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传奇选》前言

这是一本唐代和宋代的“传奇”文学的选集。

“传奇”是什么样的作品呢？简单地说，这就是唐宋时期的短篇小说——我们说“短篇”，主要是相对于后来的长篇而言的。

短篇小说，为何却称之为“传奇”呢？应该首先把它得名的由来和连带有关的一些事情稍为介绍一下。

唐代中晚期之间，有一位作家，名叫裴铏，他作了一部小说集，取名就叫作《传奇》（此书已佚；著名的《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中的两篇。本书共选收裴铏作品四篇，都是从宋人所辑的《太平广记》中录出的）。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唐代第一个采用或创造这一词语的人。另一方面，这类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在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适当的名目，而随着这种新体文学的日益发展，选取一个方便的专名的需要便也日益增加。由上面的迹象来推测，其情形可能是：大家逐渐就把裴铏为他自己拟定的书名借作统指这类小说作品的泛称——或者说，他的这个书名后来竟成为这个新兴文体的专称了。如果这种推测接近事实，那么“传奇”一名的比较正式的成立，当在中晚唐之间甚至更晚些，亦即在传奇文学已经非常盛行之后。

不过那时候称呼“传奇”，还往往含有贬意在内，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此类文字……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我们可以联想到下面一个事例：北宋时候，范仲淹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当时尹师鲁读了，批评说：“传奇体耳！”（见《后山诗话》）这个例子同时似乎也可以说明，“传奇”作为上述意义的泛称，在唐末宋初之际可能就已相当流行了。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说：“唐有传奇，宋有戏曲诨词小说，金有院本杂剧……”则“传奇”这名目至晚在元代就已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名字并列，便也得到了例证。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学的发展，“传奇”这个名目的含意还又时常发生变化。例如宋人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则以杂剧为传奇；明朝人又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别于四折的北杂剧；清代乾隆间黄文旸遂正式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孤立使用“传奇”二字，有时会淆混不清，若说“唐传奇”、“明传奇”，便显得明白，因为那已经是分指短篇小说和长出剧曲了。

但是以“传奇”来指小说作品的用法，却也不会从明传奇剧曲兴起之后便完全绝迹，实际上，在清代还是相当普遍的。而由于从清末开始的对于西洋小说文学的翻译介绍日益发展的结果，又使翻译家们给“传奇”加上了一个意义：他们借用我国这个古代名目来称呼欧洲的“罗曼斯”（romance）体裁的小说作品。

我们在阅读唐宋传奇的时候，把这些比较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大略地知道一下，是必要的。

上面说过了“传奇”的所以得名之故。但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就是，大家所以单单把裴铏的书名用为这种小说的专名，也因为这名字本身简明浅显地概括了这种小说的特色和特点：“传”写“奇”事。

原来传奇文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自有它的来龙去脉。

唐代传奇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进化而来的。六朝小说又是什么样子的作品呢？鲁迅先生早已为我们拈出了一个同样概括简明的名目：“志怪”。志怪、传奇，正好是一双对仗工整的偶称。

这一双偶称揭示了两者的联系和区分。六朝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列异”、“搜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唐代传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怪”、“奇”之间不无脉络可寻，而主要题材，已由鬼神之“怪”逐渐转向人事之“奇”——脱离了荒诞不经、因果报应，正面摹写人世，反映现实。

当然，说六朝小说以志怪为主，并非说彼时完全没有传写人事的作品，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许多小说就都是“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前后同，不备注）。然而，那时裴启作了一部《语林》，本来颇为盛行，旋因记载当时名流谢安语，不实，为谢安所诋，而书遂废。由此一例可见，彼时的作者和读者，还都从“史”的性质来认识或要求这种摹写“人间言动”的丛残小语，换言之，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小说文学本身所应当具备的各种特性特点，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创作小说文学作品。唐代传奇的第二个（但并不是次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但摹写人间言动，而且加入艺术创造，有意识地从事小说文学创作了。

