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四处打听宜兰在哪里。

越是不让他去，他就越好奇；

人人都说偏僻，他却觉得甚好：

偏僻落后的山那边，有寺庙，

有人学佛，不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吗？

“你去过宜兰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宜兰在山那边，要穿过几十个山洞，是个很落后、很偏僻的地方。”

“听说有些法师去宜兰弘法。那里有没有寺庙？信佛的人多吗？”

“哎呀，有是有，就是太偏僻了，没什么好去的。”

这是1952年的元旦，星云四处打听宜兰在哪里。越是不让他去，他就越好奇；人人都说偏僻，他却觉得甚好：偏僻落后的山那边，有寺庙，有人学佛，不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吗？

1953年1月，星云参加“中国佛教会”的会议，遇到一位来自宜兰的居士。他比星云年长许多，一见到星云，却首先合十礼拜：“可不可以请师父到我们宜兰去讲经？”

星云见他举止虔诚，便听他说下去。这居士名叫李决和，为了请一位能长期到宜兰讲经的法师，已经跑了很多地方，寻觅了很久。虽然也曾请到一些法师，可是，只要他们去过宜兰一次，就不肯再去第二次。那时，星云在台湾佛教界已经小有名气，李决和总能从旁人那里听到星云的名字，说他讲经讲得很好，便特意赶来出席这次会议，与星云谋面，专程请他去宜兰。

星云听到这番曲折与不易，心下感动，自问不能辜负如此诚意、如此盛情，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一定去宜兰！”

宜兰，在台湾的东北部，是一个三角冲积扇，东临太平洋，西面有山，阻碍了与西北平原的交通，自古以来生活环境比较闭塞，但民风淳朴、执着。

星云永远也不会忘记去宜兰的第一天。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天空湛蓝湛蓝的，红红的太阳刚刚露出半个脑袋，树上的鸟儿用歌声为他送行。踏着霞光，他早早来到公共汽车站。8点整，开往宜兰的客车上了路，他拉开玻璃窗，晨风轻轻拂过他的脸。他目视前方，对宜兰和未来充满憧憬。可是没驶出几分钟，“哐当”一声，石子在车轮底下横飞乱跳，整个人被甩到了椅背上，窗外腾起滚滚尘烟。被颠得东倒西歪的星云，赶紧伸手关上窗户。越往后，路况越差，九曲十八弯，险象环生，星云紧紧抓住前座的椅背，暗自鼓励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一路虽然颠簸，但比当初在台北冒雨蹚水、掉进水沟不知要好多少倍。

11点30分左右，汽车驶进宜兰站。车窗外，整个宜兰就像一幅悠长的画卷，秀丽而自在，望之而脱俗。星云来不及细细观赏眼前的风景，匆匆走向宜兰市北门口的雷音寺。此庙不大，但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原先是一个私人三合院，叫启昌堂。进入小小的大殿后，里面没有人。星云在里面转悠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一位老尼师，她走过来问：“您是来讲经的吗？”星云忙说：“是，是。”

老尼师问过后，便离开了。星云想，她是为我安排什么去了？便继续在大殿里转悠等候。等了半天，再没人出来，偏偏小肚子发胀，内急。厕所在哪儿？找不着。人有三急，刻不容缓，他突然想到刚才在车站看到厕所，赶快返回。可再急，也是出家人，要注重形象，讲究威仪。内急，面不能急，还是要憋着一步步走。

20分钟的路程，他10多分钟就到了。上完厕所，再走回雷音寺，路上挥汗如雨，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寺庙里究竟有没有厕所呢？要讲经传法，指引众生，这可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星云一边询问，一边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庙中一角有个炊烟袅袅的炭炉，厕所就在炉子后面。要如厕，须把炉子搬走。如厕后，再把炉子搬回原地。星云有点儿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法师不愿意来第二趟。此地条件差不说，就说进了这寺院，如个厕，都不那么容易！

虽然开头不易，第一天讲经却非常顺利。星云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雷音寺大殿和门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宜兰信众“求法若渴”的热情使星云大受鼓舞。为了增加听众对佛法的兴趣，他在讲完经文后，“插播”了一段《玉琳国师》的故事，故事里有和尚被富家女相中求嫁的曲折爱情，年轻人很喜欢听。讲完一段后，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分解。”

