅不在饭店里，门口那女人就喊迟子建的小舅妈。于是一个眉眼十分清秀的女人从后厨擦着手应声而出。子建的朋友呵，快楼上请。阿庆嫂似的。一楼是餐厅厨房，二楼是几间干净的客房，她让我住最好的那一间。住上了之后我问，子建的姥姥在哪儿？小舅妈说，刚刚还在呢，说要回家看看，总是不放心家里。我想她是回那个迟子建写过一千次的木克楞老房子了，的确，对于姥姥，那才是家。

在饭店吃过午饭，我便一个人向江边走去。黑龙江。乘车去北大荒时，在萝北名山曾经与它擦肩而过，我将头探出车窗，远远地向它招手，像是告诉它一个女人来过这里，即使不下车也永远记住了它。后来便是去黑河去暖浑，又一次与它相遇，那时的心事已完全不同，感情的云烟被黑色的江水打湿了，我融入了那一段血染的历史里，不敢正眼看它，只能记忆和回想。

黑龙江流经北极村时略略扬起了一个弧度，仿佛有意让它成为最北的村子。江水很深很清，看起来又如油一样稠粘，不发一点声响。彼岸也是一个村子，一江之隔，却是两种肤色两种语言。彼岸那个村子不会叫北极村，他们还有更北的村子。但是彼岸一定听见此岸的喧闹了。

有人现在就在江边支起了帐蓬，吃着烧烤的江鱼，喝着罐装的啤酒，像过夏令营。女孩子们在江边那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采摘着野生的鲜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自乐自醉。摄影爱好者举着相机，东照一下西照一下，照了无数卷好奇心。江边有两块石碑，一个写北极村，一个写神州北极。许多人在那里照相留念。我站过去照相时，一个姑娘将她头上的花环摘下了给我。那是一个用金黄色的花朵编织而成的大花环，我叫不出那花的名字，只记住了那种眩目的金黄。我甚至觉得那就是北极村的颜色。

所有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白夜。

与我一样，有的人既为白夜而来，也为北极村而来。他们在北极村的街上毫无顾忌地走，布满了北极村的各个角落。他们随意就可以走进人家的院子，随意就和院子的主人说起话来，院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极易让他们感动，即使是熟悉的也仿佛也未见过。在陌生的地方，的确最能感觉出陌生。

我突然就想去看看北极村最北的一家人。我去到那里时，那家的院子和屋内已经被来访者挤满了。女主人披着黑黑的长发，穿了件大红色衬衣，还特意将衬衣扎在米色的西裤里。她并不漂亮，却挎了一只装了小鱼的筐子，做出各种姿势让人拍照。她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来客如云的场面，话也说得很老道。她的丈夫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院子里编那只捕鱼的虚笼，身旁有一个小男孩在吃着饼子和大葱，父子俩像没看见走进来的人。

女人在说她自己的故事。老家在山东营南，过来十几年了。有人给介绍对象，就嫁了，他是山东潍坊人，比我来得早。人是好人，不会说话，木头人。这座木克楞房子是十几年前盖的，没想到就成了中国最北的一家。那年我家第一次来了北京的记者，从此我就出名了。

这是一个虚荣的女人。我在心里对她有了排斥，就不再听她姑噪。男人仍在低头编着虚笼。我蹲下去问他除了捕鱼还做什么，他说，种小麦，黄豆，土豆。我便想起迟子建写的《亲亲土豆》，那里的女人，可与眼前这个女人不同。我为编虚笼的男人难过了好一阵子。

重又走到街上时，有人指着那家女人的背影对我说，别听她的，那是个疯女人，前些年跟一个城里人跑了，不几夭就让人给甩了，还有脸回来。男人也太窝囊，回来就回来，屁也不放。那女人现在还常吵吵离婚呢，乡里县里不让离，离了还有最北一家人吗？

生活原本就有生动的历痛和疤痕，即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那家人从此就让我牵挂了。因为那个男人不会说话，因为那个家被城里人访问了，因为每年都要过白夜节，那女人便再也过不了安分的日子了。她自己受着折磨，她还折磨那个老实的男人。她其实也没有错，她是受了现代文明的诱惑，那次出走虽然失败了，毕竟是一种觉醒。

北极村也是这样被打开的。记得进村之前，看见入村的路边立一块牌子，告诉进村的人注意事项。它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概念，更像旅游风景区。一个白夜节，将朴素的村子变得花哨喧嚣，我的心其实从那一刻起就负疚了。走在北极村的街上，我依稀能看见它旧日的格局。当人们不知道这儿有白夜时，它是封闭的，自在的，孤独的，那些尖顶的木克楞房子冬天埋进雪里，夏天淋在雨里，一年年陈旧斑驳。凡人的心理总是恒常不变最好，极村就应该是这样的。但它终于被发现了，它的宁静便也随之消失。

