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琳达·李尔

1962年7月，《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引起全国关注：“寂静的春天变成了喧闹的夏天。”6月，《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上连载，9月，该书出版成册。在这之间的几个月时间里，蕾切尔·卡逊给出的警告在全国引发讨论，人们针对化学杀虫剂的使用、科学责任、技术发展限制等话题热议不止。1964年春，《寂静的春天》出版不过18个月后，卡逊去世，享年56岁。草根运动由此兴起，环境保护者要求国家和各州共同加强立法，保护环境。

现在已经很难回忆起《寂静的春天》出版后随之而来的热烈文化氛围，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激烈地反对卡逊这位静默而坚定的作者。如今，我们降低农药误用带来的毒性，避免化学药物污染环境，以现在的眼光看，卡逊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了。然而，1962年，人们的物质需求日渐得到满足，社会从众性逐渐增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卡逊的创作具备了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当时，冷战达到顶峰，整个社会充满怀疑和狭隘的思想。化学工业作为战后主要受益者，成了国家繁荣的重要推动力。“滴滴涕”帮助人类战胜农业害虫，消灭困扰人类已久的虫媒疾病，如同强大的原子弹，给予敌人致命的军事打击，颠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公众眼中，身着白大褂，在偏远地区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们也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就连他们的研究工作也被当成一桩善举。战后的美国，科学就是上帝。

卡逊游离在科学家队伍之外，她选择了核时代不被重视的田野和生物学。她的职业生涯不同寻常，没有任何学术机构做背景。对于任何人来说，单打独斗都是重大不利条件。然而，《寂静的春天》出版之时，卡逊学术圈的边缘人身份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各大科学权威发现——她的存在不容忽视。

从童年时期开始，卡逊就对地球漫长的历史感兴趣，不论是独特的风貌和韵律，还是古老的海洋，又或者是生命形式的演化，无不吸引着这位研究者。青春期的卡逊恰好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当时，匹兹堡地区成为西方世界的钢铁之都。小小的斯普林代尔镇夹在两大燃煤发电厂之间，成了污秽堆积的垃圾集中营，空气中充满化学排放物，河流里也满是工业垃圾。卡逊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她发现工厂老板并未注意到她的家乡已经污秽不堪，也丝毫没有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从那时起，她再也不相信“技术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以及“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说法。

1936年，卡逊在巴尔的摩渔业管理局找到一份兼职工作，撰写与海洋生命有关的广播稿。到了晚上，她还是《太阳报》的自由撰稿人，讲述工业废水给切萨皮克牡蛎养殖场带来的污染。在文章中，她呼吁对牡蛎繁殖进行整改，疏浚河道，对流入海湾的废水加强行政监管。她以“R.L.卡逊”一名发文，希望读者认为自己是一名男性，从而认真对待这些文章。

一年以后，卡逊成为渔业管理局的资深水生生物学家，是管理局第二位受聘的女性。她的晋升速度虽不快却始终非常平稳。1939年，渔业管理局更名为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服务处。卡逊的文学天赋很快让她脱颖而出，她开始编辑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报告，通过这次机会，她拓宽了自己的科学知识，加深了与自然的联系，并了解到科学政策的制定过程。1949年，卡逊成为管理局的总编辑，在美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开始参加与科技最新发展有关的跨学科会议。

在政府工作的影响下，卡逊暂时放缓写作，用十年时间整合了海洋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最终，她的坚持获得了回报。1951年，《我们周围的海洋》首次在《纽约客》连载，后又荣获国家非小说类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卡逊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被选入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她的作品因科学专业性、广博的选材以及诗歌般的语言而备受好评。紧接着，《海洋的边缘》出版，再次成为畅销书。卡逊也因此成为美国一流的科学作家，她知道人们深深需要能够解读自然世界的作家。世界各地的读者从卡逊的作品中收获了舒适的阅读体验，每一部作品都为读者清楚解释了复杂的科学，对海洋生物进行生动描述，展现出作者对奇妙自然的热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卡逊的声音坚定而可靠。