在我们的中古小说史上，这是一步重大演变。

这一点，前人是有能看到并说出的。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容斋随笔》）这还是说不清楚，而且有些玄虚；明人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就有些意思了。但是只有到鲁迅先生，才见得真，说得透，他说：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典小说到唐代传奇这里，无论是题材范围、思想内容，还是创作精神、艺术方法，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进化，这就给小说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小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传奇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传奇文学的兴起，虽然有如上述，是文学品种的传统因素的一种逐步的积累和发展，但这种发展也另自有它的历史社会经济方面的基础。

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个最为兴盛的王朝，从整个封建时代来讲，它的地位也正处于这种社会的繁荣上升时期。唐代开国的皇帝们，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政权，对农民采取了比前代较为开明、让步的政策，同时拥有强大的武力，国防十分巩固，社会也较为安定，因此大大地恢复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农业生产提高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都空前发达，整个封建经济、特别是都市经济，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使得唐代的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异常繁荣丰富。

由于上述经济原因，这时也就出现了一个掌握都市经济、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员的广大市民阶层。当时像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地，就都是典型的封建大都会，这些地方成为富商巨贾、中小商人、城市手工业者、其他职业者和一般市民的密集点。这些人，除了物质生活条件远比农民为高之外，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自然也日趋增大。这种情势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迅速发展。也因为这些城市中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其现实生活和社会意识便能为文学提供较多的新主题、新任务，而新兴的传奇小说却正因为形式较为自由、反映面较为宽广，恰好能够更好地符合适应这种形势要求。所以，它便在时代的条件下得以迅速发达起来。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帮助或刺激了传奇的成长。

第一，传奇在有些方面，显然是受到了民间讲唱文学的影响，吸收了它们的一些优点。唐代由于佛教的盛行，流行着一种以散文、韵文相结合，用来讲唱佛教经义的“变文”；这种变文为了通俗易懂，往往在演唱的前面加上讲说，篇末附以四字句的“偈颂”；而且，为了吸引听众、多募布施，在“僧讲”之外还有“俗讲”，而这种俗讲就广泛取材于民间故事而不再限于佛经了。于是“变文”由宗教文学慢慢地转化为民间文学。当时的“变文”，不管是佛经故事还是民间故事，都很富于想象力，具有艺术创造性。从传奇的内容和形式，我们都可以窥见它接受讲唱文学的某些长处而加以消纳融化的痕迹。

还有，如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所记载的，当时城市里流行着的“杂戏”当中就有“市人小说”，这种小说往往也成为传奇故事的题材来源，例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就是根据市人小说“一枝花”而写成的。足见城市民间艺人也给文人作家以相当的影响。

第二，唐代的古文运动，和传奇也有一定的关系。古文运动是当时改进文体、文风的一种运动，所谓“古文”，其实是由习用已久的骈体文改变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句法，适宜于自由表达思想的一种散文。这种生动流利、能够更好地表现现实的自由散文体，无疑给传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古文运动兴于唐初，而以诗歌史上所谓“中唐”时代为达到了发展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正是传奇由兴起到全盛的时期。再看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如韩愈、柳宗元，他们的个别作品如《毛颖传》、《河间传》等，就是为一般评论家认为十分接近传奇体的古文。这些，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一定联系。

