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代自序）

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日渐深入。一方面，探索视角和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不少研究成果是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多个史学层面入手，分析和探讨文学发展问题的，为本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研发空间；另一方面，许多传统的治学方法受到了现代学术思维的挑战，不再具有权威性。譬如文学和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与交叉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不少秉持“文学审美论”的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强化的是文学内部的审美本质与规律的重要性，从史学的诸多层面加以考察，很容易弱化文学的“本位”，造成研究方向的偏离。在学科门类不断细化的背景下，类似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种担忧下提出的排除史学的干扰，恪守文学内部研究门户的主张，也不乏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就长远来看，得鱼忘筌的隐忧也同样存在。毫无疑问，探求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如果将文学比附于史学，或将文学作品作为论述史学的某一层面的佐证材料，无疑会偏离文学研究的轨道，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方面的迹象。好在像钱谦益《钱注杜诗》那样“以史证诗”，或者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那样“以诗证史”的优秀成果，已经为后人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与定性，文学除了特有的形式要素外，有别于史学的最基本的特质是审美的、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不过，假使我们机械地理解这一特质，狭隘地恪守所谓文学研究的门户，则很难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也难以深入把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内涵。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审美的、超功利的，有时还是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历史的、有功利目的的；与此同时，包括文学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并不完全是由自身来决定，而是受到该事物与周围环境诸多关系的制约，所谓本质，实际上就是内化了的关系。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文学是与多层面的社会历史网状交错在一起的，是极为开放和多元的。“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的繁荣发展固然是靠了作家对其“内部”本质的不懈探求与精心构建，以及独具匠心与丰富多彩的呈现，同时又取决于作家所处的生动而又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犹如古代社会网络中彼此交织的经纬，作家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饱满的政治胸襟与热情，往往是他在文学上达到较高成就和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言之，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对于文学来说，不完全是外部问题，而常常作为一种契机、一种视野，甚至是一种生命情结、一种价值取向，被作家渗透到了文学“内部”的肌理之中。从屈原到鲁迅，中国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从但丁到卡夫卡，西方文学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文学研究者应该拓宽视野，将学术触角伸展到促使文学“内部”本质形成的诸多元素及其相互关系之中。惟其如此，才能充分把握文学的丰富内涵，深入揭示其内在本质，全面总结其发展规律。其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当然，“知人论世”并不像编撰作家年谱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在史学的诸多层面中，把握创作主体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风貌与时代精神，揭示其人生轨迹、思想情感、心路历程与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很难想象，“不知其人”，“不论其世”，就能全面深入地“颂其诗，读其书”。倘若允许我们对“知人论世”这个看似背时却仍有强劲生命力的古老命题作新的解读，也许可以说：它在史学观照的视野中，构建了一种以创作主体为核心的、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的研究方法或体系。

二

如果将文学作品比作纯香的牛奶，将作品所依据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生活素材比作嫩绿的芳草，那么作家就好比是将草“消化”成奶的牛的胃，将原生状态的生活素材“消化”成了艺术形态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孕育与生成过程中，作家既是中介，又是核心。因此，在“知人论世”的研究体系中，创作主体永远是核心所在。换言之，该体系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首先要密切关注的是作家其人，然后才是他笔下的具有特定艺术形式的作品。

说到这里，很难回避“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的话题。主张在诗文作品中把握作家的为人及其创作精神，也是流行了两千多年的文学评价体系。不过在缺少史学观照的情况下，单纯的文本研究，往往会造成“人如其诗”的判断失误。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所谓“心画心声”，就是指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文如其人”、“诗如其人”。《闲居赋》是西晋作家潘岳（字安仁）的名作。潘岳在该赋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淡于利禄、忘怀功名的高士，但据《晋书·潘岳传》，他却“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元好问据此认为，扬雄的“心画心声”说是不可靠的，主张论文论诗不能只看其文本，还要看创作主体的为人是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应该说，“心画心声”未必“总失真”，但正如先哲所说的那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潘岳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据载：“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达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达官恻然伤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真可谓“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伤”！辛弃疾《丑奴儿》词也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处于金色年华却作诗叹老，好端端过着闲适的日子却作诗伤春悲秋。这些为文造情的情形虽不可与潘岳相提并论，但他们的作品却同样存在“美言不信”的问题。元好问《论诗绝句》既以潘岳为个案，强调了“知人论世”是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途径，又以具有普遍性的“潘岳现象”为警告，警示人们不可忽视创作主体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复杂关系。此点值得重视！

20世纪初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纯文学”与“杂文学”的界限一直相当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学者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主张回归文学“内部”，主要是建立在“纯文学”的基础之上的。就“纯文学”而言，审美意味与艺术表现无疑是它的要义所在；而美离不开“真”，同样也离不开“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真、善、美”三者原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统一体，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其原动力便在于此。文本固然是创作主体的心灵、情感的具体表现形态，文学的审美价值也由此得到具体的表现，但“潘岳现象”却昭示了文本中的“美”未必就是创作主体内心的“真”与“善”；仅仅依靠文本，有时无法全面把握创作主体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也很难真正地揭示其“内部”的审美本质。因此，需要我们从史学入手，在史学的观照下，把握作者的为人及其在审美创造中的得与失、是与非。这样才能做到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废言，客观而真实地总结其创作的内在规律。

