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 选题依据

首先，主流话语权限定了沦陷期文学研究的丰富性。1980年，台湾学者刘心皇在其著作《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把东北沦陷期文学纳入抗战时期文学的体系之中，从政治学角度将东北沦陷区作家命名为“落水作家”，进而引发了关于东北沦陷期文学是抗日文学还是汉奸文学的探讨。之后关于东北沦陷期文学定性问题的热议不断升级。1991年在长春召开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致将东北沦陷期文学认定为抗战文学而非汉奸文学。这次研讨会真正地拉开了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的序幕，同时也定下了沦陷期文学研究的话语基调。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抗战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从本质和主流考察，应该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是……反侵略的文学，反帝反封建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的文学倾向是描写黑暗 ¹ 。这个结论进一步指明了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也决定了评论者的研究视野和模式，即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流亡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方面，并且注重挖掘小说中的反侵略倾向，形成了“侵略——反抗”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这种研究视角和模式通用到了沦陷期文学上，盲目放大殖民统治下沦陷期文学反抗——进步的一面，造成研究的片面性，同时遮蔽了东北沦陷时期丰富的文学景观。

反侵略文学能否成为东北沦陷期文学的主流文学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沦陷区与华北、华东沦陷区有着质的区别。东北作为日本统治中国的大后方，已经完全纳入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对东北的一体化统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纲要，打压左翼文化，对进步爱国作家进行追捕和屠杀。30年代中期，东北的左翼作家萧军、萧红等相继逃离关内，抵抗力量逐渐弱化。之后日本殖民者为了维护政权统治，粉饰太平，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出人、出钱、出物创办报刊，有目的地引导报刊文学的发展，也可以说沦陷时期的文学是日本殖民者一手促成的文学。当然，报刊上的文学也有一小部分倾向进步的反抗侵略的作品，如《大同报》的副刊就刊登了一系列进步作家作品，但大多数作品都以远离政治、淡化社会背景或粉饰太平为创作前提，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国策文学、校园文学等。此外，集中在沦陷区的作家也多是一些旧文人、通俗小说家、亲日派作家、女性作家、外国作家，这些以写作为谋生手段、为趣味、为各种理想表达方式的群体，在异样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殖民话语权下创作出了另一番文学图景，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流派，表达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作家迥异的文学诉求和创作心态，体现了在经济、政治操纵下的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这些都不应该被遮蔽。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开始不同程度地重视对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但对东北通俗小说却不约而同地漠视和忽略，甚至贬低。孔庆东曾在《中国沦陷期文学大系·通俗小说卷》“导言”中将东北沦陷区通俗小说定性为数量少，质量不高，而将其排除在研究之外。这个定论一直影响着学术界，以致后来的相关理论著作更难寻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的踪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东北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时代特色是应该被关注的。清末以来的东北在政治上经历了从铁路附属地到军阀混战区，从日据东北到多方争夺的利益点，直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等一系列变迁；在文化上东北经历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本土文化和异族文化的抗争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多重文化形态，如“五四”新文化、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党制文化、现代工商文化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这些文化特质都对通俗小说产生了影响。伪满洲国时期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许多作家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状态，但大都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仍有许多领域有待挖掘。柯灵曾经说过：“思想领域没有真空，感情领域没有真空，人民的心没有真空，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因此盛世有文学，衰世有文学，甚至在外国的侵略和统治下也有文学。” ² 其中，通俗小说正是伪满洲国不可忽略的主要文学类型，正如东北言情小说家吕诺所言：“在这个时代，写着恋爱小说，实在是不大调和的事情，然而恋爱这种事情，在人的生活里还能存在的话，那么恋爱小说就有他的存在意义。” ³ 我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特定时期的世相人情和相应的民族文化心态。相对而言，这种传统的心理积淀在新文学中被关注较少，虽然新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有时涉及这种传统心态的书写，但往往是对乡民的愚昧闭塞做同情悲悯的描写，其视角往往是居高临下，因此，批判成分多而细致描绘少。而通俗小说家则不然，他们往往是融入市民阶层之中，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加修饰地摹写所谓低层次的真实。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教诲读者应同情弱小，助贫济困，急人之难，赴汤蹈火，为民请命，蔑视权贵，义肠侠骨，大仁大勇” ⁴ 之类，唤醒人性的正义和良知，提倡民族传统的美德。

