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节选）

前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什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覆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例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生发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坑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覆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像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像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像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璤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年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什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会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什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四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什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里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什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多，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贳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什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像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青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什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时候，好像什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像什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成性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间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但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泛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青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我这样说也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处在那样的社会，处在那样的时代，他当然不能生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识。但父亲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这行营业中断了。

父亲的天分好像是很卓绝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来。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像很有坚决的自信。关于算术上的加减乘除，我们用笔算，他用珠算，我们总快不过他。后来因为我在外国学医，他来信笑过我，说是学医何苦要跑到千万里外的外国去。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心身两方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的神经系统，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在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两件往事。

是父亲年青的时候。有一次年关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带收了账回到嘉定城，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在城里也了结了一些残务，大概是午后二三点钟的时候。想留在城里过夜，时间未免过早。但要动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青时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踌躇了一下也就决定动身回家。但走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酆都庙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来了。

酆都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儿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儿有一座奉着酆都天子的酆都庙，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时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扫墓，我们有走过酆都庙的时候。那庙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鸡脚神无常。那个地方在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中真正就像是酆都一样。

父亲走到了酆都庙了，天上虽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朦地有点月光。纵横离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放下决心走路。

他走到离家十里的鞋儿石了。这儿是一座颓废了的关口，地位是在一个颇险峻的斜坡上，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时候，关下是要露出一片很远的沙碛的。

父亲走上鞋儿石了。头上有微微的丝雨，朦胧的月光。他忽然听见在远远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声，据父亲说，那是鬼叫。

父亲说：“我听见那鬼叫的声音在那远远的河边上。我的毛根子撑了几撑。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说：这鬼朋友可怜我一个人走路太孤独了，公然来陪伴我来了。

“吓，真是稀奇！待我说口没落脚，那鬼的叫声突然到我脚边上来叫了！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耸然起来。我车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见什么，那声音又往远远的河边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脚根子上来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边去叫了。就这样每走三步，它总要叫唤一声，但也并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来，任随它跟着我叫。

“就这样，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陈大溪（这儿离家只有五里路远），我自己不免着起急来。我想，它跟着我走倒不要紧，万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里作起怪来怎样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头又想：它既是这样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来，它也可以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样办。我说：朋友，多谢你送了我一程。我现在快要到家，你也请回去安息罢。

“吓，奇怪，真是奇怪！”这依然是父亲自己的话，“我就这样说了两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唤了三声！——但是，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叫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而且不仅说过一次。那样严格的父亲，他当然不会向我们儿辈撒谎的。小时候我为这个问题很费解：我们当然不信有鬼，但是父亲却亲自听见鬼叫。

还有一件是在我们九叔母死了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做头七还是二七，那时候是要烧冥钱的。同时也要烧“车夫”，是在黄纸上印着的车夫，准备把冥钱运往阴间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经做过，冥钱已经烧了，我们小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父母的居室是与九叔的居室对称的，中间夹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婶的棺材。

父亲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九婶的居室门口有异样的叫声。那儿是放着烧了冥钱的铁锅的。父亲很诧异。他点起灯出来一照，但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起初怕是什么老鼠在叫了，”父亲说，“但我转身回到房里，刚好要脱衣裳的时候，那怪声气又叫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怪。我又点亮出去一照，但那声音又没有了。就这样往返到第三次，那声音又叫起来，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来问他。我问他听见什么声音没有？他说他睡模糊了没有听见。我问他，烧冥钱的时候车夫忘没忘记烧？他也答应得不明确。后来我们便四处寻找，果然在外边的酒缸上有一卷车夫原封原样的放着。我说，啊哈，这真难怪得了！赶快把车夫来烧了。之后，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这也是父亲亲自对我说过的，而且也不仅说过一次。这更使儿童的脑筋得不出答案来了。在这儿不唯有鬼，而且还有阴间。做贿赂的冥钱既有效力，车夫也和现世的苦力一样。天地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而是父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口说出的。

但这些在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

前一件事情的解释是他的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酆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父亲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种“呼之使来，唤之使去”的把戏，结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外边的投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