其实，面对真正“文如其人”的文本，要深入解读它，也同样离不开史学观照。钟惺《古诗归》称曹操的《观沧海》“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其胸中、眼中”有什么？文本所显示的乃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博大与壮观。那么曹操为什么能创造出这种“笼盖吞吐气象”？其中又包含了何种审美内涵？该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凯旋之时。此时，曹操已擒吕布、降张绣，在官渡击败了其主要敌手袁绍，北征乌桓又一举获胜，为他快马扬鞭、南征吴蜀，实现统一，克成大业奠定了基础；而眼下铠甲未除，征尘未洗，伫立山巅，面对沧海，心潮起伏，横槊赋诗，自己则也仿佛如同这吞吐一切的沧海。如果忽视了这一特定历史境遇所赋予创作主体的特定心境，就很难把握《观沧海》壮浪诗境的生成及其审美内涵。《观沧海》的解读需要这样的史学观照，在考察古代其他作家“心画心声”的作品时，也概莫能外。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在提出“知人论世”的同时，又认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谭献《复堂词录序》则进一步指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诚然，文学作品的特性决定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解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用心”作出创造性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并非“天马行空”，而是建立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之上的，作品也非“天外来客”，而是出自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之手；也就是说，“知人论世”是读者“以意逆志”或进行创造性理解的基础，更是研究者把握作品生成、总结创作规律的根本保证。因此，只要出于探讨文学之需，考察与创作主体的生平事迹、思想性格、创作活动发生关系的任何一个史学层面，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三

我们主张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并不是简单强调作家的生平事迹与创造背景，也不是运用史学的“家数”，而是借助史学的素材与眼光，以史为鉴，鉴别创作主体所处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关系，洞察这种关系如何被转化成为生活感受与人生思考，又如何将生活感受与人生思考“内化”到文学“内部”肌理的过程。

从文学反映论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后世学者称曹操、杜甫等人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诗歌为“史诗”，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前述陈寅恪先生所开辟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同样建立在文学反映历史的功能基础之上。在过去的30年里，不少学者从诸多史学层面入手，考察作家的创作活动，包括文学现象、文学群体、文学流派的形成等，所依据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反映论，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诸多史学层面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譬如：从魏晋社会政治大动荡的历史中，梳理出玄学与士人心态的关系，从而揭示魏晋时期创作主体的性格特征，以及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历史底蕴；从唐代科举制度或藩镇制度中，剖析士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灵感受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唐宋歌词侑觞的歌妓制度与士大夫歆艳听歌的风尚习俗为切入点，分析与总结唐宋词赖以生成、传播、繁荣的原因；从六朝、唐代的士族制度或宋、元、明、清的望族史入手，考察其间特定文学群体的形成及其创作实践……所有这些，无疑拓宽或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因为这种在史学观照下的所谓“外部研究”，起到了只专注于文本的艺术表现与审美意义的“内部研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不过，这些研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的虽然从史学入，最终却没有从文学出，仅仅停留在“文学中的史学”层面，而没有揭示出“史学中的文学”本质；有的过于平面化、简单化，将史学中的某一层面与文学之间作线型的对应比较，而忽视了中介环节即创作主体的“消化”作用。我们说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反映历史的功能，绝不意味着将文学与史学画等号；称杜甫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诗歌为“史诗”，也不是说杜诗就是一部史学著作。对历史记载的全面性，文学作品远不及史学著作：要具体了解安史之乱，新旧《唐书》的记载要比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全面得多。然而，杜甫的“史诗”比诸新旧《唐书》所载更生动、更真实，揭示安史之乱的本质也更深刻。在安史之乱与杜甫的“史诗”之间，渗透着诗人特有的体验与深刻的思考；正因为有了这种体验与思考，杜甫才能将安史之乱的重大历史“内化”成为伟大的“史诗”。这就是说，文学与诸多史学层面之间所以能发生关系，创作主体的“内化”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无论作为社会历史的反映，抑或作为主观情趣和理想的表达，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创作者的自我欣赏，而是在于传达，同别人分享。拿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来说，就是用“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关注人类群体的命运，为群体而存在。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创造，而每一个创造的心灵都不可能脱离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环境。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学，更无法脱离具体的渗透着政治影响的时空，尤其是处于政治旋涡或遭政治牵连的士大夫，其文学创作不能不受政治的支配与影响。如北宋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就与他们在新旧党争中的际遇息息相关。事实也充分表明，在新旧党争中或升降沉浮、或九死一生的际遇，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同样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只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必须通过作者心灵的中介。作者将政治际遇化作沦肌切骨的生活感受后，方能引发心灵的震颤和抒发的渴望，从而将文学与政治艺术地“焊接”起来。当我们以此为前提，借助史学的素材与眼光观照作者的创作过程时，得到的已不是“文学中的史学”，而是“史学中的文学”；也不是所谓“外部研究”，而是“内部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事实上，在史学观照的视野中，以创作主体为核心的、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的研究方法或体系，出自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诉求，也是出于文学研究超越文学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能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回归文学。与此同时，由于文学与诸多史学层面网状交错，互为关联，其涵盖面又比任何一个史学层面都来得广，而且更具形象性、生动性，所以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却不断呈现多学科交融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的史学观照将有力推动建设融会文史的现代人文学科。

当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体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并不是文学研究的唯一选择。任何一种研究视野或体系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故不能以一种研究否定或代替另一种研究。大家所渴望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应该是相同品种、相同形状、相同色彩的百花齐放，而应该是不同品种、不同形状、不同色彩的百花齐放。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推进与繁荣我们的研究事业。

（2007年“文学遗产论坛”发言稿）

• 《孟子·万章章句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46页。（本书征引文献于各篇首次出注时详述版本，重出时从略。）
• 《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第2510页。
• 《老子德经》卷下《河上公章句第三·显质第八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页。
• 《孟子·万章章句上》，《十三经注疏》，第2735页。
• ［清］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