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大跃进”中

发动“大跃进”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他又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

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大跃进”的起点。毛泽东在会上批评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重提多快好省，并决定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为中心，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在10月9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

他还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40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谈到农业发展纲要40条时又说：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40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说：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40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提法，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审定修改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工业、科学、文教也要搞40条，各行各业要全面规划，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毛泽东还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说：

我们革命的步骤是：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1950—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5．还有技术革命。1—4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关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李银桥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情节：

大约是1957年12月左右，警卫队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看动感情的戏也会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用过的东西旧了，都舍不得换掉……”

毛泽东一边掰一块窝头放嘴里，一边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着：“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李银桥还回忆说：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毛泽东一道走着。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也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和大跃进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毛泽东在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时，也确实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失误。

……

那时，全国人民渴望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一心一意要尽快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也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这场斗争中，想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头脑有些发热，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到了1958年底，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的口号。记得文章像大字报一样写出来，三份，摆在主席台旁118厅的地毯上。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负责同志亲自在那里讲解。我听到说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批评反冒进推动的。

薄一波回忆说：

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对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上卷第21篇中作过回顾，并提到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这次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批评反冒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进行的。

1957年9月、10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10月9日闭幕会上，毛主席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还说：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毛主席提出要“复辟”被扫掉的这三个东西。

全会后，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逐步公开了。11月13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又发表了经过毛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他于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毛主席在发言中从治淮工程谈起，认为安徽人民1957年一个冬季就搞了16亿土方，超过过去7年的土方数量，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还说：批评右倾，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恩来等同志。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和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会议气氛格外紧张。

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天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新中国成立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成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作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作《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是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在15日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4月、5月、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待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薄一波也回忆了南宁会议的情况：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原只想找9省2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主席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主席同意陈云、富春、先念和我到会。陈云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初步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并议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但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为发动大跃进作准备。

会上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同志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

1月11日晚，毛主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40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毛主席还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1月15日，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草案）的汇报提要》的发言。发言分为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草案两部分。在1958年计划草案部分，我列举了1958年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并说明：工业总产值定为747.47亿元，比上年的628.1亿元（预计数）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定为642.5亿元，比上年的603.5亿元（预计数）增长6.5％，超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说，这个计划不算保守。而且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我还提出了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即国家一本账，为必成数；企业一本账，为期成数。毛主席当时想的是搞得更快一点，同时也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对反冒进的不满，对我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我是“中间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话”。这个批评既是针对我在反冒进中赞成反冒进说的，也是针对我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时，采取了反对计划指标偏高，也反对压得太低这一点说的。

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对柯庆施同志十分欣赏，一再提到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1月15日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毛主席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毛主席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还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及《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6次讲话。

吴冷西回忆成都会议的情况说：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的，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

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时，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

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

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

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

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

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道：“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

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候，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作《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3分、5分还是7分、8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三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3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3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7年内实现农业40条，5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继续南宁会议的批判“反冒进”。毛主席看到会议开始阶段务实较多（主要是讨论“两本账”）后，提出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从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开大组会议（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3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

成都会议就是在大家检讨“反冒进”的空气中结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南宁会议，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的思想准备会议。历史地看，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抬头了。这也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上。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同当时主持山西工作的陶鲁笳谈起引黄入晋济京的远景规划。陶鲁笳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的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了表示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令人叹服！

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汇报说，官厅水库的水源问题还没有解决，北京市随着城市的发展，缺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我们想和山西合作，引用黄河的水，这是一个可靠的水源。

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之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使轮船可以开到北京；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一条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的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山西10年9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我，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说不知道。他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1000多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注：当年闻喜县所属范围与现在不同）。

上述毛泽东远见卓识的谈话，给了山西、北京、内蒙古三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极大的启示和鼓舞。1958年6月，我在北京主持过一次三省市区负责人的会议，初步确定在山西偏关修建万家寨水库的方案，并由山西、内蒙古成立了万家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随后，即着手进行了施工准备，至1959年下马时，已用去费用360万元。1958年7月，北京市派了一个小组，为了引黄济京到内蒙古清水河、浑河及山西右玉、左云两县进行过勘察，山西水利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此项工作。1958年10月，山西省成立了引黄领导小组，组建了引黄入晋勘察队。经过勘察和研讨，至1959年1月，初步选定浑河引水线即在万家寨水库库区岔河口引水，引水规模初步定为100立方米/秒左右，解决工农业用水，结合区间通航。但如何给北京分水问题，经过勘察和研讨未定下来。1959年以后，此项工程就停下来了。

成都会议以后，毛泽东乘兴从重庆登船，沿长江直下武昌，沿途畅游了名胜三峡。当看到神女峰时，还背诵了宋玉的《神女赋》。

195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昌召集部分省委书记汇报会，并向他们通报成都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

随毛泽东乘船东下，并出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说：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关于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情况，薄一波回顾说：

1958年3月11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8年中间逐步形成的。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它的形成过程时，指出：

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1958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1956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1958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5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毛主席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此，毛主席夙兴夜寐进行研究和探索，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和重大方针政策；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对反冒进的批评。经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毛主席的主张基本上被各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广大农村在1957年冬季迅速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至于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快些、好些，当时是缺乏深入研究探讨的。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关于这一点，党内是存在着思想认识分歧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针对这种分歧，毛主席先是提出了两种建设方法问题（即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和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后来在批评反冒进中逐步把它上升到两种建设方针、两条建设路线的高度。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比如水利建设，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他说：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过去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毛主席在另一次插话中又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多次讲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和姿态，要像古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成都会议对总路线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3月18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论证我国正进入“1天等于20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毛主席在他发言时插话，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与邓子恢同志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陈伯达说，1956年以来的分歧就是建设速度问题的分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先后出现的。这次会上毛主席又多次提到这些词。但直到3月26日以前，总路线的正式提法还未最后形成。

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主席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采纳李富春同志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我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后来在反冒进中，这个口号很少被提及。召开八大时，周恩来同志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但经过批评反冒进，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口号。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上旬，毛主席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起元旦社论，周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这件事。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它们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同志讨论。由于会议定于26日结束，与会同志没有来得及对《报告草稿》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少数同志提出了意见。

《报告草稿》发给会议后，陈伯达又作了修改，毛主席也作了修改。陈伯达将第1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主席又将这段话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可见，成都会议对于总路线的形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毛主席认为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从1921年到1942年，用了21年时间才形成了自己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8年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不算长，严格说还不算完全形成，大约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还说：许多东西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至少还要看5年。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只有一条，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只是有了初步的东西。

……

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少奇同志主持，胡乔木同志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4月7日少奇同志致信胡乔木同志，谈了他关于修改的一些设想。根据他的意见和成都会议上大家所谈的意见，4月17日、18日改出报告初稿，篇幅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初稿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4月21日，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决定进一步修改。5月2日，中央政治局第47次会议又对报告修正稿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5月5日，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总路线进行了系统论述，把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提出：虽然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五次讲话，同总路线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主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又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跟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合起来，我看很好。这样一个提法恐怕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这是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好像大跃进中间的干劲，反映了人民要争上游。这个干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有1分干劲，也有2分干劲，有3分干劲，有4分、5分、6分、7分、8分，至少也得个6分、7分，最后是8分、9分，lO分就足了。干劲会有不同的。“鼓足干劲”，这个话是个新话。“力争上游”是从前就有的，但是现在有新鲜意义。什么叫力争上游？在我们国内，无非是争“四五八”〔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亩产达到800斤——作者注〕。又比如，长春汽车厂增加的投资不多，而产量要比过去的设计能力增加一倍以上。鞍山钢厂，现在不增加投资，而钢产量可以提高。《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有些项目明年可以完成，有些项目第三年可以完成。跟外国比较，就是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

对于我们的党、人民和民族来说，毛主席提倡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无可厚非的。但在这里，毛主席所做的具体解释，把它同“四五八”的发展目标联系起来，要求把原定在12年内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一下子缩短到3年，特别是把它同加速赶英、赶美的目标联系起来，显然就不恰当了。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上，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问题在于赶超的时间和办法，一定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定得合乎实际。如前所述，开始提出是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可是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这样问题就来了，就很难避免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其他不切实际的行动了。

