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波里尼西亚三部曲”的异域想象与帝国主义

不少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对殖民文学的讨论虽然值得称道，但是往往把历史与文化的政治脉络存而不论。这种带有人文主义式的论调，对于作家建构帝国主义产品时无可避免的支配、操控、剥削及强权是不加深入讨论的。像霍米·巴巴（Homi Bhabha）这样激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他在论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时仍然坚持被殖民者的整个经济与文化虽然被摧残却依然能“拥有殖民权力”的观点。巴巴的讨论抹杀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因为种族冲突而形成的种种历史真实问题。因此，他的论述根本上是脱离了历史的时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盲目沿用这样一种暧昧的方式去解读有关殖民议题的文学作品显然就会产生迷误。

在笔者看来，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西方殖民论述，就得分析其意识形态与实际帝国主义之间运作的情形。透过分析，我们会发现，任何表面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由于表里不一、刻意经营或偶尔潜在意识下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的实现，即是帝国势力对于所占领土与人民所实施的管理与统治。因此，殖民主义，不论是以知识或是实际统治的形式存在，在殖民地的文化与社会中，在福柯所谓权力的各种“策略与技术”（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的运作下，是一种政治权利和文化事实。本章对赫尔曼·麦尔维尔所作的文化批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

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诗人。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他在40年代创作的“波里尼西三部曲”看似描写自己远航南海和与马克萨斯群岛的食人生番为伍的经历。不过读者只要稍事留意便可发现，麦尔维尔的这些早期作品不仅仅是一些历险故事或传记色彩很浓的叙事小说。和其他任何文学名著一样，它们同样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不管麦尔维尔在南海漂泊时的所见所闻有没有真实性可言，他至少经历了一个与自己生活时代迥然不同的社会，即波里尼西亚殖民社会。

麦尔维尔对这个社会的观照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他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一个是南太平洋土著人的“愚昧世界”；另一个是西方文明人的社会。如此看来，麦尔维尔刻意营造的南海殖民世界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或罗曼蒂克的想象，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如果对此不作分析就很难深入到这些作品中去，也就无法阐释其文化内涵。这里笔者试图从宏观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他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泰比》（Typee，1846）、《奥穆》（Omoo，1847）和《玛迪》（Mardi，1849），把它们放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语境下的叙述者虽然对殖民主义有所批判，但他始终保持了一种“白人优越感”。他自觉地把自己与土著人相区分并扮演起殖民者的角色。可以说，无论他的种族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区别上。本文主要分析、探讨麦尔维尔文学创作中异域想象的问题，旨在指出麦尔维尔笔下的波里尼西亚异域不仅具有丰富的想象性，而且还流露出某种对不同时空的向往之情。笔者进而强调，麦尔维尔笔下的异域和19世纪那些操持“开发异域、拯救外族”信条的作家笔下的异域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想象结构。正是这种想象异域的塑造才使得当时殖民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巩固。

麦尔维尔还是一位思想深刻而又十分复杂的作家。他对19世纪中期美国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殖民意识形态均有批判，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站在殖民主义的对立面并与之决裂，而是保留了一种暧昧关系，从而建构了南海殖民时期那特有的历史现实。从此意义上讲，麦尔维尔以他自己的航海经历为背景而创作的这三部小说深深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中，充分展示了内战前美国复杂的社会形态：奴隶制、西进运动（Westward Expansion）和海外扩张。可见，麦尔维尔对波里尼西亚殖民现实所作的描绘丝毫不亚于同时代历史学家所做的。他再现了欧美列强在南海争夺殖民地的事实。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麦尔维尔的小说无疑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属于社会的产物。