就这样，演讲一天比一天热烈，听众一天比一天人多，一连讲了20天，轰动了整个宜兰。

吸引人，不仅是因为他讲得好，还因为他长得帅。那时星云刚刚26岁，个头超过1.8米，既英俊潇洒，充满活力，又慈眉善目，彬彬有礼。在宜兰男女老少心目中，这个“外来的和尚”何止会念经，简直是魅力十足。每当他从雷音寺出来去车站上厕所，一路上都有年轻女子投来热情好奇的目光：“看，那个外省来的帅和尚又出来了！”临街商铺里的女店员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直把他目送到看不见为止。

有时候，因为投稿要和编辑交流，他得去电信局打电话。每次一进电信局，就吸引了那里的女工作人员。有一次，一位女青年看他来了，通报伙伴们说：“帅和尚来了！”结果里面20多个当班的女电话接线员“呼啦”一下全跑出来看，一时间电话全都无人接转。那时电话收费按每三分钟计算一次，结果也没人给他计时，只顾着看他了。后来，宜兰电信局自局长以下，80％的员工都成了他的皈依弟子。

星云就住在雷音寺里。庙不大，除了大殿，一边的厢房住着女众，另一边的厢房住着军人家庭，他只能住在大殿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本不是卧室，里面没有床，只有一架破旧的老式缝纫机。他白天在缝纫机上写文章，晚上席地而睡。后来，信徒们看不下去，凑了30块钱，给他买了一张监狱犯人生产的竹床和一把竹椅子，这是当时宜兰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家具。虽然一翻身吱吱作响，但总算有了安顿的地方。

每当夜幕降临，周围一片漆黑，只大殿留着一盏小灯。星云本想在自己的小屋里也安个电灯，一打听，供电局收电费是按灯头算，不是按用电量算，一个电灯每月收12块钱。他舍不得。于是，夜里要读书写作时，他就把大殿的灯拉到自己的房间，可是线不够长，只能挂在门口。他就坐在门口，趴在缝纫机上，读经写作。夏天的蚊虫，冬天的寒风，常常陪伴他到深夜。

保守派、警察和基督教的围攻

到宜兰没多久，星云就发现，此地固然民风强悍，不易度化，但人们只要信佛之后，就会坚信不疑，成为忠贞的佛弟子。如果能把这些“铁杆”组织起来，他就能一步步践行“人间佛教”的理想了。

他想到了办念佛会。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边远地区的民众里，文盲比例还相当高。念佛，是引导他们识文断句最方便的办法，星云开始组织那些善男信女一起念佛听经。如此一来，粗识文墨的人渐渐学到了文化知识，不识字的人也能跟着别人一起念下去。

参加念佛会的人越来越多，星云决心在雷音寺加盖一座讲堂。经过数年募集筹备，1956年，宜兰念佛会讲堂落成，多方高僧大德前来祝贺，当地佛教弟子深感荣耀。

自从有了念佛会，讲经活动更加频繁。每次要讲经时，由两位信徒抬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请听佛经”四个大字，还有一位信徒跟在后面，打着手鼓，边走边喊，沿路召唤大家。这几乎成了宜兰一景。

念佛会虽然办得热火朝天，但并非一帆风顺。宜兰地处深山，思想保守，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一面，也有排外的一面。尤其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警殴打商贩，误杀路人，酿成全台暴动，而后国民党从上海调兵登岛，大举镇压。从此，台湾本地人对外省人的反感难以消弭。

宜兰的外省人本来就少，突然出现了一个广受欢迎、一呼百应的外省年轻和尚，保守派自然无法接受，非要给星云一点颜色看看。于是“闹场子”的事时有发生。星云在大殿里讲经，这些人聚集在殿外，故意大声喧哗，百般干扰。星云也不出面制止，只是突然把大殿里的灯关掉，一言不发，讲经的声音戛然而止，骤然安静下来，把外面大呼小叫的人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们也就安静了下来。这时星云再继续开讲。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雷音寺厢房里住着一户军人家庭，户主是位少校。每次念佛会开始念佛，他就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裤，搬来一张藤椅，坐在广场中间，摇着扇子，抽着香烟。念佛会的人只好绕着他上香念佛。这么多人绕着他，他一语不发，也不为所动，等到念佛结束，他的香烟才抽完，搬着藤椅回房。

念佛会的人觉得碍事。“师父，他真讨厌，当众衣衫不整、叼着香烟，还当着佛的面，太不像话了，我们请他走吧！”

星云摇头：“你们随他便吧，把他当成佛来念，总有一天会感化他的。”