第三，唐代传奇作家多属当时新兴社会阶层出身的进士，他们的生活，较多地具有追求新奇、浪漫成风的特色，这就说明了他们所以特别适宜于传奇的创作（因之也影响到这种作品的内容和色彩上的发展倾向）。和这相关联的，就是唐代的进士科的取士制度和“行卷”、“温卷”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传奇文学的发展。唐代重视科举，应试的举子为了获得有文誉、有地位权力的人的赏识，增加中举的机会，便先期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们去看（第一次送，叫“行卷”；以后再送，叫“温卷”）。当时这种风气很盛，“公卿之门，卷轴填委”（彼时文章书籍，都是写成的纸卷子，卷成轴状）（见《摭言》），而这些“卷轴”，据宋人赵彦卫记载，往往就是传奇作品。依赵彦卫的分析，举子们所以送这种作品，是由于“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见《云麓漫钞》）。这是有些道理的（传奇作品中间多插有诗句，在幅末往往出现一段议论，发挥见解，或进行说教）。不过，这最多只说明这一风气对传奇的盛行也起了刺激、促进的作用（这是并无疑问的），但不能认为这是传奇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举子们所以能把传奇文章送给大人先生们以求赏识，只能是传奇文学本身的优点已经普遍为人欣赏、接受的结果，而不能是相反的情形。

大体说来，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约公元六一八——七一二）为初期，开元、天宝以后（约七一三——八七三）为中期，“晚唐”时期（约八七四——九〇五）为末期。

初期的传奇，是由六朝“志怪”小说到唐代传奇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的作品在主题上还没有完全脱离“怪”的范围，思想内容不高，艺术也不完美；但是篇幅已较为完整，描写已渐趋细致，情节已较多变化了。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存的很少，迄今所知，还只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三篇而已。

开元、天宝以后，尤其是大历至大中、咸通间（七六六——八七三）是传奇最兴盛的时期。这个期间，在历史上正是“安史之乱”后，唐代政治情况是，阶级压迫加重，土地大量兼并，贫富日益悬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封建的伦理道德，日趋动摇，总之是，种种矛盾都爆发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都显露了。这给传奇创作提供了最好的题材资料，而且这些问题也确实在传奇作品中获得了相当的反映。另一方面，还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放纵荒淫，教坊妓院，成为兴旺的地方，这类地方却又正是很多复杂社会问题得到曲折反映的一种交叉、集中点，因此时有异事奇情，传闻远近。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奇创作的材料库。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是名副其实的传奇黄金时代。如《离魂记》、《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长恨传》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唐代到晚期，战乱四起，社会极度不安，统治集团内而宦官专权、外而藩镇割据，朝廷和地方势力形成对立，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最后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唐代的统治也就随之告终）。当时地方势力多蓄刺客，借以“自卫”，社会上兴起了“游侠”之风。于是英雄侠义的故事就到处传布着。至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现实绝望了，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起义斗争，但也有部分人、特别是中下层市民，却把希望寄托在具有“神出鬼没”的非常本领的侠客身上，以为靠他们就能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拯救被压迫、被欺凌者。这种幻想反映到传奇文学中去，就产生了若干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豪侠故事，因而成为这时期传奇作品的特色。如《红线》、《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郭元振》，就都是这类作品中的较好者。

总起来，从量的方面来看，唐代传奇的收获不算少，除去已经亡佚的不说，现存者还有数百篇之多（绝大部分是赖《太平广记》的辑录而得以流传下来的）。其中本来是专集形式的就有四十多部，著名的如牛僧孺有《玄怪录》，李复言有《续玄怪录》，薛用弱有《集异记》，袁郊有《甘泽谣》，皇甫枚有《三水小牍》，裴铏有《传奇》，张读有《宣室志》，皇甫氏有《原化记》，皆是。其馀单篇的也尚有四十馀篇。专集的出现，对传奇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就中如牛僧孺，其人本身是名高位显的大官僚，就其专集说也是分量很大（共十卷，今存于《太平广记》的犹得三十一篇），其中不乏名作，而张读又是牛僧孺的外孙，他作《宣室志》可能是受其外祖的影响（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能不对传奇的发展起相当的作用。

唐代传奇所写的人物形象是各种各样的：有帝王妃嫔，有贵族官僚，有著名的诗人，有应试的举子，有艺人，有商贾，有豪侠义士，有纨绔子弟，有闺秀，有妓女……以至当时在都市杂居的“胡商”，也一再出现过。仅由这一点，也不难窥见传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面和现实生活的范围是如何广泛。

