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走自己的路，看人生风景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想到认识冯骥才先生超过三十年了。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书《冯骥才选集》，时间为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我们熟悉后，不再叫冯先生，而是叫“大冯”，一直叫到今天。

站在冯骥才面前，个矮的我们，只能仰视。如果合影，更为悬殊。这位个头高大的人，喜欢运动，曾是篮球队员，可是，他却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艺术门类之中。他从小开始画画，居然一次又一次临摹《清明上河图》，那可真是要下不一般的功夫。他喜欢收藏民间大大小小的物件，从而奠定后来全身心投入文化保护事业的扎实基础。当然，对于他，诱惑最大的是文学。这一诱惑，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鬼使神差地出现他的面前，令他无法抗拒。

冯骥才一九四二年出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二十四岁的他与顾同昭大姐结婚。新婚之际，未曾预料的风暴就来了。五十年，他们相濡以沫，在风云变幻中走过。二○一六年，他们步入金婚，我收到他们夫妇题赠的《金婚图记》。翻阅图记，两个大家族在天津的风风雨雨，依次展开……

动荡岁月，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冯骥才开始偷偷记录。他无法抗拒！身处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识到他们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记录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为了现实不被遗忘，更是为了留存历史。下面他的这段文字描述当年情形：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偷偷写起来，只要有人叩门，我立即停笔，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就会毁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设想。每每运动一来，我就把这些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塞在楼板缝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外边糊上宣传画片，作为掩蔽，以便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一度，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里，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不安整天折磨着我。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用火点着烧了。心里立刻平静下来，跟着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以后，我一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便随写随撕碎，扔在厕所里冲掉；冬天我守着炉子写，写好了，轻轻读给自己听，读到自己也受感动时便再重读几遍，最后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

（《命运的驱使》）

命运的驱使，让他永远停不下脚步！

一九七五年前后，大冯写了一系列诗歌，其中这首《路》，四十年后再读，仍然令人感动。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

一条时而欢欣、时而痛苦的路，

一条充满荆棘、布满沟堑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难、滑下去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没有归宿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条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冯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五十年！

今年九月，天津将召开冯骥才国际研讨会，我写下这段话，表示敬意：

从小说到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冯骥才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很高的标杆。他的创作，无论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历史场景，在不同类型的体裁形式里得到富有深度的呈现，为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不可多得的文本。创作之外，在二十年间，由收藏文物入手，他把视野拓展到文化保护的更大领域。他在《收获》杂志开设的“田野考察”专栏，他在将近二十年间的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中，体现一位作家、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热爱，对文化消失的忧虑和保护的紧迫感。他的一次次呼吁和奔走之间，中国的古建筑的保护、民间传统工艺传承、农村村落的留存等，引发上上下下的关注，堪为文化保护的先驱。一个作家，在文学和文化保护两个领域施展身手，可谓少见。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保护方面，冯骥才必将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的确，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他应该做什么，可以走多远。从小说创作到非虚构写作，从个人收藏转而在全国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保护古村落等，冯骥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爱之深痛之切，令他不能丢弃个人责任，不能眼见文化脉络在这一代人手里断裂。他敏感焦虑，他四处呼吁与演讲，他走进田野考察……

冯骥才走上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们来看他人生路上的精彩风景。

《铺花的歧路》——不可替代的文学力量

冯骥才是一位有历史感的人，故而他的笔下总是呈现沉甸甸的历史真实。

二○○二年清明时节，得知花甲之年的冯骥才要回故乡宁波慈溪，冯家祖居将交还于他，同时，在宁波天一阁，还将举办“冯骥才甲子省亲展览”，我与之联系，带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组，陪同他走进宁波，纪录他的故乡之行。面对镜头，冯骥才说了这样一段谈及历史与生命的话题，说得特别精彩：

