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还是新的，如昨天。

我住在巷子里，你肯定曾经也是。旧时东台城纵横交错的窄窄长长的巷子就是老城的血脉。巷子的路是大块的石头或是青色的砖铺的，绝对进不了汽车，连三轮车通过时迎面走来的一个行人也会成为最大的交通障碍。“石榴巷”“王家巷”“严家巷”……这些耳熟能详的巷名不仅仍存留在东台人的记忆中，还赫然地印在东台人的身份证上。很多，将伴随人的一生。

我的身份证上家庭住址栏就印着：东台市朱进士巷4号。

朱进士巷，最后一批拆迁的老巷。之后，我们一家搬到了“红兰花园”，一个名字就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地方。几天后，再经过老宅时，已经分不清哪一条巷子是朱进士巷了，一整片都是砖头和拆下的门窗。耳边响起搬家那天奶奶拿走最后一批家什时说的一句话：“整整住了三十年，你就是在这儿生的，在这条巷子长大的。”飞舞的思绪蓦地又回到了我的小巷，伙伴们嬉笑着从巷子的深处欢腾而来。

朱进士巷得名于这里曾出过一名晚清的进士，据说这一片的房子都是他家的进士第。但这些是我明白了“进士”的含义后才从父亲口中问出的。小时候的我们是不会关心这条小巷的人文气息的，熟悉的只是哪两间屋之间有空当，可以在捉迷藏和打冲锋枪枪战时躲在那里。记忆中，小巷的地面是用青砖一块块立着铺的，墙是红色的砖。有的地方写着白色标语，巷口写着：扫除四害，人人有责；我家的门口则是：全民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末尾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足见写字人的激情澎湃。这些标语都是我幼时习字的教材。记得在邻着的巷口也有这样的标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每妈妈拉着我的手教我这几个字时，她的解释总让那时的我一头雾水。

那时的住处是不讲究绿化的，如果说有，就是地面的青苔，墙头的野草。但很多人家会自己种上植物，大都是果树，石榴树呀、枇杷树呀、无花果树呀、葡萄呀什么的。到了成熟的季节每户人家都会分得一点，边吃边说着每年不变的赞扬：“呦，今年长得好，比买的都好吃。”而主人永远听不腻这句话，也永远不记得这是去年今日说过的话。

那时，邻里间的关系不是用和睦二字就可以概括的。单是这些称呼就可见一斑了：“黄妈妈”“高奶奶(因为个子高而得名)”“矮奶奶”“老魏大大(我的表弟乳名魏魏，但固执地这样喊一个邻居，表示是他一人的大大)”“姑奶奶”……这些善良的人在单纯的世界里简单地生活着。吃饭时，会不断地有人捧着碗来串门，若挤出地方他就坐下，坐不下就夹几口菜。要是有人家包了饺子、做了包子，那其他家都会有热气腾腾的一碗。赶上谁家有红白喜事，更是一巷子的家庭主妇都聚集着做菜、招呼客人，俨然主人的模样。更有趣的是，家里摆不下那么多桌子的，就分散到巷里各个人家，然后主人就拿着酒杯一家一家地敬酒。一户户人家就成了一个个包间。爸爸说，他与妈妈的婚礼就是这样办的。

小孩永远是巷子的宠儿。童年的记忆至今还躺在小巷的怀抱中。那时的孩子随便走到一家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巷口的蒋爷爷在上海做生意，每次去他家，他都会从后来我才知道叫“冰箱”的柜子里，拿出令我惊奇的东西。我喝的第一口可乐就是在他家，可那不能接受的味道还是让我将这瓶可乐给了会喝酒的奶奶，奶奶每顿拿出酒杯喝上两盅，她说，这个“酒”不好喝。巷尾的四奶奶会从吊在房梁上的竹篮里拿出红红的桃子或是从印着娃娃的饼干盒中拿出酥酥的脆饼。长大后，我还常与别人聊起我那时的一次经历：

那天，我又到了蒋爷爷家，照例，他从“柜子”里拿出了我们小城买不到的“大白兔”奶糖。这时，门口有人叫他，他就与那人聊天。好奇的我对他的“柜子”早就感了兴趣，琢磨着怎么每次都能从这儿拿那么多好吃的。趁蒋爷爷不在，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柜子”。刹那间，我被眼前的一幕吓愣了：居然有人打开了“柜子”的灯!我赶紧逃走了，在门口支支吾吾地和蒋爷爷打了个招呼。接连几天，我都很害怕见到蒋爷爷，我认为他知道我偷看了“柜子”。几年后，家里买了冰箱，我又一次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儿时的那一幕呼地冒出来，谜底才解开。

巷子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巷子里人的变化，巷子也在变。比如，黛青色的地砖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地。比如，不再是两排齐齐的平房，新砌的楼房突兀得耀眼。再比如，邻街那条写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语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鲜明的红字：“巷内加工德州扒鸡”。还有，就是年轻人少了，在巷子里吵闹的小孩少了。但巷子里的生活还在继续，巷子还是一条纽带，串起家家户户。

直到，2003年8月28号。

朱进士巷，拆了。尽管我们曾埋怨旧屋老漏雨，埋怨巷道太狭窄，尽管它也曾是一条取代旧事物的新巷弄，尽管这里曾有一名让老城人自豪的进士，但什么都阻挡不了她的消失，同时也不能阻挡我们的怀念。夏日的夜晚有摇扇纳凉的邻里，冬日的阳光下有眯着眼睛的老人，还有在家门口呼唤自家孩子回家吃饭的母亲，还有训斥爷爷在墙根小便的奶奶的声音，当然也有常在小巷里被唤起的我的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