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彭亨州、海拔2187米的大汉山，是马来半岛的最高峰。

刘鉴铨就出生在大汉山脚下的僻野山村。

生在山清水秀的灵动之地，然而，刘鉴铨的童年时光却被兵荒马乱冲击得凋敝暗淡，在乱世中崩裂得支离破碎。所幸，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那些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时光，并没有扼杀少年的梦想。

刘鉴铨的人生，在巍巍大山脚下，在深山老林中，在潺潺溪流旁，在动荡岁月里，犹如一颗希望的种子，逐渐破土而出。

1939年3月28日，对于住在马来半岛彭亨州文德甲镇兰增村（现改名为联增）的刘家来说，是一个好日子。

这一天，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在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男婴降生的喜讯很快传到每户人家。

大家都围拢过来，说着吉祥的话，为这个叫刘鉴铨的男婴祈福。

襁褓中的刘鉴铨当然不知道，他其实生在异常艰苦的年头，“安稳”两个字离平民的生活好远好远。

刘鉴铨的父亲刘业民，原是广东省鹤山市的一位知书识礼的典型秀才，在中国时曾与一大户人家的千金成亲并育有两女。可是后来却因战祸抽兵，被逼只身逃难到马来亚，落足彭亨州的小山村联增，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

在山村拓荒，读书无用，人们只求温饱。刘父被迫扛起锄头，以务农为生，想法在热带的山林里生存，在炙热的土地上讨生活。

风雨飘摇的年代，大家都以为渡洋南去只是避难，时局平静之后再返乡与家人团聚。但命运往往有它自己的轨迹，南去以后，由于战乱，大家都与中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回家的愿望渐渐成了一个梦想。许多人陆续断了归乡念头，选择了在南洋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

刘鉴铨的父亲，也在这样的日子中，选择了大部分人都会踏上的命途。

跟故乡的家人失联，好似断了线的风筝，他根本无从得知留在中国的妻室是死是活。在极度绝望沮丧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朴实善良、名叫余有九的姑娘。后来，他迎娶了这位姑娘过门，生下了刘鉴铨。

直至战乱结束以后，刘父终于联系上了中国的家人，于是想方设法把留在故乡的妻女接到马来西亚。

像这样离散重聚的故事和家庭，在当年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相当普遍。

于是，一夕之间，刘鉴铨多了一个大妈和两个姐姐。后来大妈想要一个儿子，但天不从人愿，生下的又是女儿。

刘鉴铨因为是刘家的独生子，所以深受宠爱，即使是大妈也对他视如己出。

大妈是富家女出身，气势自然比较强；相较之下，刘鉴铨的生母出身乡村，不懂得与人钩心斗角，但因为深深爱着丈夫，所以选择了委曲求全。

刘鉴铨被安排与大妈及姐姐们同住在大屋里一起生活。性格与世无争的刘鉴铨生母余氏则自愿住在橡胶林里的小木屋。然而即便如此，刘鉴铨的生母也从无半句怨言，除了割橡胶，也饲养猪、鸡和鸭，终日劳碌，无怨无悔。

虽然分住不同的房子，但刘鉴铨并没有因此和生母情感疏离；相对地，他更为敬重与爱护自己的母亲。

重视孝道的他，成人自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母从家乡接到吉隆坡同住，以便随时侍奉。十年后，父亲与大妈先后逝世。刘鉴铨就越加孝顺生母。母亲年迈时健康欠佳，刘鉴铨亲自喂她进食，替她整理仪容，为她打点卫生……直至母亲百年归老。

当然，姐妹对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疼爱有加。刘鉴铨也非常爱护姐妹，一直悉心照顾她们。

刘鉴铨的“成长地图”

但童年时被浓浓亲情围绕着的小刘鉴铨并不知道，摆在他童稚眼前、等着他的，竟是一段在离散中成长的人生路。

1941年，刘鉴铨两岁多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略马来亚，马来半岛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1941年12月31日，一颗炸弹被投到文德甲火车站附近的山村。文德甲居民惶惶不安。有些人开始准备迁徙……