2．为什么总路线省略了主词？毛主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外国人看来恐怕不大懂。这里头也没有个主词，什么人鼓足干劲？本来想前边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当作个主词。现在想，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些怪事，不要主词也可以。我们这个6亿人口就是我们的主词。所谓鼓足干劲，大家知道，就是6亿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干劲（后来，少奇同志在1962年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曾说：我们在1958年制定总路线的时候，提的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把主词去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谁鼓足干劲呢？应该说，全国人民是主词。以后说的时候，把主词省略了——作者注）。

3．总路线是怎么产生的？毛主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既然这个合作社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那个合作社不可以？既然这个工厂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别的工厂不可以？这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毛主席又说：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少奇同志报告和毛主席讲话以后，与会代表分组进行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广西、河南、湖南组的代表提出，这条总路线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不明确，过渡时期总路线包括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包括不了这个主要矛盾，两个总路线的关系究竟如何，希望加以解释；既然多快好省是指方法而言的，这条总路线可否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绝大多数代表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表示拥护。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有117人，书面发言的有140人，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他们列举本地区的成绩、经验，说明总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例如在农业方面，许多省都提出了“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4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河南长葛县提出当年要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湖北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10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争取1500斤；广东汕头地区提出争取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3年左右达到1500斤。在工业方面，机械工业部门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50％；冶金部门提出，实现“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41.5％；煤炭部门提出“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7亿吨，“2年赶上英国，10年赶上美国”；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纺织部门提出5年内主要纺织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轻工部门提出造纸工业的产品产量5年超过英国；水利电力部门提出5年内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第一汽车制造厂介绍了“苦战半个月，3万变7万”，班产百辆车的经验；包头钢铁厂提出要实现“产量增加一番，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半”的目标。

这些提法和说法，在今天看来，不免有许多令人哑然失笑之处，然而当时许多同志的实际思想、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来理解和希求多快好省的，就是这么来理解和表现敢想敢说敢做的。每当重温和思考这样的历史材料时，心情总不免感到沉重，当时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切实际的、严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举措呢？原因应该深深地探究，教训应该好好地找寻。但人也好，事业也好，总是从不成熟走到成熟。对于创业者们的幼稚、笨拙之处以至干出的明显蠢事，不应过多地去责怪或讥笑，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严肃研究，吃一堑长一智，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并作为殷鉴，永远记取。

……

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起草小组对《工作报告》又进行了修改。5月22日，胡乔木同志将修改稿送交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5月24日，毛主席批示：“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

吟就《送瘟神》

1958年6月底，毛泽东写出名诗《七律二首·送瘟神》。在诗前小序里，他说自己读罢报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卫士封耀松回忆了毛泽东这一夜命笔作诗的情景。他说：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榭，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

“主席，我回来了。”

“唔。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翕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疑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地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的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作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团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作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又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地说：“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望着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二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的《人民日报》，重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沈同还回忆了毛泽东关心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他说：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要求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主席召集的会议开始后，我们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走进一个村庄，因为是农忙时节，青壮劳力都下了大田，只遇到一个农民在家做木工，准备盖房子。我们又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倚着树干仰天躺在那里，只见他两手抱头，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我们走近他身边，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我们，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我们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没有说话先叹气，呆了半天才说：“都是我的命不好，有福不能享，谁也怪不得，没得好说的。”说完又是叹气，显出一言难尽的样子。为了弄清情况，大家都坐在他身边，等待他解说。他见我们诚恳的样子，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

大家听着这个老实憨厚的农民痛诉自己悲惨的身世，都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他说：“这种大肚子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我们向他解释：……共产党毛主席就是要给人民解除苦难的，你们这里有危害人民的地方病，毛主席一定会领导大家来消灭地方病，为人民除害，会把你们的病治好的！

他一直耐心地听着，这时他忽然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们，很久，竟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助我们穷人翻了身，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剥削压迫了，这是我头一次佩服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领导大家斗倒了地主恶霸，给我们分了土地，从此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不但救活了我们一家，也救活了全国的穷苦老百姓。这是我又一次佩服毛主席！要是毛主席又知道我们这里的人们还受着地方病的害，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从来没有办法治的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人民的大救星！我这一辈子都佩服毛主席了！我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说完他兴奋地露出憨厚的笑容。

我们带着这个农民破涕为笑的心情，回去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毛主席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如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百年前有1000多户，到1945年只剩下2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有90％；安徽省贵池县的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4口人，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现在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危及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毛主席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

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经过研究，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

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又在这些地区纷纷组织了领导干部和医疗专家相结合的防治血吸虫病的医疗小组。边治疗，边预防，边研究，既治标，又治本，全面展开了工作。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专家们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在受害地区，党和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利用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广大群众，都有过惨痛的亲身经历，一听说共产党毛主席派人来治血吸虫病，要为民除害，人人拍手称快，兴奋异常，都积极响应，个个争先。在防治血吸虫病医疗小组的科学指导下，各项防治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同时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

毛主席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运北同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全国上下总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年、两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又过了一年，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

毛主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年来，血吸虫像瘟神一样，夺去了无数同胞的宝贵生命！统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竟害得祖国大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人民坐以待毙，好不凄惨！今天一声春雷，祖国解放了，人民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在党的号召下，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无穷的力量，多少人间的害人虫都被消灭了，现在又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而且全民振臂，一举成功，终于消灭了多少年来一直在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使得那些遭受血吸虫病魔危害的千村万户的同胞起死回生！顿时一幅新的图画又展现在眼前：绝处逢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重整衣冠，斗志昂扬地走上建设祖国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他们个个如生龙活虎，都有无穷的力量，银锄落处将使青山绿水间，遍地稻菽成浪；铁臂摇起可以开山辟地，击起钢花飞溅。瘟神呢，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毛主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在踱步浮想。微风送爽，不觉已是旭日临窗。他凭窗遥望南天，要歌颂这人间奇迹，于是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挥写成《送瘟神》七律二首的不朽诗篇。他歌颂人民力量的伟大，歌颂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气势如虹，把被瘟神践踏了的八万里大好河山，培育成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神州大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北戴河会议前后

毛泽东在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追求所有制上的大与公。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了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变成中央的决定和实践，形成小社并大社的热潮。

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发端形成，薄一波回忆说：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正是因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火花。

……

1956年秋后，一些地方出现闹退社、分社风潮。后来查明某些社规模过大，难于管理，吃“大锅饭”严重，是酿成风潮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党中央在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20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之后，应该宣布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但是，在经历了批评反冒进的曲折之后，现在遇到了因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带来的新问题，加之许多地区进行了撤区并乡工作，因此，毛主席就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了。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主席就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

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意见》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正式下达。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侯县在3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1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并用《编辑的话》的形式，将《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

这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辽宁、广东两省最快。辽宁于5月下半月，即将9272个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000户，最大的为18000多户。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由38286个社合并为2700多个社，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1680个社合并为218个社，平均每社1600户。

在1958年1月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地方工业的产值几年（3年、5年或lO年）超过农业产值的问题。国家经委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问题。该《意见》于3月23日在成都会议通过，也于4月5日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正式下达。农业社办工业，就已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这个名称的限制，实际上就提出了给农村主要的合作经济组织另找名称的问题。

随着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酝酿了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和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酝酿情况。

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期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

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的日期，是5月19日，题目叫《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18日晚，他在推敲经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时，在结尾的部分，新加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

虽然陆定一同志这段话也包括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一个重要的特征。对此，少奇同志说：“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他究竟指的是些什么事？不清楚。就现在看到的材料，他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合作化过程中，东北有些地方曾出现村政府和合作社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现象。在浙江舟山群岛的蚂蚁岛，还正式出现过一个乡社合一的渔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初，民政部曾把这些做法作为“以社代政”或“政权消亡论”的错误倾向加以批评。当时主管民政工作的副总理陈毅同志于1955年4月14日在全国第三次民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民政部的批评是“文不对题”。中央同意陈毅同志意见，转发了陈毅同志讲话的全文。此外，1956年冬，陈伯达曾到福建莲塘乡搞乡村调查。1957年1月7日向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一个报告，就农村工作提出过许多意见，其中，涉及农村基层经济政权组织的意见有两条：一、“可以把乡（或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乡（或村）中的行政工作，可以由一个合作社的副社长兼任，他不必脱离生产，也不拿专薪，或者只由政府给些少补贴”；二、“可以考虑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社的供销部和信用部”。中央批转了陈伯达的报告。虽在批语中指出：乡政权设在合作社一起和基层供销社、信用社并入农业社这两个问题，“因牵涉较广必须慎重考虑”，但并没有否定陈伯达的建议。另据胡乔木同志回忆：1958年2月、3月间，毛主席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在河南省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别的省情况也差不多。例如辽宁省盖平县花园坨乡由7个社、18024户合并而成的一个大社称为“太阳升共产主义农场”。四川省成都市郊区第一批由24个农业社并起来的4个大社都称为“国营农场”。北京市顺义县4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8个大社，分别叫“红旗”、“卫星”、“七一”、“火箭”、“东风”、“东方红”、“先锋”和“红星”合作农场。