再次，伪满洲国通俗小说具有研究的可能性和价值性。整理东北的报刊、文史资料，发现东北通俗文学可谓浩如烟海。虽然这些作品中存在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甚至还有部分充满色情、暴力、迷信等作品，但是大部分作品仍是健康且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的，尤其是伪满洲国通俗小说，作为殖民语境催生出来的文学类型，不仅呈现了全面繁荣态势，而且质量、数量和类型上更高一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载体的多样化。不仅报载小说较之20年代有了全面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而且刊载小说也登上历史舞台，这对通俗小说的传播和衍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创作群体的多元化。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坛集中了20年代通俗作家群、三四十年代通俗作家群，女性作家群、“京津作家群”及“日系”“俄系”“鲜系”作家群等，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人生态度各异，呈现的作品也异彩纷呈。第三，类型上的丰富性。这时期不仅具有传统的谴责、言情、武侠小说，而且出现了幽默、防谍、史材、实话、秘话等小说类型，体现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文学选择。第四，理论的促进。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理论批评初步形成规模，培养了一批职业批评家，促进了通俗文学的调整和进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学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在几十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都轻易地被略去” ⁵ ，偶尔提到也淹没在主流话语权的宏大叙事中，这不仅导致了对东北文学整体描述上的缺憾，而且也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其中的复杂形态。

总之，东北通俗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研究殖民地文化和东北地域文化不可绕过的地带；要编纂东北地方史、研究东北沦陷史，将通俗小说提供的众多线索排除在外，那是不可想象的；充分评定近现代时期背景下的东北通俗文学的历史变迁，对东北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启示，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重要补充。

二 东北通俗小说的界定

“通俗小说”从来没有固定的含义，各个国家根据各自民族的特点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中国本土对通俗小说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孔庆东认为主要是由于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概念，其所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古代称通俗小说为白话小说、章回体小说，其对立面是文言小说、笔记体小说。二者的雅俗分野泾渭分明，由文体的类型区分出了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但从审美品味来看，“白话小说未必俗，文言小说未必雅……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小说的荣耀和成就主要应归功于通俗小说” ⁶  。近代文学体系的大规模位移造成了雅俗界限的交叉混乱，文体类型的决定意义开始动摇。此时的雅俗判断一是要依凭作品自身的艺术风貌，如陈平原所描述的有无启蒙意识、有无模式化、有无娱乐性等 ⁷ ；二是“雅俗分野已难以泾渭分明，因为启蒙意识、模式化、娱乐性等在各种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于是在雅俗之间，出现了一片‘过渡地带’”  ⁸。“五四”新文学的诞生，结束了近代小说雅俗混乱之局面，此时的雅俗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中西对立、新旧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新文学小说的标志是“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五四’精神加欧化小说技巧，通俗小说则在坚持传统道德观念和创作技法的同时，适当吸取新文学精华以适应时代和市场”  ⁹ 。到了抗日战争之后，通俗小说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性和变体发展。所以说，任何一个定义都不能完全涵盖通俗小说的全部特性，通俗小说的归类与界定大多根据模糊的含义和约定俗成的规约，无法涵盖文学的现实情况。