可是，一直到这顽固少校搬走，星云也没能感化他。

寺庙里还住着一家军眷，男人已经阵亡，寡妇还很年轻，不到30岁，长发披肩，眉目清秀，风韵犹存。她每天在寺庙里看星云讲经，对他渐生爱慕之意。加上她膝下无子，整日寂寞，便想入非非。有天晚上，星云讲完经刚回到小屋里，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原来这寡妇正隔着窗户窥视他。星云没理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突然“嗖”的一下，从窗外飞来一个纸团，正砸在床上。打开一看，字条上写着：“请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星云知道，她别有心思，本要直接拒绝，又怕得罪她，毕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怎么办呢？他想了想，如果到大殿，在佛的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其他想法了，便对窗外的寡妇说：“有事就到大殿里说吧，黑灯瞎火的在外面不合适。”

那寡妇也是个聪明人，明白了星云的心思，再也不对他作何幻想了。好在这层窗户纸没有被捅破，后来在寺庙里常常见面，一笑而过，也没什么别扭。

这些干扰，只是投入池塘里的小石子，虽然泛起涟漪，但惊不起风浪。真正对星云在宜兰的弘法形成压力的，一是警方，二是其他宗教。

警方的意图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处于“戒严时期”，哪里的警察都不愿看到自己的辖区里有大规模集会。深更半夜，星云经常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查户口啦！你的户口？”盘问之下，警察一旦得知他要去哪里弘法，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提前占用会场。实在不行，就对弘法集会进行强行阻止。

1954年的一天，星云去宜兰一个名叫龙潭的村庄弘法。他找来一些汽油桶，在上面铺上两块木板，算是讲台。正在讲法时，警察突然来到讲台边，对星云喊道：“下来！下来！”星云低头一看，是位制服穿戴整齐的警察，心里立刻料到，这是要赶走他，不让他在这里弘法。如果他不下讲台，恐怕警察会以所谓的“妨碍公务”为由，对他不客气；可是如果下了讲台，又怎么对台下的听众交代呢？没办法，他叫在一旁的吴素真小姐，也就是后来的慈容法师，先上来给大家唱首歌，安抚一下信众，他下去跟警察交涉。

“你叫我下来做什么？”

警察说：“不可以集众！现在是戒严期间，你违反戒严法！”

“这是一种社会教育，也是民间娱乐，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警察却说：“不行，你赶快上去，叫大家解散！”

星云看他很蛮横，知道跟他讲道理可能行不通，只好灵机一动：“若要解散，就请你上去宣布吧！”

警察一听，指责道：“我怎么可以上去宣布解散？当然是由你上去宣布！”

星云说：“那怎么行？是我叫他们来听我说法的，我怎么能叫他们解散呢？如果你不上去宣布，那就只好请你让我继续讲，讲完以后，自然就解散了。”

警察当然不敢冒险强行解散这么多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就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出了问题你负责！”然后扬长而去。

望着警察的背影，星云暗自叹息。哪会出什么问题，不过是警方不想让他弘法，每次都用所谓的“戒严令”来威胁他。其实，当时基督教在台湾可以随意打鼓吹号，牧师传教也可以随处拉路人听讲，从不会遭到警方任何为难。唯独对佛教活动，警方多加阻拦。星云明白，这与宋美龄等人信奉基督教有关。

宋美龄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西化，早就信仰了基督教。1927年，她答应与蒋介石结婚时，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必须受洗信奉基督。那场世纪婚礼，也是遵照基督教的礼仪进行的。婚后，蒋介石从一个三民主义者变成一个彻底的基督徒，每逢国家大事、战场凶险，他都会虔诚祷告。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经国也是一卷《圣经》常伴左右。

蒋宋一家的信仰，直接带来了基督教在台湾的盛行。年轻的星云和他日渐盛大的念佛会，自然引起其他宗教势力的不满，一些蓄意捣乱、“砸场子”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一天，星云在宜兰夜市弘法，此地是7条道路的交会中心，听众云集，盛况空前。不料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有人从不同方向朝台上扔石头。事后查出，是基督教某长老会的信徒所为。这些基督徒对星云“羡慕嫉妒恨”，不惜暴力破坏。

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华夏以来，已经充分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最熟悉、最亲近的宗教。千百年来，“儒、释、道”三家并举，佛教已经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生活之中。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积淀和天然优势，宜兰佛教的延续和发展不是警察和基督徒所能阻止的。

通过这些事，星云觉得，要让佛教在宜兰站稳脚跟，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还是要靠年轻人。于是，他把年轻的男女组织起来，用年轻人的活力和爱好去弘法。他知道年轻人爱唱歌、爱交朋友，就成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歌咏队。他自己写歌词，请宜兰中学的杨勇溥作曲。年轻的朋友来了，他亲自搬凳子，烧茶倒水，热情接待，然后一起练歌，好不热闹。歌咏队把那些只爱唱歌、不爱念佛的年轻人也吸引了过来，渐渐的，他们追随星云一起弘法。

