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的老报馆

2002年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以前的那些老报馆。

说起老报馆，就想起了以前的编辑。以前的编辑胆子是非常大的，脾气也是非常大的。1924年的时候，孙伏园在《晨报副刊》做编辑，当时鲁迅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孙伏园随即编排。但是在见报的前天晚上，孙看到鲁迅的稿子被总编辑刘勉已撤掉了。孙当时就很气愤，偏偏刘又跑来说鲁迅的诗要不得。孙于是“气急了”，顺手就打了刘一个嘴巴，不止如此，孙还追着刘“大骂了他一顿”。第二天，孙就愤而辞职了。

如果说孙伏园敢打总编仅仅是脾气大，那么《申报》的大老板史量才就可谓胆子大了。史量才做《申报》老板的时候，坚持“报纸是民众喉舌”的功能，“除了特别实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九一八”以后，《申报》支持抗日爱国运动，抨击时弊，很是让蒋委员长头疼。于是蒋找史先生谈话，警告说：“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先生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不过读者终归不是兵的对手，史先生最后还是被暗杀了。

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大美晚报·夜光》副刊的编辑朱惺公就因为把汪精卫的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刺怒了汪而遭到了与史量才同样的结局。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多的，“萍水相逢百日间”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敢于当面抨击孔祥熙的彭子冈……看起来不怕死，敢于碰硬是老报馆的一个传统。老报馆能形成这种传统，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独裁者固然残暴，却也不敢公开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

除了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老报馆还有许多事情让人感动。那就是在对待青年人的态度上，那时的人们是不大讲资历这玩意儿的。只要你肯钻研，能做事，社会是会给你舞台让你施展的。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的时候，他才18岁。要知道《文学旬刊》并不是一家寻常的小刊物，而是大诗人徐志摩“方从英伦回来”之际创办的一个文学刊物，其时鲁迅正“如日之向午”。像李健吾这样的文学青年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

萧乾进入《大公报》接手《小公园》副刊的时候，年仅25岁。年轻的萧乾看到老气横秋的旧稿件根本就不感兴趣。萧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老板胡霖。胡并没有因为萧年轻就忽视他的话，而是让他放开手对《小公园》加以改造。萧乾果然也不负厚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使《小公园》一下子成了中国文坛的重镇。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老报馆是有许多故事让人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