1942年1月2日，当时统治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开放文德甲米仓，把囤存的米粮派发给民众。

1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文德甲市区，民众惊惶避入胶园、躲进山芭。人们期望胶林浓荫可以掩护，但仍有十多人死在日军的机关枪下。

1月10日，节节败退的英军在撤退出文德甲之前，自行炸毁当地的大铁桥和发电厂，纵火焚烧店铺。

1月14日，日军部队占领了文德甲。

日军残暴，视人命如草芥。双亲为了避祸，带着孩子躲进山林。

村居生活贫困，就算是家中独子，也未受一丝娇宠。刘鉴铨从懂事起，就开始帮着姐姐们做些家事杂务。下地种田，下厨煮猪食，洗衣做饭，一点也难不倒他。农家出身的他从小就晓得薯种在地里、瓜长在藤上。因此现在每听见中国人把番薯叫地瓜，总让刘鉴铨觉得别扭。

刘家二姐刘银聪明能干，什么都做，禾熟的时候就搭棚守护，防鸟或人偷。她整天在外，要带点粗米饭还有鱼干什么的充饥。那时才几岁的刘鉴铨因为吃腻了番薯，特别喜欢吃她的盒饭，所以饿了就常去找二姐，把她带的饭给吃了。而疼爱她的二姐总是护着他，自己则吃杂粮或饿肚子。

岁月流逝，刘鉴铨与二姐的亲厚感情却始终不减。刘银老人于2012年11月往生，享寿八十。在她生前卧病之时，刘鉴铨非常关切，悉心探望。但是，他却从未强求自己的孩子们去探望姑妈，也能理解孩子们因俗务缠身，未能探望长辈的心情：

你们关心大姑病况，我感动。我知道你们挂念她，很想跟着我常去探望，但是工作忙、家庭事务多等现实问题，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的。

我生平不给人麻烦，对亲人也不例外。只要心存关怀，在需要时体现诚心的爱护和照顾就是亲情，不一定要以形式表现。

生活是海洋。我们都想天天风平浪静，平平安安。然而，自然界有它运行的规律，我们必须适应它才能生存。我们要随机，随缘，随遇，不怨天尤人，平常心对待任何状况。你们在口德方面做到不造恶业，是美德也是修行！

美满人生是物质与精神取得平衡！尽管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做人的价值观。

当然，他没有忘记告诉孩子们，二姐对他的恩情：

二姐是我在世唯一的长辈，从小对我都是无私的奉献和爱护。我能够完成教育，除了父母，就是靠她的帮助。

是的，虽身处深山老林，家里对刘鉴铨的教育仍非常重视。刘父坚持教子识字，农忙之余，他会亲自教刘鉴铨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中国的国学启蒙经典书籍。

树荫下，刘鉴铨大声地跟着父亲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朗朗上口，像在唱歌。其实，那些字句对刘鉴铨来说是陌生的。

然而，这些陌生的字词，这些古人的智慧，为他今后的漫漫人生路，铺垫下了最朴素的善恶道德基调。

刘鉴铨的生母虽识字不多，但很会讲民间故事。不过，讲来讲去，大都是善良的鬼救人。年幼的刘鉴铨偶尔会想：“是人可怕，还是鬼可怕？为什么是鬼救人？不是人救鬼？”

多年以后，母亲讲过的鬼故事在刘鉴铨的记忆里已渐渐模糊，但母亲有一句话却始终留在他的心底：“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孩子，做事要凭良心啊！”

孩童时候，刘鉴铨长得白白胖胖。有一次碰到一个日本兵，日本兵竟然抱起他，逗他玩。

长大后，刘鉴铨才知道那瞬间的人性温柔背后，是日军杀人不眨眼的凶残。

在山林里躲了几年，时局稍微有些好转，父母才带着他搬回联增村，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家里的情况也好转起来。从此，他们一家就一直住在联增，直到他踏入社会，有了收入以后，才把父母接到吉隆坡。