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

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大多数公社的特点是：其公民或市民宣誓互相保护或帮助。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功后，雅各宾派中的一些派别，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就把他们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作公社。欧文的公社是由2000人到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品。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常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19世纪中叶，在欧洲其他一些派别的共产主义者也使用公社这个概念，因此，共产主义也常称为公社主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者，把自己政权称为公社，并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城市自治的传统意义上，使用公社这个概念的。因为巴黎公社革命者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1919年12月3日到10日，俄共（布）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代表大会。4日列宁在代表大会讲话称：“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

前已提到，陆定一同志在1958年4月底去广州的火车上，接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任务后，回到北京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作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主席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作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

7月1日，《红旗》第3期出版。上面有陈伯达的短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他借题发挥，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称。

后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的起源问题时，陈伯达也有一段回忆。他说：人民公社，我没有感性知识，主席要我们到天津（当时河北的省会）去，到天津后，跟安国、徐水、定县、正定几个县委的同志谈了一下。安国的同志说过这个问题：他们有5万亩洼地要搞成稻田。他们说，既然调了很多劳动力，大家协作，把洼地变成稻田，就不如搞一个大社。

……

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是1958年4月20日由嵖岈山附近2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共6566户，30113人。《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同志带着任务于当年7月17日到达这里时，已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据李友九8月8日给总编辑陈伯达的信称：“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群众还不习惯，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李友九随信给陈伯达寄去《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第二次草稿）》一份，并说明这份简章是他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光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这里“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陈伯达收到后，即将《简章》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主席。毛主席当即对《简章》作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讲话中说：“我在河南调查之后，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讲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里透露的内容，较之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谭震林同志在6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结论中透露的内容更具体更鲜明了。

最先得到关于人民公社信息的河南省，7月间，在并大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据8月13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电话汇报，全省已建立公社1463个，占计划数的52.42％。新乡地委8月10日向中央和省委汇报，已办起35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户，其中：7月18日成立的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29193户。

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在徐水，他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炼铁，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这说明，此时毛主席的头脑里，已经在思考着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8000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还称赞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毛主席走后，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达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变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8月6日下午4时20分，毛主席到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他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9日，毛主席到达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同志在汇报中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主席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对“人民公社好”的由来，李银桥回忆说：

人民公社也是在这种敢想、敢说、敢做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它既是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产物，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次悲壮的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沉重的经验教训。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河北徐水，毛泽东在抗洪现场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汇报中，张国忠谈到民兵以连队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这种军事化的形式很解决问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说：“还是军事化好。”

以后，这成了一条经验。遇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等战斗中，民兵连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离开河北徐水以后，到了河南省七里营。地方负责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频频点头说：“好么，那好么。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一直是跟在我们身边。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用大字标题登出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上。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公开发表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逄先知对人民公社的勃兴，有如下一段评述：

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是毛泽东提议创办并在他的再三督促下问世的），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年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

在农村兴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国家经济体制上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薄一波回忆说：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改掉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这样，群众就高兴了。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农村里头搞了几个月，城市里头也搞了几个月，现在正在大来！”他在讲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地方只要“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厂；有铁矿，有煤炭，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学肥料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而且地方又有地方，它有专区，比较大的市镇，有县的工业。所以，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单是我们北京这一个方面积极，人太少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中心意思是打破中央和中央部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以利调动地方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利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以利增强经济的活力，这在原则上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遗憾的是，后来在实际做法中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中出了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

在春节团拜会的那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由毛主席撰写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里有这样两段话：“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1958年一年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多次会议，中心议题都是经济工作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并先后作出一批改进体制的决议、规定。这些会议和作出的决议、规定，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里，我只记述几个重要规定的主要内容。

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

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了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17条具体办法，主要是尽快更多地下放。如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四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钢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大部下放，下放的单位约占全部的60％～70％。各工业部门下放的单位和产值，除军工外，均占全部的80％左右。”按照上述要求，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885个，下放比例为76％。其中，下放比例最高的是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次之，达96.2％；再次是化工部，达91％；机械部民用部分为81.7％；冶金部为77.7％；煤炭部为74.1％；水利电力部为72.5％；其他部都在60％以上。《规定》还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要求把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900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省、市、区，并完成交接工作，可见当时改进管理体制的决心是非常之大的。单从改变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手续来说，那是容易办到的。但是，要协调好人、财、物和产、供、销的关系，就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如不能理顺关系，就会产生中央部门和省、市、区之间的相互掣肘，给企业造成困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央曾于1958年2月6日作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即在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分区“举行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会议”，“使各省、市、自治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的领导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6月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充分发挥中央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以便根据我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进一步地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保证农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巩固工农联盟。”“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还应当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成立7个协作区委员会，每年至少开4次会议；委员会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为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指导。6月1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规定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领导各方面的工作。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同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同志为组员。

协作区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开过一些会议，但它是个协调机构，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面对企业迅猛下放的局势，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6月下旬，我到东北地区作调查，在大连看了20个工厂，将实地考察中发现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于7月9日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7月30日，中央将我的报告命题为《薄一波同志关于当前企业间生产协作问题的意见》，批转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委研究。我在报告中反映：“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国营企业的大部分下放，以及地方企业产品产量猛烈地增长等原因，企业之间原有的产品协作关系，目前正处在以条条为主，转变为以块块为主的过渡时期。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转变是肯定的、必要的。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有的协作关系将很困难，但是一下子打乱原有的协作关系也会妨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生产跃进计划的完满实现。”我提到的问题有：“（1）有的由于本企业生产任务的增加和原材料供应的困难，对外协作拖延了交货期，妨害了对方生产计划的完成，这是比较多的现象；（2）有的不愿签订年初合同外的跃进部分的协作件；（3）有的不愿签订明年的协作合同。”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在新的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打乱原有的协作关系，但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过渡到以地区为主的协作关系。”还提出了9条具体办法，主要是要求各协作区和各省、市、区把组织协作的工作抓起来，要求企业维护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除此而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由于企业下放过猛，加之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不仅打乱了企业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职工，以及平调国营企业设备、材料的问题，从而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尽管中央在作出下放企业决定的前后，也曾发出《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决定》，要求加强全国和地区的平衡工作，生产资料必须按计划任务统一调拨；还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等一些控制性的规定，但冲破计划、盲目大干快上的势头有增无减。

……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他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个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还说：“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致使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亿—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3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8年要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前和会议中直接抓的情况下定下来的。在这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说：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1980年薄一波曾回忆了这件事的过程：

1958年6月、7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1957年提出的赶上英国的最高年产量2200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考，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

……

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钢铁）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就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说了，把“1070”写到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北戴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以1070万吨钢作为当年目标时，时间已过8个月，而钢只生产出400万吨，要在后4个月完成700万吨极为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也发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但他最后还是定下了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决心，认为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为了保证完成钢的指标，他在提出其他措施之外，还规定了一条纪律：对完不成任务的人，不拼命干、搞分散主义的人，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

谢春涛在《大跃进狂澜》一书中认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左”的观点（会议予以肯定）：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会议提出了取消“资本主义残余”等错误观点。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要逐步取消自留地和私养牲畜等资本主义残余，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他还认为，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认识，完全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它不但导致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社员自留地等的取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直接导致了“共产风”的泛滥，公共食堂等的大办，使各地纷纷大搞庸俗的、空想的“共产主义”，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分配制度方面，会议错误地把工资制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表示要予以破除。毛泽东说，实行供给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靠供给制取得胜利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一个倒退。它助长了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如争等级、争待遇等。他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批判和破除。要经过几年准备，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这里，毛泽东明确表现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欣赏，以及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他把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时取消的“资产阶级权利”，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取消、破除，企图把在革命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来实行。这一思想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它不但导致了我国几十年来在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错误做法，而且，也成了毛泽东日后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

