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发向上的青年

读书和学习是在别人思想和知识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普希金

思想进步的外交官

1817年，19岁的普希金毕业了，按照官方规定，凡是持有皇村学校毕业文凭的人，都可以做十等文官。毕业5天后，普希金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八等文官。

对仕途毫无兴趣的诗人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除了看剧、跳舞和参加宴会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结交文学朋友上，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娜斯基等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当时，彼得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叫“绿灯社”，成员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普希金就是这个社团的核心人物。

他经常在这里朗读自己的新诗，与文艺界的朋友们谈论俄国戏剧发展状况，探讨社会政治问题。诗人决心在京城文坛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学事业。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这正是反动势力实行残酷迫害，国际宪兵神圣同盟的神秘主义猖獗和阿拉克切耶夫进行恐怖专政的时代。

然而，政府的白色恐怖越厉害，反抗的潮流也越强大。为了毁灭沙皇的独裁专制和农奴制度，各种秘密政治团体把其他国家的进步活动家联合到一起了。

猖獗的神秘主义成为政权的标志和作风。大学的学术报刊和中小学校，无一例外遭受官方神学者的打压。文学在疯狂的书刊检查的“文字狱”的压制下，已经快要崩溃了。

普希金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彼得堡度过了3年。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政论诗人和讽刺家。

诙谐的歌曲换成了钢铁一般的诗句，对学校的不满换成了反政府的宣传。

此时，普希金结识了许多人，有的成为他未来的好友。比如，格里鲍耶多夫和格涅季奇。格涅季奇在1805年写的政治抨击诗《秘管人致西班牙》借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南美的暴虐，尖刻揭露本国的农奴制度。

普希金还结识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诗人卡杰宁上尉。卡杰宁是一流的诗歌和戏剧鉴赏家。他不崇拜权威，敢于同盛行的潮流宣战，他的政治信念对青年听众很有影响。

普希金无数次地赞扬卡杰宁作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尤其是俄罗斯通俗叙事诗作者的功劳。

1818年秋，经卡杰宁的介绍，普希金认识了沙霍夫斯科伊。他是《椴树密水》的作者。他对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开头几章很感兴趣，而普希金对时髦的剧作家举办的热闹的晚会也很着迷。

每当演出结束后，就会聚集起许多青年演员、作家和批评家。和这些人的聚会，在普希金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随着思想上的成熟，普希金不仅仅是关心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他更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和社会的风浪也时常在他的诗作中掀起层层波澜。这一时期，诗人写下了《乡村》、《自由颂》、《致卡达耶夫》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篇有的寄予了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了改革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强烈愿望。

《自由颂》是普希金在和俄国著名文学家尼古拉·屠格涅夫交往过程中写的。屠格涅夫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教养的一个人，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他和卡达耶夫以及稍后的拉耶夫斯基兄弟一样，成为年轻的普希金的又一所“大学”。

尼古拉·屠格涅夫信仰自由经济主义。他长期旅居国外，于1816年秋回到祖国，俄国的专制制度给他以沉痛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他一直保留多年。国家政治管理的种种现象都是“悲惨和可怕的”，而被奴役的人民的一切表现都“似乎是伟大和光荣的”。

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交往，对普希金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他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痕迹。无疑，他从自己年长的好友那里接受了许多观点。

普希金住在彼得堡头3年当中写出的政治讽刺诗和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公民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和这位位置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谈话中受到启发的结果。

普希金的这首名叫《自由颂》的诗，是面对着“暴君荒废的纪念碑”写的。从屠格涅夫家的窗口可以看到米哈伊尔城堡，这是巴恢诺夫修建的一座独特的建筑，从1801年起便无人居住。几乎荒废的城堡的形象，在普希金的脑海里引起了对3月11日事件的联想。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

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压得沉重，

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在凝视暴君的荒芜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在雾里狰狞地安息。

这首自由的颂诗给普希金的诗歌增添了新的主题，他从浪漫的抒情诗、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写雄壮、勇敢的叛逆诗。《自由颂》不仅是他的政治宣言，而且也是他的创作宣言。

年轻的诗人普希金认为，国家最高权威应当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应居于一切执行机关之上。法律应该由人民的代表为保障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而制定出明确的条文。这些条文对君主说来，是神圣的和必须遵守的。君主行事必须同国家协商，君主要受法律的约束。

统治者！是法律而非上天，

给了你们宝座和帝号；

你们高踞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比你们更高。

普希金的诗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革命口号：公民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和人民做主的思想。

普希金为了表现这些革命口号，采用了拉吉合夫的创作方法。拉吉合夫作为第一个“自由曲预言家”，早在1781年就用简短、整齐、紧凑、像方阵一样的诗句，对沙皇、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发起冲锋，公开宣布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口号。

