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

因为凡夫俗子难以认出纯洁之人。

——《恩培多克勒之死》

神圣的群体

……世上将是黑暗与寒冷，灵魂将在苦难中煎熬，如果不是好心的神偶尔地派那些青年，来重新振奋人们枯萎的生活。

——《恩培多克勒之死》

新世纪十九世纪不爱它的年轻人。激昂的一代人产生了：在欧洲松动的土地上，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激烈、勇敢地迎向新的自由的曙光。革命的号角唤醒了这些青年，欢乐的精神之春、新的信仰点燃了他们的灵魂。自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卡米耶·德穆兰以一个果敢的手势打破了巴士底狱，自从那个像男孩般瘦弱的阿腊斯律师罗伯斯庇尔让国王和皇帝们在他的法令的飓风前颤抖，自从科西嘉的矮个子少尉波拿巴凭一把宝剑任意修改欧洲疆界，并以一双冒险之手攫取了世上最富丽的王冠，从前不可能的事似乎近在咫尺，世俗权力和欢乐成了勇敢者的战利品。现在，他们的时刻、青年人的时刻到来了：就像第一场春雨后的第一片新绿，这些明朗、热情的青年的英雄种子迅速萌芽了。他们从不同的国家崛起，眼望星空，冲过新世纪的门槛，就像冲进了他们自己的王国。他们觉得，十八世纪属于那些老人和智者：伏尔泰和卢梭、莱布尼茨和康德、海顿和维兰德，属于那些慢条斯理的伟人和学者——现在却应该属于年轻和勇敢、热情和迫切。这股狂猛的巨浪猛烈地腾空而起，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从没有过比这更纯粹的精神高涨、比这更美的一代人。

但这个新的世纪并不爱这些勇敢的青年，它害怕他们的充沛，在他们激情洋溢的兴奋力量面前心怀疑惧。它用大铁镰刀无情地割掉了自己的春天的幼苗。拿破仑战争摧残了千万个最勇敢的人，它凶残的民众碾磨机碾碎了各民族最高贵、最勇敢、最可爱的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土地，直到俄国的雪原和埃及的荒漠都被他们不屈的鲜血浇灌和浸透。但这种自杀癖好像不仅仅要杀死这些青年人的身体，而且还要消灭他们的精神，因此它并不局限于战争中的士兵：毁灭也对那些刚刚跨进世纪门槛的还是半大孩子的梦想家和诗人，对精神的斗士，对欢乐的歌唱者，对最神圣的人物举起了屠刀。从未有过像在这个世纪之交一样地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诗人、艺术家的大丧生。而席勒对自己将临的命运茫然不知，还在用华丽的颂歌欢迎这个世纪。命运从未有过纯洁而早慧的人物如此多灾多难的汇集，从未有过这么多神圣的鲜血浸渍神的祭坛。