作家对生命特别重视，对源头特别重视，尤其对于生命的来源，总是要追究、寻找遥远的联系，好像要触摸生命的源头。我觉得生命有时候会有漂泊感，但是故园、故土、故人给你一种安慰。我觉得这跟植物一样。植物到春天的时候，所有树枝往上长，越长越好，表现一种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时候，它要回到土地上，要寻找土地。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接地气。这一次把我的小孙女带回来了。她很聪明，会有一点记忆，我想给她留下一点童年的记忆。

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现代时的，一段是属于未来的，一段是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一种精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感、我们生命的本身，实际都存在于已经失去的一段历史里面。

（《故乡情结》）

回到故乡，当然不只是触摸生命源头，更是体验生命行程，走进历史。

最初读冯骥才的作品，是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们同班同学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引发全国性轰动。《伤痕》之后，反映“文化大革命”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般集中问世。《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与诸多“伤痕文学”作品类似，写一位女“红卫兵”白慧失手殴打一位女教师，未曾想到，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就是这位教师的儿子。内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白慧，她永远无法摆脱……

与冯骥才后来创作的《雕花烟斗》《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等小说相比，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铺花的歧路》的故事叙述能力，还稍嫌薄弱，但他对一代红卫兵内心伤痕的描写，今天再看，依旧有历史沉重感。

小说中“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白慧上山下乡前往内蒙古锡林格勒盟草原。已经在红旗拖拉机厂当工人的常鸣，作为技术员被派往那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半年。常鸣到医院看病，走到取药窗口时，面前的一幕令他为之一震：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白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对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像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一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铺花的歧路》）

这一阵“乞求似的哀叫声”，当然是白慧发出的。白慧无法原谅自己，却又无法割舍对常鸣的情感。下面这段对话，读来令人心痛：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没回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像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声音冷冷的。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像要去抓住断了的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膊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的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

（《铺花的歧路》）

医院里的重逢，以凄凉结局告终。从常鸣在黑暗中的徘徊，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另外一种痛苦。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帮”结束。天下同庆之际，白慧给父亲留下一封长信。她决定离开人世——“我走了……我决定了。”下面这段话令父亲痛心不已：“如果人有两条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条。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好好开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条生命……”

白慧还留下一封写给常鸣的信，请父亲交给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红卫兵”杜莹莹，转交常鸣。这封信，同样写得感人至深：

常鸣：

你一共两次没有原谅我。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我，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两句心里话。因为我再不用顾虑你看过信会怎样想……我多么爱你！原来——如果没有那桩事——我可以成为你的爱人，但由于受了骗子们的愚弄，却成了你的仇人。我无限痛恨他们，也恨自己。等我明白过来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种罪过时，就已经晚了，不可挽救了。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我却不能。我原来也可以做一个好人呀！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呀！只可惜，恐怕直到现在，你并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我的心……

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你了。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早已分开了。而且早在我们没认识之前，事情就埋藏着这些后果。我毫不怨怪你。我只感谢你救过我。我对不起你。而且直至现在还爱你……当然说这些都没用了。

祝你幸福吧！常鸣。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一定都会是幸福的。

我全向你表白了，别了！

白慧

常鸣终于读到了白慧这份发自肺腑的情书——可惜只是生命告别书。常鸣骑上自行车一路飞驰，用整整一个上午寻找白慧，却毫无踪影。他把车停在一块空地上，对面是东大河的大湾渡口，圆形大钟在远方竖立。这个地方，正是白慧第一次约会常鸣的地方。常鸣当年没有前来，这次却意外地又来到这里。“他的幸福好像从这儿断绝的，现在却又偶然地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这显然是冯骥才埋下的伏笔。

常鸣走到沙滩上，在不远处退潮的沙地上，看见一个姑娘的身影，正是白慧：

白慧扭头看见了常鸣！在沙滩上这对情人之间，时间好像只停留下片刻。忽然白慧转过身，她好像终于找到了出路。一条洒满了光、无限宽广的路。她摆脱开刚才的一切，带着一股热切的冲动，甩着两条胳膊，满脸流着热泪，朝常鸣跑来了，跑来了……