普希金的颂诗也是这样写的。他为表达激励拉吉舍夫的革命思想，使用了有力的挑战性词汇，如凶手、杀人犯、暴君、土耳其士兵等，并常常用抑扬顿挫的节奏，甚至伴以刺耳的呐喊。

普希金的语言具有动人的力量和强大的感染力，因此他的解放号召得以广泛流传。这一点正是拉吉舍夫的诗所缺少的。普希金的公民诗摆脱了女皇时期古语句式和庄严格律，节奏急促，情调昂扬。

关于国家政体的演说式宣言，变成了面向未来的战斗口号，政治论述变成了自由的颂歌。诗人的语言浅白易懂的特点，使俄国诗歌第一次起到成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

诗人深信，俄罗斯终有一天要从睡梦中苏醒，自由幸福的星辰必定会升起并照亮自己的祖国。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像寒冬里的火温暖了苦难中的民众，又像嘹亮的冲锋号鼓舞着为自由而战的仁人志士。

新的创作风格尝试

1812年初，诗人第一次感觉到，被他的讽刺诗击中要害的政治敌人已开始组织反击。在彼得堡的社交界广泛传播一种传言，说写反政府讽刺诗的大胆作者已在秘密办公厅受过鞭刑。

据他自己证实说，他犹豫不决，不知是自杀好，还是杀掉沙皇好。他聪明的朋友卡达耶夫劝他对于人们的议论不要在意，对这些议论只能加以藐视。

普希金决定迫使当局对自己采取公开的斗争方式，要求当局公开他们暗中的怀疑。“我希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坐牢，以便恢复自己的名誉。”他的大胆举动令彼得堡社会十分震惊。

普希金写了一首针对大权在握的阿拉克切耶夫的讽刺诗，这首诗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颂》。诗中同时抨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在1812年被统治者发觉，因此开始密切注意普希金。

沙皇政府在普鲁士的外交代表考兹布被土宾根大学的学生卡尔·桑德暗杀，普希金在社交界公开表示对桑德的同情。

1820年2月25日，全体彼得堡官员举行集会，“庄严悼念”别里斯基公爵。伯爵的空灵柩上用拉丁文写明了他的死因是被法国歹徒所杀。

普希金忽然间觉得自己是站在另一个阵营里：他不是和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站在一起，而是和巴黎一个孤独的手艺人皮埃尔·卢维里属于一条统一战线。卢维里是用共和国宪法学来认识社会的，他终身信仰人与公民的权利。

当印有“可怕的凶手”的石印像从巴黎传到彼得堡时，普希金也弄到了一张。他在图像旁边空白的地方，用奔放的笔体写上：“给沙皇的教训！”

当天晚上在剧场大厅里，他又把违禁的图像给坐在身边的人传看，根据属于政府派的人证实，“他引起人们不满的评论”。

别里斯基公爵被刺，成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信号。1820年3月8日，西班牙爆发革命，引起普希金深切同情。他政治思想上的导师与朋友卡达耶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也毫不掩饰对这次“人民胜利”的喜悦。普希金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西班牙革命领袖的名字，基洛加和黎耶哥是他终生难忘的。过了10年之后，他以简短而高亢的诗句“比利牛斯山山摇地动……”描述这个时刻。

普希金一生中忧患的开始，同他创作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1820年3月26日，《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六章完成了。

这在俄国诗坛真是件大喜事，不过当时只在文学界朋友的狭小圈子里进行了隆重庆祝。曾经作为学生的普希金显然已经超过了他所有的老师了。

不久，这篇叙事诗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学辉煌的成功作品之一，并且跟任何突出的事件一样，引起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不过，文学评论界的这场风暴直至1820年秋长诗公开出版之后才爆发。那么这首诗的完成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阿尔扎马斯的《小蛐蛐》一踏入文学界，就成功地解决了俄国诗人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人们难以写出活泼通俗的民族史诗。为此，必须把本国历史题材写成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和用民间故事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事件。

然而，无论是著名作家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辛，还是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都未能找到一种非常合适的创作方法，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成分融合到一起，赋予新的诗歌体裁。

年轻诗人普希金竟然敢于承担如此困难的文学课题。他的勇气以及他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所表现的机密巧妙，都让人叹为观止。

普希金为解决这一课题找到了两个有效的办法：他用诙谐的手法处理古代传说及其稀奇古怪的恐怖情节，而对于英雄传说故事则严格遵照历史。普希金运用讥笑讽刺和历史主义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创作叙事长诗的写作难题。

普希金在创作长诗的过程中，他的历史视野大大扩展了。诗人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自由团体里，听到关于国家头等大事的讨论和从封建农奴制压迫下解放祖国人民的激进方案。在这里，十二月党人经常谈论古罗斯的自由共和国、俄国古代的政治和艺术的价值，以及把英雄人民从奴隶状况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正是他们从波拿巴政权下拯救了欧洲。