不论何时在公众场所发言，卡逊总是关注到最新出现的不祥趋势，她害怕技术的发展速度会超出人类道德责任感的底线。1945年，卡逊在给《读者文摘》的投稿中引用了大量实例，试图警告读者，新型合成化学药剂“滴滴涕”和其他长效农用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环境带来了破坏。1957年，卡逊认为这些杀虫剂对整个动植物群体的健康有潜在危害。在她看来，大肆挥洒有毒化学药剂污染了环境，是人类骄傲自大、冷漠贪婪的表现，公众有必要再次关注这一问题。卡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保持缄默，我将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

卡逊通过《寂静的春天》向政府决策提出挑战，她认为政府在并不了解药物作用的前提下允许对环境施用有毒药物。卡逊认为，政府道德缺失，公民不仅不能避免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甚至连公开质疑的权利也没有。卡逊又在给国会委员会的提案中强调，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必然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他人投放毒物侵害的权利”。政府出于冷漠、贪婪和一时疏忽，任由“毒物和生化药剂随意散落在人群中，这些人却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药剂的潜在危害”。每当公众对此表示抗议，政府就选择暂时公布部分事实，安抚群众情绪，明知会出现危险却仍然推卸责任。卡逊对这种道德缺失发起挑战，她写道：“既然我们有忍耐的义务，就有了解真相的权利。”

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卡逊人体生态学的观点也极为与众不同，她改变了我们看待人类健康的方式和对待环境危机的态度。卡逊相信，人类的健康状况终将反映出环境的恶劣。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方式。虽然科学界尚未完全理解这种观点，人体生态论仍然是卡逊影响最深远的一大贡献。

然而，1962年，收益上百万的化学工业拒绝继续放任这位前政府编辑摧毁公众对化学产品的信任并质疑产品的可靠性。在他们看来，卡逊只不过是一位连博士学位都没拿到的女性科学家，她甚至不从属于任何研究机构，只不过因为几本有关海洋的抒情诗书就小有名气罢了。很明显，蕾切尔·卡逊对这些化学工厂来说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对人类未来的警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镇压下去。为了防止卡逊的言论获得公众关注，工业部门不惜花费25万美金抹黑她的研究事业，丑化她的个性。最终，他们放出了最为恶毒的言论，称卡逊的故事带有偏见，支撑案例都经不起推敲。

《寂静的春天》引发的争议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那些躲在政府和工厂背后的诽谤者，卡逊还在对抗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迅速扩散的乳腺癌。卡逊奇迹般地在去世之前完成了这部作品，据她所说，整个创作过程都需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化学工厂的恶意抹黑丝毫没有伤害到她，女作家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对抗病魔，只为活下来，将自己看到的事实公之于众。她也曾一度面临崩溃，却还是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和决心坚持创作。

后来，《寂静的春天》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联邦和各州的研究者开始查证卡逊言论的真实性。被迫空中喷洒杀虫剂的社区发起草根运动，反对毒物继续污染环境。各级政府部门纷纷通过立法对抗新型药物粉尘污染。曾经手握知识“圣杯”的科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忽略了化学药剂的危害。卡逊知道，光凭一本书无法改变动态的资本主义系统，遂提出环境保护倡议，在公众的领导下呼吁科学界和政府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作为生命权利的代言人和变革者，卡逊证明，人凭借一己之力也能改变社会。她敢为人先，抛出生命质量这一热门话题，直面自然遭受破坏的现实。

蕾切尔·卡逊知道，这部作品已经在她去世之前为世界带来了改变，她也因此荣获各类奖牌和奖项，并于去世后获得总统自由勋章奖。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绝不会在短期内轻易解决，很多人不愿意为集体的利益牺牲自我。终于，卡逊去世后的第六年，关心环保事业的美国人庆祝了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国会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成立环境保护局，国内开始禁止使用“滴滴涕”。

蕾切尔·卡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不仅照顾到了生命的未来，也为人类灵魂提供了养料。好奇心和谦卑正是《寂静的春天》送给读者的礼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地球这个庞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滴水。这部书值得细细品味：在这里，你看到的不是人性的阴暗面，而是生命的无限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