《铺花的歧路》从校园批斗，写到“上山下乡”时白慧与常鸣的医院偶遇，再到海边沙滩上他们的拥抱，白慧与常鸣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想，这是冯骥才在叙述历史真实的同时，希望给予这一代年轻人一种痛定思痛之后的温暖，这种温暖，会让他们重新感受生活的厚爱，珍惜生命，从而取得继续前行的力量。这部小说创作将近四十年，再读之，仍然能感受到以文学叙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

经过几年的创作经验积累，冯骥才对作家这一职业形成了颇为清晰的认识。一九八四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学》一文中，这样谈到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一个作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活跃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尽可能庞杂的生活知识和尽可能全面的艺术素养；要巧、要拙、要灵、要韧，要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心，要对千形万态事物所独具的细节异常敏感，要对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举止动念，抓得又牢又准；还要对这一切，最磅礴和最细微的，有形和无形的，运动和静止的，清晰繁杂和朦胧一团的，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笔头有如湘绣艺人的针尖，布局有如拿破仑摆阵；手中仿佛真有魔法，把所有无生活的东西勾勒得活灵活现。还要感觉灵敏，情感饱满，境界丰富。作家内心是个小舞台，社会舞台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经过艺术的浓缩，都在这里重演，而且它还要不断地变幻人物、场景、气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现为，在这之上，创造出崭新的、富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人物。

（《我心中的文学》）

这是在文坛亮相不久的作家对文学的感悟。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他一直期盼进入这个境界。

口述实录下的历史真实

从《铺花的歧路》开始，对历史的叩问，从来没有离开冯骥才的视野。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虚构的“口述历史实录”《一百个人的十年》。

“口述历史实录”最初盛行于欧美。一九八三年，毕朔望先生组织一批译者，翻译美国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作品，以“美国梦寻”为书名出版。在缀语里，毕朔望呼吁中国的作家，向特克尔学习，也以这种“口述历史实录”的方式，留存现实与历史。他这样写道：

此，忽念中国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开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尔式的《神州人语》之类的实录文字来，一定很有意思，也会畅销的。真希望有人费点力气来试它一试。当然，只能借意。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譬如访问对象便绝不会忽略知识分子，这是不消说得的。

（《美国梦寻》缀语）

《美国梦寻》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诸多读者和作家的关注。率先采用“口述实录”形式记录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分别是冯骥才、张辛欣与桑晔。

一九八四年，张辛欣、桑晔两人合作，四处寻访、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第二年开始，在不同期刊上陆续发表，然后结集为《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出版。

几乎同时，冯骥才也开始以“口述实录”方式，借不同人的个体记忆，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留下群体印象。这些口述实录中的人物各行各业都有，叙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纸救父》《崇拜的代价》《伟大的受难者》《我到底有没有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失踪的少女》《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忏悔录》……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叙述，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更为丰富，更为立体。可以说，其历史价值和对人性的呈现，不可代替。

这些口述实录，一九八六年开始在《收获》《当代》等期刊上陆续发表，后结集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第一集，于一九八七年出版。距今，正好三十年。

口述实录的采访过程，也是冯骥才再次亲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过程。从不同谈话对象那里，他深深感受到社会对他的信任。他为之感动，从而意识到手中之笔的分量。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对他的信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他们倾诉的亲身经历写下来，既是为他们，也是为自己，为历史。他在该书《前记》中写道：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化大革命”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化大革命”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练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冯骥才的这本口述实录，时隔多年，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再版。为新版，冯骥才新写了一篇《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最后他写下的这段话，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说得真好——“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冯骥才的确没有“放弃这使命”。二十多年后，他相继完成非虚构作品《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凌汛》《地狱天堂》《激流中》等。在这些作品里，他叙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浩劫，叙述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编辑们互动的场景……在他的笔下，诸多历史细节丰富了时代记忆，为历史存照。