当时联增是个小山村，村上的华文小学只设置到四年级。刘父为了让孩子能在师资和设备较好的学校受教育，把他送到二十千米外的文德甲镇中华小学念书。他小小年纪，就得独自搭巴士到文德甲镇上学。他念下午班，每天上午十一点搭巴士去上学，上完课之后，搭最后一班巴士回家，大概傍晚六点多才回到家里。

刘鉴铨的出生地联增目前仍有不少陈旧的板房

刘鉴铨儿时就读的中华小学，如今已从昔日的简陋变成今日的堂皇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长达三年，刘鉴铨每天在这条路上往返。整个山村就只有刘鉴铨一个孩子到文德甲镇去念书。

在往返学校的路上，无聊的刘鉴铨喜欢跟自己玩一个游戏：闭上眼睛，猜猜现在巴士走到哪里了。

“再过五分钟，会到大石头那边。”

“再过三分钟，会看到岔路。”

“再过六分钟，经过树林。”

“再过七分钟，会到杂货店。”

二十千米的路，每天上学、放学在这条路上往返数年，太熟悉路旁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屋了，所以，他每次都能猜对。

每次巴士走到杂货店，年少的刘鉴铨总会咂一下嘴巴，心里痒痒的。因为那时他最喜欢吃杂货店里卖的脆香的、有年轮纹样的圈圈饼。

但是，家里很节俭，不允许他随便花钱买零食。所以，他必须一分钱一分钱地存，才能存够五分钱去买圈圈饼。

当“珍贵”的圈圈饼拿在手上，他总是舍不得一口吞下去，而是一点一点地咀嚼。

偶尔，在杂货店里，他会听见大人们在惶惶不安地议论时局。

那是日军败走，英殖民政府又重新管治马来亚的年代。曾与英军并肩打日军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此时因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潜入森林与英军打游击战。

动乱时局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山村。

从山林里回到联增村的安稳日子过不上两年，一场白色恐怖风暴把刘家卷了进去。

刘鉴铨的父亲因被英殖民当局怀疑是“马共分子”而遭到逮捕，并在未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了三年。他的生母也因涉嫌接济共产党游击队而遭特警抓捕，从文德甲镇押往首都吉隆坡的半山芭大牢。

身为独子的刘鉴铨，当时刚上小学四年级，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却要面对双亲变成“罪犯”入狱的残酷事实，他被迫过早地面对人情冷暖和世道不公。但磨难却令他早熟，比其他同龄人坚强。

刘父出狱后，被一批诈称“马共分子”的地痞勒索，硬指他曾欠下一笔债，也被质疑“为什么进去大牢又能出来”而被套上莫须有的罪名。刘父不堪威胁，又怕家中独子有所闪失，遂决定带着独子悄悄出走。

由于刚出狱，身上没有几个钱，父子俩无法走得太远，便搭了一趟车到另一座山城文冬。

在只有蜿蜒山路的年头，近百千米的距离已是天涯。何况文冬周围都是原生态的山林，是俗称“多见树木少见人”的山区。

抵达后，父子俩在文冬租下一个小房间落脚。

窄小的房间，刚好装得下一只藤织箱子和他们父子俩。

刘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怕刘鉴铨失学，因此，一解决了住的问题，饭都还没吃，就带着儿子到当地的华文小学——文冬启文小学，请学校让他插班。

因生活颠簸而经常旷课的刘鉴铨，数学不行，英文更一窍不通。最后，靠着一篇华文作文通过入学考试，成了文冬启文小学四年级的插班生。

文冬盛产姜和榴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有的香气。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刘父会不时翻阅从中国故乡带过来的线装书，那些线装书也散发着一股久远的幽香，抚平他浮躁不安的心情。

文冬启文小学——20世纪40年代的简陋板房已变成设备齐全的教学楼

那时年幼的刘鉴铨并不懂得，从中国带来的线装书，是第一代移民的心窗，打开它，就看到了根。

夜里，刘父有时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便讲故事给刘鉴铨听。那些故事有的来自线装书，有的来自父亲的记忆。