关于通俗小说含义的界定各个时期表述不一，对其梳理和论述是一项绵长而复杂的过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这里为了行文之便，直接借用孔庆东关于通俗小说的解释为笔者所用。孔庆东强调评估一部作品是否是通俗文学，可以从是否与世俗沟通、是否浅显易懂、是否有娱乐消遣功能 ¹⁰ 三方面来考察，“由此出发，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在普遍具备娱乐消遣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在广义、狭义两个层次上来理解。广义层次上，凡是具有与世俗沟通或浅显易懂两类特性之一的便是通俗文学，就是说，只要思想性或艺术性二者中任一方面不具备作品产生时代的公认的高雅品位，便是通俗小说 ¹¹ ；从狭义层次来看，则必须是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两大特征兼备的小说，才是通俗小说。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以其娱乐性和模式化为读者提供精神消费，有的学者因此称之为市场文学，这里主要包括可以批量生产和包装的类型化小说：武侠、言情、涉案、科幻、纪实等” ¹² 。“总之，与世俗沟通、浅显易懂、娱乐消遣功能是判断和界定通俗小说的三大试金石。三者结合比例的不同，造成了通俗小说的千姿百态” ¹³ 。根据此定义，可以合理把握东北通俗小说的存在面貌，正确认识四十年代报刊所载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作品，分析它们在雅俗互融时期所有的独特性。

东北通俗小说是指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等地的通俗小说。这里不仅包括本土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也包括由其他地区迁到东北的作家所创作的通俗小说以及其他地区作家在东北报刊上发表的通俗小说。

三 宏观纵览：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综述

一般认为，中国通俗小说发端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受其影响，历史演义小说开始层出不穷。可观道人在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作序时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尚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之后的《水浒传》《西游记》的面世进一步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通俗小说在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之后，由于印刷业尚不发达，文化市场不够成熟以及受正统文学的压抑，发展十分缓慢，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裹足不前。直到明末，由于上述各种不利条件的转变，通俗小说才重新迅速起步，形成了延续到清代前期的繁荣局面” ¹⁴ ，产生了鸿篇巨制《红楼梦》。自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才基本定局。

“古代通俗小说向现代通俗小说的进化，始于清末” ¹⁵ 。这时期小说的社会作用进一步彰显，催生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小说，形成了以“谴责”和“写情”为主流的小说类型。因为这时期的通俗小说一方面“命意在于匡世”，另一方面又“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    ¹⁶ ，因此，前者随世事推移渐趋淡薄，后者则随小说市场的拓展不断翻新，终于促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根本转变 ¹⁷。于是，在市场机制制约下的现代意义的通俗小说便在清末民初之交登场了。

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分期有两种说法：

其一，张赣生将1912—1949年的通俗小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2—1919年，这是由晚清小说向民国小说的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1920—1929年，这是民国南派小说的兴盛时代；第三阶段是1930—1949年，这是民国北派小说崛起的时代  ¹⁸ 。

