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林东海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从惊姜之夕母梦长庚，到采石捉月骑鲸仙去，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神话，离奇幻化，恍惚他真是天外飞来的“谪仙人”。然而，他毕竟是个薄命的“凡人”，曾经到东鲁躬耕陇亩，也曾经到皖南采矿铜坑，是有过漂泊升沉不平凡经历的凡间诗人，他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采石江边。白居易《李白墓》诗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因为他有“惊天动地”的诗篇，所以留下不朽的诗名，流传着神奇的传说。德国哲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指出：“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在前进运动着”，“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诗人的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不可能停止不动，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向着新的形态发展，所以在李白身后，不同时代会塑造出不同的李白形态，对他的诗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经历唐宋元明清，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流派的演进，作为精神性的诗人李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人们的视野中，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形态，对他的诗作也被作出不同的解读，一代一代通过褒贬抑扬，重塑诗人的形象。

林庚先生的《诗人李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作品，是李白重构历史流程中引人瞩目的一尊雕像。林庚先生是诗人，他以诗人敏锐的目光和诗人特有的感悟，以及诗人富于感性的语言，重新塑造出来的这一李白形象，也可以视为先生的诗作，是一首充满浪漫精神的长篇歌行。《诗人李白》原是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改编成册却是一本薄书，于是附录诗选九十六首和相关传记五篇，才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本书篇幅不大，但却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是先生精心结撰的力作。全书有三大亮点，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三个疑点，那就是盛唐气象、布衣诗人和浪漫艺术，我们不妨把这三个问题摆在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举世公认，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的一座珠穆朗玛峰。林庚先生不以山为喻，而以水为喻，称唐诗为“诗国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盛唐气象”，这个气象的代表人物就是诗人李白。关于“盛唐气象”，林先生曾撰文指出，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而所谓“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即一种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乐观的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览明月’了”，时代赋予他“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因而成了“站在那时代的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的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有人认为现存的李白诗歌，大部分是从长安“赐金放还”以后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盛唐气象”，李白“不是什么‘盛世’歌者，而是那黑暗社会的无情的揭露者”（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就材料而言，李白诗歌“当时著述，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自是不能以诗篇分量来判定前后主次；就观点而言，显然是对“盛唐气象”一词的别解，与“盛世”混为一谈，理解成一种社会状态，而林先生说得很清楚，指的是一种精神现象。历史的演进，社会状态和精神现象并不是同步前行的，社会已经下滑，而精神凭着惯性依然上行的现象是存在的。盛唐历史转折时期，当社会矛盾大暴露的情况下，李白依然保持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就是最好的说明。李白的少年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大胆干时的勇气。李白常以横海鲲负天鹏自拟，充满自尊、自信、自强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兴社稷安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抱负。他自知毫无伐阅的门第，是不可能通过科举求得进身的，只能像道流那样选择走“终南捷径”，像策士那样采取四处游说，于是求仙访道，以隐求显，四处漫游，广事干谒，西入秦海，投书献赋，但都未见成效。终于在年过不惑，由道流贺知章的揄扬和玉真公主的举荐，才得以待诏翰林，游说万乘，然而仍是无职无权，不能一伸所能，不久便被“赐金放还”，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死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直到安史之乱，永王李璘起兵，才被征辟入幕，却以附逆之罪，锒铛入狱，长流夜郎。逢赦归来，已近暮年，还请缨加入李光弼大军，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最后死于当涂。终其一生，屡遭挫折，却从未放弃建功立业的理想，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乐观奔放的“少年精神”。