如从故事主题的分类来看，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比重颇大——而且这些作品写得也最为成功。这类题材所以获得较多的反映，说明了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作者们描写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方面，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为了追求幸福而作的反对封建礼教的英勇斗争，也歌颂了这些斗争者的爱情上的坚贞诚挚。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现实生活中的恋爱事件遭到多方的阻挠和挫折，往往以悲剧告终，女性被虐害、被牺牲；因此作者们塑造了若干遭人玩弄、饱受迫害的妇女形象，对她们流露了深厚的同情——这也就对当时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诉；“父母之命”的包办式婚姻的不合理，也受到了某些批判。像《任氏传》、《离魂记》、《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飞烟传》等，都是这类传奇中的名作。

另一类，是通过“梦幻”来写“人生经历”的故事，以《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为其代表。两篇故事都是写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其思想矛盾的。情节同是梦想顺着“功名富贵”的道路往上爬，而最后发现这一切所谓“功名富贵”，都不过是“一场春梦”。这种思想是个复杂问题，需要较细致的分析批判。我们所以部分地肯定它们，是由于它们在客观上也暴露了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显示了这种集团中上层人物的必然没落的命运。同时对热中利禄之辈，也多少进行了一定的讽刺批判（它们的消极意义一面，后文试行说明）。

还有一些以当时历史事迹为素材、加工写成的故事，如《长恨传》和《东城老父传》即是。作者选取了某一具体事件，通过细节刻画，揭发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奢纵荒淫的腐朽生活，暗示了他们的罪恶是引起战乱、祸国殃民的一种根源。

豪侠故事，如《红线》、《聂隐娘》、《昆仑奴》、《郭元振》等篇，虽然不能尽免于荒诞无稽，但这既然是当时现实社会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因此也曲折地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情绪，幻想正义可能会得到伸张的一种意愿，也自有其现实意义。

唐代封建阶级社会，最重“门阀”制度，当时严格规定，只许“本色配偶”，即本阶级人通婚；所谓“五大姓”的“高门”，是不和一般人发生亲戚关系的。传奇作者对这种封建制度表示了不满，如《霍小玉传》写李益，就是一例。李益之抛弃霍小玉，只是因为一为“宦族”（“五大姓”之一），一为娼门，“门第”是“不相当”的。而《李娃传》写荥阳生（也是“五大姓”之一）居然娶了妓女为妻，而且被封“夫人”（“被封”是当时作者借以光宠她的历史形式），似乎比上例中的消极抗议更为积极大胆了些。《闾丘子》篇，写“名家子”唾弃“寒贱者”“大贾子”——因为他不是“士族”，这不但是对门阀制度的揭露，而且也反映了“高门”和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之间的阶级和社会矛盾。

另外的一种可贵的叛逆精神在《柳毅传》里也显示出来。作者所塑造的钱塘君，是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成的，他具有刚强无畏、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除了为龙女复仇，还曾一怒而使“尧遭洪水九年”，而且“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作者通过柳毅，称赞他那“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的行为是“刚决明直”。“天帝”和帝尧是天上和人间的最高统治主，而钱塘君只要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不计个人安危利害，坚决地向他们作斗争，他因此为上帝囚禁，遭受迫害，但“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见得出统治主所不容的，正就是人民所喜爱的人。作者在龙女故事中加入这一特笔，应不是无意而为之的。

另一面，传奇作者也很善于揭露反面人物的丑恶。这在《谢小娥传》、《李娃传》、《昆仑奴》、《温京兆》等篇中可以得到例子，这些故事反映了大官僚荒淫霸横，强掠民女，贪污好货，暴虐杀人的种种罪行。都可说明这些作者的爱憎倾向，有其接近人民的看法的地方。

像《马待封》、《李謩》等篇，却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性。它们写的是身怀绝艺的人，在那种社会里却完全无从发展其天才成就，命运十分悲惨。这类作品所采用的反映手法比较新颖，读来颇能启人深思。