其二，孔庆东在分析了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相关论述之后，得出自己对通俗小说的分期论  ¹⁹ ：第一阶段（1912—1917年）为繁荣期。孔庆东进一步阐释，中华民国建立，传统文化秩序开始礼崩乐坏，正是在这千载难逢的意义真空里，通俗小说得以放下了启蒙的重担，返回小说文类最初的基本功能，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时期的言情小说以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为代表；社会小说以孙玉声的《续海上繁花梦》和李涵秋《广陵潮》为代表；黑幕小说虽未为大观，但产生了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历史小说以杨尘因《新华春梦记》、叶小凤《古戌寒笳记》为代表。孔庆东总结这个时期的通俗小说主要有四个特点：首先，类型齐全，品种具备，以哀情小说最有特色；其次，思想观念已从晚清脱离出来，淡化文学的功力性，相对更注重文学本身；再次，广泛实验和采用西方技巧；第四，充分商业化。孔庆东将第二阶段命名为调整期（1917—1927年）。他认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五四”文学，打破了通俗小说的一统天下。“五四”小说是以对民初旧小说的批判姿态开始自己的形象设计和定位。在猛烈的理论炮火之下，通俗小说形象大损。这时的通俗小说只能以创作实绩表明自己的生命力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途径，调整自己的艺术风貌，自觉不自觉地暗暗接受新文学的苦口良言。这时期通俗小说总的姿态是处于守势，总的风貌是偏于旧式，但在长篇小说领域的成就和影响仍然大于新文学。调整期与上一期的变化主要有：“哀情小说在‘淫啼浪哭’的批判声中，开始节哀，欢情、艳情，乃至色情比重有所上升，文言小说失去了最后的市场，故而徐、吴、李式的骈四俪六小说也寿终正寝了。” ²⁰ 孔庆东认为调整期最大的成就就在于社会小说。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业发展迅猛，既为长篇社会小说提供了创作资金和发表阵地，也助长了读者对于长篇社会小说的需求。他说：这时期的社会小说大部分仍然延续上一时期的风格。有的就是从上一时期甚至从晚清开始创作或连载，而到调整期杀青出版。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张春帆的《九尾龟》及程瞻庐的《茶寮小史》、叶小凤的《如此京华》、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新歇浦潮》、江红蕉的《交易所现形记》等名作，这些均表现出“‘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气魄的特点，这是当时的新文学所无法具备的”  ²¹ 。孔庆东认为在这类描写细致，讲求写实，但对主题和结构不够重视并不时夹有黑幕气息的社会长篇小说和30年代崛起的新文学社会长篇小说之间，存在一些过渡性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  ²² 。此时，武侠和侦探小说也渐有起色，1923年，几部名垂武侠小说史的大作一齐问世，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怪异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及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一时之间，通俗小说阵营内无报不登武侠小说。孔庆东总结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的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恢复‘侠’的本来面目，摆脱鲁迅所云‘终必为一大僚隶卒’的不伦不类地位；二是发掘‘武’的内涵，细致入微地描写中国武术的各种功夫，开始建立一整套‘武学’术语和理论，大大促进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并导致职业武侠作家的出现；三是采用新式叙述技巧，如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结构等，为武侠小说进一步现代化奠定技术上的基础。” ²³ 侦探小说在中国是由翻译发展到创作的，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亚森罗平案全集》等译作相继刊出。在译作的直接影响下，中国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风行。1923年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月刊，发表了陆澹安、孙了红、赵苕狂、俞天愤、张碧梧等创作的大量侦探小说，产生了各自的名牌系列，如程小青的“霍桑”，陆澹安的“李飞”，张碧梧的“宋梧奇”，赵苕狂的“胡闲”，朱戳的“杨藏芳”，孙了红的“东方罗平”等。侦探小说可以说一问世就火爆。“由于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西化味道，故而新文学界对其攻击相对较少，多是采取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而已。其他类型小说成就相对一般，如历史、传奇类。

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向类型化、风格化发展，出现了著名的问题小说家张舍我，滑稽小说家徐卓呆，平江不肖生的短篇小说则比他的长篇小说更富于艺术魅力” ²⁴ 。孔庆东将第三阶段命名为中兴期（1928—1937年6月）。1927—1928年之际，新文学阵营开始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而且1927年已经基本完成叙事模式转变。新文学从此出现了新的面貌，其中与通俗文学关系最大的一点是：“新文学的主要火力不再集中于后者，而是集中于自身，开始了对于‘五四’文学的反省。新文学小说的这些变化，使通俗小说减缓了外部的压力，从而更多地思考如何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准。” ²⁵ 顾明道的《荒江女侠》恰恰是通俗小说学习西方小说技法的代表，开启了武侠领域的新开端。“中兴期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繁荣期。尽管通俗文学不可能再如民初五年那样占据文坛中心，但这并不碍于它与新文学两翼齐飞，共同织就了战前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华图景。新文学进入自己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兴奋点由‘破’向‘立’转移，开始发现和反思自身的问题”。通俗小说以出现一批大家为标志。在社会言情领域，首推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小扬州志》，之后是陈慎言的《故都秘录》、王晓逸的《春水微波》《神秘之窟》；武侠小说也进入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繁盛时期。“顾明道善写侠与情的结合，外加冒险异闻，并有感时忧国之愤” ²⁶，重要作品有《怪侠》《草莽奇人传》等；赵焕亭擅写“世态人情，并对传统的‘说书语气’有所革新，叙述者开始展示自身的性格和立场”，此时的代表作有《侠骨红妆》《鸿燕恩仇录》和《江湖侠义英雄传》；“党会武侠小说”专家姚民哀创作了《四海群龙记》《箬帽山王》等作品，“成功地将武侠与党会组织结合起来，既有纪实性的资料价值，又开拓了武侠小说的另一块新大陆，姚民哀开创的党会武侠一途，经朱贞木、郑证因，一直影响到金庸、温瑞安，至今仍在通俗小说和影视领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²⁷ 。历史武侠小说的佼佼者当属以“碧血丹心”系列闻名的文公直，他创作了《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此时，还有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的作品对过去是集大成，对以后是总源头。“它运用现代小说技巧比较自如” ²⁸ 。这个时期的侦探小说没有突破，但出现了滑稽小说类，南有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北有耿小的《五里雾》。“历史小说类有张恂子、张恂九父子分别写的《红羊豪侠传》和《神秘的上海》以及程善之《残水浒》、姜鸿飞《水浒中传》等” ²⁹ 。第四阶段是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孔庆东将其命名为成熟期。从抗战时期开始，通俗小说和高雅小说有了融汇的趋势，到40年代已经孕育出一批新的类型，如张爱玲、赵树理的作品，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高雅小说或通俗小说。它们实际上是雅中有俗、俗中有雅的混血品种。从通俗小说这一方面来讲，这也是它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³⁰。

