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改革的决策

●毛泽东说：“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刘少奇说：“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说：“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毛泽东提出开始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准确而又合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强调，要获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

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他说：

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

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6月6日，毛泽东又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对土地改革的艰巨性作了充分估计。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

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就这样，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便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这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中指出：

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毛泽东对于即将举行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显然十分迫切地希望在新解放区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土地改革，使新解放区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早日改变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年过八旬的退休老干部张进春，他曾有幸经历过那场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他至今依旧对那段光辉岁月刻骨铭心。张进春老人十分激动地回忆说：

当时，领到土地证的农民，大家是相互诉说，有的人家是抱在一起高兴得哭，有的人家到他们祖宗牌位前焚香跪地诉说。许多人家拿出破盆破锅当锣鼓，到他们分得的田间地头敲打着，是又唱又跳。还有的人家拿出红布做成旗子，插到他们分得的地里，说是他们胜利了。有的人家还到分得的田地里竖一块牌子，写上他们的名字。还有的人家在分得的田地边搭上一个窝棚，晚上在窝棚里睡，守着他们分得的田地，说是怕地主又抢去或被人偷走了。

……

许多农民头天分得土地，第二天鸡还没叫就下地干活了。他们把泥土翻了又翻，捏了又捏，简直就像绣花一样地侍弄土地。

刘少奇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接着召开，在这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指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刘少奇特别指出：

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会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

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等11人组成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紧接着，华东、中南、西南、西北4个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大区，也都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其正副主任的人选分别是：

华东区主任为谭震林，副主任为刘瑞龙、牛树才；

中南区主任为李雪峰，副主为杜润生、郝中士；

西南区主任为张际春；

西北区主任为习仲勋，副主任为韩兆鹦。

此外，各省、专署、县也成立了土改委员会。

对于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刘少奇举例说：“有一个人有40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90亩土地，40亩出租，50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40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刘少奇停了停，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一下。”

刘少奇最后说：“我们在不动富农的问题上，不必说得太死。”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对于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激烈地讨论。

8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继续召开，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首先发言，他说：

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完全拥护。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因此，他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得太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在发言中指出：

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60％到70％；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70％到75％。相比之下，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这样对于稳定生产十分有利。

与会人员针对这个问题是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多数同志同意采纳中南局邓子恢的意见。华东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表示，富农出租地不动为好，但也同意按中南局的意见写。因为，即使那样写，也并非就意味着一定要动富农出租土地。

后来，与会人员达成一致共识：某些分歧是以不同的农村情况为依据的。因此，在保持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应该因地制宜，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在这次会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审议。

中南局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在中南地区，各地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不同的。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区，不动富农的出租地，也可以适当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而且还能解决其他失业人员的问题。但在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可分配的土地量减少，差不多要减少10％到20％。

鉴于上述情况，中南局的同志建议在动不动富农土地问题上不要说得太死，应该机动一些。如果有的地方土地特别少，不动富农的出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在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允许这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

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中的“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修改为：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是富有工作经验的中央及各省市主要领导，其中有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等。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一直都在关注着会议的进展。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接见来自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刘瑞龙、黄克诚、杜润生等人。毛泽东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两亿几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显然希望大家就即将开展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发表看法。

刘瑞龙代表华东局提出了看法，大意是说：这次的新中国土地改革一定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虽然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

毛泽东针对他们的顾虑，很爽快地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

问到对中南方面的意见，黄克诚率先回答，他认为土地改革反封建既要坚决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然后他向毛泽东介绍起杜润生。杜润生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还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这是杜润生在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不免有些紧张，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倒是很随意地问：“杜润生同志是哪个省的人，以前在哪个地区工作？”

杜润生忙说：“我是山西人，以前在太行区工作。”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有感触地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的。”他接着又鼓励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这几位姓杜的都很厉害。”

杜润生看到毛泽东态度这样亲切，不禁也变得轻松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汇报起中南局的意见：

中南局准备把农村工作当作当前的中心，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他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话，赞许地点了点头。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是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杜润生感觉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于是接着汇报说：

据我们调查，无地少地农民的数量很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够分配。

毛泽东神色凝重，语重心长地说：

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解决。”

6月9日，这次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报告。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

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毛泽东要求谨慎处理富农问题

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的政治协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

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就是中国人民一个极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就不能算是很慢，而算是很快地完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刘少奇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这次会议，大家审议并同意了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全面的解释和说明，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施。

6月23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作闭幕词。他在发言中强调：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

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毛泽东最后提出响亮的号召：

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来就十分重视，他深知如何对待富农是新土地改革中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为了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他花费了无数心血。

那是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驶进靠近克里姆林宫宫墙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进行访问。