歌咏队办起来了，星云自己却不会唱歌，他说他五音不全，总是鼓励大家唱。休息的时候，他和年轻人聊天，幽默风趣，大家都很欢喜听他讲话。他还鼓励年轻人在弘法时上台去演讲。后来，这些年轻人不仅会唱歌，还会演讲，演讲时还配有幻灯片，生动有趣，台下的人更喜欢了。歌咏队里，个个年轻人都有成就感，干劲更大了。

那时候，歌咏队经常在傍晚下班时分，骑着自行车，迎着落日和晚霞，一路歌声，飞到各乡镇弘法，所到之处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足迹踏遍兰阳平原。歌咏队每到一个地方，早就有人在街头巷尾贴上海报，敲着大锣，提醒乡亲们来听：“我们的佛教来啦！”他们到达时，还有专人来开道迎接。有一次，在小小的花莲玉里镇，竟然吸引了5000人来听法。大树下、晒谷场到处站满了人。星云领着30多位男女青年，架起麦克风，用国语和台语演讲，气氛热烈，极受欢迎。

每逢此时，星云的眼前就会浮现佛陀的影子。他鼓励这支年轻的弘法队伍：“如果我们回到佛陀在世的时候，会发现佛陀有时在皇宫官邸向国王大臣说法；有时到乡村陋巷托钵，化导布衣百姓。佛陀告诉玉耶女要孝养公婆、敬顺丈夫；告诉善生要如何支配收入、事上待下；教育阿阇世王富国利民、安居乐业之道；劝导波斯匿王多食淡味和强健体魄的方法……佛陀用平易可亲的人间性格，解决大众生活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时把佛法的喜悦传播给大家，因此，佛陀所到之处，常常万人空巷、人人欣喜。我们今天所到之处的弘法，佛陀都会看到的，他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

所以，每次弘法结束，虽然已是满天星斗，但大家都满怀喜悦。走过阡陌田野，穿过密林山洞，忍不住又开始放歌。嘹亮的歌声在夜幕中荡漾，大家的心就像天空的皓月一样明亮，身就像掠过的微风般轻盈，边走边聊，畅想明天。星云看着归途上这一幕，心中一动，诗兴大发，回到小屋里就作了一首诗，然后请人作曲。

这就是后来他们在归途中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朦胧。

救主佛陀庇佑我，为教为人乐融融。

尊者富楼那，布教遇蛮凶，牺牲生命都不惜，

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作先锋；

不畏魔难强，不惧障碍多，

个人快乐非所愿，只为圣教建勋功。

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周围风习习，众生苦无穷。

救主佛陀庇佑我，宣扬真理喜盈盈。

尊者目犍连，为法遭贼凶，粉身碎骨心无怨，

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作先锋；

赴汤蹈火去，献身殉教来，

个人幸福非所愿，只为圣教争光荣。

唱歌、演讲、弘法，一批年轻人越来越投入，越来越喜欢佛教，也越来越敬佩星云，其中不少人拜星云为师，成为他早期的弟子。到现在仍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慈庄、慈惠、慈容、萧碧霞，都是那时加入的。

1957年，宜兰慈爱幼儿园教师念佛会青年于圆明寺前合影

前排左起：黄惠加、朱静花、吴素芬、林美如、萧碧霞。

后排左起：张慈莲、吴素真、杨慈满、星云、黄小姐、范秀香、张优理、黄幸子等。

与李决和一家的缘分

慈庄法师俗名叫李新桃，1931年出生，台湾宜兰人。她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当年邀请星云来宜兰的李决和。李决和是个大商人，开过大安百货公司，在宜兰相当有名望。对佛教的虔诚，使得他辞谢了商业职务，一心在佛门做义工。星云来到宜兰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念佛会的总务主任，帮星云打理诸多事务。李决和的国语很好，这在宜兰当地人中非常少见。星云在宜兰的演讲，都是由他现场译成台语。他虽然没有出家，也和出家人差不多，一有空就去寺庙，跟着星云四处奔忙。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饭碗一推，嘴一抹，就又走了，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从寺庙回来。

李决和的夫人李张壹，也对佛教非常热衷。否则，丈夫每天去寺庙，不顾家，两人肯定吵翻。夫人每天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完吃的，也跟丈夫一起去寺庙。李新桃是他们的二女儿，当时20岁，在兰阳女子中学教务处任职。她看到父母整天往寺庙跑，心中十分不解：寺庙哪来那么大的魅力？后来，父亲劝说女儿，让她也去听星云讲经。