这些历史传说使普希金关于游侠猛士的长诗得以用英雄事迹来收尾。卡拉姆辛论述的俄国人民推翻“可汗的枷锁”而创建伟大的民族国家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的思想，对普希金的俄国历史观也很有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全诗初步概括地表明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解释：对他说来，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同自己的国家荣辱与共。

长诗的语调到这里发生了明显变化：幻想被历史代替了。切尔诺莫尔的花园不见了，在面前出现的是敌人就要攻打京城的真实场景：

基辅人纷纷聚集到城头上，

透过窗户隐约看见：

河对岸搭起白色帐篷，

盾牌的闪光照红了天；

骑兵在田野里风驰电掣，

远处扬起滚滚黑烟；

行军大车源源不绝，

山上到处是战火连绵。

糟糕：贝琴涅戈人发生战乱。

这是对19世纪战争的准确描写，包括其武器、战术甚至交通工具，无一不是真实写照。这是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基辅被围的场景描写，成了后来普希金常用来写决战之前两军对垒的阵式的典型方法。

这最后一章的写作在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章里，他第一次把人民写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写出了人民的忧虑和希望、斗争和胜利。

从此，长诗开始抒写全民的斗争和光荣的伟大主题。主人公在离奇的旅行最后阶段成为祖国的解放者。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可是手里仍然握着那柄使大家免受奴役的胜利之剑。这样，妖魔童话就增添了不少历史内容。

“遥远的古代的传说”同当前的现实相呼应：透过撵走贝琴涅戈人的鲜明景象，反映出1812年俄国打退法国侵略的卫国主题。长诗中间穿插许多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歌颂卫国战争伟大事件的诗句。鲁斯兰变成了人民的历史使命的执行者，妖魔长诗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和声中结束。于是，快活的古典主义的轻松体裁，经过扩展，增添了歌颂解放功绩的内容，到叙述的最后阶段已经接近于历史现实主义。

普希金在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三年过程中，创作上的成长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作家。在他的笔下，诙谐幽默诗变成了英雄史诗，模拟叙事诗变成了历史战争场面的细致描写，勇士和法师的奇遇变成了俄国武士为保卫祖国土地的荣誉和不受侵犯而做出的英雄豪迈的高尚行为。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构思的过程中，从诙谐诗人成长为歌颂民族的伟大和全民的荣耀的歌手。如果把诗比作树的话，说这首长诗的树根还与《修士》和《冯维辛的幽灵》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它的枝叶已经与《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血脉相连了。

这就是伟大诗人的成长过程。他用以前所未见的写作技巧使复杂的传说服从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使各个部分达到完全统一和天衣无缝的地步。这种艺术上的尽善尽美和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在俄国诗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中，把握并表现了俄国诗歌的一种新形式的重要风格，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新的尝试。这种风格是从1812年伟大卫国战争至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之间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

被逮捕流放他乡

正当普希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他的同行眼红了。

1820年4月2日，内务部大臣科楚别收到政论作家卡拉津对普希金的政治告密信，信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有侮辱沙皇、讽刺政府的内容。这件事立即就报告了沙皇。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得到命令，要暗查普希金的住处并将他逮捕。

1820年4月中旬，有一个化装的密探来到普希金家里，找到照看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求他给搞到一份少爷的大作以便“拜读”，为此愿意付500卢布作为酬金。

科兹洛夫没有答应。普希金当天晚上得知有位崇拜自己诗歌的“神秘”来客，使决定采取预防措施：销毁所有的讽刺诗的诗稿。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决定。或许这就是他的家族长期在政治战场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二天早晨，他接到首都警察局长的传票，叫他马上去见总督。幸亏普希金同米洛拉多维奇的特任官费多尔·格林卡上校私人关系很好。格林卡在这类场合，的确可以给他出些好的主意。

“您直接去见米洛拉多维奇，不要难为情，一点儿不要害怕。他不会滥用您对他的信任。”这个幸福会的秘密成员说。

诗人到总督办公厅去了。米洛拉多维奇在摆着土耳其式沙发、塑像、绘画和大镜子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普希金。他非常喜爱奢侈品、华丽的陈设和东方的地毯。他像女人似的用花披肩裹着身子。因为他是个南方人，有点儿怕冷，披肩多少能为他抵挡一些寒风的侵袭。这个娇气十足的首都军事长官向普希金宣布：“我接到命令，是抓捕你的命令，还要搞到你写的一切反动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您请到我这里来。”

普希金说：“我的诗稿已经销毁了，但我愿意为您米洛拉多维奇写出必要的材料，这样你我都不会太难做。”

“这才是骑士作风！”总督惊奇地叫道。

不一会儿，普希金就在总督办公厅的公文纸上写满了《自由颂》和各种讽刺诗。他把所有的反政府诗都写下来了，只有一首讽刺诗没有写，因为如果那首诗果真被沙皇看见，那他就死定了。