尽管麦尔维尔对美国政府卷入南海争端持否定态度，反对法国入侵波里尼西亚，揭露传教士的越轨行为，但他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明显包含了一种西方传统的种族观念。在麦尔维尔的笔下，土著岛民呈现出一副高贵野蛮人的形象。可以说，麦尔维尔津津乐道于刻画波里尼西亚土著岛民的愚昧无知，无异于丑化和贬抑土著人，借此抬高西方殖民者的所谓“机灵”、“能干”（如小说中的叙述者）。这就不得不说麦尔维尔是在迎合西方传统对异族文化一贯蔑视的做法。他所描绘的波里尼西亚岛民是典型的他者（the Other）形象。正如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c C．Spivak）所言，帝国主义总喜欢把一个本来可能的绝对他者折射出一个驯化的他者，一个可以强化帝国主义者自我的“他者”。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为例，他的确提出了“东方主义”及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文化的理论，试图在殖民与帝国主义之间作出某种界定。但是，只要对他的理论作过一番研究的人大都会发现，萨义德强调的是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文化面向。针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追问：他切入的角度、论述框架如何？在他导引的论述框架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当然我们还可以深究：不同的历史时空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帝国主义？这里的讨论仅就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中有关权力论述问题进行思考。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把“帝国主义”界定为“居主导地位的宗主国在统治遥远领土时的经营、理论及种种态度”。他又把“殖民主义”界定为“一种遥远的领土垦殖定居”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种必然结果。虽然萨义德有意突出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内涵，指出两者都不仅是一种侵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行为，而且都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他对“帝国主义”与“殖民”的界定似乎过于宽泛，很难深入到帝国主义本身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譬如如何看待各种不同历史时空中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经营”和“垦殖”方式等。萨义德似乎想把1492年西班牙人在“遥远的”拉丁美洲领地从事“垦殖定居”与自1757年起大英帝国在“遥远”的亚洲从事“垦殖定居”相区分，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垦殖过程，但是他未能进一步探讨它们的不同性。就其“殖民”定义而言，我们很难发现以上两种垦殖过程究竟有何不同内涵。事实上，这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刻中的两种“垦殖定居”，仅此就足以看出两者的不同，但问题是它们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多少差别，两者都致力于霸权的营构和殖民政治。由于殖民统治者本身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或不同地域，地理上也彼此相隔甚远并存在悬殊较大的社会、文化习俗。就是各个殖民宗主国也由于不同的经济、技术而采用不同的殖民方式。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伍尔夫（Eric Wolf）早有提醒：15世纪入侵拉丁美洲的卡斯蒂利亚人中也有贵族贫民、富商赤贫。除了掠夺当地丰富的矿藏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外，这些征服者主要希望控制当地的人力资源。但是，来自旧世界的病菌、传染病，如天花、麻疹和其他呼吸道方面的疾病等，再加上外来的社会、政治条件造成了当地人口的锐减。

在萨义德的另一部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他主要描述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文化。就其整体理论框架来看，该书主要援用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论述观念（discourse），指出知识论述与权力运作密不可分，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优势就是建立在知识/权力体系上。在这本书中，萨义德描述西方权力知识体系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运作，进而建构其所谓的“东方主义”知识体系。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欧洲中心式的权力知识运作，西方社会文化所呈现的“东方”绝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表现，也并不是真实东方世界的再现。按照萨义德的观点，一般西方社会所认知的“东方”或“东方主义”其实就是“各种力量所构筑的一套再现机制，成为西方学术、西方人的意识、以及后来西方帝国的一部分”。萨义德在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探险报告”、“游记”以及“宗教、政论”的文章之后深感，所谓东方主义无非就是西方的一套全面性的、有系统的权力论述。他的这种学说曾引起了文学界的理论思考，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欧美历史上的海外扩张及其帝国主义行径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视角。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19世纪奉行“天命说”，一度大肆推行扩张主义政策。这使得美国普通民众在国族认同上产生一定的疑虑：他们一方面因为国家的日益强盛而赞美祖国，并在心中升起一股自豪感；另一方面又对政府参与海外战争、损害土著居民深感不安，进而同情那些被战争蹂躏受到侵害的国家民族。青年麦尔维尔也不例外，一方面为美国的新生而欢呼；另一方面又为美国的肆意扩张而担忧。不过，他更大的兴趣还是在文化自立方面，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新一代美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影响创作出美国国族文学的典范之作。他赞同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自觉接受爱默生“自立”（self-reliance）思想的熏陶，并激进地表达自己的“自立”主张。他曾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不需要美国版的哥尔斯密斯，不！我们也不需要美国版的弥尔顿……让我们抛弃这个助长在文学上对英国阿谀谄媚的发酵剂……让我们大胆地谴责所有的模仿……”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新兴美国的狂妄。“自立”让美国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崛起的同时也在滋生新的自我膨胀。在麦尔维尔看来，美国政府过于自大，甚至野蛮，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麦尔维尔目睹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恶果。美国政府推行扩张政策，直接参与南太平洋争端事务，并与其他欧洲列强一起侵略和压迫土著岛民。对此，麦尔维尔极为不满，从中可以看到麦尔维尔思想中的两重性。他既对欧美殖民主义不满，同情土著岛民，又津津乐道于殖民者的强悍、能干，贬责土著人。这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认，麦尔维尔主要是社会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麦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