通过了解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流变情况，可以更好地把握作为地方通俗小说的独特性与不足，挖掘出地方文学的精髓，丰富整个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版图。

四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一直以来，东北文学研究都是在通俗文学和新文学泾渭难以分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东北通俗小说的研究大多夹杂在东北文学研究著作和论文中，不具有专题性或独立性。这里通过对相关著作涉及的通俗小说进行归纳总结，梳理出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价值，总结特点，分析不足。

第一，东北抗战胜利后亲历者的自我反思研究。1945年至1947年，经历过东北沦陷的作家柯炬（李正中）、李文湘（冷歌）、孟伯、姚远等先后在《东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过去十四年的诗坛》《译文十四年小记》《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等评论，整体概括了东北沦陷文坛的状况，分析了沦陷期文学的特点，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奠定了东北通俗小说研究的基础。

第二，20世纪80年代的横向研究。这时期关于东北文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不仅挖掘了很多不知名的作家作品，而且还涉及了很多社团、流派、期刊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14册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等著作和期刊。

第三，20世纪90年代的纵深研究。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如史论著作主要有任惜时的《东北文学统览》、李春燕的《东北文学综论》《东北文学史论》、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孙中田的《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期文学史纲》、申殿和、黄万华、刘爱华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和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期文学史》，还有《东北现代革命文学史》《东北现代文学史》《东北现代文学史论》《东北新文学论丛》《东北新文学初探》等。其中徐迺翔、黄万华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期文学史》以整体研究的开放格局将其中的东北沦陷期复杂的文学现象置身于其他沦陷区的文学史的交叉论述中，梳理出几条经纬，让读者在对照中整体把握东北沦陷期文学史的面貌和规律。综合性研究的论著有《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张毓茂的《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³¹ 、孙中田的《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逄增玉的《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之比较》。张毓茂最先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为“五四”以来的东北新文学，包括东北左翼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来考察；孙中田倡导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应从“审美的取向出发，以整体流变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参照”；逄增玉将“东北沦陷期文学史中的重大文学现象的生成特征置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进行考察，揭示特殊状态下的文学与中国主脉文学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³² 。该研究注重宏观把握和线索的勾勒，虽对审美功能和文学本体有所关注，但不能做深度论述。于是专题研究著作异军突起，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沈卫威的《东北流亡文学史论》及徐塞、王科的《驰过天际的星群——对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整体研究》、马伟业的《大野诗魂——论东北作家群》、徐迺翔的《梅娘论》、岳玉杰的《试论梁山丁的乡土小说》、范智红的《袁犀论》、黄万华的《艺文志派文学初探》《艺文志派四作家论》等专题性研究对某个具体问题做深入挖掘，弥补了宏观研究缺乏深度性的不足，为东北通俗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四，21世纪的立体研究。21世纪以来，关于东北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开始涉及东北文学的各个方面，如高翔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辽宁文学》、刘晓丽的《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宋海燕的《封建性与近代性的杂糅——论〈盛京时报〉中的近代小说之主题》《〈盛京时报〉近代小说概况》、蒋蕾的博士论文《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刘晓丽的著作在宏观视角下观照了特殊时空中作家的生存和文学的生产状况，搭建了宏大的叙事框架，涉及了大量被遮蔽的史料，开拓了东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高翔试图从全新的角度阐释地域文学，显示出了学术视野的前瞻性和突破创新性。总之，这些著作和论文因为研究视角、模式和方法的不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得出众说纷纭的结论，为东北通俗小说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理论支撑。