又如一些过去不太为人注意的小篇，如《京都儒士》、《画琵琶》等，从不同角度来抒写破除鬼神迷信的思想，而写来又诙谐有趣，饶有讽刺意味，也是值得一提的。

传奇作品在艺术性方面有较高的成就。这些作者善于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创作，写出了这么多既有一定思想内容而又具有吸引力的故事。由于它摒弃了骈体的形式而采用新体散文，这就能够比较自由、生动、细致地进行描写，就修辞来说，也文采斐然，优美动人。在结构上，大都很谨严完整，而又富于波澜变化。这些古代小说作者也善于塑造人物形象，性格鲜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又能从细节上的勾勒来使人物生动、深刻起来。

例如《李娃传》，就写得很好，情节繁复而剪裁得当，脉络分明，读去既觉丰富多彩，而又清新明快。《柳毅传》写柳毅和洞庭君的会见，龙女的归来，龙宫的欢宴，都异常出色；写钱塘君飞去的那一段，只不过寥寥数十字，却效果极大，读来真有“惊心动魄”、“目炫神迷”的意味，这实在很不容易。《柳氏传》里写许俊，营救柳氏，从容不迫，有胆有识，成功地刻画出一种舍己为人的英雄气概。《霍小玉传》里，写霍小玉，有她柔婉多情的一面，可是又有她那刚强义烈的特点，是一位能爱也能恨的女子；黄衫客撮合、使她与李益得以重会那一段，写来既凄切，又激昂，感人甚深。馀如其他篇中的任氏、谢小娥、步飞烟、红线、红拂、虬髯客等人物，也都是写得很成功的例子。

同等身份的人物，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差异，其性格就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在传奇小说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得到。霍小玉、李娃，都是沦为妓女的人，但霍小玉是贵族出身，心中又有选择佳偶的愿望，所以写她便是“低鬟微笑”，要经过勉强才肯唱歌，表现了那种少女的腼腆羞涩；而李娃就不是这样了，她是名妓，经历既多，世故已深，所以当荥阳生之到来，她是从容“整妆易服而出”，且能摆布荥阳生于掌上，只是后来受了感动才改变了态度。两篇的作者把她们写得各自恰如其分。这是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提炼概括，善于分析人物性格的说明。

运用旁面衬托、烘染手法来传神生色的特点，也常常可以在传奇作品中看到。例如《任氏传》写任氏美丽，没有一个字是直接正面描绘，整个是从旁衬托、暗示。《李娃传》写荥阳生和别人赛唱挽歌，先将对方的骄傲自信之深、大家对他的赞扬之高，用力一写，然后才显出荥阳生出场把他压倒的加倍出色。《李謩》篇写孤独生吹笛的绝艺也是如此，先用力写李謩的如何高出过人，然后却在孤独生面前甘拜下风。这就使故事情节更有意味，人物表现得更为饱满。

通过对话、运用口语，表达人物内心感情，也是传奇的特色之一。

传奇作品之所以能如前文所述，反映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是因为这些作者大多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属于当时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自身和世家大族的大官僚地主统治集团有利害冲突，他们所接触的、感受的社会生活经历，也和那些最上层的统治人物不尽一样，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看到的较多，感受的较深，反应的较为敏锐，因此能以在小说中反映了若干有意义的内容。但是也正因为他们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封建文人，便也自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意识上的落后的、消极的一面，就不能不在作品中同时表现出来。

《莺莺传》，是一篇久为历代读者重视的名作，这篇美丽的爱情故事，当然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有严重的思想糟粕。这篇小说的作者，认为男子玩弄女性是“风流自赏”，对张生的“始乱终弃”的罪恶行为，他不是抱着愤怒不平的看法，反而以为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张生负心薄幸，他却称赞他能“忍情”、“善补过”，说什么“为之者不惑”！同时，他又丑诋莺莺，指她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这是多么荒谬的“议论”！这说明了作者的那种以女子为玩物、极端自私自利的浓厚封建意识，是非常严重的。