在人口问题上，会议提出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认为，现在我国不是人多，而是人少；人多是一件好事，在我国不存在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于这一错误认识，1958年对马寅初提出的应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忽视了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制定，直接引起了50年代末、特别是60年代初我国人口的骤增，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沉重压力和负担。

在法制问题上，会议也提出了十分有害的观点。认为，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党的决议和政策就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而不需要民法和刑法一类法律。基于这一认识，1959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撤销了司法部，人大常委会也撤销了法制局。此后，一直强调人治，忽视重视法治。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又外出视察。李银桥回忆了视察中的一些情景：

北戴河会议后，我又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驶入河南省。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虽然有了决议，毛泽东对形势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在探索道路，他总有些担心。

专列停在郑州，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提出召开一个座谈会，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去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的十几名工作队员用火车接到郑州来。这些同志一身煤黑和矿灰，洗也没洗就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专列会客室里同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工作队员开了座谈会。

大家仍然是一片声地说好。也不是报喜不报忧，只是大多数人当时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冷静地想问题。

毛泽东扭头发现了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便盯着她认真问：“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工作队员们都愣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没有谁正面回答这句提问，都有些尴尬。幸亏有人拿了大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品尝，才消除了尴尬气氛。

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起来烤制的，大家都说不错。拿面包来的同志说：“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对于大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新生事物而加以支持；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心，走到哪里总要问问，想知道真实情况。我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后，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大办食堂的好处，汇报了一些优越性。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叫他们把食堂问题写个材料拿来看看。据说这位负责同志马上叫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执笔写了。材料送来，毛泽东阅后批了，发下去了。

李银桥还回忆了毛泽东与李达争论的经过：

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李达曾求见主席，毛泽东接见他几次，做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与人谈话，不喜欢听面面俱到没有特色的长篇汇报，不喜欢汇报者罗列材料。他要求汇报者要善于动脑筋想问题。

毛泽东喜欢个别交谈，以便交心谈心。在武汉，他喜欢和王任重同志谈心，认为他有朝气，能深入群众；也愿意和李达谈心，和李达主要是谈哲学。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6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显得很激动，眼里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不像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毛泽东对李达这样的老同志也是很尊重，谈话时既严肃又亲切。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

1958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

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说他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写一些文章。

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

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10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省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是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的。他不慌不忙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

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争论到后来，有些激烈，和普通人一样，是就问题论问题的争论激烈，并不是对着人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摄氏度、41摄氏度、42摄氏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了，停了停，缓和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

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5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

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

毛泽东也是冷静地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毛泽东一方面为“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所鼓舞，另一方面也对各方面来的汇报、报道有所警觉。

李银桥回忆说：

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后，毛泽东也有一定的警惕，注意了不要热昏头脑。就我所见，毛泽东在鼓励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同时，也适当地泼过一点冷水。但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他还是有些急于求成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党内许多同志，过度高涨的热情也反过来影响着他。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就是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些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可是，报纸上还是登出了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有些人是很敢说敢吹的。有人敢写亩产突破2万斤大关，马上就有人写出突破5万斤大关的消息。报纸上一宣传，下面的浮夸风就更加严重，接着就出现了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现在听来像笑话，那时就愣有人热衷此事。

视察大江南北

北戴河会议开完10天左右，毛泽东让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对这次视察有生动的回忆：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1天、2天、3天、10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老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毛主席说：“我今年月月都有会议，这次北戴河又开了半个月紧张的会，有点累了。我这次出去要好好地休息几天，什么公事也不谈，什么文件也不看。”毛主席接着说：“我还打算到长江、钱塘江游泳，你能不能参加？”张说：“我不会游，只能在海上带着汽圈泡一泡，还得有人跟着。”毛幽默地说：“那你做个‘观潮派’吧。”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天气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5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毛主席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尤其是爱好游泳，这是大家熟知的。当船驶到长江大桥附近，毛主席就沿着船上扶梯下水，先埋头水中三四次，让水浸漫全身，然后两手撒向后方，两脚一蹬，用仰泳的姿态出发。跟着，陪游的同志纷纷下水。毛主席游得非常自然轻松，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但仰泳的时候较多，有时还潜到水里再钻出来，连潜几次又仰身水面。仰泳时动作很柔和，两手像一双小桨般在水里慢慢荡着，双脚轻轻踢水。有时交手胸前只动动腿，有时又只动动两手，两脚不动，脚尖还露出水面……他仰面放目，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正如他的《水调歌头·游泳》中所写：“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从大桥顺流而下，游了有六七里地，毛主席才余兴未尽地慢慢游向船来，上船时，红光满脸，精神焕发。张治中对毛主席说：“下午没有什么活动，可以睡觉了吧？”毛笑着说：“我游泳了就算是睡了觉了。”

从9月10日至15日，毛主席6天内在长江游了6次。15日那一天，他畅游长江后，傍晚又到东湖游泳，游兴真高呀！

当时，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赵锦清、陈鄢屏、陈廷兰正和我们住在一起，毛主席会见了他们并指示：“要走出游泳池。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还提出：“全国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都来游泳呢？”

15日，我们坐江峡轮离武汉，16日到达安徽的安庆江面。当时，正刮着六级大风，江上波涛汹涌，水流像射箭般往前直蹿，水面上浮着一些草根木片，一眨眼就漂过去了。毛主席说要下江游泳。张治中关怀地说：“今天风浪这样大，不要游了吧？”毛主席说：“试试看。”说着就下江去了。我们眼看着他老人家和险恶风浪搏斗了将近20分钟，感到既不放心，又由衷敬佩，不禁想起他老人家的话：“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还是在武汉，中共湖北省委组织了一个舞会，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今晚大家跳舞去。”张说：“我不会。”毛主席笑了一笑说：“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晚上，张还是去了，开始是观舞，后来江青请张跳，张情不可却，跳了。休息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也下海了，可见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张说：“我跳舞是三不管：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步子。”江青说：“你不是跳得挺好嘛！”

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到了工厂，主动和工人握手；到了地里，和农民谈得挺欢；住在宾馆招待所，和服务人员招呼握手；到了饭馆，和厨师、服务员问短问长。人家递他一杯茶、一条手巾，必随声道谢。离开住处时，他常和全体职工拍照，临别必说：“谢谢你们的服务。”到了芜湖，招待所在山上，饭厅在山腰，他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自己跑到饭厅，同大家一道吃。他常常还邀上三两位职工，边吃边谈，了解情况和问题。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他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他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9月19日凌晨，在合肥，我正在酣睡。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我惊醒，来人说是要我亲收文件。开灯一看，原来是毛主席送给张治中的文件，封面亲署“凌晨4时”字样。我不敢迟延，立即把张老唤醒，让他亲拆。像这样的事，我在北京已经碰到过多次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l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6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夜晚，是万物休息的宝贵时刻；睡眠，是人们紧张劳动后的必要休整。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的时候，人们正在酣睡，但是毛主席却在紧张地工作。每当我凌晨收到他老人家给张老的信件、文件时，常常禁不住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老人家是为了8亿人民睡得更好，自己才彻夜不眠的呀！

毛主席在某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每个国家干部原则上每年都要到下面走走，多作些实际调查研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率先实行。

光是1958年，毛主席外出就有六七次，先后召开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8月到了河北、河南、山东视察，举行北戴河会议，这次又视察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还要计划去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等省，真是马不停蹄，人不离甲。

9月20日，由安徽去南京途中，江渭清书记汇报工作，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在座。毛主席提到军队改革问题时说：“当官不当兵，不到连上来，怎能知道兵的情形、基层的情形？怎能指挥他们？”