第二天，米洛拉多维奇就把这本抨击时政的诗集上交给沙皇亚历山大，恳求他不必看这些诗，最好能赦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在审讯时表现勇敢而坦率。

他说：“皇帝陛下，希望您能用您博爱、仁慈的心宽恕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吧！普希金只是个年轻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写了些批评陛下的诗，但是我觉得他敢作敢当，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他言谈举止很文雅、高尚，非常令人敬佩。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希望陛下不要计较了。”

然而，皇帝的意见跟他完全不同。亚历山大说：“我并不是不仁慈的君主。对于普希金我也早有耳闻，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参加过他在皇村的考试，他的诗写得确实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轻易地宽恕他的错误。至于怎么处置他，我还需要考虑一下。你先下去吧！”

社会上对诗人普希金非常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得罪沙皇的下场。尤其是普希金的上司卡波季斯特里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积极。他同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商谈，并把他们的意见作为自己写结论的基础。

与此同时，诗人的朋友们也进行活动。格林卡说，格涅季奇“哭红了眼睛”，去找有一定势力的奥列宁。卡达耶夫也求他的长官、近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帮忙，同时还极力对卡拉姆辛施加影响。他的这些朋友都在努力地想办法为普希金脱罪。

政府对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不得不加以考虑。他们开始曾准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索洛夫基那样荒凉寒冷的地方，作为对污辱沙皇的惩罚；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改成把普希金调到南方省份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对普希金进行一次流放。米洛拉多维奇的老同事和卡波季斯特里亚的好友英卓夫将军是德高望重的人，他管理诺沃罗西亚的移民局事务。普希金将被派到他的手下工作。

诗人第一阶段的仕途结束了。5月4日，他来到英吉利河岸街，从外交部财务主任处领到1000卢布纸币，作为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路费。

在办公楼里，外交部长涅谢耳罗德亲自接见了普希金。他对部里的译员说，根据皇上的旨意，派遣他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送交俄国南方移民委员会监督官英卓夫中将，今后他就作为额外人员留在英卓夫手下，直至另有调任为止。

普希金得到的指令是毫不迟延地执行皇帝的旨意。这样，政治流放看起来就是工作调动。按官方说法，普希金是以信使身份被派到南方工作的。

5月6日，戴里维格和亚科夫列夫把普希金送到皇村。这一次他们一路上心事重重，默默不语。因为那些诗，他得罪了沙皇，得罪沙皇的下场他也无数次地考虑过。他也希望自己像真正的英雄一样“抛洒热血”，但是沙皇却没有过分追究他的责任。

他不在乎前途和命运怎样，就算真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他要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他要离开身边的家人、朋友。这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事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普希金在哀诗里回忆的大概就是戴里维格在告别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

在他的好友即将流放之前，

他满怀友情默默地拥抱了友人……

四轮马车沿着白俄罗斯大路向南驶去。只有他的仆人、农奴尼基塔·科兹洛夫跟他一起到放逐地去。正如他后来在给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尔·格林卡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没有眼泪，却满怀惆怅，

离别了酒宴的花环和雅典的辉煌，

但你的声音对我是莫大欢乐，

伟大高尚的公民！

新型浪漫诗的创始人

普希金安然无恙地踏上了去往南方的旅途，这在他看来算不上是什么惩罚，因为彼得堡是一个让他觉得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地方。浩瀚的大海、汹涌的浪涛、自由的海鸥，又一次把诗人引入了狂放不羁的境地。

他在1820年4月底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渴望到异乡去，也许南方的空气会使我的心灵振奋起来。”

1820年5月，他来到了这座刚刚修建的城市，这座城市名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住进了这里唯一的一家旅馆，刚安顿完之后就急忙到外国移民局向自己的新上司递交涅谢耳罗德交给他的紧急公文。

接待他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军官，脑袋又宽又大，两只大眼睛流露出充满幻想的神情。这就是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战友英卓夫中将。他曾参加过许多历史性战役。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俭朴刻苦和坚忍不拔。

普希金带来的公文极其重要，其中建议诺沃罗西亚地区移民监督官接受比萨拉比亚全权总督的职务。

公文的附件却令人奇怪，涅谢耳罗德在附件中对送交急件的信使作了详细的心理分析。信里充满对普希金的关怀和同情，这在当时彼得堡当局来说是极其少见的。

外交部的介绍指出，普希金的童年没有欢乐，使他产生“一种渴求独立的愿望”。信的起草者既不隐讳自己对“少年人异乎寻常的天才”和他“强烈的想象力”的看法，也不隐讳自己对年轻诗人的真正“名声”的了解。尤其是对普希金的革命诗的评语特别有意思：