他们的死多种多样，但所有的都来得太早，所有的都在内心最振奋的那一刻降临。第一个人是安德烈·舍尼埃，这个年轻的阿波罗，在他身上法国复活了新的希腊精神。他被恐怖统治的最后一辆囚车推上了断头台：仅仅一天，热月八号到九号的那一夜。他本来是可以被救出血泊，重返古典、纯净的史诗中的，但命运不想放过他，正如它不想放过其他人，它总是像条九头蛇一样怀着暴怒的意志毁灭整整一代人。英国几个世纪以来又诞生了一个诗歌天才，一个忧郁而狂热的青年——约翰·济慈，宇宙万物的宣告者，年仅二十七岁时，厄运就从他发出悦耳声音的胸中扯断了他的最后一次呼吸。这个天才的一个兄弟躬身于他的墓前：雪莱，这个热情的幻想家、大自然为自己最美的秘密挑选的信使，他深受触动，为这个精神上的兄弟唱出了一个诗人为另一个诗人所唱过的最美的安魂曲——《阿多奈伊斯》哀歌。但仅仅几年后，一场毫无意义的风暴就把他的尸体抛到了第勒尼安海滩上。拜伦爵士，他的朋友，歌德的最受人喜爱的继承人，急急赶来，就像阿喀琉斯对帕特洛克罗斯一样，在南方海边为死者点燃了焚化的柴堆。雪莱的遗体在火焰中向上升入了意大利的天空——而拜伦自己却在几年后的一场高烧中烧毁了自己。仅仅十年，法国和英国诗歌最高雅的花朵都被毁掉了。然而这只冷酷的手对德国的年轻一代也并不留情：诺瓦利斯，这个神秘而虔敬地进入大自然最后一个秘密的人，像黑暗小屋中滴着泪的蜡烛一样过早地熄灭了；克莱斯特在强烈的绝望中打碎了自己的头颅；莱蒙德追随他，不久后死于同样暴力的方式；格奥尔格·毕希纳二十四岁被伤寒夺去生命；威廉·豪夫，这个充满幻想的作家、尚未施展的天才，二十五岁就已经被埋葬；舒伯特，所有这些诗人的作品的谱曲者，过早地写出了他的终曲。或以疾病的重击与毒害，或以自杀和他杀，这只冷酷的手毁掉了一代年轻人。莱奥巴尔迪，这个高贵而忧伤的人，在久病不愈的晦暗生活中耗尽了生命；贝里尼，《诺尔玛》的作者，死于充满魅力的开始；格里鲍耶陀夫，苏醒了的俄国最聪慧的天才，在第比利斯被一个波斯人刺死。他的运尸车在高加索被亚历山大·普希金碰巧遇见，但普希金，这个俄国新产生的天才，俄国精神界的曙光，没有多少时间为早死者哀叹，仅仅几年后，在一次决斗中一颗致命的子弹击中了他。所有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活到了四十岁，甚至只有少数几个活到了三十。就这样，欧洲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春天一夜之间就被摧残了，这个用不同语言同时吟唱歌颂大自然和极乐世界的神圣的青年群体被打击得溃不成形。像梅林孤独地住在被施了魔法的森林中一样，睿智的老人歌德居住在魏玛，半被遗忘，半是传奇。只有从这张老迈的口中还偶尔发出神秘的吟唱。同时作为这个他不无惊讶地经历过的一代人的师祖和后继者，他在坚固的坛子里保留住了噼啪作响的火花。

只有一个人，这个神圣团体中唯一的一个，也是最纯洁的一个，还继续停留在这个已经非神化的世界上，他就是荷尔德林。但命运对他的处置最为罕见：他的唇还能开启，他衰老的身体还能感受德国的土地，他的目光还能无神地掠出窗外，望向他曾深爱的涅卡河风光，他那神秘目光的眼睑还能向着“上帝苍穹”、向着永恒的天空张开，但他的神志已经不再清醒，而是处于无穷无尽的混沌梦境中。就像忒瑞西阿斯，这个偷听诸神谈话的预言家，善妒的诸神并没有杀死他，而是剥夺了他的思想。也像对待神圣的祭品伊菲革涅亚一样，他们没有杀死荷尔德林，而是把他笼罩在云雾中，把他带进思想的深渊中，带进基米里人的感情的茫茫黑暗中。他的语言和灵魂都被笼上一层面纱，在思想的混沌之中，这个“被卖进天堂之狱的人”又生活了几十年，既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世界，只是有时突然会有诗的格律和波浪般沉闷的声音支离破碎地从他抽动的嘴角冒出来。他最喜爱的春天来了又去，花开了又谢，而他却不再细数它们。身旁的人世浮沉、生生死死，他也不再知道。席勒、歌德、康德和拿破仑，这些他青年时代的神明早已先他而去，呼啸的火车横穿他曾梦寐以求的日尔曼尼亚，城市聚集、小邦消失——所有这一切都不曾进入他梦幻般的心灵。渐渐地，他的头发开始变白了，从前的迷人魅力笼上一层胆怯的、幽灵般的阴影。他蹒跚着穿过图宾根的街道，孩子们嘲弄他，大学生们讥笑他，他们对这悲伤的面孔后那渐渐死去的灵魂一无所知。很久以来就已经没有活着的人还记得他了。有一次，在新世纪中叶，贝蒂娜（她从前像崇拜神明一样崇拜他）听说他竟然还活着，在一个好心的木匠家里过着“穴居生活”，不禁像见到冥府使者一样吓了一跳——他就这样不为人知地度过时日，他的名字就这样逐渐消逝，他的美妙就这样被遗忘了。当他有一天轻轻地躺下死去，这沉寂的消忘在德语世界击起的声音轻微得就像一枚秋天的树叶飘飘摇摇地落在了地上。工匠们把裹在破烂衣服里的他抬进坟墓，数千页的手稿被胡乱丢弃或漫不经心地留下来，在图书馆里终年累月地蒙上灰尘。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个神圣群体中最后的、最纯洁的诗人所留下的英雄的信息无人阅读、无人问津。