《长恨传》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一方面讽刺了当时的封建皇帝的荒淫无道，可是又流露出对这种“悲剧”的同情；如果说他的同情可能是由杨贵妃为统治者所牺牲而引起的，也许不无道理，但他又明白宣传所谓“惩尤物，窒乱阶”的荒谬观点，把唐代的腐朽堕落、战乱衰危的一切责任都推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这一点，和上述作者对莺莺的看法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这里又多了为统治者辩解、维护封建王朝政权的一层用意，同样是严重的糟粕。

像《南柯太守传》这种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意义，略如前述。但是这种故事本身所反映的“人生如梦”的消极虚无的思想就是极为浓重的。

假设说，从作者的主观动机来讲，这也许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的那些不择手段、拼命往上爬、以便高高地压在人民头上的人而写的，用意是想劝他们“醒悟”，少做一些坏事——因此具有些意义；可是，即使作者具有这种天真的动机，也是作用有限的，因为，它敌不过这种人生观在客观上所起的反面作用。第一，那些统治人物，是为其阶级本质所规定了的，只能剥削、压迫人民，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性质。第二，作者在这篇传奇中所宣扬的“人生如梦”的虚无思想，对于被压迫者来说也是有害的。

不论怎么讲，这都是非常有害的一种错误人生观。自然，统治阶级人物当他们因为内部矛盾而遇到挫折时，也会暂时发生这种想法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却会抓住这种“教训”来长期迷惑人民，利用它而达到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的恶毒目的。从这一方面看，这是一种毒素，必须加以认识。

豪侠故事里有着与上述形式不同而实质略为相似的东西。它使人发生错觉，看不到社会制度黑暗的根本问题，而以为只是某些坏人坏事需要解决——而要解决，一些锄暴安良、行侠仗义的奇才剑客之流，就满足以胜任愉快的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它会引导人民发生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错误的目标上，客观上也非常有害。其次，把社会政治问题缩小为个别坏人问题，又把坏人坏事缩小为个人恩怨问题，狭隘的“报恩”思想很突出。这就是双重的迷惑。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侠义之士，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做过极难能可贵的舍己为人的义行之事（如果是那样，那就根本不必选录这类小说了），但是我们作为今天的读者，却应该看到上面那些问题。

此外，如宣扬“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的部分，在各篇中也不是极个别的情形。都是我们要分别清楚的。

宋代传奇当然是由唐代的优良传统继承而来的，也有一定的数量和成绩。不过宋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有和唐代不尽相同的地方，当时的作家们，并没有得到像上述唐代小说家所能得到的那种种历史社会条件，因此小说这个文学品种，就没有能在这些作家们当中获得更长足饱满的继续、发展和提高，而是转入到许多城市和民间“说话（说书）”的艺人那方面去了。这就使得宋代传奇作品，特别是和唐代作品的比并之下，显得并无多大出色动人之处，一般说，故事较为平实简率，思想较为迂腐，文笔也时有芜劣之失，读来不是多么引人入胜。然如《流红记》、《谭意哥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篇，或描写被禁于宫廷之内的妇女的生活和命运，或揭露帝王的荒淫放纵，或支持封建主义压力下的爱情而斥责玩弄女性者，也是既有一定意义而又写得相当不错的作品。这几篇，本书已加选录。

唐宋传奇作品，在我们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从其影响看，尤为显著。元、明、清三朝的小说和戏曲，大量地向传奇故事汲取了题材原料，很多著名剧本，是在传奇小说所提供的人物、情节的基础上而加工创造的，有不少故事，在今天的舞台上仍然可以看到。即就文人的短篇小说本身而言，它也始终并未完全绝迹于文学史的各阶段中，而且到清代又有了较为杰出的新作品，如《聊斋志异》即其代表。若干脍炙人口的情节甚至成为诗歌中常常用到的一种“典故”。这都说明了唐宋传奇文学的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师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张友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