另外，日本学术界对这个特定时空产生的文学也比较关注。1990年日本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研究著作，如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内研究》《昭和文学研究》、靳丛林先生译介的《伪满洲国文学》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身份出发，以另类的视角观照伪满洲国的文学，为本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思路。

虽然以上著作有部分内容涉及通俗小说的论述，但大多或是“蜻蜓点水”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却未形成专门的著作或者论文。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言论越发自由，思想越发解放，各大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收集十分重视，并全面开放，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和保障。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发现，东北的报载小说数量惊人，涵盖内容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既涉及新文化的内容也包含了通俗小说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光明的前景。

五 研究方法和思路

首先，史实源于文献，从报刊入手。作学术研究，贵于求实。苏联院士巴甫洛夫曾说“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缺少史实的查证，没有文献学的基石，任何研究都是空中阁楼，只有从原始资料出发才有利于把握当时历史状态和作家精神世界的真实情况 ³³ 。“中国的文坛与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  ³⁴。尤其对于资料贫乏的东北通俗小说而言，它的运作过程是与大众传媒特别是报刊的关系密不可分，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最早总是通过报纸或文学期刊（主要是后者）向社会公开露面的，之后根据读者的反响情况再结集成书。东北通俗小说的单行本保存下来的很少。庆幸的是，东北的报刊资料留存下来的较多，虽有损毁，“但仍有大量小说通过残留的报纸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³⁵。东北现代通俗小说史通过现代文学报刊，“展现了它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的” ³⁶。通过对报刊的考察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观照其自身的文本内容，而且对其所生存的时代环境有整体而深入的了解，改变传统文学研究中仰赖作家文集，忽略客观实事，受主观意识参与影响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相对闭塞的东北地区而言，报刊更是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因此笔者希望借报刊更好地把握通俗小说的发展脉络，从而更有迹可循地构筑中国通俗小说史的一部分。所以初步研究将“主要力量放在确立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文学事实（真相）的描述上，再由这些文学事实出发切入问题研究” ³⁷ 。工作第一步便是挖沙觅金，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发掘出发，从收集最原始资料等基础的工作做起，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以及对散佚资料的搜集和爬梳，对东北各类报刊进行分类收集和整理，理清东北报刊的发展脉络，试图寻找东北通俗文学生长的话语空间，并对各个时间段呈现出的独特性做出自己粗浅的总结概括。因此，“研究这个课题除了占有必要的资料之外，还需要对时代的心态和情绪有准确的把握” ³⁸ 。