犹如埋入尘土的希腊雕像，荷尔德林的精神画像也埋藏在遗忘的瓦砾堆中，几年，几十年。但就像终有一天深情的努力从黑暗中挖出未完成的雕像，新的一代震惊地发现了这个大理石般的青年形象那种无法泯灭的纯洁。德国希腊精神的最后斗士的雕像令人愉快地重新竖了起来，现在，人们像从前一样为他吟唱诗歌的嘴而欢呼。所有他曾宣告过的春天似乎都在他那独一无二的形象中化作了永恒：他额头光洁明亮，走出黑暗，就像走出一个神秘的故乡，重返我们的时代。

童年

诸神常从宁静的家园里，

向陌生人短暂地派来宠儿，

只为提醒那些凡俗的心灵去欣赏高贵的图画。

荷尔德林故居坐落在劳芬的涅卡河畔一个有着古老的中世纪教堂的小村庄里，离席勒的故乡只有几小时路程。这个施瓦本田园世界是德国气候最温和的地区，是德国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在这里不再生硬地压过来，但却又近得可以看见；河流如银色曲线蜿蜒流过葡萄种植区；人民用快乐的天性削弱了阿雷曼种族的严肃，并乐于将其融入歌声中。土地富饶，但并不繁华；大自然温和，但并不慷慨。手工业几乎自然而然地与农业生活相融合。那里是田园诗的故乡，大自然轻柔地抚慰着人们，甚至连深深陷入黑暗中的诗人也以温和的感情回忆起这片失落了的地区：

祖国的天使呵！在你们面前

再坚强的目光也要柔和，

孤胆英雄也要折腰。

于是他只得停住脚步，

恳请挚友们分享所有幸福的重荷，

接受吧，善良的人，多谢你！

当他歌唱施瓦本，歌唱永恒天空中属于他的那一片时，抑郁的激情变得多么温柔、多么哀婉；当他触及这片记忆时，他汹涌狂热的情感就回复到多么平和的节奏！从他的故乡逃出，被他的希腊出卖，他的理想破灭了，但在温柔的记忆中，他却一遍遍地描绘着童年世界的图景，这图景升华为不朽的辉煌颂歌：