起初，李新桃不感兴趣，只是为了顺从父母之意。然而听得多了，觉得确实有道理。按照念佛会的规矩，每次听完经，大家还得参加考试，她每次都考第一名。念佛会里，很多人要皈依，她就帮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填皈依表格，自己却从没提过皈依。星云也不问她，只每每夸奖她：“决和的女儿，字写得不错啊！”后来，李新桃看了念佛会的文艺节目，参加了歌咏队，才真正对佛教有了兴趣。每天晚上，要去唱歌，她比妈妈去得还早。

在歌咏队里，她参加唱歌，跟着大家去演讲，还帮着刻钢板、写歌词，越来越投入。有一次，又要帮别人填写皈依表，她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我也该皈依了。”皈依后，法名慈庄。

此后，有十几年时间，慈庄随星云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寿山佛学院，任劳任怨、全心奉献。后来，星云致力于培养青年僧人，慈庄决心献身弘法，于1965年毅然出家，成为日后佛光教团比丘尼众的首座。

出家后的慈庄，为佛光山开拓出一条国际化的道路。最广为人知的是，她只带2万美元，落脚全然陌生的美国，完成了建立“西半球第一大寺”西来寺的传奇。她总是只身一人，手上挽着布袋飞来飞去，到世界各地辅导佛光山的海外分院。她用一甲子的岁月，为弘法利生而奔忙，用慈悲与和平，画出佛教国际化的版图，把佛教甘露遍洒西方世界，所到之处，遍地莲花朵朵开。星云称赞她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是学佛青年的模范。

后来，她的大哥、彰化银行的经理，他的弟弟、石门水库的工程师，都皈依了星云；佛光山建成后，她的父亲、她的两个外甥，也上山出家，法名慧和、慧龙、慧传。当年，李决和一念之间邀请星云来宜兰，却让一家人与星云结下了如此缘分。

找到了“台语代言人”

慈惠法师，俗名张优理，1934年出生，也是宜兰人。把她领进佛门的，同样是她的父亲。当初，力主邀请星云来宜兰的，除了李决和，还有她的父亲张辉水。他去雷音寺，总会带自己的宝贝女儿一起。年方二十的张优理，已是宜兰税务局的公务员，对佛教毫无兴趣。为了应付父亲，她每次都去雷音寺念佛听经，只不过听到一半，就偷偷溜掉，跑去电影院看电影。回家后，父亲考她，她很会取巧，把前面听的说给父亲听，父亲点头，很是高兴。

后来，有了歌咏队，有一大批年轻人一起唱歌、表演，她才开始感兴趣，觉得好玩，便融入进去。她穿着时髦，总是一身利落的旗袍，一双发亮的高跟鞋，气质十分优雅。1954年，念佛会在佛诞节那天演了一场话剧，名叫《莲花女的觉悟》，就是由她和慈庄分别担任两个女主角的。演出非常成功，轰动了整个宜兰，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来参加念佛会的活动。

不过，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星云办的国文班。歌咏队搞了一段时间后，星云发现，光靠唱歌，还是很难留住人。星云察觉出台湾年轻人的一大特点，在学校里学理科的多，学文科的少，普遍国文底子薄。他想，要吸引年轻人，还得让年轻人在他身边有所收获，学到真本事。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教年轻人学国文，于是开设了国文班。星云的国文功底扎实，修改文章认真准确，深受年轻学子的喜爱，不少年轻人在学习国文的过程中，受到星云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成为学佛之人，进而成为佛门弟子。

张优理在国文班收获最大：“那时候，师父指导我们学习写作。每天清晨，我们把写好的文章放在雷音寺佛堂中的供桌抽屉里。第二天放入第二篇，同时取回昨天的作业。在修改过的作业上，有许多红色的圈点，有鼓励、赞美和指点的批语。拿到手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互相传阅，欢喜雀跃。隔一段日子，师父会集合我们，当面讲解各种写作技巧，指出每个人文章的得失。在年轻人参与的一系列活动中，师父高雅的谈吐、睿智的思想、广博的学识，给我无限的震撼。我们把他当作老师、导师，忘记了他是和我们有隔阂的方外人，也忘记了自己心中曾经有过的对佛教的成见和拒绝。”