今年五月下旬，我前往南京看望九十八岁的杨苡老人，聊天时，她谈到了《收获》发表的《无路可逃》。她说，没有想到冯骥才的岳母，就是她在天津时的闺蜜。她找出七十年代冯骥才岳母的来信，又找出抗战爆发后她离开天津之前，在顾家花园里拍摄的照片。老人记忆甚好，居然在一张纸上，把顾家几个孩子的名字全部写出。我将这次巧遇，微信告知冯骥才，他也为之吃惊、感叹。

历史叙述的魅力就是如此诱人。人们阅读之后，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重温记忆，走进历史深处。非虚构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此。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各大城市，不知为何，纷纷开始旧城改造。地产业的大动作，从此让曾经保留若干古城风貌的城市，老街、胡同、弄堂、老建筑等，仿佛秋风中的落叶一般被一扫而尽。

冯骥才清醒意识到，天津的旧城必将失去曾有的风韵。早在一九九四年，冯骥才就组成一个团队，用照相机拍摄天津的老房子，现在，旧城改造让这个团队，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天津的旧城改造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开始。冯骥才组织二十几位摄影师、十几位测绘人员，走进大街小巷，走进即将被拆除的建筑。这可谓一次前所未有的田野考察，因为他们的拍摄和测绘，三年之后，《天津老房子》系列画册出版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收到冯骥才寄来的请柬，他将在天津举办《天津老房子》画册的发布会。我们前去参加。

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我们听冯骥才慷慨陈词，听一位又一位参与者们的讲述，他们的故乡情怀令人感动。

我喜欢这一系列中的《旧城遗韵》。翻阅一幅幅图片，再看后面那些摄影师的照片。说实话，应该感谢这些参与者，他们与冯骥才同行，为自己的故乡天津城，留下城市遗韵，借图片延续文脉。

二○○四年，冯骥才在《收获》杂志开设“田野调查”专栏。年过六旬的他，一次又一次走进田野，在民间寻访，在工匠传人那里寻找传统的源流。这本书后来由作家出版社以“民间灵气”的书名结集出版。“民间灵气”，多么好的书名。冯骥才在田野调查中，感受到的正是充溢民间的灵气。是千百年的民间工匠灵气，让传统多了魅力。如今，冯骥才用笔将之呈现于我们面前。

我于二○一六年十月退休，应大象出版社之邀，负责该社北京工作室的策划出版。我首先想到了冯骥才。次年四月初微信问他，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是否结集出版过。他回复没有。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将他十五年间的演讲略加整理，以“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为书名出版。装帧设计过程中，我建议将他在一九七五年写的《路》这首诗的手稿，放在封底上。在我看来，只有这首《路》，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文化人的精神取向，体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他为保护传统文化而拥有的强烈使命感。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可以说，这是冯骥才一生的追求——从文学创作，到文化保护。神圣使命，无法拒绝。

将近二十年的演讲，冯骥才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二○○一年至二○○六年，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二○○七年至二○一一年，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二○一二年至二○一六年，“非遗保护”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

一次又一次的演讲，成为从花甲至古稀之年的冯骥才，另外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不妨看看下面这些演讲题目，每一个都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我们在艰难中举步

全国剪纸大普查开始了

为人类守护住东方的文明

和县长一起思考

民间自救

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

只有全民族关心了，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全民的热爱中传承节日文化

呼唤全民的文化自觉

让灿烂的口头文学永远相传下去

为紧急保护古村落再进一言

……

为这本演讲集，冯骥才撰写自序，题为“说出来的思想”。他坦诚倾吐了自己投身于文化遗产抢救的原因：

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从最初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从启动到推动，从非遗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传布。

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说出来的思想》）

说出来的思想，就是行动的力量！就是无法拒绝的、必须

履行的神圣使命！

今年，冯骥才步入七十五周岁。他不会放弃已经选择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仍将继续前行！

完稿于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修订于九月底，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