极乐之乡呵！你没有哪座山丘不生长葡萄藤，

落入茂草丛中的都是秋天的水果雨。

映红的群山在清流中快乐地洗着脚，

枝圈叶冠和青苔清凉着她阳光明媚的头。

就像孩子们登上伟大祖先的肩膀，

城堡和小屋也攀上了幽暗的山巅。

整整一生他都在渴望重返故乡，就像渴望回到心灵的天空中一样。童年是荷尔德林最真实、最清醒、最幸福的时光。

温柔的大自然像篱笆一样护佑着他，温柔的女性抚养他长大成人。不幸的是没有父亲来教他道德和勇敢，来磨练他的情感力量以对付生活这个永远的敌人。不像歌德，从小就在严格的管教下被迫接受责任感，造就了做事有条不紊的性格。在荷尔德林的童年，只有祖母和更加温和的母亲教他顺从。很早的时候，这颗耽于幻想的心灵就逃进了每个年轻人都曾拥有过的无限空间——音乐之中。然而这种和谐宁静的生活过早地结束了。十四岁时，这个敏感的孩子进了登肯多夫的修道院附设学校做了一名寄宿生，然后进了毛尔布隆的修道院，十八岁时进了图宾根的教会学校，直到一七九二年才离开——差不多整整十年，这颗热爱自由的心灵被囚禁在高墙后面的修道院房间里，囚禁在令人压抑的人群中。这种对比是强烈的，它的影响不是令人心痛，而是破坏性的：从河边田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快乐游戏，从母亲和祖母那种女性的温柔呵护，到被迫穿上修道士的黑袍，修道院的日子无时无刻不在把他逼进机械刻板的生活中去。就像军校生活对于克莱斯特一样，对于荷尔德林来说，修道院生活的压抑加深了情感的脆弱，它为内心的高度紧张和过度刺激打下了伏笔，它是同真实世界的对立。在那段时期，他内心里有些东西被永远地伤害和践踏了。“我要告诉你，”十年后他写道，“在我的少年生活和那一时期的心灵世界中，有一部分是我最深爱的，那是一种脆弱的温柔……但在修道院里，正是这一部分遭遇到了粗暴的对待。”当他关上身后修道院那扇沉重的大门，踏进自由天地的阳光中时，他生活信仰中最高贵、最隐秘的动力已经过早地染上了病素，已经半是枯萎了。在他那还很明净的年轻的额头上已经浮现出一丝迷失于这个世界的忧郁——当然还只是轻微的一丝，后来这忧郁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晦暗和强烈，致使他的心灵逐渐昏暗下去，最后终于完全遮蔽了对于欢乐的感受。

因此，早在童年的晨光中，在成长的决定性岁月里，荷尔德林内心无法治愈的分裂、外部世界与他的自身世界之间残酷的隔离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分裂以后再也没有消除过：他一直感觉自己像个被逐异乡的孩子，一直怀有对早年失去的幸福家乡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他的如云似雾的诗中有时像不幸的命运一样表现在想象、回忆、梦境和音乐中。这个永远的未成年者感觉自己被不断地从天上——他的童年时代、儿时的想象、遥远得陌生的世界——抛到坚硬的地面上，落入一个敌意的空间；从早期生活中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开始，他受伤的心灵就逐渐萌发了对世界的敌意。荷尔德林一生都是个没能学会生活的人，那些他从表面欢乐和冷静觉悟、从幸福和失望中偶尔获得的一切，都无法再改变他对现实固执的抗拒态度。“唉，从儿时起这个世界就把我的灵魂吓得缩回了内心。”有一次他这样写给诺伊弗尔，事实上，他此后再也没有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他成了一个典型的心理学所谓的“内向型”，是那种不相信任何外部推动力的自我封闭的性格，仅仅从内心中最初播下的种子中发展、塑造自己的精神。还是个半大孩子时，他就一心只梦想着能回到童年时代，回到对时间的神秘想象中，回到诗神的帕那索斯山中无人居住的地区。此后，他的一半诗作都变幻着同一个主题：充满信任、无忧无虑的童年与充满敌意、毫无幻想的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世俗存在”与精神生活的矛盾。才刚刚二十岁，他就已经写下了一首哀悼诗《从前与现在》。在颂歌《致大自然》中，这一永恒的难忘旋律之美妙尤为引人注目：