青稚的刘鉴铨在新的学校插班读书，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让他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也充满着好奇。

在文冬隐居了7个月，当那些“伪马共分子”自己窝里反，相互批斗，顾不上压榨乡民时，父亲才牵着刘鉴铨的手回到文德甲，一家人才重新团聚在一起。

从童年到少年，刘鉴铨跟着家人在山林里讨生活。热带雨林中常有毒蛇猛兽出没，但穷家孩子天生天养。刘鉴铨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满山游走。

山里的野榴梿香气特别浓烈。不过，富有经验的长辈常告诫家里的孩子：在山里看到熟透后掉落在地上的山榴梿时，不要急着过去捡，须先嗅嗅有没有老虎体味，因为榴梿的香气也会把老虎引来。

刘鉴铨就曾经多次看见老虎剥开榴梿来吃。

他第一次在山里看见老虎吃榴梿时，慌里慌张地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安慰他：“看见蛇和老虎，都别怕！看见老虎，远远避开它就是了。蛇一般不会爬过来咬你的。”

一日，他稍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喝水，脚踩在厚厚的落叶上，一条小蛇悄无声息沿绕着他的腿往上爬，直到他的腿部皮下神经感觉到蛇身的冰冷，才令他惊恐。

惊恐中他想起母亲的话，遂轻轻地用树枝把蛇拨开，并把蛇引走。

他想，那可能是一条迷路的蛇，误以为他的腿是树干。

刘鉴铨很喜欢小动物。他小时候养了一条狗，毛色全黑，因而取名“阿乌”。

一个午后，他带阿乌去散步。阿乌追蝴蝶，他追阿乌，不知不觉追到丛林深处，竟遇上一头老虎。

狗儿护主，扑向老虎。虎犬相搏的凶险场面，把刘鉴铨吓昏了。醒来时，狗已被老虎咬死了，老虎则被闻声而来的猎人打死。

忠犬救了他，刘鉴铨为死去的阿乌伤心大哭。

童年难忘的一场惊吓，让刘鉴铨长大后领悟到：人生短暂，命运不可知。于是，他懂得了安于生活，活得精彩，就算面对风雨，也要心有阳光。

历史留下了乱世里的一个孩子，也为日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坛留下了一个领航人。

当时文德甲和文冬这两座山城都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刘鉴铨立志要到首都吉隆坡上中学。父母为了让儿子能出人头地，咬着牙为他筹措盘缠和学费。

此时的他还不清楚求学的真正意义——将来要做什么？未来的路又在哪里？但他心里装着父亲的一句话。

记得小学时，有一天，刘父教他念《幼学琼林》，并告诉他：“你读书读得好，将来就有一条好出路；读不好就去修理汽车。”

在年幼的刘鉴铨心目中，修理汽车已经是很威风的行业了。他对父亲说的另一条出路感到好奇，他想那肯定比修理汽车更威风。这样的好奇心，驱使着他到吉隆坡去考升中试，追寻生命的另一条出路。

结伴同行的文德甲同学共有八位，他们都是由父母亲或家中长辈陪伴着“上京”，仅刘鉴铨是一人独行。

而且，独行的刘鉴铨，还是众同学中年龄最小的——长得比同龄男生高大的他，曾在街上遇到英国警察临检，对方要他出示身份证，他还未适龄（国家法律规定满12岁须申请身份证），当然拿不出来，结果该名警察见他长得高大，不像未满12岁，竟指他是有意犯规，让他无端挨了一个耳光和一顿训斥，百口莫辩。

为免孩子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天刘父马上带刘鉴铨去申请身份证，为符合资格，硬是把他的年龄报大了一岁。

刘父忍心让未足龄的独子孤身“上京”应考，当然是因为家里经济不好，为了多挣点钱供孩子读书，而不能丟下农活陪他去。况且多一个人到吉隆坡，车资和房租也是一笔额外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