到南京，正好军区开代表大会，许世友司令员等出迎。毛主席问：“你们对于各级军官每年下连当兵看法怎样？”许世友答：“我们一定这样办。”毛又问：“你们正在开会，好不好对此作出决议？”许答：“当然可以，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这次视察，主要是到工厂、矿山、农村、学校、部队，为的是多多与人民群众接近，深入了解地方情况，群众越多的地方越要去。9月15日，毛主席视察安庆第一中学，校址小，学生多，颇为拥挤。列队迎候时，人们集中在左侧的路上，人多秩序较差，校领导人请毛主席从右侧的路先到校本部，主席指指左边说：“不，应该从左边走！”

21日经上海，晚饭时毛主席边吃边听汇报，对血吸虫的防治问题问得很详细。最后他指示：“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毛主席视察工厂、农村时，工人、农民都在进行生产。他们看到毛主席来了，惊喜若狂，争着把一双双沾满油渍、泥土的手伸过来。毛主席毫不在乎，热情地和大家握手。由武汉坐船去安庆，中饭后他就应江峡、航川两船职工的要求，在甲板上合影留念。离开黄石市时，因为天气不好，需要立即上船赶路，他老人家已走出门口，但一听说群众请求合影留念，马上停下来，从容地照了相才上船。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十分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有手不释卷的习惯，白天看，深夜看，住下来看，在车上也看。有一回，毛主席在专列上聚精会神地看书，连张治中走进来都没察觉。张站在毛主席身后问：“您这样聚精会神地看，是什么书？”毛主席说：“这是有关炼钢铁的书。”张说：“连这种技术性的书您也要看么？”主席回答：“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你是人大代表，也该看。”

毛主席读的书很广泛，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工业、农业……总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只要是有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所不看。这次在紧张的视察中，他每天仍然抽时间来学英文。

9月13日，毛主席视察武钢，先由韩宁夫副总经理简要汇报基本情况和一号高炉的构造产量。毛主席不断地提问题，有些韩副总经理回答了，有些一时还回答不上来。韩笑着说：“主席如再深入地问下去，我更答不上来了。”这话引起大家的笑声。

在武汉时，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长江三峡的工程规划，谈到许多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时在座的有张治中、王任重等，毛主席听得津津有味，但生怕张、王听不懂，常常回过头来加以解说。

毛主席不但好学渊博，而且也谦虚踏实。在参观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办的许多小型工厂时，毛主席一个一个看，一样一样问。他看到一个牌子上写满了30多个工厂的名字，就一个个念下去，念到“活性氧化铝厂”，就问站在一旁的学生：“为什么叫活性？”那个学生作了解释。他老人家听了后笑着说：“你讲了这些，我还是不懂。”他到了硅胶厂，看到有防潮硅胶、吸附硅胶，就问：“什么叫防潮和吸附？”一位同学也作了解释。毛主席说：“你们的化学反正我搞不清楚。”这不是客气，而是谦虚踏实。

毛主席体魄十分康健，精力十分充沛，这是怎样得来的？张治中和我根据20天来沿途的观察，认为除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心和自小注意身体锻炼之外，还发现他生活上有一些特点。

第一，他老人家对日常生活安排得好，工作、学习、锻炼、娱乐、休息、营养等都尽量照顾到，而且随具体情况不同而适当调整，既多样，又不呆板，又能行得通。上述六种活动中，有重心，有配合。重心是工作和学习。工作包括处理国内外大事、开会、视察、参观、访问、接见、谈话、检查工作等，是生活的主体。锻炼是自小养成的习惯。毛泽东小时在家门口的池塘游，长大后在湘江、长江、邑江、钱塘江游，这次视察中七游长江，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游泳，利用全国江河。在视察紧张进行中，娱乐不断，主席对戏剧、歌舞、音乐、电影、相声、杂耍，具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在这次视察中，汉戏《打鸟》看了两次，对庐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十分欣赏；在武汉听相声，听到说诸葛亮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热、在家出外，手里都拿着一把羽扇，乐得忍俊不禁。在休息中，他老人家的消极性休息——睡眠很少，但对积极性休息——包括游泳、娱乐、看书等则时间甚多。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生活丰富多彩，既多样，又统一。在锻炼中，游泳、体操、冷水浴、爬山、跑步、散步，样样都爱。在娱乐中，戏曲、音乐、歌舞、电影、相声、杂耍，无一不喜欢。在学习中，更是涉猎广博，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所不晓。谈起话来，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总之，他老人家是那样地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人民。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对身体和精神当然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吃得简单，摒弃甘脆肥浓，更不要山珍海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生活中，吃的简单艰苦不用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维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经常以麦片、挂面为主食，炒青菜连根下锅，偶尔吃一碗红烧肉，就看作特别滋补。这次视察中的第一天，毛主席和他人在长江船上吃中饭，如上文所说的，5个人总共吃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他在武昌住下来时，早餐有时是油条面包，中饭有时一小碟青菜，一小碟香肠。张治中看见了关心地问：“主席吃得这么简单？”他老人家却说：“吃得很够了嘛，很舒服嘛！”

此外，毛主席日常生活中还有两个特点：一是穿得朴素，一是住得随便。战争时期，毛主席穿的和战士一样，衣服常有补丁，后来添了一件老羊皮袄。灰布上衣已经洗到发白，脚上穿的是粗布白袜和黑布鞋。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善了些，但他还是维持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次外出视察，他穿的那一套服装就是大家惯见的灰呢中山服。在黄石港游泳后上船，他换穿了一件旧浴衣，向岸上群众挥手致意。张治中站在主席后右侧，发觉了几处补丁，便问主席警卫员：“主席穿的浴衣是什么时候买的？”警卫说：“我在延安时就看他穿过了！”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有一回，大家谈到工作时要尊重群众习俗。毛主席插话说：“两个山东人为了意见不合，大抬其杠，乃至动武，正打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过路人，手上提着一大捆雪白的大葱。这两人马上停了手，迎着过路人走去。”在座的人问：“为什么？”主席说：“原来他们是山东人，酷好吃大葱，兴趣比打架还要大。”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在合肥参观农具改良展览会时，看到一具“二龙戏珠运土器”，曾希圣说：“这是我们几个负责人搞的。”毛主席看了表演后，感到满意说：“你们也有发明权呢！”毛主席看了安徽许多轻工业品，比上海不差，尤其金笔，比上海产的还要好，就说：“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们是存心要抢上海的生意吧？”参观时，一位女解说员谈得头头是道，很详细。毛说：“噢！你倒很有研究，知道得那么多！”毛主席特别注意看除四害部分，看到捕鼠的方法和器具很多，便逐一看表演，大感满意说：“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咧！”

有一回，江渭清书记向毛主席汇报江苏省工农业生产时，说到1957年的台风给江苏带来的巨大损失，毛主席插话说：“你们要知道，台风有时也有好处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兵，一路上很顺利，一直打到徐州，正在和文武官员置酒庆祝的时候，项羽突然率领三万精骑来袭。刘邦措手不及，大败落荒而逃。项羽尾追不舍，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阵前刮起一阵巨大的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日无光，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去了。”

到武汉的第二天，毛主席面江而立，将下长江游泳，张治中为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说：“噢！”跟着向我伸手。我迈进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心突突地跳，行动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器轰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楚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我又想到我的名字既不好念又不好写，容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又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勾于吗？”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大概是我的紧张而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幽默地对我说：“yú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江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毛主席风趣的话语，平易近人的态度，马上解除了我的紧张和拘谨。我想，毛主席这一特点使得他很容易接近群众，也很容易使群众在他面前畅所欲言，因而他能够经常地听到群众的声音。

在这次视察中，张治中还就视察问题、世界观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等向毛泽东请教，二人进行了深入的谈话甚至争论。

毛泽东在与张治中交往中，也是无话不谈。由于张曾读过十年线装书，是个儒将，所以谈文史的时候比较多。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由黄石港坐船到安庆时，毛泽东问曾希圣：“安庆对岸是什么地方？”曾答：“是东流、贵池。”毛于是由贵池谈到和韩信、彭越同时的大将黥布在贵池打仗的故事，谈到黥布到洛阳去见汉高祖刘邦，谈到朱洪武，谈到曹操，谈到诸葛亮，谈到包拯。

在另一次谈话中，又由《三国演义》谈到《三国志》，谈到陈寿，谈到刘备、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由陆逊谈到他的儿子陆抗，孙子陆机、陆云。