麦尔维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泰比》“融冒险、轶事、人种学和社会批评于一体”，主要叙述主人公托莫的一些难忘的经历：他与同伴托比因忍受不了“多利号”船上枯燥无味的漂泊生活和残暴船长的呵斥与虐待而弃船闯入异域泰比峡谷。他们发现这里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那么可怕，当然其中也不乏坏人，正如白人社会一样，异域泰比既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他们初到时的感觉是这样一番情景：“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该如何描绘眼前的这一切呢？……狭长的山谷，蜿蜒着像一个巨大的枝丫交叉的棚架，景色宜人，我越往前走，就越觉得这个峡谷可爱迷人。远远望去，它愈加宽阔，一直通向远方的一条溪谷。”托莫满怀好奇，愿冒生命之险前往探测。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实在太诱人，即使真要葬身于土人之腹也值得一试。于是，土人的葬礼、舞蹈、宗教仪式及纹身等都成了托莫感兴趣并想了解的“他者”文化。出乎意料的是，他和他的同伴非但没有被土人吃掉，反而受到格外的“尊重”与“款待”。托莫可以与土著美女菲厄蔚荡舟游玩，自由嬉戏，过着一种胜似夫妻的生活。托莫一方面贪婪地享受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猜度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托莫总以文明人自居，俯视土著人，似乎只有他才是能干的。他讥笑土著人的愚昧、无知，却又不时地依赖这些被他鄙视的人。他充分利用他们的无知以获得更好的待遇，他自己不劳而获，却还要笑话土人的懒惰。也许托莫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的化身，有别于这些无知的岛民，可以超越野蛮，不过麦尔维尔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是真实地揭示了他内心的阴暗和残忍。与这些土著人一起生活，托莫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出于无奈，他只好入乡随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托莫惊讶地发现，在这伊甸园般的海岛上原来也掩盖了无数令人困惑的东西。一方面，简朴、虔诚、无私的考利考利和天真、善良、美丽的菲厄蔚都使他留恋这伊甸园般的生活；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对托莫的冲击也很大。可以说，托莫自来到泰比峡谷以来，从没有放弃对土人的警惕。恐惧和担心一直缠绕着他。他害怕成为食人生番的牺牲品。另外他的脚肿得更加厉害，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也多少影响了托莫的心绪。他也因无法充分享受生活而焦虑不安。再说，纹身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托莫愿意接受泰比文化，让自己的脸刻上花纹，那就等于完全认同土著文化，而这正是托莫无法接受的。托莫虽然在奇异之乡受到格外热情的款待和尊重，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要囚禁他，但事实上他始终被周围人盯着或护着，逃避不了土人的眼光。为此，托莫觉得很不自在。他多么想摆脱这种境况，可又不知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托莫想到：“如果我能向他们传授一些机械艺术原理，或者让我自己变得对他们有用一些，或许他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行为举止也会变得端庄礼貌。”小说结尾的安排相当巧妙。托莫发疯似的冲向河边的一条用来搭救的捕鲸船。面对土人的追赶，他拼命反抗，并用鱼钩杀死了那位向他追赶而来的土人。这样的结尾值得深思，托莫为了逃离土著泰比峡谷而不惜杀死刚结识的土著朋友，对此他毫无愧疚，而对他的冒险伙伴托比却思念心切：“我的朋友托比的命运就像谜一样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他是否也逃离了山谷，还是已经死于土人之手”。诚如大卫·科尔比所说，“小说以冒险开始恰以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思索结束”。