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于权贵，乃至对于皇上，非但不能摧眉折腰，有时还要加以挞伐讽谏。所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以为太白如同汉代东方朔“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他对于权贵真是视若草芥，“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骂权贵是蹇驴鸡狗；对于万乘之君，同样敢于批逆鳞，“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雄舍人》），这些话都是冲着唐明皇说的，真是胆大包天，不怕因言获罪。对于唐肃宗之杀永王李璘，他在《上留田》诗中说：“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顦顇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明白指出，为了争夺帝座，骨肉互相残杀，言辞何等尖锐！这就是李白开朗解放的“少年精神”。他那种积极入世和勇于干时的精神状态，在衰世在未世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当道所容的，那是盛世士人所特有的心态，也是盛世社会所能容忍的心声。有人认为李白是“忧郁的愤怒的”，要知道，李白在忧郁愤怒之中仍然透露出积极处世精神，这恰好说明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正是“盛唐气象”。

在封建社会中，服装乃是身份的象征，仕宦衣官服，庶民穿布衣。因此，布衣也就成了平民的代称。正如林先生说的：“布衣的原意就是平民。”古代平民包括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所以尚未进入仕途的知识阶层，也是布衣，李白就是这样的布衣。有人认为林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布衣）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把李白诗歌的深刻内容归结为狭隘的知识分子情绪（布衣感），是错误的”（裴斐《谈李白的诗歌》，《文学遗产》79、80两期）。林文关于“布衣”这一概念的内涵说得很清楚，是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平民，不能简单地缩小成“知识分子”，更不能以今日的“知识分子”概念，去套用古代的士人阶层。“布衣”一词，不是林先生强安给李白的，而是李白自己戴上的一顶帽子，他常以布衣自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忝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赠崔司户文昆季》）；早年在成都干谒苏颋时，曾被“待以布衣之礼”，并以此为荣（《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年奉诏入京，唐明皇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草堂集序》），林先生指出：“李白终于‘一命不沾’，又正是典型地代表了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李白的“布衣感”，从他的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李白所谓“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以独立的姿态，平视王侯将相，这就表现出一种平权意识，体现了布衣的独立精神。李白说：“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为宋中丞自荐表》）要求别人进贤；又说：“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与贾少公书》）在永王军幕时，自己表示要荐贤，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尚贤”（墨子）和“举贤”（屈原）的思想，这都表现出一种任贤观念，体现了布衣的参政意向。李白反对穷兵黩武，对于攻打吐蕃，远征南诏，都在诗中有所讽谏，在《战城南》一诗中明确表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正义战争旨在维护百姓利益，非正义战争则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百姓的生命，李白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非正义战争，正如林先生指出的，他“要求不能再在开边的政策上使人民不得安宁”。这正表现出一种非战思想，体现了布衣的政治态度。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都发自李白的“布衣感”，而这种“布衣感”，林先生以为是一种古代的“民主要求”。“民主”一词是近代的政治概念和观念，说到古代“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神权社会向人权社会转化，“民”也由被占有的财富向被使用的工具蜕变，就在这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过民本思想。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战国策》），这些都表现出那种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定型之后，伦理政治的确立，民本意识，被主奴意识所取代，只是在觉醒的士人中还接过这种思想武器，向帝王权贵挑战，提出古代的“民主要求”。李白就是以布衣的身份，以民本思想为武器，与权贵对抗，正如林先生说的：“李白的政治生涯在许多方面是与屈原十分相像的，然而屈原还是一个贵族，是以一个贵族中进步分子的身份来反映‘两种文化’中的对抗性。李白却更进一步，以一个平民，一个布衣的身分来反映了这个对抗；屈原还不得不采用的‘从容辞令’，到了李白就表现为更解放、更无顾忌、更尖锐、甚至于说是更放肆的语言，他的愤怒有时简直没有把统治阶级那般人放在眼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对抗，就因为在他的观念之中，有民本民贵、载舟覆舟的古代“民主”精神，“布衣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本质；这就都统一为李白的布衣感”。

