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情

我在太子站下车，不用问，就知道去花鸟市场，该从哪个出口出去了。

这人群，像破堤后的洪水一样，黑压压从上面涌下来，人人身前都竖着好大一捧银柳、黄金果，黄黄绿绿，喜气洋洋的，那花市一定就在上面。

戴维约我在花市见。“我脚上骨头断了，不能走长路，我们在花市见面喝杯咖啡吧。”

戴维原是我在“沙发漂流”网站上联系的沙发主人。

看他的个人主页。美国人，四五十岁左右，照片上的他，背对人蹲着，很放松的样子，脸却扭过来看镜头，戴副墨镜，似笑非笑。讲日语，爱看书，喜欢爬山，爱自然，不爱逛街。像个严谨的人，不随便接待客人的，亦有很多要求。

“通常我喜欢相处的，都是那些从我的介绍中能找到共同兴趣的人，如果你不打算花时间或精力和我分享时光，那麻烦你找个其他沙发主人吧。”

看上去不太像个和气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写了邮件。第一次正式申请沙发，却选了个苛刻的人。总觉得不随便的人，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也当是个值得认识的人。购物我也不是喜欢的，也许一起爬个山？

申请发出去三天，没回应。第一次申请沙发借宿，也没什么信心。恰好亦有妹妹娇娇在香港，把她温馨的小窝留给我救了急。结果临到我快出发前一日，却收到了戴维的回信：“Hi，Ying，抱歉在香港找沙发的人太多，信回晚了。你看上去很有意思，来吧。”

于是解释了一下不再需要沙发，当然还是愿意见面的。结果戴维先生尽管断了骨头，但是星期六下午的花市还是要去的，便约了我在附近见面。

春节前的香港花市，人在花海里游走。水仙、金桔、蝴蝶兰、勿忘我、黄金果、银柳、玫瑰、月季……色彩艳丽，却不浓烈。尽管堵得要命，好在人人都是为了给家里添份美丽，脸上也都是挂着份笑容。

在洗衣街与花市的路口，站了一个柱着拐杖的人。高个子，花白头发，戴副银边眼镜，深蓝色外套，慈祥的面容，像位英国绅士。

上前拍他的肩，“戴维？”

“你是Ying吧？”

“是。”他的面容让人觉得亲切。

戴维是美国人，却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年。

“没事的时候，周六常来买花草。我在学日本花道。”他一边带我往里穿，一边回头解释。柱了根拐杖，走路自然没那么方便，但他却不忘叫我当心背包，亦是有梁上君子的。

“你怎么断骨头的？”

“在菲律宾飙车。”他回头，向我狡黠一笑，“第一次开摩托车。”

又回头向我介绍每种花的英文名和属性，还有香港人的喜好，看准了我是不懂的，只有默默的听。

“今天想买几颗水仙。盆栽用。”陪他选好水仙根茎，又买了些黄金果。黄金果全部挂在天花板上，得用棍子挑下来，一支跟小孩一般高，每支上面都吊了四五个黄灿灿的果实，让人欢喜。店员用黄皮纸小心翼翼的包好，我接过来，帮他举着。

“现在我们去喝茶吧。”花草扔进后备箱，找个茶房，在这喧闹的街市，竟然还能有片刻的宁静，对他讲起了关于梦想的采访。

“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有命运的轨迹，我们不能控制，却可以试图接近它。就像梦想，我觉得它是解开生命谜底的钥匙，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梦想，想要去实现的东西，也许就是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所以我想了解它。”我一边搅动茶杯里的糖水，一边说。

“我跟你讲个故事吧。”他说，“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工作。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杰克和文超，文超是上海人，杰克是美国人。”

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我回到美国，但是杰克和文超却都到了香港。于是有一年，我决定来拜访他们，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这时，他的甜点上了，是一块巧克力慕斯。

“到了香港后，闲的也无事，有一日去香港大学图书馆逛，我是学图书馆管理学的，”他补充一下，“便问工作人员，有没有招聘名额，心想兴许我可以在这里找份工作。”

“然后呢？”

他吃了口蛋糕，“工作人员说，要不你先填个表格？表格填好了，他们叫我回去等消息，左等右等没结果，我就回了美国。”

不作声，等他继续讲下去。

“结果六个月后，我收到他们的邮件，说我被录用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香港。到的当天，学校派了一个年轻女孩来接我，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儿。”

“噢？”隐约觉得有故事。

“后来，这个女孩儿成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一个女儿。”

“香港女孩儿？”