她的中文和写作水平进步很快，尤其是国语，讲得很标准，加上她有语言天赋，星云便让她给自己做翻译。她有惊人的记忆力，大家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录音机”。不管星云讲什么，她都能一字不落地完整翻译。星云说她就是自己的“台语代言人”，“若不是她，我没有办法在台湾弘法。她的翻译，不只是翻译我的语言、意义，而且把我的想法、韵味、精神上的微妙变化都能准确地传达出来，让人分享。常常要上台了，她连题目、讲演内容都不知道，甚至是临时才通知，而她总能掌握我讲话的精髓，在不需要记录的情况下，能将我的意思转达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给星云翻译的过程中，她对佛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但星云的眼光更远，他想让她去教育孩童们，为佛教的兴盛播下火种：“你去办幼儿园好不好？”

“可我不懂幼儿教育呀！”

“没关系，我送你去学习幼儿教育。”

她为难了。她在税务局工作，是非常好的职位，要去学幼儿教育，就必须辞职。她的同事都舍不得让她走，主管甚至问她：“你说，我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走？”家里也反对，好好的工作，干吗要辞掉呢？她思来想去，觉得星云身上好像有魔力：他要让你去干一件事，就一定值得干，不仅对大家有好处，自己也会有前途。于是，她毅然辞掉了工作，和吴素真一起去读了幼儿教育。结业回来，星云已把幼儿园的房子盖好了，她被任命为第一任园长。

再后来，星云又让她去参与管理佛学院，当训导主任，管束学生的生活。佛学院招的学生都是出家人，可她还没有出家，她怕学生们说：“老师是在家人，却要管我们出家人。”于是在家里躲了半个月，直到佛学院开学了，她想应该已经找到其他人当训导主任了，才回去看看。哪知道一回去，刚好碰到一群学生，星云说：“你们的老师回来了。”学生们呼啦一下围过来。这下，她可逃不了了，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那时，她很年轻，喜欢打扮，时常洗头发、做头发。可是她觉得弄得那么漂亮，对那些出家的孩子不好，会刺激他们，使他们动凡心。她心中又生出罪恶感来。

这时，做教务的李新桃要出家，问她要不要一起参加仪式，如果出家，两个人可以一起去量衣服。她想，为了免除罪恶感，干脆出家算了。可转念一想，出家后每天要起大早，这多可怕。犹豫了好些天，到了剃度那日，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勇敢起来，毫不犹豫地把满头秀发一削而尽，从此成为“佛教界才女”慈惠法师。

送爱书人去日本读书

俗名吴素真的慈容法师，就是那位在警察要求星云解散集会时，勇敢地走上台唱了一首歌，替星云解围的姑娘。她出生于1936年，家离雷音寺很近，同在一条中山路上。小时候，她就随父母信佛，常去雷音寺烧香。1954年，18岁的吴素真听见雷音寺里飞出歌声，十分好奇，就进去看了看，发现里面有个歌咏队。那时她刚中学毕业，喜欢热闹，很想参加，又觉得不认识这些人，不好意思打招呼，便总是在一旁看。

正巧，星云那时要出一本书，叫《释迦牟尼传》，听说她是中学毕业，就问她能不能来帮忙。她家兄弟姐妹11个，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又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父母是旧思想，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的书，没让她上大学，她便在一家药厂上班了，心里却希望做一份文字工作。所以，一听到星云的邀请，她就开心地接受了。在帮忙出书的同时，也参加了歌咏队。她生性活泼，人缘又好，经常带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参加歌咏活动。

慢慢地，她想剃度出家。可是，星云不愿意这些年轻人太早出家，只同意她皈依。从皈依到剃度，由于种种原因，她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皈依后，星云让她也去台中师范学院学习幼儿教育，回来就开始办幼儿园。后来入园的孩子增加得很快，又办了分院。这剃度的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此时，父母虽然信佛，却不愿意女儿出家，只希望她结婚生子，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当时是个妙龄少女，长得端庄漂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免不了的。但她觉得，那时的宜兰，风气保守，女子一旦结婚，再好的工作都得辞掉，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然而她已经在佛教里有太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家庭主妇，她不愿放弃。父母只好让步：“你不结婚也没关系，但好歹也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了，哪有当老师的还去出家？”

“正因为没有，所以我才要这样做。”

父母还是不同意，她也不放弃，就这样僵持着，一直等到父亲过世，她又向母亲提出出家的事。悲伤中的母亲问她：“你要拜佛，我弄一个佛堂给你在家拜，为什么一定要去出家呢？你四肢健全，条件也很好，做什么都会很有前途的。”