有时从历史谈到形势，如谈曹、刘、孙就大谈赤壁之战；谈刘备入川时的情况，是干部少而弱，南方干部多，北方干部太少；谈到了对曹操、刘备的评价。

有时从历史谈到文学，谈到陆逊时就谈到陆机、陆云都是晋代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原始唯物的观点，可惜冗长了些。

更多的时候是从历史谈到人物和地理，如说曹操并不姓曹，关羽并不姓关，吕蒙是行伍出身，诸葛亮是湖北南阳人，原籍是山东人等。谈到《三国志》时，就谈《鲁肃吕蒙合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以后孙权劝他念书，做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的高级军官中许多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看《鲁肃吕蒙合传》。”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毛主席与张治中的交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坐江峡轮由武汉去安徽途中，毛、张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有关视察的一段：

“还是到外头来多看多得到一点东西，老住在北京实在不好。”毛泽东说。

“您今年外出，这回是第五次了吧？”张治中问。

“是呀，但是5月、6月、7月三个月没出来，2月、3月、4月都在外，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毛泽东答。

“最好全国各省区都去一次，您还有哪几处没去过？”张又问。

“西北三省——陕、甘、青，四个自治区——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华北的山西，西南的云南、贵州，都没有去。”毛泽东扳着指头数了一下。

“还是准备去吧？您如不去，有人会说您‘偏心’了。”张治中笑着说。

“我不可能见到所有的人。”毛泽东笑了一笑。

“到西北最好是春秋两季。”张治中建议。

“夏天也好。”毛泽东说。

第二次是关于世界观和对时局看法的谈话。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

“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第三次是由上海返京的列车上有关个人崇拜的谈话。

“我想有几句话对您说一说。”张治中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你请说吧。”毛看张有点煞有介事的态度后说。

“我这次沿途所见，您好像处处存着一种戒心。”张说。

“什么戒心？”毛问。

“您好像随时随地存在着怕造成个人崇拜的戒心。”张治中说。

“噢。”毛不语，继续听。

“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拿您和列宁比，都是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但列宁在革命胜利后仅七八年就去世了。而您领导革命胜利后身体是那样健康，全国人民都希望您再领导30年，直到社会主义建成和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和列宁不同的。”

“是的，列宁是死得太早了。”毛泽东略表同感。

“为什么说您不是中国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而发展为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发展，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您在领导民主革命以至现在，始终采取民主的作风，经常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教导大家，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所有一切言论措施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没有独断专行，怎么会发生个人崇拜？今天中国建设成就如此巨大，人民生活改善如此迅速，今昔对比，饮水思源，人民群众都一致归功于共产党和您的正确、英明领导，这就很自然地流露出真诚热烈的爱戴，这怎能说是个人崇拜？”

为什么张治中会滔滔不绝地说这番话？原来他是深有感触的，还是视察到武汉的时候，毛泽东挑了武钢企业作为第一个视察单位，在高炉出铁后会见了苏联专家组。

“武钢的建成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胜利。”专家组长对毛泽东祝贺。

“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毛泽东说。

“武钢的现代化设备是当前世界一流的，将来修建的平炉也是世界一流的。”专家组长说。

“这得力于你们的帮助。”毛泽东谦逊地说。

“我从事冶炼工作35年了，当总工程师也25年了，从未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干部和工人。”专家组长说。

“这是由于得到你们的教育和帮助。”毛泽东说。

“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知的一切都贡献出来。”专家组长说。

“谢谢你们，这太好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毛泽东到合肥时，受到30万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今天群众对领袖拥戴热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毛泽东说：“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做主了，是国家的主人了。”张治中又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国家就不能这么快强大，人民生活就不能这么快改善。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大都愁眉苦脸，而今天人人都笑逐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毛泽东说：“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美好的前景了。”

张治中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处处谦逊踏实，处处把人民摆在前头，悬在心中，也就是警惕着个人崇拜的出现，这是张治中提出上述问题的出发点。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地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您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圜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毛主席在群众中》，里面搜集了几十篇在报刊上的文字，出版后大受欢迎，大家争相购阅，您看到没有？别人发表那么多东西，都没有给您看过，我写的日记给您看了反倒发表不成，现在反而被动了，您不让我发表了。看来我不该拟了这个书名，使您看成是对您的吹嘘。”张继续为此找理由。

“凡是说到我的，我向来不看。”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发表不发表没有多大关系。您认为不该发表，我当然听从您的。”张看事情僵住了，没有多大的发表希望，只好这样说。

列宁说过：“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毛泽东与张治中的友谊也正是这样。他们从长久的认识与共同契合中，也常常展开批评，互提意见。

金门炮战

北戴河会议及会后，毛泽东除了推动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之外，还亲自指导了金门之战。1958年12月与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1070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没有想。

时任福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叶飞，详细回忆了金门之战的经过及毛泽东的精心指挥。叶飞写道：

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7月19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帝国主义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十九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订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7月27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13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就不能掌握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掉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们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不要留机动飞机守机场，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所以蒋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飞来。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1/3。我们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能把炮兵阵地摆得那么开，那么密集，在厦门前沿就部署了一个炮兵师，主要就是因为空战的胜利，我们掌握了制空权。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专机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在下大雨，是雷区，不能飞越，于是绕道开封。谁知道开封以西以北也是雷区，这样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继续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

21日下午3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交代我跟彭老总一起住，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他知道我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主席，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我指挥。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纪录片上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还有台湾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绝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使美八年纪要》的作者沈剑虹（时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在书中写道：“1958年，即该约生效后第4年，中共即掀起台湾危机，试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当时8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同时公开扬言要攻占台湾及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试探”一词，倒是用得很贴切。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七艘、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他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8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两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两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我又交代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港口的时间，一一详细通报了31军及各炮群，要他们立即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也将情况通报了空军、海军。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9月7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便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了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这是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来，同美帝国主义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金门炮战，美军已经介入，这次美蒋编成联合编队，美舰护航，但一旦遭我一阵猛烈炮火攻击，我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竟然不敢向我开火，丢下蒋军掉头就跑，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真感意外。当时我一下还不明白毛主席命令的意图所在，我只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国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国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国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他们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如果要问：福建前线我军对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呢？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国的底牌摸清楚了。这些认识，是在攻击了美蒋联合编队的战斗以后，我才领悟过来的。从此以后，我就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国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也极力避免同我们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这里要补述一下福建前线海军的作战。福建前线海军在这次炮击金门中，除使用岸炮外，只使用了轻型舰艇。9月以后，台湾海峡又受季节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在五至七级，涌大浪高，限制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活动，但是在这次炮击的过程中，福建前线海军在厦门海域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高速炮艇协同鱼雷快艇，首战就击沉国民党海军的红字号猎潜舰，接着又击伤永字号舰二艘，击沉、击伤中字号舰各一艘……这一阶段的海战，对海军的锻炼是很大的。

这里再叙述一下炮击金门战斗中的一个插曲。8月底，韩先楚司令员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也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到厦门以后，就向我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我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毛主席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我不同意韩先楚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司令员提出建议，我为了尊重他，就建议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主席。韩先楚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打电话给我，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把王尚荣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看，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韩先楚刚到福建，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其实，在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我方都力求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双方都尤其注意严格管制自己的空军活动。美军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一个分界线，美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划定的分界线。经常发生美军飞机越过分界线的事，其地面管制站总是立即大骂。当时我们在福建前线的监听站都备有懂英语的人值班，所以听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也严格管制我空军只在我沿海空域飞行巡逻，绝对不准越出规定的飞行空域，保持空中和美军的距离，以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直接冲突。

1949年10月我军攻击金门失利以后，厦门前线和蒋占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厦门和小金门的距离只有2000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和大金门距离最近，不到1000米。蒋军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在厦门海堤未修建以前，我们也一直以一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经常进行炮战。在朝鲜停战以前，即从1950年至1953年，金门蒋军的炮兵火力占优势，加上此时我空军尚未入闽，我国海军处在初建阶段，亦未入闽。因此，在这3年时间里，蒋军不断以海军袭扰福建前线沿海地区，封锁了厦门港、福州马尾港；蒋军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州，特别是对厦门的空袭更为频繁，已日以为常；金门蒋军自恃炮兵占优势，更经常炮击厦门，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完全在金门蒋军炮兵火力的控制之下。厦门军民经常遭受蒋军炮击和蒋机轰炸，有时日夜数次，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个英雄城市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农民照样种地、工人照样做工、学生照样上课，毫无畏惧，不愧为英勇顽强的人民。当时厦门完全成为一个战时的城市，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到厦门，提心吊胆，看到厦门人民勇敢沉着，在战火下保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既吃惊，又钦佩。所以，福建前线和金门之间的炮战，并不是1958年才开始的。

