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他看作知己，写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期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的著作解放后多次出版，在纪年他诞辰100周年时出齐了14卷本的《瞿秋白文集》。

瞿秋白生于一个破落的绅士家庭，因家贫中学辍学，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人才，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在随军突围向香港转移途中，于福建长汀被地方反动武装俘获，关押在上杭监狱期间，由于叛徒指认，瞿秋白身份暴露，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6月18日从容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瞿秋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那篇遗文——《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全文两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七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这份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文中表达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的革命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给后人留下了不同解读的历史谜题，也给他身后造成了诸多误解与政治的余波。“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

也有人怀疑《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因为1935年8、9月，“中统”特务组织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最先部分刊载了这篇《多余的话》 。但是，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与文风看，应是瞿秋白所写。因作者的手稿至今未曾面世，文中是否有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也难以断定。

瞿秋白不同于方志敏，《多余的话》也不同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遗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战斗宣言，它记述方志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最后岁月；《多余的话》则是沉潜自省的灵魂自白，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一个共产党人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都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多余的话》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坦诚与真实，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人”。如果仅仅着眼于文中那些“自我谴责”、消沉的意绪，确实暗示了他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多余的话》肯定是与革命主旋律不和谐的音符。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纪委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一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