她还是坚持，母亲实在拧不过她，只好甩下一句话：“你既然要出家，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她剃度后，妹妹来看她，回去跟母亲说：“姐姐剃完头看上去好像比以前胖了一点。”母亲心软了：“让她受过戒就回来。”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怕她受苦。后来，母亲知道她在寺庙里生活得非常好，也就放心了。她回忆说：“后来我被派到台北普门寺做住持，哥哥、姐姐都住在台北，可妈妈每次从宜兰到台北，都不住到哥哥那里，也不住到姐姐那里，而是住到普门寺，她还对我说：‘我看你们几个姐妹里面，还是你最好。’”在她的影响下，妹妹也追随她出了家，就是现在的依来法师。

慈容出家后，又被星云送到日本去念书。她不仅是佛光山人际网络的枢纽，也是整合人力资源的高手。她思虑缜密，不但能掌握各项活动细节，也能筹划全局，将自己负责的国际佛光会工作有系统、有效率地全面推动开来。佛光山多年来对佛教人才的储训、组织、统御、指挥、分工、协调，都仰赖于她的运筹帷幄。她说：“我一向最喜欢和信徒有关的工作。”由此可见，和信徒广结善缘的亲和力，使她成为佛光山幕僚中的灵魂人物。

“局花”住进雷音寺

早期跟随星云的还有萧碧霞女士。虽然她一直都没能剃度，但她对佛教事业的贡献，绝不亚于星云的重要弟子。

萧碧霞出生于1941年。她第一次见到星云时才12岁，还是台湾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天，家住宜兰县头城镇的她去当地一个寺庙拜佛，碰巧，星云也去那里组织念佛会的活动。年幼的萧碧霞见到星云，向他合十一拜，就走了。可是，仅这一眼，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唉，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年轻就当和尚了？

数年后，她中学毕业，在母亲的鼓励下，才十五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宜兰电信局工作。之后，因为工作表现积极，获得“全台模范劳工”的殊荣。

电信局和雷音寺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萧碧霞的一位同事是雷音寺的信徒。有一天，那个同事要带她去雷音寺拜佛。萧碧霞说：“我们头城镇里也有庙拜，为什么一定要去雷音寺呢？”同事说：“去吧去吧，如果你不去，师父就会说我没有人缘。”于是，五六个姑娘说说笑笑一起去了雷音寺。

当时雷音寺里没有客厅，大家都站在那里讲话，星云也随众站着。忽然，有人指着端庄大方、容貌俏丽的萧碧霞对星云说：“这个漂亮的女生应该去参加选美比赛。”星云顺手一看，只觉非常眼熟，便问道：“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萧碧霞微笑着说：“那次见到您，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您还记得。”两人便聊了起来。拜完佛后，电信局的几个女孩子觉得这里很温暖，又继续谈天说地，不愿离去，星云便叫人煮面请她们吃。临走时，星云问萧碧霞住哪里。萧碧霞说：“住头城。”

星云说：“头城太远了，来这拜佛要走好长时间。”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那你来就住这里好了。”

“好呀！”

萧碧霞后来回忆说，没想到这一句话就定了她一生。

雷音寺本来不大，萧碧霞住的房间很小，只能放三张床。三个女孩一起住，非常拥挤，条件也差，但萧碧霞并不嫌弃。她觉得住在这里，就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帮忙做义工的。她看雷音寺每天接待那么多人，出家人却少，星云是主角，里里外外都靠他自己拳打脚踢——布置讲堂是他，煮斋饭是他，行堂打菜是他，敲法器的还是他。当时雷音寺为了吸引小朋友，还养了一只猴子，这家伙很调皮，经常添乱，趁主人忙着，往往突然溜走。于是有人就喊：“师父，猴子跑了，赶快捉猴子哦！”星云就得放下手中的活，追猴子去。

萧碧霞住进寺庙里，确实帮了大忙，她利用工余时间，帮着记账、招待客人、干杂务。遇到寺庙特别忙的时候，她就调班，晚上到电信局上班，白天在寺庙里干活。

自打住进雷音寺后，萧碧霞就没有回过镇上的家。家里虽然有哥哥弟弟，但她可是萧家三代唯一的女孩儿，担任邮电局局长的父亲把她看作掌上明珠，非常宠爱。女儿长期不回家住，老两口十分想念，好在他们也认识星云，觉得女孩儿住在寺里，倒也叫人放心。当然，只要家里有事，萧碧霞还是会尽快赶回去。逢年过节，还要回老家礁溪看看。