1958年8月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呢？下一步的文章怎么做呢？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1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是已到了弹尽粮绝之日。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出乎我们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国防部文告。文告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文告发表以后，金门前线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权慌了手脚！

台湾当局一则说这是“骗局”，一则说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一则说这是要“无条件投降”，一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的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是心慌意乱、语无伦次。

这是“骗局”吗？不是，因为炮击千真万确地停止了。

这也不是“喘息”，因为人民解放军并不打算攻占金门。

这也不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因为我们国防部长明明说是“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又怎么会是“无条件投降”？

至于说到“离间”，实际上台湾当局和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美妙。我们只要求美国人休管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休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蒋介石也心里有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滋味很不好受。

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呢？

先提“停火”，后提“永久停火”。实在荒唐！正像毛主席说的：“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10月6日国防部文告宣布暂停炮击金门一个星期，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是给金门蒋军以补充给养的机会，也是给台湾当局以考虑和平解决的机会。一星期届满后，为了再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文告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待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作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但是，台湾当局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在我停炮后又一度进入金门水域，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的条件。因此，我国防部于10月20日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

炮击金门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而且变成一个长期的斗争了。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为了了解它的由来，这里再摘录10月25日我国防部长的《再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种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1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我在这一章里引用的几篇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文告，都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这些文告不仅是值得后人传诵的绝妙文章，更可以从中看出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胸怀。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仍然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深思。

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3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从1958年9月7日以后，我国政府对于美国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断发出严重警告，1960年5月25日，我国外交部又提出了第一百次警告。美国在远东地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宣布是针对中国的。这年4月，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公然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这是公开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从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过了五年，到这时也正举行了一百次会议。其间，在1957年底美国政府就曾经违反协议，中断会谈达半年之久，只是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正态度，并且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与此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地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断放风，提出所谓“中华福摩萨国”、“托管”台湾等永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荒谬主张，妄想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6月17日到19日“访问”台湾。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之行，实在不顺利。他被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

当然，蒋介石集团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是抱有希望的，除了会谈和宴会外，还让这位“瘟神”在总统府广场对台北市民发表演讲。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翻译的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

毛主席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由我们把毛主席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公开播发。“告同胞书”指出：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

文告庄严宣称：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并且警告国民党军队：

“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9月17日，我福建前线所有火炮一齐开火，正是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万炮齐发轰“瘟神”。轰得艾森豪威尔在海峡对岸心惊肉跳，夜不成寐，于是提前结束在台访问，匆忙走上归途。

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是最积极主张解放金门、马祖的，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彭德怀同志于1954年来福建前线视察，这是他第一次到福建前线，随同来的有黄克诚和陈赓以及总参谋部人员。那次彭德怀在福州只住了3天，听取军区关于福建前线情况的汇报后，立即驱车前往厦门前线，由我陪同。他到厦门，是专门为了研究解放金门的问题。他听了我们关于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汇报，特地亲自登上厦门云顶岩指挥所，对金门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在这次视察中，彭德怀指示要作好解放金门的准备，决定准备空军入闽，并为此而决定抢修鹰厦铁路，修建福建前线足够使用的空军机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的后期，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并且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都认为炮击金门的下一步文章，也是最后一步的文章，就是实施登陆，解放金门了。哪知道以后北京接连发表国防部文告，炮击金门变成长期化、经常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还宣布放假三天，停止炮击。解放金门一事就此搁下，再也不提了。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以后毛主席提出“绞索政策”，我们才明白了。

“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呢？毛主席告诉我们，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而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的，因为它霸占台湾不放，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就是一个“绞索”。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把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解开呢？后来我从福建前线的斗争中，特别从1958年这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才更进一步深刻理解毛主席“绞索政策”的意义。

毛主席1958年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讲：“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后，美国人也发现了金门、马祖是他的一个大包袱，想扔掉它，几次压迫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不干，同美帝国主义闹独立性。蒋介石有他的想法，他不从金门、马祖撤退，其用意就是拖住美国不放。我们不解放金门、马祖，不让蒋介石扔掉这个包袱，也就不让美国人把这根绞索从自己脖子上脱掉。毛主席的政略、战略和外交策略真是高明，我们开始是不懂的，以后我们才懂。

1960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提到金门、马祖问题，成为他们的一个辩论题目。肯尼迪在辩论时说：“如果能说服蒋介石，把防线划到台湾和澎湖周围，则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将减少很多。”可见美国有些人以后也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

金门、马祖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微妙问题。

当时负责新闻报道工作的吴冷西，从另一个侧面回忆了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指导过程：

1958年8月，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着重讨论工业问题，后来又增加人民公社问题。

会议8月17日开始。我因事晚去几天。中央办公厅20日来电话催我赶快去。我21日乘中办的班机到达北戴河，同胡乔木同志住在一座别墅。那是北戴河中区中央负责同志的别墅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达官贵人和洋人的旧别墅，只有毛主席的住处是新建的高大平房。

我到达北戴河的第三天，8月23日中午，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就万炮齐轰仍被国民党军占据的金门、马祖及其附近小岛。

当晚，我参加了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才知道：7月中旬美军入侵黎巴嫩，英军入侵约旦，企图镇压伊拉克人民武装起义后，中央即考虑在福建前线采取行动，以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又打击蒋介石集团在金门、马祖一带经常骚扰我福建沿海的气焰。蒋介石早在7月17日就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线处于“紧急戒备状态”，表明了他们将有所行动。我空军于7月底开进福建前线，同国民党飞机连续作战，并夺取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权。炮兵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与此同时，全国展开了支援伊拉克、阿拉伯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三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找你快来参加会是要你了解这突发事件。你的任务是要新华社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毛主席又说，前几天在工作会议开始时他讲了八个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但是这些观点在对外宣传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盘托出，要有所区别。比如，我说大战打不起来，但军事工作中要有打起来的准备，宣传工作中要讲战争危险，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又如谁怕谁多一点，我说帝国主义比我们多怕一点，但宣传上应讲我一反对战争，二不怕战争。又如我说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但宣传上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诸如此类，这个世界上坏事太多，我们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就在精神上被压垮了。我们要学会用分析的方法，看到坏事有两重性，看到紧张局势固然是坏事，但它又可以促使许多人觉醒起来，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又是好事。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不至于老是觉得包袱沉重。

毛主席说：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不冤枉它。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还有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晃来晃去。美国在马尼拉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这就是证明。

过了两天，8月25日下午，毛主席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是北戴河海滩游泳场的休息室。毛主席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除了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外，还有彭老总、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在这里避暑，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名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金、马以至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毛主席又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左右为难，处于东西难以兼顾的境地。但是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而要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它入侵中东，也谴责它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反华备忘录，我们人民日报就可以以此为由头，历数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驳斥备忘录对我们的诬蔑攻击。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从黎巴嫩和约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组织评论，要求美军从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地包括我国台湾撤退。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届时我国政府也要发表声明或文告。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彭老总在会上提出，金马前线官兵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可以写些通讯报道，但要注意保密。大家同意前线记者可以先作准备，发表时机另议。

以上中央关于组织评论和通讯的指示，当晚我用保密电话告诉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但没有谈及中央决定炮打金、马的意图和设想，这在当时是最高军事机密。

8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主要还是谈他在会议开始讲的国际问题，也谈到人民公社。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把乔木和我找去，谈了人民日报的宣传。他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理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报纸就要跟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要突出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工业消息放在一版和二版，农业放到三版去。毛主席要胡乔木和我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回北京布置。

这以后几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钢铁翻一番和人民公社问题。但毛主席仍然十分注意各方对炮打金门的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动向。他的秘书几次打电话给我，查问新华社印发的《参考资料》中刊出的美国动向的后续消息。我在这期间也要求新华社每天上午打电话汇报当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要闻，重要的我都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了。