某些诗歌作品，尤其是关于自由的颂诗，引起政府对普希金的注意。他的诗尽管构思与风格都极其优美，却也表现出源于当代一些学说的危险原则。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这些原则是源于无政府主义学说。人们轻率地把这种学说说成人权、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体系。

这封不寻常的信引起南方移民监督官的思考。这个勇敢的军人当年四次参加过翻越阿尔卑斯山传奇式的行军。他对18世纪的文艺思想并不陌生，而年轻时他自己也写过诗。所以，他很理解年少轻狂的普希金。

英卓夫是赫拉斯科夫的外甥，莫斯科共济会会员，跟拉古舍夫派诗人普宁交往甚密。他看了关于这个人权体系的新信徒的官方介绍之后，倒有自己的很多看法。

他认为普希金只是个毛头小子，对于生活的感悟很浅显，在政治敏感度上也比较差，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可塑之才。英卓夫想好好调教这个年轻的诗人，希望他能磨掉那些不应有的棱角，能为自己所用。

5月21日，他写信告诉卡波季斯特里亚，认为普希金的“过失”不属于“心灵堕落”，而只不过是“头脑狂热”而已。

英卓夫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同新来的年轻人谈过几次话，明白这个年轻人在经过这番遭遇之后，最需要的并不是“忠告”，而是完全的自由和休息。只有让他放松下来，才能缓解这次“发配”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

英卓夫给普希金放了假，让他调整一段时间。诗人经英卓夫批准，于6月初与拉耶夫斯基一家登程去高加索，再由那里去克里米亚。途经顿河哥萨克聚居区时，普希金听到了顿河农民起义的消息。这次起义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6月6日，这些旅行者抵达高加索温泉。高加索的大自然和山民的风俗使普希金大为惊异。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眺望巍峨的群峦、结冰的诸峰。从远方看去，迎着朝霞，它们宛如朵朵奇异的云彩，五彩缤纷，岿然不动。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登上别什图、玛舒克、铁山……这五峰之巅。天堂般的高加索，亚洲炎热的边疆，各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普希金了解了哥萨克村镇的日常生活，“欣赏我们的哥萨克：永远骑在马上，永远准备格斗，永远处于戒备状态！”

他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

你想想吧，我是不是很幸福，在一个可爱的家庭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如此热爱而从未享受过的生活；令人愉快的南方的天空，迷人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群山，花园，大海。

在从高加索赴克里米亚途中，普希金在黑海上航行途中创作了哀诗《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黄昏的雾气笼罩在蔚蓝的海上。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在我的脚下汹涌吧，阴郁的海洋。

我回顾那远去的海岸，

那令人陶醉的南方大陆的边沿，

我激动地、抑郁地向那里恋恋望去，

沉湎于无限的回忆……

这首哀诗在他的创作中揭开了浪漫主义的序幕。这一时期，普希金正在读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诗歌。他认为，拜伦的诗歌让人神魂颠倒。普希金对拜伦的作品已经迷恋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迷恋促进了诗人普希金在创作中浪漫主义方面的发展。

最初，这首诗使用“哈德里·哈罗德”离开英国时的告别语作为题词。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的抒情诗集中，这首诗甚至还附有作者注明“仿拜伦”的字样。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模仿一词常常表示利用诗的某种格式进行独立创作，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就像我们国家的宋代的词一样，在一个词牌的格式下可以创作出许多不同的词。普希金模仿拜伦也是从这个格式的意义上说的。

普希金的浪漫诗在实际内容上和拜伦完全不一样。拜伦写的是内心绝望的空虚和在沙漠似的世界上的可怕孤独；普希金诉说的是心灵的复活，是“陶醉”于回忆的景象中不能自拔，是因为爱情受了伤而无法医治的无奈。这些都证明普希金的心灵并没有死去，他是在浪漫诗创作上快步前进，而旅游是最能激发新的感受的方式。此时他的诗中只保留了《大海告别歌》的体裁。

这种体裁使诗的主题更富于诗意，而诗的主题就是离开虚度了青春的祖国海岸，驶向可以忘却一切和赢得平静的陌生王国。这种诗的题材在普希金的早期作品里也曾出现过，然而到这个时期他的作品风格则迥然不同了。

普希金在黑海哀诗里直接抒发自己的思考、告白和希望，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直抒胸臆，诗在感情上也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浪漫主义哀诗。

普希金埋怨逝去的青春年华。诗人对上流社会的虚假与伪善已感到厌倦，他心中充满失望和对生活的不满情绪。他感到自己身上正经历着一场心灵上的革命，新的浪漫主义的探索使他焦躁不安。

浪漫主义的景色，普希金视为狂放不羁；气势磅礴的元素和浩瀚无垠的海洋那阴郁的美，与诗人叛逆的、热爱自由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诗与18世纪的唯理论哀诗思想极其不同。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哀诗中，大多是表达诗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情、亢奋的心境和情绪。