殷璠《河岳英灵集》说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独标一“奇”字，以状其风神。奇者，正之反也，出人意表，变幻莫测，即宋敖陶孙评李白之所谓“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臞翁诗评》）。古人评诗文以奇正，犹近世之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文艺史上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李白的“奇”，属于浪漫艺术，远绍庄（子）屈（原），近承建安（曹植），而称雄于三唐，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林先生指出：“他的浪漫的豪放的性格，就正是盛唐这典型的时代中典型的性格。”风格即人格，这种浪漫的性格自然表现为浪漫的艺术风格。所以林先生接着说：“至于他的《蜀道难》之交响乐般的雄伟，《庐山谣》之雕刻般的明晰，《天姥吟》之戏剧般的发展，在那惊险壮秀的山峰上，在那奔腾明丽的江流中，在那古代遗留的传说里，那里有自由的呼吸，那里有民族的血脉，这些又都汇成为李白飞动的、长篇巨制的歌唱，代表了盛唐解放的朗爽的风格。”这种自由的飞动的解放的朗爽的风格，必然在形式上突破初唐流行的五言，而代之以七言，突破初唐定型的律体，而代之以古体，所以林先生说：“李白正有许多五言的杰作，就是在四言上也还有绝佳的成就，然而我们却无妨说七古七绝乃是李白最杰出最典型的成就，这里而且说明着李白的性格”，林先生认为，七古和七绝继承了“歌”的传统，“这‘歌’的道路，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国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李白的浪漫艺术选择了适合其个性风格的形式，也选择了适应其个性风格的创作方法，以抒情为基调，以兴寄为旋律，以夸张为节拍，综合成一曲动听的浪漫交响乐章。李白诗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的表现，而不是叙事的再现，所以很难以他的诗歌证实历史事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史诗”，即便是表现政治思想，也是采用抒情的方式，可称之为政治抒情诗。情所由生，离不开现实生活，所以抒情并非缺乏现实内容，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认为李白诗“文而无质”（宋李纲《书四家诗选后》），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乃表现在兴寄之中。李白论诗，恰恰主张“文质相炳焕”（《古风》），鄙薄梁陈的“艳薄”，肯定“兴寄深微”（《本事诗》）。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乃至是国人思维的一个显著特性，“立象以尽意”（《周易》）从上古沿袭至今。李白的所谓“兴寄”，就是比兴，通过诗的意象，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林先生说：“民歌中‘起兴’的传统，启发了诗歌语言丰富的比喻与联想，也丰富了诗歌表现上的变化；人乃能创造人以外的事物来写自己，这也就是中国民族风味的特色。”诗歌的主旨寄托于意象，而意象的创造，李白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语言，从而达到警醒的效应。例如“白发三千丈”，林先生说：“历来诗人没有过这样的奇句，然而谁能说这句诗不好懂呢？这杰出的表现就成为诗歌语言典范的例子。”又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林先生说：“这也是千古未有的奇想，但是对于李白来说又是出之于那么自然的。”夸张的语言是出奇的，多半是超现实的，不是现实的真，却是艺术的真，之所以富于感染力，妙谛就在于此。李白奇之又奇的浪漫艺术，抒情的情绪化，兴寄的深微化，夸张的虚幻化，有时不被理解，乃至被曲解，以为脱离了现实，是“虚幻之说”（宋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其实，只要具有音乐的耳朵，仔细聆听他那浪漫的交响曲，一定能感受到那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以林先生曾把它归入“现实主义的传统”。

李白和杜甫是“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上山，一个下山，“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望着天，会异想天开，表现为浪漫的；望着地，自然要脚踏实地，表现为现实的。所以一般认为，李白属于浪漫主义，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都放出耀眼的光芒，即韩愈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他们的身后，历朝历代不断地加以褒贬抑扬，或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这只是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念、不同社会思潮、不同文学流派的不同观点，对于这两颗巨星的折光，这种折光无损于也无益于巨星的万丈光芒。所以对李杜褒贬的研究，与其说是李杜研究的课题，不如说是社会思潮史研究的课题，因为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视野总是包含在现时视野中”（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所以总是能从这种研究中感受到觉察到社会思潮演进的轨迹。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所写的《诗人李白》，同样在历史视野中包含着现时视野，文中所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自由”、“解放”、“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难理解，这些都是时代的烙印。四十年代后期，进步士人，大都赞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提倡自由、民主，五十年代建国之初，平民颇有解放的感觉，经济恢复，社会也出现蓬勃的气象，林先生对于这种社会的变革自然心潮澎湃，在李白研究中把这种当代视野和当代心境，融化到历史视野中去，所以说这《诗人李白》就文学意义而言，就像是他的一首长篇歌行；在后来的修改当中，我们可以觉察，林先生经过学习，懂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也学到诸如典型性格、现实主义等文艺理论，所以努力地往这上头靠，虽然并不自如，却也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是所谓当代视野。假如这本书写在1957年以后，林先生必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也许他就不想写了。文学的历史性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的。我们今天读这本书，是在读盛唐时期，读李白，也是在读建国初期，读林庚，用心的读者一定能从李白到林庚这古今两位杰出诗人身上得到诸多教益。