当我还在你的面纱旁游戏，

还像花儿依傍你身旁，

还倾听你每一声心跳，

它将我温柔颤抖的心环绕。

当我还像你一样满怀信仰和渴望，

站在你的图像前，

为我的泪寻找一个场所，

为我的爱寻找一个世界；

当我的心还向着太阳，

以为阳光听得见它的跃动，

它把星星称做兄弟，

把春天当做神的旋律；

当小树林里气息浮动，

你的灵魂，你欢乐的灵魂；

在寂静的心之波里摇荡，

那时候金色的日子将我环抱。

但在一首黯然的小调中，这个过早开始失望的人以对生活的敌意来回答这首童年的赞歌：

死去了，那曾教育我抚慰我的世界，

死去了，年轻的世界。

胸中曾布满蓝天，

现在却枯萎贫瘠如一片荒野；

啊！春天为我的忧愁，

一如从前，还在唱着温柔抚慰的歌，

但我的生命之晨已过去，

心中的春光早已凋谢。

至深的爱总须忍受分离，

我们爱着的，不过是片影子，

当青春心中金色的梦死去，

死去的还有我那和善的大自然；

这些你年少时并不明白，

所以你远离了故土家园，

可怜的心啊，你将永难将它寻回，

即使梦中的它不够你怀念。

在这些诗句里（这样的诗句以变幻的形式不断重复，贯穿他的全部作品），荷尔德林浪漫主义的生活观已经完全固定下来了：永远不断地去回顾那些“魔幻云雾”，“在那里，童年的善神保护着我，使我不致过早地看到身边这个世界的狭隘和野蛮”。尚未成年，他已经充满敌意地把自己封闭在生活之外。回归和向上是他心灵追求的唯一方向，他从不渴望进入生活，只想超越生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任何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在斗争的意义上。所以他把全部力量用于默默地忍受，用于保卫自己的纯洁。像水银排斥水和火一样，他自身的元素拒绝任何化合与融合。因此，不可战胜的孤独感命中注定将要萦绕着他。

荷尔德林的成长实际上自他离开学校时起就停止了。在感情的强度上，他又有所发展，但在接受世界、扩充物质和感官这些方面却再无进步。他什么都不想学习，不想接受在他看来荒谬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对纯洁的超常直觉使他排斥同生活中混乱的物质相掺杂。然而他却因此在最高意义上成了触犯世俗规则的人，他的富有古典精神的悲惨命运则成了一场为英雄神圣的脱俗行为而进行的赎罪。因为生活的法则就是混杂，它绝对无法容忍有人处于它永恒的循环圈外：谁拒绝进入这温暖的洪流，谁就只能渴死在岸边，谁不参与生活，他的一生就注定永远都是局外人，永远都是悲哀的孤独。荷尔德林的追求：只为艺术，不为生活，只为神，不为人效劳，是一种——我重申一遍：在最高的、超验的意义上——像他所创作的恩培多克勒的追求一样不现实的、过高的要求。因为只有神才具有绝对纯洁、纤尘不染的资格，所以如果生活回报给蔑视他的人以最低微的能力和最匮乏的食品，如果它把这个拒不服从它的人一再推入被奴役的狭隘困境，那这也只是它必然的报复。正因为荷尔德林不想分裂，所以他的全部都被剥夺了；正因为他的精神不愿受束缚，所以他的生活就必定被奴役。荷尔德林的美正是他可悲的罪过：他对崇高世界的信仰激怒了低层的尘世，除了乘着诗歌的翅膀逃离这个尘世之外别无他法。直到这个顽冥不化者认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意义——英雄的毁灭，他才开始掌握这命运。只有日出到日落、起航到触礁之间短短的一段时间属于他，但这片年轻的风景却是富于英雄气概的：永恒的滔天巨浪拍打着无畏无惧的精神礁石，极度快乐的帆迷失在风暴之中，云在空中急遽地奔涌。

图宾根画像

我不懂人类的语言，

我在神的怀抱中长大。

在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荷尔德林早期画像中，他的形象就像从笼罩的云雾之中透射出来的一抹阳光：一个瘦高的年轻人，金色的头发从晨光般明净的额头如温柔的波浪一般向后梳去。嘴唇也是明净的，双颊如女性一样柔滑（很容易想象它突然间涌上红晕的样子），漂亮的黑色弯眉下是一双浅色的眼睛。在这样一张柔和的脸上永远不可能显出冷酷或傲慢的可怕表情，只有女孩似的羞涩和藏而不露的温柔情感。席勒初次见到他之后，曾称赞他“规规矩矩、彬彬有礼”。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瘦高的年轻人穿着新教学校的严肃制服的模样，想象他怎样穿着有白色轮状皱领的无袖黑袍若有所思地走在修道院的小路上。他看上去像个音乐家，与青年莫扎特的一张早期画像有点儿相像，寄宿学校的室友们就最爱这样形容他。“他拉小提琴——他端正的脸型、脸上柔和的表情、漂亮的身材、悉心保养的干净衣服以及他整个人透出来的那种不容忽视的高贵，我一直记忆犹新。”无法想象这张温柔的嘴中会吐出任何粗鲁的话，这双梦幻般的眼睛里会闪现任何不纯洁的贪欲，这高贵的弧形额头后会藏有任何低俗的思想；当然，也难以想象他的神情中那种贵族式的柔弱和压抑后面会存在任何真正的欢乐。因此，彻底的自我封闭、羞怯、压抑，也是他的伙伴们对他的形容。他从不参加任何小团体，只是和朋友们在饭堂里热情地朗诵莪相、克洛卜施托克和席勒的诗歌，或在音乐中释放他的渴望之激情。他并不高傲，但却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种不易察觉的距离：当他瘦高、笔挺地，同时又带着一丝高贵和不可名状的感觉走出他的小屋进入其他人中间时，他们觉得，好像是“阿波罗缓缓走过了大厅”。说这话的是神父的小儿子，即后来的神父，他不懂艺术，但荷尔德林的整个人让他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古希腊——那神秘的希腊精神的故乡。