许多的美就是这样消失的。现在是北极村。

迟子建却说，北极村是她的童话，她的花园。那一定是童年留下的印象，她的文字大都是为过去而写的，是北极村史诗。她现在呆的地方比北极村荒凉多了，感觉干渴当然就想姥姥家的木克楞，想江里的鱼，想森林空地上的芍药马兰花。如果再见到她，我会对她说，不要再写北极村了，不要再鼓动人们向着白夜旅行了，总有一天，你又心跳得写不下东西，却没地方去了。

白夜如约而至。

它像一个会煽情的女人，将四面八方的追求者调集在它的裙据之下。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尽管天阴云厚，时光还是像刚刚过午。人们陆陆续续向江边汇聚。

迟子建的佬姥来了。我与她在北极村饭店门口照了一张相，然后一起朝江边走去。她是小脚，小小的个子，脑后梳着髻，脸色细腻红润，穿一身黑布衫。说话是山东口音，羞涩而干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迟子建的姥姥，我知道迟子建为什么在许多作品里都要写到她的姥姥了。姥姥给她故事，给她想象力。

我与姥姥没有话说，就那么并肩向前走着，觉得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她，有一种童年的温柔从记忆里悄悄漫上来。在我的感觉里，那个白夜，姥姥是最美的，我的一部分感情留在去江边的路上了。

因为到了江边，姥姥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我。来来去去的人太多，我找不到矮小的姥姥，我想她一定感到与我说话很累，而与村人坐在一起了。我很快也加入了人群，人群这时其实是被卖各种各样饮料小吃玩具香烟的贩子包围着，他们是北极村人，每年的白夜，就这样叫卖，一天赚的钱够一年的花销。那些叫卖者的面孔以及推销方式，最终打碎了北极村的神秘和我对它的崇拜。

火晚会开始了。那时已是夜里10点，云层上面的太阳该不会落，江边的小广场仍然亮如白昼。人们围着簧火跳舞，一支又一支，仿佛想将这一天拉得更长。

白夜是极地才有的景色。在此之前我曾经想，今生今世是不可能走到南极了，但我可以走到中国最北的那个村庄，去那里观赏白夜。我在地图册上先找到了漠河，然后就找到了北极村。我在那个小圆点上做了个记号，告诉自己必须在夏至当天抵达那里。为了白夜，我还翻了《辞海》，上面居然没有这个辞条。

也许是因为白夜这个词在中国叫响还是近年的事，真正的白夜不在中国。记得以前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那里描述的是彼得堡的白夜，白夜里的爱情。后来又读过铁凝写的散文《女人的白夜》，她去了一次挪威，奥斯陆的白夜比彼得堡的白夜更悠长更有特殊的风情。总之白夜应该是在距北极最近的地方，北极村不过是在中国最北的地方，因为它急于敞开村门，才制造出一个中国的白夜，中国的字典却还没来得及收入这个名词。

无论如何，北极村的白夜也叫白夜，这里只有两个小时是真正的黑天。人们在这一天醒的时间最长，可以多做许多事情。对于东北人，醒着和做着，就意味勤劳。这有什么不好？因为夏至里有白夜，冬至里就有黑昼，白夜有多长，黑昼就有多长。东北人往往给人闲散的印象，都是这漫漫黑昼把他们给睡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希望停留在白夜，让白夜的太阳永远挂在空中。

白夜渐深时，一位诗人朋友约我跳舞。他在大兴安岭地委大楼里当高官，我到加格达奇时因举目无亲而拿着一张字条去找他，那时已是晚上，他居然还在办公。第二天，他送过我一本诗集。那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却干着政治，他的心脏和腰都不好。本来他已经与我告过别，已经决定不去北极村，送我走后，又有大人物找他，他就只好陪着上来了。从加格达奇到北极村叫上来。他含着苦笑向我解释着。我说这就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说，每年都有白夜，累死我了。

没想到，这个曾在黑龙江边的簧火旁与我共舞的诗人，几个月后真就去世了。他的死与白夜没有关系，但那个晚上我的确听他说累死我了。白夜一旦变成节日，就开始永恒地忙碌，那种忙已失去了白夜本来的面目。然而我相信，不论迟子建姥姥的村子多么佣挤，人们还是会在每年的这一时刻，千里万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与白夜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