“是的，十多年后，妻子成了前妻。现在她和我女儿依然生活在香港。”

似乎故事还没说完。

“但是我的朋友杰克和文超却纷纷回到了美国和上海。你说人生多神奇，我是因为他们来的香港，结果我在这里住下了，他们却离开了……几个月前，文超在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太太告诉了我……”

戴维停下来，像回到了很遥远的过去，目光留在茶杯口，“……我突然想要通知杰克，于是给他打电话……他母亲接的，我说，请你转告杰克，我们的朋友文超因病去世了……他的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说，戴维，你不知道吗？一个月前，杰克因病已经离开人世了……”

戴维耷拉下脑袋。我看着对面的人，说不出话来。一股寒意带着忧伤的情绪从尾骨顺着脊椎向上爬，我打了一个寒颤。

“文超去世了，结果没多久，杰克竟然也走了，我们三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他喃喃的说，整个人陷入了泥潭。

我伸手过去握住戴维的双手，想给他一些温暖，此刻。他抬起头，惨然一笑，“噢，我没事。知道吗？你说起命运，这就是命运。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永远也猜不到。”

他的话，给我内心带来深深的震动。那是我在路上第一次听说死亡，此后的路上，死亡，这个曾经令人不寒而栗的词汇，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故事里，逼迫我去面对终极问题。

“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

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的律动

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

就像急流冲下山脊，匆匆消逝”

——《西藏生死书》

如果不用等到死亡的那天就能清澈的看到生死的本质，或许会少很多遗憾。《西藏生死书》里讲了一个失去孩子的妇人与佛陀的对话，佛陀说，“宇宙间只有一个永不改变的法则，那就是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是无常……”世上唯一的永恒是无常，因为无常，生命才有了无限可能，也因为无常，才懂得今生的每一刻都是珍贵并不可代替的。戴维想说的是，无论我们如何设计和计划未来，你都无法掌控它，我要说的却是，正因无法预料，才不舍得浪费每个当下，逝者如斯，这个瞬间已经一去不复返。

自然的，我们换了个话题，说些轻松的事。

“下午还有什么安排？”戴维问。

“去坐一百年历史的叮当车。”

他开车捎我去港岛西环的坚尼地城，那里是叮当车的一个起点，又说，“家里住了一个沙发客，是荷兰人，叫拉契得，你要是没事晚上一起来吃饭吧，七点钟。”我笑着答应了，他把地址写给我。

叮当车，是已有100年历史的香港电车，上下两层，身材苗条，像英国绅士。红色的车身，也有白色的，喷上了当下最时髦的广告，但那身板，还是一副古典的味道。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欢。

线路亦有许多条，贪心的选了条貌似最长的，从西环，经海味街，到上环、中环，再至跑马地，把港岛最有名的老街看个遍。

“不用下车，一直可以坐回来，它是环线。”戴维补充说，“再从坚尼地城坐绿色小巴士，就可到我家。”

跳上电车，爬到二楼，在最后一排整个人趴在后窗上，目不转睛的记录身后的一切信息。从陈旧的街角，破损的楼房，电车驶过的轨道，到林记药业的广告牌，从海味街上亮起的灯火，鹅黄光照下的鱼翅海参，到红绿灯前停泊的路人，从横飞的高架桥，到恨不得贴了钻的豪宅，从标志性的跑马场，橄榄球场上的孩子，到绿茵葱葱的洋人街，香港的过去、历史和今日，一点点在眼前登场，又褪去。这条路，说不出的震动，说不完的感伤。

叮当一响，思绪被打断，才发现已经回到起点，但路不再是出发时的模样，黑色的夜压下来，昏暗的路灯下看不清路牌，更找不见搭绿色小巴士的站台，亦没有地铁。现在的你，在西环。白日里充满历史感的狭窄街道，在夜里却让人没有安全感。开始后悔答应去赴宴了。

戴维说，“你告诉司机，在Sha Wan Dine下车。”

“Sha Wan Dine？”

试图将地名翻成中文，未果。

分别时，戴维很确定的再说了一次，“你就这么说就行了。”

四处打听，总算找对了绿色小巴。

“请问这车到Sha Wan Dine吗？”

好几个人都直摇头。上车问司机，回头看我一眼，凶巴巴的，叽里呱啦的对我讲一串粤语。愕然。这时，我才幡然醒悟：戴维说的地名，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拼音，而是用英语字母标注的粤语发音。现在，我这个大陆人，得模仿一个美国人嘴里的粤语发音，让一个香港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幸好大陆不缺人才。前排坐着的，是一个在香港上学的大陆女生。反复听我重复了几遍，似乎明白了。