只在一个瞬间，他的脸那么明净地从命运的迷雾中显现出来，那么神圣地从神圣中突显出来，仿佛是被精神之晨的阳光所照亮。他的中年时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肖像，似乎命运只想让我们看到他的青春时代，只想让我们认识那个永远的年轻人那张焕发神采的脸，而不想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年男人（他也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男人），最后，经过半个世纪，最终又是一张空洞、干枯的，一个重新变成孩子的老人的脸。在此期间有的只是残忍和黑暗，人们只能根据口头流传的说法去想象，那个女孩般纯净的形象怎样渐渐失去了宁静的光华，只属于光彩夺目的青春的那种神圣的轻盈怎样渐渐消散。席勒赞美过的那种显著的“彬彬有礼”很快就僵滞成了对他的束缚，而他的羞怯则变成了对他人的反感和畏惧。穿着破旧的家庭教师装，饭桌上坐在最末的位置上，他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一个穿制服领报酬的用人，因而不得不学会了下等人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害羞、胆怯、痛苦，只能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很快地失去了自由自在的矫健步伐，不再有如步云端的轻快节奏，内心的轻盈与平衡也被打破了。荷尔德林很快变得多疑和敏感，“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可能会伤害他”，尴尬的地位让他丧失自信，将他受伤的、无力的雄心推回封闭的内心，犹如一道长久而痛苦的深深伤痕。他越来越学会在那些他必须为之服务的思想庸俗者的野蛮面前掩饰自己的内心，渐渐地，这副侍者式的面具长进了他的血肉中。只有那种将一切隐秘的激情都突然发泄出来的疯狂才能将这种内心的扭曲可怕地展现出来。用于掩饰内心世界的家庭教师式的卑躬屈膝演变成了自我贬抑的病态嗜好，这是一种残忍的态度：向每个陌生人屈膝行礼，以夸张的动作无数次鞠躬致意，而且（总是怕被认出来）一连串地称对方为“陛下！阁下！大人！”甚至他的表情也变得疲惫和无精打采，那双曾充满幻想地望着天空的眼睛逐渐黯淡，像冒着烟的火苗，摇曳着熄灭了。在他的眼中有时会刺眼地、可怕地闪动着魔鬼的目光，它已经侵入他的心灵了。最后，这个高贵的人在遗忘的岁月里终于倦怠了，他头颅低垂，沉重地弯下腰去——可怕的象征！五十年后，也就是与那张青年画像相隔半个世纪以后，一张铅笔素描《被卖进天堂之狱的人》第一次感性地重现了他的形象。我们震惊地看到，从前的荷尔德林现在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脱光了牙齿的老人，他拄着拐杖摸索着前行，庄重地高举手臂，向着空中、向着一个冷漠的世界吟诵他的诗句。只有面部表情上那种天生的平和令人难以想象他的内心的破裂，而在思想坍塌之时，他的前额仍然保持着优美的弧线。这光洁的额头像一尊被置于灰白的乱发丛下，但保持住了自己永远的纯洁的雕像，毫不掩饰地迎接人们震惊的目光。为数不多的参观者战栗地望着这张斯卡尔丹内利的幽灵般的脸，徒劳地想从中寻找和辨认那个命运的宣告者，再没有别人比他更敬畏地去揭示神的美丽和危险了；然而他已经“远去了，不在了”。只有荷尔德林的影子还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摸索着又生活了四十年，诗人自己则被保持他的形象永远年轻的诸神带走了。他的美和纯洁被保存下来，永不衰老，在另一个空间里——在他的诗歌那面永远不碎的镜子里——继续放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