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些人可以在没有野生生物的情况下过活，而有些人则不行。我写下这些文字，便是对后者所饱含的偏爱之情与两难境遇的阐释。

在人类社会发展将野生生物彻底扼杀以前，人们一直以为，野生生物和刮风日落一样，都是大自然习以为常的存在，于是也就把野生生物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追求一种所谓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是否必须要以牺牲那些自然的、野生的且又不受约束的东西为代价。对于我们中的少数人而言，目睹天鹅的机会远远要比看电视重要，看到白头翁花绽放是我们的权利，就和言论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一样。

我承认，在机械化为我们的早餐供应提供有效保证之前，在科学为我们揭示野生生物起源和生存方式的戏剧化情节之前，这些野生生物几乎是很少有机会和人类价值扯上关系的。于是，所有争论的焦点最后便归结为度的问题。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发现了发展过程中的边际报酬递减定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却依然对此无动于衷。

人们必须依据事物当前的存在状况来制定应对之策，我的拙作便是我的应对之策，它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我和我的家人，在远离现代化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木屋，欢度周末时光时的见闻和趣事。在威斯康星的这片沙地农场，起初人们榨干了土壤的全部价值，然后它被我们这个又大又好的社会所抛弃，我们试图拿起铁铲和斧子重建这个农场，找回我们在别处正在失去的东西。恰恰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并且进一步发掘着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

这些关于小木屋的素写，按季节编排在一起，便构成了一部“沙乡年鉴”。

第二部分，“素写——这儿和那儿”，讲述了一些给我思想以启迪的生命中的小插曲，这种小插曲通常表现为我与往昔同行们的一些意见龃龉，时而甚至非常痛苦。如今，这一类插曲遍布于北美大陆之上，存续了40年之久，它们为标着集体主义标签——亦即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第三部分，“结论”，从逻辑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些我们作为不同意见者的观点，并努力将这些观点变得合乎逻辑。只有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读者，才会努力去寻求第三部分中提及的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文字可以告诉我的同行们如何回到过去以实现认识上的统一。

如今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已经来到了穷途末路，它与我们现有的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背道而驰。我们滥用土地，因为我们将它当作自己的附属财产。而唯有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土地的附属品时，才会以热爱和敬畏之心去利用土地。对于土地而言，我们无法使其免于被机械化武装过的人类的影响，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无法在科学的制约下从土地中得到它之于文化的美学收获。

“土地是一个共同体”是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应该得到热爱和尊重则是伦理范畴的事情。土地孕育了文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被我们忘在脑后。

我的这个集子，正试图将这三种概念联结起来。

当然，对于这种关于土地与人类关系的观点难免会受到个人阅历和偏见的侵染和扭曲。但是，不论真理是否会被扭曲成谬论，有一点却始终如水晶般清澈明晰，那便是：我们现在的又大又好的社会活像一个忧郁症患者，整日惴惴于自身的经济健康，却失去了保持其自身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是那样贪婪地想拥有更多的浴盆，结果却失去了建造浴盆乃至关掉龙头所必需的控制力。眼下，可能没有什么会比从健康的角度对过剩的物质财富进行审视更有益了。

也许，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可以通过重新评价非自然的、平淡的，但是基于自然的、野生的、无拘无束的事物而产生的事物，从而得以实现。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8年3月4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