“知道了，你应该在我后面下车。”

我对她感激涕零，又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一眼那位凶神恶煞的司机。他讲话声音好大的。沉沉的夜，已经全然笼罩在世界里，我的心里亦是如此，一片疑云。路，是越开越快，街道两侧的景观，也渐渐变化。车，行驶在荒野，没有了城市的棱角，倒是路两侧的树叶，却愈来愈多，在车顶上扫出声响，唰，唰，刷。车内，一片沉寂，黑漆漆，见不着任何人的脸。这看不见灯火的林荫道，让人心里发起毛来。

我几乎是被司机催下车的。

“你到了。”车突然刹住，毫无征兆。我“依依不舍”的摸着黑下去。车，停在一个斜坡上，心，悬在半空。然而，当那车从视线中开走的瞬间，一幅画却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了——无边的海，在眼前扩散开来，一直延伸到无穷处，海面上泛着金色的波光，渔船停泊在港口，眺望的灯塔对我眨着眼。这一瞬，一切恐惧化进了大海的柔情。

一个矮个女子同我擦身而过，拿了地址问她。“喏，就是上面这幢。”她很轻柔的说。

戴维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客厅，枣红色木质地板，靠墙一排书架，一张吊床横垂在中心，天花板上，两辆独轮车倒挂下来，十分别致。家里的餐桌，方方长长，实木的，颜色和地板搭配得极为和谐，桌上放着几株风情万种的盆栽，屋里有种淡淡的清香，依依呀呀的放着阿拉伯音乐。穿过这充满异域风情的大厅，阳台上是一排透亮的窗，外景绘制的，正是适才见过的那一片海，在低低的吟唱。

“家里好美！”不由惊叹一声。

一个黑色卷发的高个儿男子，穿一件白色亚麻长衣，光着脚从卧室走出来。一个漂亮的人，他的眉和眼亦是深黑色的，在夜里也如此清晰。

“这是拉契得，这是Ying。”戴维站在中间。我们向彼此微笑。

家里还有位女管家，在厨房里准备了松子牛油果沙拉和茄子肉卷。戴维不知摘了什么叶子，在手心里撮碎了，放进我们的手掌，散着植物的清香。

拉契得坐在对面为每个人盘里分餐。他在上海读MBA。“我的中文不好，能选的英文课程很有限，所以选了MBA。”边吃边聊，说起对香港的印象。

“第一次来香港时，住进一个很糟糕的青年旅舍，心情很坏，我觉得这和遇到的人有关系。所以这次来借助沙发漂流，希望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拉契得说。

在戴维如此美丽的家里，当有不同体会吧。

香港，在国人眼里，是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然而戴维却不同意。

“我在香港生活二十年，依然是一个文化上的外围人。在香港，西方人有自己的圈子，港人也是。虽然生活自如，但只要我长着这张脸，就算我讲粤语，他们还是会用英语回答你。然而在美国，不管你的肤色是白是黄是黑，你生活在美国，人们会慢慢的把你当做美国人。”

心里惭愧起来。我有很多要好的白皮肤朋友，男的，女的，来自世界各地，爱中文，也爱中国文化。同他们，却极少讲中文。总觉得讲英语是最易于交流的方式，也不用耐着性子纠正他们的中文措辞。但也许，在内心深处，却隐藏了一层认同障碍，这些朋友，都是爱的，却觉得，他们，终究是外国人。戴维的话，却让我看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文化前的尴尬。真正的接纳，来自心灵深处。也许未必要把他们奉为上宾，不必特意准备刀叉，喝红酒，倒是同他们讲自己的母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友爱。当我在其他文化前时想要的，又何尝不是这般被接纳呢？

想起了从中环搭扶梯去半山的路上，两侧的酒吧里，白皮肤的高级职员们，男男女女，似乎过着极为潇洒的日子，却活在香港的本土文化之外。你也可以说，他们是香港文化中的另一支，但总觉得这样有些牵强。

不久前认识了一位生活在香港的加拿大人麦克，31岁，平面设计师。

“交女朋友我从来不交香港女孩儿。”

“为什么？”

“不知道，总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

离开时，问拉契得和戴维今年有什么愿望。

荷兰的拉契得想在上海再呆一年，美国的戴维则说：“多赚点钱，去更多地方。”

而我，却是完成这一年的环球梦想采访。你说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他人的文化里，如此的流连忘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