换一个角度来看，《泰比》中具有明显的霸权意识。所谓手持文明的火炬、教化异域的蛮族其实就是殖民主义者为了进行殖民扩张而编织的政治口号，其目的无非想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提供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殖民论述的一部分，麦尔维尔的这部小说虽然在许多场合对欧美殖民主义进行抨击，对传教士以及托莫这样的游手好闲的白人利己主义者作了较多的描述，但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殖民主义者无论贬抑蛮族，还是同情、教化他们，其基本命题都是依据人我对立（Self/Other）的辩证关系。事实上，如果蛮族或异族不复存在，教化也就丧失了正当性。殖民者若想继续保持自我就必须寻找另一个可供认同的价值坐标。

在笔者看来，麦尔维尔对殖民话语所作的种种暗示和他所采用的叙事机制具有深邃的文化意蕴。首先，作者或多或少地受到殖民意识的影响，认为土著岛民愚昧无知，他对食人生番的刻画是有意渲染“土著威胁论”。他对欧美各国在波里尼西亚的掠夺和土著人因此而蒙受的种种灾难所作的史诗般的描述说明《泰比》不单单是一部游记，而是一部殖民文化史，再现了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入侵南海的罪恶行径。作品中的托莫流入异域泰比，本一无所有，可他却始终以文明人自居，充分享有特权。他出奇地受到土人的优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由于他对土著泰比人始终没有产生文化上的认同，因而在其眼里，泰比人就是异己。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导致他执意逃跑，导致他最后杀人。

如果说《泰比》主要描写叙述者托莫及其伙伴托比在泰比峡谷游历的故事，这时的泰比自然景观还是可爱迷人，令人流连忘返，那么，麦尔维尔的第二部小说《奥穆》则表现的是遭白人骚扰过的土著塔希提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由于一大批像托莫这样的白人涌向了这个地区并从事各种“冒险”活动，导致土著文化及土人的生存直接受到了威胁。对此，彼特·康恩有过评论：“麦尔维尔把恬静优美的原始泰比生活与欧美人入侵给土著岛民所带来的灾难加以比较，旨在指出是帝国主义行径使得淳朴的南海岛民染上了疾病，不得不接受奸诈的法律制度和狂妄基督传教士的呵斥。”原有的南海形象被损毁。一旦神庙被拆、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疾病便流行，英年早逝现象频频发生。这也许就是南海岛民的命运。一向平和、恬淡的生活从此夭折了。

