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百字美文萃珍》序

这确实是一部“奇书”。说它奇，奇在何处？第一，奇在“百字”；第二，奇在“美”文；第三，奇在它选录的这种奇文竟达四百篇之多。还可以再列几奇，但我提出的这三奇，已是大观了。

晋代陶元亮首先标出了“奇文共欣赏”的名句，成为中国文艺审美学中的一个崭新的概念，影响实在大极了。文何以重奇？只因“文似看山不喜平”，山之美就在它的“不平”，寻求“平之美”的人，绝不会跑到山那里去，“缘山求平”比“缘木求鱼”还更稀罕些。文之美亦在“不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因此，我一向认为：奇文与美文，其致一也。

我们中国人讲文，似很早（魏之曹丕）就标举一个“气”字，此气须“遒”——大致粗解为健举与紧凑，即不平不缓，不塌不蔫。打比方，某地方的人讲话时，通常多是“低眉顺眼”地绵绵絮絮地讲下去，无起落，无节奏，无警策，无停断，无转折，无休止，听得人简直要睡。那就是一个“平缓”之病，为文之大忌。而今日“文章”，此病为“常发症”。由此可见，美文者，并非出于雕描粉饰的俗义之“美”。这是第一点。

那么，为何又来标榜一个“百字”呢？语亦有之：“文不制繁。”下笔洋洋万言，“不能自休”，这自古是为文之大忌，为文之可笑处。纵观文之史，越到后世越啰嗦冗赘，浮文涨墨，废话连篇。这种文是催眠良剂，读多了甚至会降低“智商”的。故意拉长篇幅，断乎成不了奇文美文，因为那必然是“不平”的反面教材。如今本书为了强调警醒这种文弊，特标“百字”一义，真可谓击中要害，一箭破的，非真知文者是提不出这个关目的。

那么，“一百零一字”的文就不会入选了吧？这叫抬杠，或者缠夹。本书所选，尽有一百好几十字的，但一超过二百字就不收了。以“百字”为基本数，取其警策，是用不着胶柱而鼓瑟，食“今”而不化的。百字，好极了，精精神神的，干净俏丽的，磊落轩爽的——奇、美，皆于百字而得见之。这还不真是好极了吗？

有人说，现代世界，生活节奏愈来愈快了，时间更紧张了，没有足够的馀暇去读长文，所以短的更适合今世读者之要求。如此云云，自然也成章顺理，很觉不差。但从认识中华之文而言，那是枝义，与文的本体本质并无必然关系。

这一切，我们是在讲中华之文，这是大前提，不能忘记。汉语的“文章”这个名目，原是由“绘画加音乐”而组成的词。“文”本是“纹身”的意思，那就是一种图画。“章”是指乐曲的节拍段落。这种以艺术来指喻文学的文化观念，极为重要，也正是中华之文的最大特点特色！

如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文首先具有“形象性”的美，而同时又具有“音乐性”的美，二者融汇，乃成美文。

这前一点，今日之人已经习闻，“形象鲜明”、“形象思维”等等语式，或可借用来，不必更多解说了；对于后一点，“文，还要有什么‘音乐性’？我没听说过！”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

通常一个很大的错觉误解，总以为一讲韵律音节，那只是诗词的事情，“散文”里哪儿又出来这个？——这就是完全不懂得中华之文的说话和态度了。

其实稍明汉字本身特点的，作一番思索，就不难悟知：汉字的极大特点是单音，重音字都由“四声”（古声比“四”还多）区分。这个巨大特点使得汉字文学本身就是“音乐文学”！有“音乐耳”的人，一听人念，就觉其懂不懂、美不美了。旧时的学童，为什么都要能背诵文章？古文为什么都能“琅琅上口”？如不明此理，就会“奇怪煞”，或者径批那是陈旧腐败的“陋习”了。

我在此讲说这些，是想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多“分神”注意一下我们中华之文的特色，领会它的来由，它的优美，而不要把事情弄颠倒了。

有人会说：我又不写古文、“文言”文，我注意这些有何意义、作啥用场？

如果谁这样想法，我料他所写的那“非古文非文言”的“白话文”，也一定好不到哪儿去，未必能奇能美，更引不起“陶公们”的欣赏愿望。

“白话文”，好像是胡适先生的最得意的“创造”，他竭力反对一切“文言”。但我要问一句：既白“话”了，怎么还又是“文”呢？！岂不两个字就自己打起架来？胡先生正因为只引进西方文化观念而用以对待祖国之事，所以并不晓得汉字“文章”的本质和特征都是什么样的，盲目反对传统的“文”的一切命脉和精魂，其流弊并不是每一个论胡之人所认识到的。好的“白话文”，实际上也断乎不是“写话”——随口胡扯瞎聊，照样变成“字”，就能叫作“文”了？一点也不是这么回事。然而“白”“话”，还得是“文”才行。否则，那正是不理会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

因此，我敢说一句：凡认真来读这本百字美文的人，认真思索中华之文的命脉与精魂的人，一定能大有收获，而十分有助于他去写他的“白话文”。

这，应该就是本书的贡献与价值吧。

周汝昌

癸酉三月将尽，写记于燕京

（时正召开八届全国政协大会中）

（顾之京、谢景林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