正是由于普希金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他的这种浪漫主义很快就带上了政治色彩，并渐渐转化为具有深刻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不过，这首诗好像在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之间、在彼得堡和克里米亚之间、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和南方长诗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密谋总部的交际圈

1820年9月21日，普希金经过辛菲罗鲍尔奔赴新的上任地点基希涅夫，因为英卓夫早已到那里就任比萨拉比亚全权总督了。

普希金到达这个新地区的行政中心，在这个新省份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旅店里住下。英卓夫将军住在旧城城邦的总督府。普希金为去见他，不得不穿过许多狭窄的街道。

道路七扭八歪，有的地方甚至被贝克河浑浊的水流冲断了。他经过一排排低矮的小石屋，一些又窄又小的院子，几家用沉重的石柱子支起拱顶的昏暗的店铺和东方咖啡馆儿。

总督府的二层白楼坐落在高冈上，在小花园的树木掩映之下岿然不动。在宽阔的庭院里，饲养着各种漂亮的鸟，有孔雀、白鹤、火鸡，还有不同品种的鸡和鸭。它们在栽种着欧洲夹竹桃的木桶中间悠闲地走来走去。

台阶下面，有一只被锁住爪子的比萨拉比亚鹰在看门。每天一清早，英卓夫亲自给这群鸟喂食、喂水。一群群斑鸽在阳台附近盘旋，在捡麦粒和稻米吃。

“这是我的卫兵，它们最喜欢吃的，也是萨故秦黍米。”英卓夫微笑说。

老人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再次令普希金感到敬佩。英卓夫和上一次一样，又给普希金完全的自由，让他去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为普希金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好的素材。

这是一座民族杂居的城市。因此，普希金关于“服装和肤色、民族、语言、地位等”极度混杂的诗歌正是写于此地。在原有的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如今又增添了新来的俄国人。俄国人中有军人、官吏，还有为数不多携家眷来的移民。

另外还有大批逃兵、分裂派教徒、参加过布拉文暴动的顿河哥萨克。非斯卡帽、缠头、长衫和黝黑的脸孔，使这座城市具有一种鲜艳的特色，所以常常让外来人把这里当真看做比萨拉比亚的“亚细亚”。其实，这是一种有些夸大了的印象。不过这些形象还是很能反映这个地方复杂的人口和民族状况。

普希金曾把克里米亚叫做“豪华的东方”。因此，在他游历了克里米亚之后，觉得这里相当贫穷落后，房舍密集，人们都忙忙碌碌，外省人竞相效仿巴黎和维也纳的时髦风气，与其说像亚细亚，倒不如说更像毗邻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这座城市具有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系列特征：既没有鲜明的统一的民族性格，也没有历史文物或其他民族文化遗迹。然而，这种五彩缤纷的风俗和仿佛国际骆驼队的货栈一样繁杂的本身，让这个城市具有不寻常的特色，进而激发了诗人普希金的艺术兴趣。

就普希金的创作而言，比萨拉比亚跟高加索和多利达一样，是他创作上高产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他的南方长诗中最重要的一部长诗。

在基希涅夫，跟普希金最接近的人是米哈伊尔·奥尔罗夫。此人是“阿尔扎马斯”成员，绰号叫“莱茵”。他在这里指挥一个师，并且已经是秘密团体的正式成员。

奥尔罗夫“性格活泼热情”，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被看做“优秀人物”和“青年领袖”。这是一位全方位的政治活动家，曾于1814年参加《巴黎条约》的签订，曾向沙皇递交过取消农奴制的请愿书，曾大胆地对亚历山大一世把立陶宛从俄国分割出去的意图公开表示反对。

早在1814年时，他就参加过叫做“俄国骑士团”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在于发动政变，好在俄国建立新的国家机构。从1820年归他指挥的第十六步兵师，不久就成为南方十二月党人的主要中心之一。

奥尔罗夫反对体罚之刑事，关心士兵的生活疾苦，这在以残酷著称的军队当中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他向团队下达的命令，反映了幸福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下级指挥官是一次重新教育，也是在实际上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进行斗争。

对于被流放的普希金，奥尔罗夫像对待同志和朋友一样对待。普希金到达后第三天，便成为了这位师长公开宴席的上宾。当地具有反政府倾向的年轻军官们，都来参加宴会。

在奥尔罗夫家，有关政治、哲学和文学的激烈争论总是无穷无尽。

逐渐地，这里形成一种特殊的气氛。这里是基希涅夫最大的文化中心，有许多人甚至认为，这里就是“雅各宾派的俱乐部”。

普希金早期的激进思想，在这些有教养、有才干的进步青年当中得到了极好的锻炼。这些青年人敢于大胆地、尖锐地批评当前的整个国家体制。

普希金在奥尔罗夫的宴会上结识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利普兰基中校。这位中校在普希金传记的比萨拉比亚一章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利普兰基是基希涅夫师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他既是一个赌徒又是一名学者，他还是秘密团体基希涅夫基层组织的成员和出色的语言学家，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普希金的极大兴趣。