《奥穆》的主人公显然与《泰比》中的托莫一样，同属于那种游手好闲、乐于冒险的流浪者。他们不愿受到社会的约束，渴望自由，一心向往南太平洋岛屿的自然景观，希望在那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他们对土著岛民既好奇，又蔑视，始终未能摆脱“白人优越”的思想。《奥穆》中的保罗就是典型的一例。小说仍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开头其实就是对《泰比》结尾的一个总结。叙述者旨在告诉读者一些愉快的经历，并预示还会有更多的乐趣。所不同的是，小说叙述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和托莫明显不同，已不再具有白人水手的外表特征，有的是一副丛林人的模样：“我的模样会让人好奇。围着土著人制作的披巾，头发长长的，胡子也不刮，人们一见我就会想到我近来的一切冒险经历。”可见，《奥穆》的叙述者要比托莫更加自信。这是麦尔维尔惯用的开场白。通常他的主要人物一开始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冒险者，到头来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好四处流浪。在《奥穆》这部小说里，“奥穆”或“流浪汉”的字眼很适合用来形容这部小说的叙述者。若把它的叙述者与《泰比》中的托莫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比较被动，而前者才是积极的并且相当自信。麦尔维尔有意把在伊迷欧岛居住的时间延长，把两个星期扩大到两个月。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泰比》读起来很像一本日志，而《奥穆》写得更有深度，尤其在人物刻画上显得更精致高明，人物的对话也写得更有艺术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是软弱无能的船长盖伊，性情暴躁却又十分能耐的杰尔明和一个有学识富有平等思想的医生朗·哥尔斯特等。书中船长盖伊向土人开枪的一幕，令人深思。对此，小说的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评论：“像这样的残暴行径发生在船长身上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尤其是在登陆一个相对不甚知名的海岛……岛上的居民只要朝岸边奔来，十有八九要遭袭击……而且在开枪的人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此外，在叙述者看来，南太平洋的居民似乎都是一些粗俗的人。一见到这样一个“野人”，他们就肆意加以描绘，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另外，作品对属性问题也作了较多的揭示。麦尔维尔着眼于一个复杂的文化氛围，其中既有文化冲突，也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奥穆》在主题上有别于《泰比》。前者其实表达了作者本人复杂的思想。在麦尔维尔看来，所谓改变了信仰并已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塔黑地人并未变得崇高和神圣，反而显得惰性十足，丧失理智，放荡不羁。素向恬淡、祥和的社会风貌和原始土人应有的纯朴也丧失殆尽。在作者的眼里，传教士不是圣人，他们只是一群伪道士、越轨者。他们名义上传教，其实质是为殖民扩张打前站。

《玛迪》是麦尔维尔创作的第三部南海小说，也是其“波里泥西亚三部曲”的压卷作。在这部小说中，麦尔维尔假托虚构的国家讽刺了美国的民主制和南部盛行的蓄奴制。从篇幅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两部小说；从情节上看，《玛迪》似乎又是一则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塔吉为了搭救土著少女伊勒，不惜杀死土著祭司而遭其儿子追杀报复，整个叙述扑朔迷离。作品的情节虽属浪漫，但仍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白人优越”思想的阴影。少女伊勒其实就是殖民意识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想象性。此形象的虚构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塔吉的占有欲和殖民心态。塔吉触犯法规，本该受到惩罚，但他出奇地受到玛迪群岛土著人的敬重。他像上帝的使者一样居高临下，到处使唤。他把土著少女伊勒理想化是为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以便在种族上获得认同。这恰好可以印证萨义德的观点，即受殖民压迫的东方总是被女性化甚至被征服。此外，作品还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自我膨胀和帝国冲动意识。作者主要通过对想象国多米诺拉（Dominora）和维凡泽（Vivenza）的描写暗示了美国肆意扩张的野心和民主的虚伪性。因此，《玛迪》仍是一部关怀殖民政治意识，反映殖民扩张的作品。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麦尔维尔这三部作品的寓意并不只在于揭示种族冲突和帝国宰制，而是显示出帝国主义的迷思（Imperialist Myth）是如何透过浪漫的神秘化过程而达成，其中的殖民压迫和文化优越感是交相错杂的。因此，麦尔维尔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波里尼西亚的殖民历史。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矛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毫不夸张地说，麦尔维尔对当时流行的帝国扩张意识形态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参与的一面。

1. 参见Gayatri C．Spivak，“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Alfred Knopf，1993），p.9.
3. 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p.131-157.
4. 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1978），pp.7-12.
5. Ibid.，pp.202-203.
6. Herman Melville，“Hawthorne and His Mosses，”in The Piazza Tales and Other Prose Pieces，1839-1860，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87），p.248.
7. Robert Milder.“Herman Melville，”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