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他把新中国在土改中遇到的富农问题向斯大林作了通报，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结合苏联处理富农问题的实际情况，建议毛泽东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律制度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农业生产不受影响。

斯大林的建议让毛泽东受到很大启发，他感觉斯大林的建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同在苏联的周恩来经过反复磋商，他致电刘少奇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1950年3月，在苏联访问两个多月的毛泽东终于踏上归途。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时，他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富农这个问题便有了初步设想，但他是一个行事慎重的人，并没有立即作出决策。

3月12日，毛泽东特意致电有土地改革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征求他们如何对待富农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唯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

195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有关土地改革的意见时，列举出14个问题，要求在20天内答复。这14个问题中，与富农有关的占了半数。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一种是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把这笔账算清楚了，才能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在政治上使富农保持中立的目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征询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各地各级组织，还有一些中央委员，纷纷作出回应，一致同意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全国公开宣布：

在今年秋冬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将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在土地改革中坚决联合中农，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虽然中央已经就如何对待富农问题表明了态度，但是，有关富农问题的争议并未就此平息。虽然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总政策没有不同意见，但却在动不动富农的出租地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却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为好。

主张动富农出租地的理由，主要是仅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不动的理由则是动了不但社会震动大，而且也于事无补，贫雇农的困难其实可以通过发放贷款、扶持生产、社会救济等方式加以解决。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于是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地方局继续研究。

在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下，党和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使得全党同志，对于富农问题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深刻了。

在土地改革的酝酿过程中，中央关于富农问题的政策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富农们对此更是十分关心。

湖北省襄樊地区有一个富裕农民，名叫黄富贵。自从新中国解放以后，黄富贵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很害怕自己的土地会被政府没收，害怕自己的房屋、粮食、耕牛和农具会被政府分给穷人。为此，他整天愁眉苦脸，无心种田。当他听说政府要进行新土地改革的时候，更是胆战心惊。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一些谣言。这些谣言都说政府要没收富农的一切财产。黄富贵因为过度忧虑，卧病在床。

第二天，黄富贵所在的村庄召开全村大会，传达中央的这个精神。黄富贵因为生病，没能参加这次大会。黄富贵的大儿子就找来《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这份文件，坐在黄富贵床头，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当骨瘦如柴的黄富贵听说中央决定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时，不禁喜出望外，竟然立刻从床上坐起来，疾病不治而愈。

黄富贵还十分懊悔地对儿子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会让咱家那些地抛荒，咱们现在赶紧去锄草！”

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

1950年6月28日，对于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亿万群众期盼的目光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命令指示：

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年冬开始，分期分批地在拥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

其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过程一般为发动群众、划分成份、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

各地政府要派出大批土改工作团、深入群众，领导土改。至1952年底，土改工作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基本内容为：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开辟道路。

……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旧式富农政策作了重大改变。不仅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得到保护，而且对富农的其他财产也不得侵犯。其目的就是要保存富农经济，并且在土地改革中，能从政治上中立富农，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便孤立地主阶级。

为什么关于富农经济的政策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详细地说明。他说：“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经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土地改革运动的一件大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法令法规，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树立起来的一面指导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旗帜，与其他的相关法令一起，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当时负责全国土地工作的刘少奇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在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办公室里的灯熄灭得更晚了，有时，他甚至通宵不眠。

刘少奇在大量阅读书面汇报、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还有重点地召集有关人员进京，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

195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曾经两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让他带中南局的几个干部赴京。同行的还有中南局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张根生等人，主要是汇报土地改革的情况。刘少奇和朱德到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另一次也是为了商量新中国土地改革的问题。

杜润生两次进京都住在灵境胡同的红楼上，开会则到中南海。

杜润生说：“两次会议都由刘少奇召集。他讲了新区土改，应有准备、有领导，有法可依。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土改必须有秩序，讲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们都就地方的情况作了汇报，还谈了今后对土改的意见。因为中南局布置得早，河南已经干起来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经验，刘少奇问得比较仔细，汇报时间占得较多。”

就这样，刘少奇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参照多年进行土地革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终于带领有关工作人员制订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而为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在新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当天，浙江宁波县的农民，纷纷自发地赶到市区购买报纸，回村自动召开会议讨论。

陕西长安县连续用黑板报的形式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文。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围着黑板报，听别人解说，并争相传告。

杭县义桥乡马家桥村农民说：“这是农民天大的喜事。”当天晚上就有许多农民向工作组干部询问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有些贫雇农说：“新土改法是我们穷人翻身解放的印把子，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宝，我们就能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中农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动富农之后，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一个中农说：“听了土改法，我要安心生产，和大家团结一致搞土改。”“过去说不动中农，总是不信，现在说不动富农，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