普希金愿和他交了朋友，并不止一次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这个中校专门研究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因为按照沙皇政府的计划，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迟早要并入俄国版图。他的藏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和地理书籍。普希金在他的藏书中发现不少稀有的、珍贵的版本，书中往往带有绘图、地图和版画。

利普兰基既是饱读经传的学者兼藏书家，又是一个出名的决斗专家，几乎每一次决斗都落不下他。普希金后来在小说《射击》中所描写的决斗情节都是根据他讲的决斗情况而描写的，而且小说主人公西耳维奥也带有利普兰基的某些特征。

普希金在利普兰基的住处认识了一些塞尔维亚军事长官，他们的作用是给上校送来研究土耳其情况所必需的情报。

普希金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塞尔维亚解放运动著名领袖黑格奥尔吉的女儿。普希金在基希涅夫创作的头几首诗中，有一首是献给“黑格奥尔吉的女儿”的。

诗中对这位在巴尔干斯拉夫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民族斗士作了粗犷的描写。这位女儿在斗争中光荣牺牲了，她被称为“自由战士”。

普希金以极大的兴趣收集这里的民间传说和民歌。在新城有一家“绿色饭店”，他经常跟朋友一起到那里去吃晚饭。饭店里有个女侍，叫玛柳拉。他把这个响亮的名字记在心里，并写进比萨拉比亚的长诗中去。

我久久地叨念着玛柳拉，

这个可爱的姑娘的芳名。

这个年轻的摩尔达维亚姑娘想，一定要常常唱歌，为顾客消愁解闷。其中有一首歌的曲调引起了普希金的极大注意。

一同吃饭的朋友们把这首残酷的抒情歌的情节讲给诗人听。

这首歌中叙述的故事十分悲惨，而且情节发展迅速。姑娘唱的是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黑发的希腊女郎，可是这个女郎对他变了心。后来小伙子杀了这个希腊女郎。

没过几天，整个基希涅夫都传诵着普希金在玛柳拉的摩尔达维亚歌曲的启示下写的诗歌。11月8日，奥尔罗夫将军沿多瑚河和普鲁特河检查边防线回来，正接见手下的军官。普希金走进来，师长拥抱了他。接着，师长便开始朗诵：

于是我从刀鞘里拨出了战刀，

推倒了这个负心女子，

并怒气冲冲地用脚踩她。

我至今还记得她那热烈的恳求，

看见她那张开的嘴唇跟我亲吻。

我把他们的尸体抛进多瑚河的波涛里，

用黑披肩擦干净我的战刀……

普希金听了之后笑了起来，他的脸也红了，说：“怎么，您已经知道了？这首诗歌是我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写的。”

“你这首叙事诗太好了！意思完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诗句语言非常优美，简直是天籁之音。这样的诗句似乎只有天上才有。你真是个写诗的天才。”奥尔罗夫说。

“你的诗已经在这里被传唱开了，现在这里最时髦的话题就是谈论你的这首诗了。大家都在夸赞这首诗，大家都为这首诗着迷。他们有的人听了这首诗竟然会流下热泪。”奥尔罗夫继续说。

“其实也没那么好，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传说特别凄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其他人要是知道这个故事，或许也能写出类似的诗歌。我只不过是第一个用诗的语言把它呈现给大家看的人。说到底，还是我运气好一些。”普希金说。

“以我独到的眼光，我敢说，你的这首长诗一定会流传到全国各地的，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位被人们敬仰的诗人！相信我，你快熬出头了。”奥尔罗夫拍了拍普希金的肩膀。

不久，真的像奥尔罗夫预言的那样，整个俄国都唱起这首叙事诗。

当时就有3个作曲家维尔斯托夫斯基、维耶耳果尔斯基、格尼什塔为这首诗谱了曲，于是这支歌曲后来被收入俄罗斯民歌宝库中。

1823年，维尔斯托夫斯基谱写的浪漫曲，又编成歌剧在莫斯科演出。

到了1831年，以这支基希涅夫歌曲为基础改编成的芭蕾舞剧在首都上演。后来还带动了各种民间舞蹈的发展，土耳其舞、塞尔维亚舞、瓦拉儿亚舞、吉卜赛舞等众多民族舞蹈，都以这个故事为内容编排过成功的舞蹈。

抒写《拿破仑》长诗

1821年7月18日，拿破仑去世的消息传到基希涅夫。普希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个日子。长时期以来不止一次吸引着他的题材，又占据了诗人的心，并且增添了新的内容。

