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俘营的生活

战争开始至1940年年初，德法边界从表面看来“平安无事”，这也使萨特得以利用时机在兵营中大写特写其作品。

但是，德军在入侵丹麦、挪威得手后，掉转枪头指向英、法，在入侵宣布中立的比利时、荷兰之后，5月10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

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溃不成军，几个星期之内，法军一泻千里。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让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未经一战，未开一枪，便在洛林省的巴都市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俘虏。

贝当政府仓促撤出巴黎，并在希特勒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曾经骄傲、优雅的法国人成了亡国奴。

萨特连同其他法军俘虏先是被关在南锡，8月中旬后被迁至德国境内的特列夫城，这里距德国与卢森堡交界处不远。

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

波伏娃半信半疑：一贯无法忍受限制自由的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集体生活，这在离开师范学院之后还没有过。

更重要的是，萨特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闲聊。但萨特并不感到乏味，因为可以自由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

他写信告诉波伏娃：“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萨特在战俘营里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团结的意义，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简单而纯朴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段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

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

一次，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不无得意地写道：我负责组织了一所民间大学，给几乎全由教士组成的公众授课……

萨特的每一封信都会让波伏娃精神为之一振。看到关在集中营中的萨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现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感到萨特已为她以及所有法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法国沦陷了，但法国人不应就此消沉。

在战俘营中，和萨特最谈得来的是一位名叫巴热的年轻神父。巴热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行为与信仰的完全吻合。

在入狱前，巴热是塞义山一个边远贫困的乡区的牧师，他之所以挑选去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落后、野蛮得令人可怕。

萨特很欣赏巴热，总是乐于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巴热的见解也给萨特很多启发。这位神父有关“圣灵感孕之谜”的见解尤其使萨特感兴趣。他说：“我认为，和任何孩子一样，圣子耶稣也生于污秽和痛苦之中。圣母并不是奇迹般分娩的。”

萨特对此深表赞同：“关于耶稣降世的神话，其美感只是在于：它意味着在耶稣的身上包含了人类的全部苦难，否则基督教就毫无意义了。”

萨特与巴热神父进行有关耶稣出世的问题的讨论，使他萌发出创作的灵感，只花了几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剧本《巴里奥那——神之子》。

萨特创作这出戏是“别有用心”的。从表面看，这出“神秘剧”的主题是基督诞生，但实际上它是以罗马占领巴勒斯坦这一事件为中心的。剧中有罗马皇帝雷利厄斯利用普查之机对所有的居阿代人强迫征收高赋税的情节，居阿代人领袖巴里奥那，自从国家被占领以来，一直蒙受着极度痛苦，成为剧中激烈的台词。

1940年圣诞节这天，整个集中营的战俘都观看了《巴里奥那》的演出，萨特亲自导演并参与了演出。萨特涂黑脸扮演朝拜耶稣初生的三博士之一——黑人国王巴尔达扎尔。戏剧的艺术效果和设计是萨特的朋友古尔布承担的。

该戏在战俘营中的演出，普遍地激起了战俘们积极的反应，当巴尔达扎尔最后变成了一个抵抗战士时，狱友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寓意：正如异教徒和非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暴政、奴役；正处于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也该团结起来，反抗德国的统治。

《巴里奥那》的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出乎萨特的意料，应观众要求，12月25日、26日该剧又连续演了好几场。

通过写作此剧，萨特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戏剧家的天赋，虽然第一次尝试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艺术，它比小说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现实、唤醒民众。

尽管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但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的机会。

1941年3月底，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

当时，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作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

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萨特终于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象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都在黑市上买东西；那么多人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甚至连波伏娃都签了！

萨特紧皱双眉对波伏娃说：“我没有想到，在我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为此我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我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波伏娃静静地听着。

萨特接着说：“战前，我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于生活、他人、社会、义务、责任等，我总是抱着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尽管我不满现实，对抗社会，但由于过于看重个人的尊严、过于维护个人的自由，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未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战争使我懂得，我必须承担义务，干预生活。”

波伏娃眼睛一亮，闪出异样的光芒。

萨特看着波伏娃说：“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战争的残酷使我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胆小的哲学。我发现，那些没有阻止战争的人们同样应对战争负责。沉默意味着默许，不搞政治，这也是政治。不阻止战争即是战争的同谋，无选择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战前，我采取一种不介入的姿态，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

萨特最后忧虑地说：“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那么我将做何选择，才能找到那条属于我自己的‘自由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