展开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纷繁复杂的报刊中选取出有代表性的为考察对象。根据保存的程度和报刊自身的特质，笔者选取了《远东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大北新报》《滨江时报》《滨江日报》《大同报》《满洲报》《麒麟》《新满洲》及《新潮》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各个时期的小报，如《午报》《哈尔滨五日画报》《新民晚报》《醒时报》等。选择上述报刊的依据有三点：第一，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且刊载通俗小说数量大，有利于系统、全面地展开研究。第二，办报时间跨度长，如《盛京时报》办报长达38年，《泰东日报》长达37年，《大北新报》历经23年，《滨江时报》历经16年，《满洲报》历经15年。它们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三个历史时期，见证并参与了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刊载了大量的通俗小说，体现了旧文学体系向新文学体系转型过程中交错复杂的微妙情况。第三，文化特质不同。东北沦陷区作家季守仁（吴郎）曾于1940年元旦撰文评价说：“以写作的意识与态度来立论，《泰东日报》所刊登的中篇创作显然是不如《大同报》的效果，这是由于它只是在‘新文学’的温暖羽翼下，呻吟着桃色的安乐窝，失去了艺术上的基本价值与效果而已。”  ³⁹ 吴郎的论述反映了报刊所处环境和身份的不同所承载的文学形态也不相同。例如，《远东报》作为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所载内容相比较而言多受俄国文化思想和政策方针的影响和引导，完全站在俄国的国家立场发表言论；《盛京时报》《泰东日报》《大北新报》和《大同报》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奉天、大连、哈尔滨、新京办的中文报纸，分布在东北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体现了不同城市的社会面貌和文学状态，如大连作为最早的殖民地，一直处于特殊的“安定”之中，为此，《泰东日报》相对受政治影响较小，文学创作园地的自由发挥程度较高。《滨江时报》和《满洲报》作为民营报纸善于更深入地、更广泛地体现市民大众的审美取向，是研究东北通俗小说的重要载体。此外，《麒麟》《新满洲》《新潮》作为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安身立命的重要平台，不仅承载了通俗小说发展的使命，而且开拓了许多新的文学类型，促进了东北通俗小说的发展，是研究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

其次，立体呈现东北通俗小说的真实情况。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研究属于综合性学科交叉的论文研究。该论文以文学史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以东北沦陷时期的报刊为切入口，采取文献整理方法，对原始报刊的整理、钩沉、拾遗补缺，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经，以文学载体、作者群落、文学类型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为纬，主要分析东北沦陷时期大量被遮蔽的通俗作家在面临国家存亡和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创作心态和文化选择；论述他们在殖民语境下，如何在日方推行的种种文艺政策下谋求生存和理想的平衡；探究东北通俗小说在狂欢的表层下隐藏的复杂时代烙印；论证它们所蕴涵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方思想以及东北都市、市民文化；提炼其独特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归纳概括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形成论文。

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前有引言，后有余论。引言在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证了本文的选题理由及研究的意义。第一章在宏观把握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史的基础上，梳理出东北通俗小说的流变情况，即从明末清初的几篇成熟之作到清末民初东北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型及20世纪20年代东北通俗小说的初具规模，并在体现中心辐辏的同时，探讨边缘地域小说发展的独特性和异质性。第二章具体探究了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生存的话语空间和发展的两个阶段。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通俗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在对外部环境的调适过程中，沦陷时期的通俗小说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三章是对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的载体进行研究。东北通俗小说在不同时期的载体不同，呈现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同时由于东北地区书局和单行本的薄弱，故而突出了报纸和期刊的作用。这里通过对东北小报、东北报纸副刊和期刊的整体梳理、归纳、概括，来考证不同载体下的通俗小说特征。第四章是对通俗小说作家群落的考察。一直以来因为通俗小说的被忽略导致了通俗小说家的隐身地位，这里通过在对通俗小说家身份特征等方面的挖掘考证基础上，概括出几类作家群体：20年代通俗小说作家群；三四十年代通俗小说作家群；女性作家群；京津作家群以及日系、俄系、鲜系作家群。由于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表现出的文学气质和创作心态也迥然不同，呈现出的作品各有特色。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的类型进行探究。这里的小说类型主要有社会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及山林秘话小说。纵观上述类型的小说，其在内容上呈现出与沦陷之前迥然不同的特点。社会小说出现了世情小说和幽默小说；历史小说增加了野闻掌故小说和史材小说；武侠小说出现了匪类小说，并丰富了女土匪的形象；侦探小说更多地受到日本侦探小说和时局的影响，出现了逻辑推理小说、新闻事件小说和防谍小说；最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的东北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山林秘话小说。这类小说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第六章是对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在对东北现代时期的通俗文学理论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沦陷时期通俗文学理论建设的特点，并分析了东北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建设的开山之作——《小说作法之研究》。该著作总结了通俗小说创作的主题、形式、结构、本质、表现、视点、人物、环境、文章的形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