1821年秋，普希金写下南方时期最优秀的诗作之一《拿破仑》。《拿破仑》的大胆结构，仿佛是一篇大大压缩了的长诗。诗中展示了新欧洲全部狂风暴雨般的历史，包括法国封建制度的倒台和波拿巴的征服政策使各民族遭到奴役的情况。

这篇史诗的高峰，是把世界从不堪忍受的思想禁锢之下解救出来的俄国。普希金的真正爱国主义，表现在他既不赞美拿破仑，也不贬低他；既不为他制造“神话”，也不对他进行抨击；而是通过这个时代极其复杂的政治矛盾来表现这个时代的著名代表人物的形象。

波拿巴由于对人类的深刻蔑视，未能预见到“伟大心灵的烈火”，也就是未能预见到俄国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伟大精神。他未能预料到“血战到底”的可怕誓言会有怎样的影响力。拿破仑对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左右的大臣非常了解，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俄国人民，没想到俄国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会突然变得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

《拿破仑》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奇异的命运已告终结，

伟大的人物明星陨灭，

拿破仑的严酷时代，

已经无可奈何地沉落。

逝去了，胜利的骄子，

遭受审判的执政者……

我们从这几句开头，可以看到诗人对拿破仑时代终结的庆幸。他对拿破仑的铁血严酷的侵略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的行为是应该被审判的。

法兰西虽然获得荣耀，

却忘了她远大的抱负，

只能用不自主的目光，

望着她那辉煌的耻辱。

你把剑带进盛大宴会，

一切都向你拜倒欢呼。

欧罗巴毁了，阴惨的梦

在他的头顶上空漂浮。

这几句诗说的是拿破仑所在的法兰西国家是有悠久的历史和荣耀的，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非常强大的战神。

你幻想我们俄罗斯人民，

又把天赐的和平企盼；

待猜透我们为时已晚。

俄罗斯，惯战的女王，

你把古老的权力记牢！

熄灭，奥斯特利兹太阳！

伟大的莫斯科，燃烧！

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

短暂的耻辱一笔勾销！

决一死战是我们的协定！

俄罗斯，为莫斯科祈祷！

这几句诗说俄罗斯不是懦弱的。这一点拿破仑并不了解，他以为俄罗斯会和其他被奴役的民族一样懦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民族有决一死战的决心。

拿破仑的错误注定了他的覆灭。野蛮的征服者同俄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发生了冲突，使他贪得无厌的心愿宣告破灭，从而使俄国成为解放被征服的欧洲的英雄。

普希金描写“严峻时代”的诗作，充满着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的主题是俄国和自由，它们就像亲密的战友一样密不可分。这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悲剧的净化和升华。

诗人的这一伟大的思想和深刻的主题，赋予诗中的形象和诗句的结构以特殊力量。对残酷、血腥的战争的描写，是那么精练而充满力量，这使得这首诗富有一种冷酷的美。

尽管诗中包括30年中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写得刚劲有力、结构清晰、节奏明快。全篇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统一、雄壮而热烈的语调，从而使诗人对于世界命运的思考显得斗志昂扬，充满乐观精神。

关于失却的自由和濒临绝境的欧洲的诗句，充满着悲伤和同情；而描写俄国的诗句，则充满对英雄祖国的热爱和对解放欧洲的俄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心。

年轻的普希金在概括时代如火如荼的事件时所显示的灵感和高超表现力和概括性，证明他是擅长作历史综合评价和总结的真正大师。

革命思想的新发展

1821年，普希金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一思想上的进步也反映在著名诗《短剑》里。诗人透过广阔的历史背景，高度赞美了同“侮辱和凌虐”的斗争。

普希金在《短剑》里写道：

林诺斯锻造之神将你铸就，

不死的涅墨西斯紧握在手，

志在惩罚的短剑啊，秘密守护自由。

你是最终的裁判，受理屈辱与冤仇。

哪里宙斯的雷沉默，法律的剑昏睡，

你就化诅咒为行动，变希望为现实。

你隐伏在王位的阴影下，

或隐藏在灿烂的礼服里。

恰似地狱的寒光，仿佛神灵的闪电，

霜刃无声，直逼恶贯满盈者的双眼。

虽然置身于亲朋的宴会，

他环顾左右，忐忑不安。

随时随地，你都能找到他猝然出击，

在陆地，在海洋，在殿堂或帐篷里，

在幽静隐秘的古堡后面，

在睡榻上，在他的宅邸。

神圣的卢比孔河在恺撒的脚下呜咽。

强大的罗马倒下了，法律垂下了头；

而布鲁图奋起，他爱自由，

啊，桑德，耿直的少年，不幸的使者，

你的生命虽熄灭在刑场，

但是你惨遭杀戮的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