住得久了，帮寺里工作久了，萧碧霞就想辞去电信局的工作。电信局的人，从上到下都舍不得让她走。当时的她一头短发，活泼利索，圆脸杏眸，美丽动人，不仅是电信局的“局花”，更是一把业务好手，不少小伙子都争相向她献殷勤，有位局长也公开追求她。可她一心向佛，天天在寺庙里忙，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电信局为了挽留她，提出让她停薪留职，她想什么时候回来工作，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然而，萧碧霞不为所动，她跟星云说：“师父，让我出家，收我为徒吧！”

星云没有答应她。“只要心中有佛，不在乎出不出家，‘在家’也可以为佛教服务。”

星云此言，自有一番考虑。当初雷音寺扩建，有人举报这是违章建筑，宜兰政府派拆除大队到现场，准备拆除房子。幸亏有萧碧霞在，她和同事因在电信局工作，经常和当地政府、警局打交道，关系密切。由于她的周旋，维护了寺庙，拆除大队撤了回去。星云对萧碧霞感慨道：“你看，佛门始终有些事要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你不是出家人，可更方便为佛门办事。”

于是，萧碧霞不再提出家的事，只是辞去了公职。从此，她跟随星云走南闯北，保驾护航，大家称她“萧师姑”。

第一个男弟子

有人会问，在宜兰，为什么跟随星云的有这么多比丘尼？

其实，这与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有深切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风气保守，恪守传统，仍然把女性视为家庭角色，而不是和男性平等的社会角色。尤其在宜兰一带，许多年轻女性虽然有一份工作，但结婚之后，就要回归家庭，服侍夫家。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不愿意一生就过这样的日子，相比之下，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奉献给佛教，服务众生，更有意义。

那么，除了比丘尼，跟随星云的就没有比丘吗？当然有。

心平和尚，俗名叫吴天赐，1938年出生。他与星云的缘分始于1959年。当时，慈庄、慈惠、慈容等在台北三重埔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时常要邮寄佛教书籍、刊物等。因为印刷品很重，星云看女孩子做起来实在吃力，免不了感叹道：“假如能有一位男众来帮忙，就非常圆满了。”

此话一出，慈庄、慈惠、慈容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宜兰有一位青年叫吴天赐，家里是开印刷厂的。他每天都会到雷音寺来，师父如果肯叫他来协助，他一定会愿意。”

旁边的人听到了，也说：“吴天赐早就想跟师父出家，只是他不敢说。如果师父叫他来帮忙，他肯定会跟你出家。”

于是，星云当即从台北给吴天赐打了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吴天赐从宜兰赶来了。星云跟他说：“现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印书、包书、搬装、邮寄，特别需要一个有力气的男众来帮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此投身到星云的门下。按理说，慈庄等人在星云门下的资历、年龄都超过吴天赐，但是因为他是第二代中的第一个男弟子，她们不好意思称呼他师弟，就叫他师兄。

吴天赐生性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两三年里，从不随便说话攀谈，工作从不推辞，更不投机取巧，本分而踏实。大家都认为他有条件出家，可他不敢提出，怕星云拒绝。于是，大家给他鼓劲，萧碧霞说：“师兄，你如果跟师父说你要出家，所有衣单，都由我供养。”在大家的鼓动下，他觉得非得跟星云请求出家不可，星云也觉得非要收他做徒弟不可。就这样，吴天赐终于剃度出家，法名心平。

心平出家后，备受星云器重。他先是帮助星云开发佛光山，后来又担任了佛光山第四任、第五任住持，被称作“平和尚”。

对于这个称呼，星云解释道：“佛教有个传统的规矩，丛林（寺庙）里只能有一个人称为‘大和尚’、‘和尚’或者‘老和尚’，其他的人都不能称作和尚，只能称为某某法师、某某当家师，或者以各种职务来称呼他为某某师父，比如香灯师父、知客师父、堂主师父等。和尚，是‘亲教师’的意思，应该等同于学校的校长。”心平既然做了住持，就相当于佛光山的“校长”，才能称作“平和尚”。

有了心平，后来又有了心定、心培、心保，以及慧开、慧传、慧宽等人，师徒传承，延绵不断，此是后话。

注：“慈”是星云大师早期在宜兰弘法时，为青年皈依者取的字号，心平和尚为“慈均”。大师是属于临济宗第48代传人。临济宗僧人的字号有一定的排序，依《临济宗法脉偈语》所说，分别是“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廓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持妙理，继古贤公，信解行证，月朗天中”。这就如普通人的族谱一样，从僧人的字号就可以看出彼此的辈分关系。星云大师的师父志开上人，内号叫“了然”。到了星云大师，依序而下，取名“悟彻”。而星云大师收的弟子，内号都是“心”字辈，如“心平”“心定”，女弟子也各有内号，如“心慈”“心霭”“心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