中央工作会议8月30日结束后，毛主席回北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最高国务会议开始前一天，9月4日，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是讨论炮打金门后的形势。会上大家分析，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讲了话，美当局已下令把地中海的军舰调一半到太平洋来，同时又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会谈。看来，美方估计我们准备解放台湾，他们想守住台湾，是否也固守金门、马祖，似乎尚未下决心。艾、杜的讲话都含糊其词。美国人还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门、马祖同我们干起来。我们这次炮打金、马的火力侦察已达到目的，不仅美国人紧张起来，全世界人民也动员起来了。但是，会上大家也认为，我们现在的方针还不是马上登陆金门，而是把绞索一步步拉紧，进一步对美国施加压力，然后相机行事。大家同意周总理提出的采取宣布我领海为12海里的办法，使美国军舰不敢迫近属于我领海范围的金门、马祖。毛主席认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这时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蒋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以上这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我都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布置。

毛主席9月5日到8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原定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和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在5日和8日讲了两次话。他除了讲到国内问题外，着重讲了国际问题，大体上也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中讲的八个问题。其中谈到绞索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炮打金、马，美国人紧张起来，杜勒斯似乎要钻进金、马绞索，把台、澎、金、马全都包下来。这也好，给套住了。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主要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马上登陆金、马，只是试试美国人，吓吓美国人，但有机会就打。机会来了为什么不把金、马拿回来。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威尔公开讲话时没有说死要“共同防御”金、马，有点想脱身的味道。他们想采取脱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马11万蒋军撤走就是。赖着不走，就让蒋军待在那里，也无碍大局，美国人给套住就是了。

毛主席在8日讲话过程中，忽然问吴冷西到会了没有。我答应到了。毛主席说：今天的讲话要发新闻，你先作准备。我同乔木商量，感到什么内容可以发表很费斟酌，最后确定先写有关绞索的部分。我起草了新闻稿，也给乔木看了。散会之后，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还留在勤政殿的休息室。我把新闻稿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边看边谈边改。他说，可以只发表关于绞索部分，其他问题只是内部交换意见，至少目前不宜公开发表。绞索问题也不宜联系金、马来谈。用国家主席身份讲话，不宜直接联系金、马，不同于写社论、做文章。当然也不能写我们对金、马的方针，这是军事机密。但对即将恢复的中美会谈，要表个态，可以说寄予希望，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3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毛主席审改了新闻稿后，交我要新华社当晚发出，人民日报第二天（9月9日）见报。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插曲，就是在最高国务会议期间，9月6日，赫鲁晓夫对我炮打金门摸不着头脑，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特派葛罗米柯到北京来探询究竟。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把我方意图告诉葛，并说明不会打大仗，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不会拖苏联下水。赫鲁晓夫得知后立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警告美国当局在台湾海峡慎重从事，并声明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苏联准备随时援助。真是虚惊一场，空放一炮。

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毛主席即离开北京，从9月10日至28日先后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29日回京。第二天，9月30日，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有事找我。我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当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四合院的东厢房时，毛主席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他招呼我坐下后说，他这次外出巡视，看到各地群众干劲很大，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他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就好。毛主席说，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初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做不到，但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毛主席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宣布12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真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意即只打炮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致困死）。

毛主席又说，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新闻稿打印出来以后，毛主席要我看看有什么意见。我看到稿子的末尾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我对整个稿子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末尾一段文字可能引起外界由张治中而联想到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新闻稿新华社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日的头版头条地位登出。

国庆节刚过，毛主席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从10月3日至13日，几乎天天开会。在3日、4日两日的会议上，主要是分析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杜勒斯在这次谈话中，明显地要制造“两个中国”，提出要求中共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又批评台湾当局不应该把那么多的军队放在金门、马祖，认为这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当记者问他，如中共方面做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周总理在常委会议上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底，在华沙如此，在金门亦如此。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美国人也知道我们并不想在最近时期解放台湾，也并不想同美国迎头相撞。公平地讲，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8月、9月间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至于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他说：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致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主席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挨上我们一脚，提心吊胆。周总理估计，美国人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方案：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方案：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三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但中美会谈以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说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大家都赞同周总理的估计和想法。

毛主席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毛主席说，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辞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在4日的会议后，毛主席5日下令我军暂停打炮两天，并亲自起草了6日发表的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一开始就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指出大家都同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都同意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文告说，台湾领导人同美国人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们。杜勒斯9月30日谈话已见端倪。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文告正式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打了30年的内战，并宣布福建前线暂停炮击7天，以便金门军民获得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文告，是炮打金门形势的重大转折，即以军事斗争为主转入以政治斗争（包括外交斗争）为主。

观察两天之后，毛主席于8日下午又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一致指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蒋介石的国防部认为是中共的“诡计”。毛主席当时问我，《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样。我说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毛主席说，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毛主席要我当天晚上写好，他夜里等着看。他要我不必等散会就回去写。

我从中南海出来，回到人民日报社，到对面的一家饭馆吃了一碟炒面当作晚餐，接着就在办公室赶忙起草社论。由于已有毛主席的提示，写起来比较顺手，午夜过后不久就赶了出来，排出清样送毛主席审查已是9日凌晨两三点了。毛主席果然当夜审阅并修改了社论，主要是修改社论的最后一段，重新改写为：“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毛主席在清样上批示：“不算好，勉强可用。”签名后写的时间是10月9日6时。

我在10月9日上午收到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稿，同时接到毛主席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交代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一天。我看了毛主席的修改稿后，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于是根据毛主席修改过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由于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加上社论的文体又比较接近《告台湾同胞书》的风格，这篇社论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误认为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过了两天，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休谈停火，走为上计》的社论。这是根据周总理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意见写的，并经周总理最后审定。内容主要是批驳美国人要求在金马前线停火，说明中美之间根本没有战争，停火从何而来，并要求美国撤走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周围的全部美国海、陆、空军事力量。这篇社论，正好配合毛主席起草的10月13日发表的国防部命令。国防部命令宣布再暂停打炮两周，仍以没有美舰护航为条件，如有美舰护航，立即开炮。

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增援到太平洋的第六舰队那部分舰只调回地中海，并派杜勒斯到台湾去同蒋介石会谈。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明就里，写了一篇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说杜、蒋“唱双簧戏”。10月21日发表后，周总理当天上午就打电话来严厉批评我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当天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也批评我们的社论，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毛主席说，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毛主席请周总理专门找我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杜蒋会谈。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毛主席说：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会上大家都同意毛主席这些意见。周总理还提出，“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毛主席说，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会议快结束时，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主席说，恐怕有这个必要。他同时还要我注意，前面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10月25日，毛主席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的文告指出：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杜勒斯谈话，一面说这位美国老爷终于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中国”，并愿意同它打交道，一面又说台湾那个所谓“中华民国”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美国人的计划是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是托管台湾。文告说：“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文告宣布：已令福建前线解放军逢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船只、海滩。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

文告登报的当天（10月26日），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除了要我们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外，也谈到炮打金门、马祖。他说，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马的经过也是这样。

可以说，这些话是毛主席对金、马事件的总结。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接着，他拿当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几点意见：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从这以后，金、马事件告一段落，福建前线炮声零落，而台湾海峡风浪依然。

在整个金、马事件过程中，毛主席直接指挥军事、外交、宣传三条战线，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2—473，474—475页。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94页。
3.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9—230页。
4.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30—234页。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35—637页。
6.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6—54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37—640页。
8.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0—65页。
9. 陶鲁笳：《毛泽东谈引黄入晋济京问题》，《党史文汇》1991年第6期。
10.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6—68页。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58—671页。
12. 李银桥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34页也回忆了这一情景，但认为毛泽东作此诗时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不是封耀松所说的在杭州。
13.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20—23页。
14. 沈同：《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28页。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28—740页。
16.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32—233页。
17.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7—28页。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96—802页。
19.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第7、9页。
20.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82—84页。
21.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1—243页。
22.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3—246页。
23.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37—238页。
24.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66—185页。
25. 金门和澎湖防卫部的三名中将副司令官当场被击毙。
26. 指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2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49—680页。
28.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